----汤烈辉
（十）到张家滩砖厂
1959年立夏后，津市的农村“右派”集中到窑坡渡建新砖厂。二类处理的“右派”每月有15元生活费，到砖厂交12元伙食费后还剩3元。我与胡丕颁属劳动教养，没钱交伙食费。厂长见我俩劳力好，由砖厂出14元生活费，比二类少一元钱。我到砖厂很高兴，一是三餐饭按时吃，还是白花花的大米饭，还有两样菜。二是按时出工，每天十小时，两个星期还可以休息一天。三是半个月还可以打一次牙祭－－吃肉，平常还可以吃到豆腐，这很重要。
在芦家峪这些都没有，吃红薯，出工从早到晚，晚上还放卫星，也没定时间。在那里一年多没吃过一次肉，吃豆腐是要票的，农民没有票豆腐也吃不到。这里交了伙食费之外还剩两元钱可以自己花。还有澡堂洗澡，不怕长虱子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怀念芦家峪的乡亲们。特别是周伯、翟家一族人，都是朴实、善良的好人，还有不爱说话的赵学玉大姐。
到建新砖厂几天后，我被分配去张家滩分厂。同去的一共十多人不像是去改造的，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人还唱起歌来。最大的年龄也才三十岁左右，全是青年。如胡丕颁、龙安帮还只十八九岁，还是娃娃，全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像是学校搞个什么活动似的快乐。胡丕颁桃源师范毕业，一期书未教完就被打成“右派”。据说他父亲也是教书的，也打成了“右派”。还一位姓余的代课老师也划入了“右派”之列。他改造了二十一年，到79年“右派”改正时统战部没他的档案，因他不是正式教员，不存在改正，更不予安排工作，统战部说：“你不是右派。”先前替他戴“右派”帽子，遭了灾，父母也遭了灾，他急了，受尽磨难与冷眼，连老婆也找不到。今天说他不是“右派”，他又急了，21年的折磨不白受了？“右派”看到了一点曙光，居然没他的份儿，你看这不太冤。他天天在统战部纠缠，讲道理，“搞我这么多年，还是假的？”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也作“右派”改正了，安排工作，就安排他到一个局搞总务，这是后话。
我们经中武当，到大洼步行到张家滩后，被安排到一间茅屋里，暂时开地铺。彭昭恒背着包进去，只听得他大叫，面红耳赤，丢了背包跑了出来，说话结巴巴的，“吊、吊……死、死……人了！”大家一窝蜂挤了进去。一女人上吊了，两眼睁着，舌头伸出来老长，裤腿上还有泥；厂里一些工人闻信也跑来了。她丈夫和三个孩子也来了，大孩子抱着他娘的腿哭，小的远远地站着嚎叫，她丈夫将这女人取下来，用板车拖走了。
这女人不是砖厂职工，为何上吊呢？说法不一。有的人说前天她在食堂偷了五钵饭队上要批斗她；有的人说他不满社会主义，出工不积极，扣了她家一餐饭；也有人说她患了病，又要出工，贫病交加，受不了，一气之下上吊。究竟真实原因是什么至今也不知道。
那年头死个把人也不稀奇，也没更多人去同情死者。一般的评语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有的死了还在批判。
“右派”中也不泛明白人，“先生们，我们只自己改造，别的不管，不传播，免得生出枝节惹上是非。”此话在理，也是经验之谈。大家真的不谈论那女人了。
这个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开铺，我心里还是有点怕鬼，时常想起那女人一双睁大的眼睛，那红红的长舌头，搭拉的头，披散的发，一想就毛骨悚然。头脑里常幻出这家饥饿的情景，那女人到食堂偷饭，又怎样给她的儿子吃，人家又怎样查到她，这女人又如何恐惧……大脑里不停地在过电影。加之这茅屋没电灯，一盏没罩的煤油灯，那火焰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像有鬼在戏耍。我老是不能入睡，看着这盏灯在闪动。
屋尽头堆着一堆茅杉，茅杉上残存有谷粒，老鼠窜来窜去，有人响起了鼾声。我似乎也有点迷糊了。
忽然间几声尖叫：“鬼！鬼！鬼”大家被惊醒，坐了起来，我也跟着喊，睁开眼，看到一只尺多长的老鼠，从杨威床头溜进茅杉里，我说：“哎呀，一只大老鼠，一尺多长，钻进茅杉里去了。”杨威还心神不安，怯怯地说：“我做了一个梦。那女人摸我的脸。”吴祥麟说：
“可能是老鼠舔他的嘴巴，大脑里还印着那女人是恐惧的反映。”大家又笑了起来，有人找杨威开心：“那女人喜欢你了吧”、“谁叫你长得那么白面书生，惹人家爱”、“不把脸洗干净，小心老鼠再来。”
这个晚上几乎没有入睡。白天的阴影印在大脑一时无法消失。
在张家滩劳力强的分配在围窑组，劳力弱点的分配在煤砖组，压砖组没分配人，那是熟练工干的技术活。
我被分配在围窑组，一担二十口砖坯，百来斤，从基层担起，越担越高，最后是十多米高，架两层跳板，我们喊着号子“吭唷，嗨哟”一步步爬到窑顶，没有胆量空身还不敢上哩。
不久，杨威病倒了。张家滩当地有位50多岁的医生，他号过脉，说是受了惊害，再是寒湿，我们很多人去他那里看病，他都说是寒湿，后来，我们谁有了病，就说“到寒湿先生那里去看看。”
我也有过病，拖腿不动，肚子屙，吃不进饭，寒湿先生说是寒湿，给了点药吃，不见好。大礼拜回津后，到人民医院看了，经化验是蛔虫，服药后，打出一堆蛔虫，病渐渐好了。
杨威请假休息，厂部说，小病不下火线，要搞大跃进。但可以不上窑，去做煤砖。做煤砖不用担百余斤重担子上跳板，确实轻松些，但蹬久了，腰躬背胀，头晕眼花。杨威还是竖持不了，经厂部批准，去织茅衫，茅衫用稻草编织，是盖砖的雨具，一扇扇。这些事本是家属做的，杨威来织茅衫也算是特殊照顾了。
（十一）大礼拜回城
在张家滩砖厂离家二十多里。每两周休息一天，星期六晚上返城，星期天下午回砖厂。来去步行。我与吴祥麟同伴走的时候多。他为人忠厚，不虚伪，年纪比我长，知识比我丰富得多，特别是历史、地理他都熟悉，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都答得非常好，我与他有共同语言。
我们在路上，不谈当今时事，只谈古人。从《东周列国》谈起，谈楚平王。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谈隋炀帝滥用民力，虚华浮燥民不聊生。谈武则天的检举箱，谈沈俭期那些拍武则天马屁的酷吏，谈一报还一报成语“请君人瓮”残酷幽默。这些历史罪人，丧尽天良，不讲仁义道德，是一班畜牲？骂这些历史罪人，心里非常舒服。骂得咬牙切齿。不知不觉几十里路就走完了。
我回到家抱着小波，孩子越长越差，疳疾更加严重了。吃得多，消化不良。我心里很急，很疼孩子，可是又无可奈何。还是刘伯妈带着。除此以外，我去邮局报亭看报纸。大跃进报导很多，头版都是载某地又放卫星，亩产三万斤、五万斤，比比皆是，标题套红，非常热闹。其余版面就是批判文章，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都是长篇大论，语言激烈，同反右时批“右派”文章如出一辙。全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声讨，是檄文，杀气腾腾，使人恐惧，使人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尽是一些该杀、该剐的“敌对分子”。
《人民日报》、《新湖南报》都是大字标题登这些文章，到如今，隔了半个世纪，这些被批判学者的名字有的记不清了，但我心里暗暗对这些人产生崇敬，他们学识渊博，有见解，不扭曲自己的灵魂，不昧良心。将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只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并不涉及政治，可是批判者硬要往政治上套，说是反动阶级观点，是反动阶级立场。我真不知这是为了什么？
次日下午，在返砖厂的路上，我对祥麟说：“我们的队伍天天在扩大啊。”祥麟瞧着我，心照不宣的一笑。他说，他也看了一天报纸，未出门。黄庭碧不要他外出，拿来很多报纸让他看。
黄庭碧是他的妻子，一位善良而坚贞的女人，她是一位优秀教师。她拿报纸回家给丈夫看很容易也很方便。
祥麟说，当今社会，要想平安，就是只做苦力，不讲一句话，开口就有被歪曲、被断章取义和遭受围攻的危险。虽然如此说，一个活人．而且是有头脑、有责任心的活人，又有几个能做得到呢？
譬如黄万里，水利专家。他经过考察论证，三门峡不能建闸，建闸后上游人民后患无穷，他能不说出来么？他作为一位学者，也是这个民族的一员，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与良心逼他说出来，谁知他一陈述利害，就被毛泽东盯上了。被他盯上就不是好玩的事儿，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大半，就等于被五步蛇咬了一口。许多学者被点了名，都遭了大殃，如马寅初、梁漱溟等都在劫难逃。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要大家学明代清官海瑞，他说海瑞刚正不阿，应该向他学习。《解放日服》还登栽了《南包公－－海瑞》。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一方面以言治罪，整得人死去活来，另一方面又号召人要“刚正不阿”，要敢想、敢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与做的为何相距这么远呢？他究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这日吴祥麟告诉我，澧县枪毙了两个人，一个是大队支部书记，一个是杀自己娃娃的农民。闸口镇一个姓苏的支部书记，一惯欺压老百姓，生产队有个猪场，猪场里死了一头母猪，他令50岁多岁的妇女饲养员为母猪披麻带孝，天天到母猪坟头去拜。另一个是白衣乡的，叫张自福，大队有一对青年男女，未婚同居，他将这两人脱光衣服，颠倒用绳子拥在一起，互咬生殖器。另一个农民更吓人了，是如东乡的，他将自己几个月的孩子煮了吃，他用吊锅正在炖，被人发觉了。达个农民的妻子跑了，留下几个月大的婴儿，这男人饿急了，就杀儿子吃。
听了这些，使人毛骨悚然，这年代人没了人性，常听人说父子互相抢夺对方的钵钵饭，夫妻对抢都有，人已变成了禽兽，甚至比禽兽还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啊，人变成了禽兽，你还能指望它讲仁义、讲良心么？
在张家滩干得不久，大约两三个月，调回窑坡渡建新砖厂。这是总厂，条件好些，睡上下铺。劳动时间不是十小时了，经常放卫星，工地上灯火通明，压砖的要突击几万砖，装窑的要装多少砖，数字我记不清了，到晚上12点收工。比在芦家峪还要好些，收工了可以吃一碗煮萝卜。
（十二）不要“狗咬狗”
到了建新砖厂，离家近了，但卫星紧锣密鼓地放，人实在坚持不住，悄悄躲进砖空子的茅衫里睡一下。公安局的人来得更紧密了，他们要体现他们的威风，要集中“右派”训话。训话没什么新意，“我们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要好好改造。靠拢党，要检举坏人坏事。”“‘右派’分子正在分化瓦解，要让‘右派’分子狗咬狗。”我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人的尊严全被剥夺了，我真不理解为何要如此侮辱？“右派”与共产党究竟有何冤仇？
我同其他很多难友，如吴祥麟、彭昭恒、胡丕颁……都闲谈过，我说：“我们应该各自改造自己，不要去汇别人的报，他们要我们狗咬狗，我们何必去当这条狗呢？”我说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历史上任何朝代，没有今天我们这么长的工作时间，说话言论有这么多的危险。”
我在日记里写过一篇小文章－－《蟋蟀》。说蟋蟀无知，听信人的挑逗，拼命嘶咬同类，这是人类的残忍，蟋蟀自身的麻木。
1959年下半年，砖厂作息时间已不是十小时了，常是早起六点，到晚上12点收工。每餐虽有半斤米饭，但因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还是只一个半饱。彭昭恒耐不住了，他跑了。去时告诉我，他去湖北，说那里劳动强度小些，能吃饱饭。
我们已很艰苦了，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当时有群“流窜犯”（当时是这么称呼的）来砖厂乞讨，讨，是没什么讨的，他们人也多，谁有东西施舍？我们吃饭时撒落的饭粒，或一片萝卜，他们马上捡起来送进口里。就是这样也成了“犯”。被一串串用麻绳系一只手带走。
这些所谓“流窜犯”是从河南来的饥民，在家乡饿得不行了到南方来求生。有的人被抓时也反抗说“讨饭犯了什么法？”就被拳打脚踢一顿。街头标语，又多了一个内容：“打击破坏社会治安的流窜犯，保卫三面红旗，保卫社会主义伟大成果。”在砖厂每天要带走十几二十余名逃荒讨饭的“流窜犯。”
这些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走路慢吞吞的移着步子，有气无力，拖着脚步走路。有的已严重患着水肿。我心里非常难过，同情他们的悲苦，他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弃了老少，奔走他乡，遭受侮辱和欺凌。他们中有的家人已饿死了，有的已无家可归。饥饿驱使他们盲目远离家乡啊。
进入冬天，雨雪也多，不能压机砖了，就安排我们做干模砖。挖泥、泼水、踩泥，手脚冻得通红，谁也不敢吭一声。
彭昭恒在外也立不了脚，向厂部汇报说他去了亲戚家。其实一是粮食统购统销后吃饭难解决，二是政治上经不起审查。到处乌鸦一般黑。
公安局来的干部要批斗他。我们是要发言的，特别是我，大家都知道，我俩都是芦家峪来的，平时又亲近。我盘算如何发言，表现积极点，蒙混一下众人视目。我想起了贺振辉一次对大家说：“诸位，说鸡巴、屁、卵什么都可以，只要不与政治挨边，就没事。”
我发言时，彭昭恒平时说的与政治有关的话我一句也没说。彭昭恒平时同大伙一道休息时，他也说了一些痞话开心。我发言说他道德不好，常说怎样搞女人一类脏话。谁知这彭昭恒（他是未结婚的青年），脸面上受不了，他火了。将我曾说过的一些涉及当今时事的政治的一些话全端了出来。结果矛头指向了我，开始了对我的检举揭发。我在砖厂与人接触面广，彭昭恒、胡丕颁同我接近最多，我也说得最多，他们检举也多。我与吴祥麟也时常接近，他始终保持沉默。
贺振辉也检举了我，鸡毛蒜皮的事说得非常严重，还是利用他那套“不涉及政治的方法”，雷声大、雨点小。
几个晚上，我已经无法摆脱困境了。我被单独隔离反省。厂里发动其他“右派”深挖、批斗我的罪行。这样一连几天“右派”斗“右派”不比左派弱。人人都想脱离苦海，想表现一下，充点积极，早点摘去帽子。至少也可以自保，哪还顾别人的死活。
一个姓张的“右派”，他哭丧着脸，大喊着：“要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毛主席！”他举起一条板凳迎面向我劈来，幸好被贺振辉拦住，不然的话，我头会被劈破。他没劈着我又嚎哭起来，那片忠心可见。
我精疲力竭了，我恐惧、我孤独，我觉得天也是灰暗的。就在我写这篇“记忆”时，听曾经一道改造的难友告诉我。很不幸啊，这位张先生得了偏风，处于瘫痪状态。我还是祝愿他早日康复，他比我的年龄还小啊。
（十三）死神在召唤
几天挨批斗又单独反省，孤独、寂寞、恐惧一齐向我袭来。他们又在动员，开预备会议，这个晚上我想到了死。
在这个社会活着难，时刻有被批斗的可能，有理无处说，动辄说你犯了法，亲人不可团聚，自己常饿着肚子，对儿女无法养育，对父母无法尽孝。每天劳动，使人精疲力竭，活着又有何意义啊。
我想，我妻靖辉她还年轻，我死了她得到了解脱。我的小波，反正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听天由命吧。只是父母养育之恩无法报达，未划右时，我按月寄钱回家，这两年来我分文未寄，也未去过一封信，因不敢面对父母，更不敢将实情告诉他们，来往信件由靖辉处理，由她“哄骗”父母。
我回想：1951年元月我从家里走出来，投入军营。五月份我已调入八团，本是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准备开赴朝鲜前线，过了一个晚上，营教导员又将我要了回来，留下替他做通迅员。我想当时我如能赴朝或许躲过了反右这一劫。或许被战死，我能落个烈士的英名，全家人都为我而光荣，父母还能受到党和政府的抚恤。也不至于现在成了反面人物，父母妻儿受岐视，自己受尽污辱与迫害……越想越绝望，生不如死，活着还有何意？
我站上床头，将绳子一头挂在屋架上，套在自己的脖颈上我迟疑了片刻、横心从床上跳下来。瞬时我感到头部发热、膨胀，我进入了梦乡。我在吃鸭子，被骨头卡着了喉管。我使劲要将骨头咳出来，不知咳了多久，终于将骨头咳出来了，我睁开眼才发现是躺在地上。
我看看周围，寂无一人。我想起来了，我刚才干了一件蠢事！我庆幸我没死成，我摸到绳子是断了。当时我的身体不足五十公斤，不知是怎么将麻绳压断的？我不该死啊。
我像是大彻大悟了，我为什么要死呢？难道我犯了死罪？杀人了、放火了、抢劫了？都没有，充其量说了几句实话。人，除死无大祸，何必自己去毁灭自己？要保住性命，留住“青山”还会有“柴烧的”。让时间去验证吧。忍耐、等待，会好起来的。
在那年月，做梦也在吃东西，人在死的路上，还在“吃鸭子”我想梦里的鸭子骨，就是那根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在使人窒息时，大脑还在工作，以为鸭骨头卡住了。人们说死没有第二次，不能有死的经验，我认为死也是可以有经验的。死神不要你，将你推了回来，你就知道死的味道了。
斗了几个晚上，大跃进年代，不可久斗呀，再斗也就是这么些。又要我上工地担砖了，市公安局一位干警，我记得好像是姓周。这位周干部小小的个子，白净斯文面庞，也不大声吼叫，好像他很“和善、仁慈”。他要与我“交朋友”，帮我改造。他同我谈心，我本来是留不住话的人，他和颜悦色与我谈心，我又怎能不说心里话呢？我如实说：我是听毛主席的话鸣放的，我是在会上的发言，这些发言是主持人出的讨论题，就题说题，如“你认为农民生活如何？”等等。一再承诺“言者无罪”，为何如此整人，有些问题还是故意栽赃陷害，原意并不是那么会事，他们说是“提高分析”又将这些提高分析的材料写进处理意见里面，这是故意置人于死地啊！
他要我说说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我又说了。你们对河南来的逃荒人称之为“流窜犯”，还绳捆索绑。你们说社会主义只有阶级爱，称为阶级兄弟，难道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我敢肯定地说，百分之九十九是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反而不敢出来。他们又犯了什么罪呢？如不是家乡饥饿，谁愿离乡背井，出来乞讨？你们的阶级爱又到何处去了呢？
他静静听着，轻轻地说：“我们也是执行上级指示，身不由已啊。”我觉得他的良心还在，我就更没了顾虑了，我说：现在每天工作时间，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二点，只能休息五、六个小时，人成了机器是受不了啊，又不敢说，谁说谁挨斗。我们这些“右派”，犯了错，要“右派“互相检举，与反改造行为斗争，说是为了”右派“改造，重新做人不是很好吗？偏偏要说“要右派狗咬狗。”“右派“也是人，也要顾全人格尊严，这种侮辱性的话不利改造。战争年代捉了俘虏也不准侮辱，”右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何至如此糟蹋人呢？
我这些话不属反动言论，是属于个人的看法，也不算颠倒黑白，应属实话实说。毛主席不是一再说实事求是吗？为何在大公无私的共产党面前就不能说呢？我搞不懂。
周干部问及我的家，我告诉他我没有家，妻子在她哥哥家架了一个小床，还有一个营养不良的女儿，一岁多了，患了疳疾，还站不起来，同事的老伴义务带养。他叹着气，表示同情，他要我带他去我的家看看。他去了，在我的几本破书中，翻到了我的一本日记，他说，他带回去看看。我只能让他带走。那篇《蟋蟀》也在里面，其余只是一些生活纪录，并没反动言论。
后来我听人说，我的那本日记在津市进了展览馆，是阶级教育的“反面展品”。
下了几场雪，快过年了，砖厂每人发了半斤苦楝子煮的烧酒、半斤饼干。我感到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将它放在枕头边，留到过年时带回家。饼干可给小波吃，让她也补充一点营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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