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序
我含着泪水，读完了汤烈辉先生自传体纪实小说《苦涩的记忆》，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我比汤先生小十三岁，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幸运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才十二岁，不够打“右派”的年龄。一九六六年“文革”时，如果出身或历史有点疑问，又有点文化就会成为“黑五类”，就大祸临头了。尽管经历了那个年代，我还是被汤先生哀切、凄苦的泣诉震撼了。如书中有一位名叫肖子成的农民，因壁上挂的毛主席像上眼睛有针眼（别人诬陷），戴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遭到毒打，就非常真实。“文革”时期，因不小心打碎毛主席石膏塑像，不慎撕烂贴在墙壁上的毛主席画像，都要被批斗、毒打，甚至判刑。我下农村采访时，亲眼见到一位农民无限崇敬的从城里买回一尊伟大的毛主席石膏塑像，因石膏塑像太重，便用绳子捆在毛主席石膏塑像的脖颈上，吊在扁担另一头挑回家，不料被大队民兵营长看见，说是故意把毛主席吊颈吊死（本身就是一尊无生命的石膏像），当即就召开田头批斗会，毒打一顿，打得皮开肉绽，双腿骨折。后来听说那农民冤不过，吊颈自杀了。自杀后还不得安宁，又召开批斗会，狠斗那农民尸体，暴尸荒野，不准入土。还有在那个年代生活的平民必须天天唱赞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山河一片红”“亚，非，拉人民，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去解救他们”，等等。如不跟着唱这些每天重复千百遍的调子，就要批斗，判刑。治国者要平民天天唱赞歌，一天听不到赞歌，心中就发慌，实在不是强大的表现，是一种虚弱。只有那些所谓的“右派”真心实意提出了缺点、不足，才能真正帮助治国者走向成功。可是在残酷的文字狱的氛围中，一个个心直口快，胸无城府。责任心强的忠良之士，被残酷迫害。其实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全民经济贫困，饿死三千万人的灾祸，被历史证明是人祸，是人为造成的。全民经济贫困的实质是政治、社会和民权的贫困。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会相信那个年代的人为何如此荒诞而残忍，可这都是真真实实的人和事。
漫长的五十年过去了，这部书中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人物、事件还记得如此真切、细腻，若非刻骨铭心，是不可能如此真实再现那个年代的。翻开华夏二十四史，包括清史稿应是二十五史，全是帝王将相、王侯战争，宫廷政变，朝代更替，平民是没有历史的。而汤先生此部纪实小说，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平民史，是一部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到一九七七年打倒“四人帮”这一段特殊年代的平民史，这不仅是汤先生个人的灾难史，也是全民族的灾难史，汤先生把它真实纪录下来，这部书有着非常珍贵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研究价值。我相信，这部极有价值的书，一定会流传下去，应该成为我们民族建立民主和法制的极好教科书。
我只是一位平民作家。博览群书，用文艺的形式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职业的习惯使我喜欢思考。我常想，为什么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民主与法制的国家，还会出现如此践踏民主法制极端荒唐残忍的年代？我们的民族在反思，每个公民也在反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大兴文字狱、焚书坑儒起，历朝历代都出现过迫害仁人志士的文字狱：司马迁直言谏君惨遭宫刑，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龚自珍怒斥文字狱，吟诗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我的一位文友，当代著名诗人王继杰“文革”时拍案而起，怒吟“人伤一命刑当死，政祸万民谁敢哼？”结果亦锒铛入狱，等等。数千年来，不知多少仁人志士追求民主、自由，付出了生命和鲜血，包括我们的党牺牲了三千多万烈士，推翻三座大山，才换取了民主、法治的新中国。可我们太天真、太纯真，对真正建立科学、民主、法制的国家还没有思想准备，还不知有着世界上最长封建专制史的国度并未摆脱封建思想的阴影，也并未铲除封建专制的土壤，才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悲剧重演。有幸的是，我们的党召开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用非凡的勇气拨乱反正，实行英明的解放思想，政策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惠及十三亿炎黄子孙。
和，乃禾字加口字，象征人人都有饭吃，标志物质文明。谐，乃言字加皆字，象征人人皆能言论，标志民主、自由、法治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如此，才能建成社会文明。我深信，汤烈辉先生及我们六、七十岁的人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一去不复返了。革命导师列宁说：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记住那个特殊年代，它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时时照着我们在走向民主和法制的进程中艰辛迈出每一步！
是为序。
王泸
2007年11月20日
前言
1957年，我正是青春年少，一腔热血要为祖国效力。我热爱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奔向哪里。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我并不怀疑会有什么危险，更不会想到有什么“阴谋”、“阳谋”、“聚而歼之”之类的陷阱。
遵照毛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指示我说了一些真话、实话，这些话给我招来了灭顶之灾。此后的二十一年，妻子被迫与我离婚（后又复婚），唯一的爱女饿死，父母遭受磨难，我自己历经九死一生。
我只是一介小民，在这个大社会里如沧海之一粟，无足轻重。但这段特殊的历史，却是于国于民都不可忘记的。为还原真实，警示后人，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故我要将它写出来。
我的《苦涩的记忆》一书以时间为线索，分四部份写：一、《步入陷阱》，主要是再现“大鸣大放”时期那段真实的历史；二、《荒唐岁月》，主要是回顾“大跃进”时期的狂热及“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三、《狱中生活》，反映那个大社会中，另一部分人残酷的生存状态；四、《遣送返乡》，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和农民的生活。
关于反右期间的伤痕文学之类书很多，如章怡和、叶永烈、朱正、戴煌、史若平、倪艮山、绿石等先生的书，都是写的高职位、高学历上层人物的遭遇。
我是一名基层小干部，谈起学历仅读了六年私塾，相当于小学生，离真正知识分子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不幸的是，却划了个“极右”，又在“极右”上以“反改造罪”被判刑。
一次，我的孙女儿汤苹问我：“爷爷，听说你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一怔，我怎么回答她呢？在一个十岁孩子面前我怎么说呢？她促使我将这段历史，连带我个人遭遇写出来，告诉后生晚辈。
汤烈辉
2006年6月8日
第一部分：步入陷阱（一）
（一）春雾蒙蒙
1956年春天，气候很不正常，热起来可穿单衣；寒流来了，又使人冻得发抖。
父亲来信，要我回家结婚，不然带他为我物色的对象来津市。我非常犯难，心中忐忑不安。同事陈长庚见我表情凝重，问：“小汤，有什么心事吧？”
“父亲来信了，要我回家结婚”。 “那好呀，喜事呀！” “我不想结婚”。
“为什么呢？你也不小了”。
我告诉他这女子姓廖，各方面都不错。贤淑、能干，人也漂亮，就是没文化，我不想找个没文化的。象我这年纪要是在农村早就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我是家里的长子，父母想早日抱上孙子，都为我的婚事着急，所以我很为难。
陈长庚瞧着我，欲言又止。
我说：“如果我同她结了婚，写封信回家，她不识字，要先给别人看，多么不方便啊！”
他点点头，说：“这也是。如不愿意就向父母回“硬信”，别耽误了人家姑娘……”
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老陈来到我的办公室，神秘地对我说：“小汤，我替你作个媒吧？”
“谁呀？”
“陈主任的妹妹呀！”
陈主任的妹妹叫陈靖辉，她不仅有文化，人也诚实本份。
“啊，她呀？她正在与张明贵谈恋爱。听说，张明贵还供她学费呢！”
“他俩已经‘挂筒’了，张明贵给的钱她全退了。我介绍你给她，她很满意，并约定今天晚饭后你们见面。”
我的心蹦蹦直跳，我说：“这么快，就见面谈？你真积极啊！你还不知我同意不呢？”
老陈嘻嘻一笑：“速战速决，让你父母不再提老家那门亲。
” 我觉得陈长庚这人这么热心，够朋友，又介绍这么个好对象，我心情也开朗起来。与中学生谈恋爱，觉得很恹意。五十年代，在工农家庭中能读中学的女子不多。在我的心里，初中生算是有文化的人。当时粮食局来了三位初中毕业生，都说他们很有文化。我自己没读小学，更没读过中学，只在私塾读了六年“子曰诗云”。
晚饭后，经过一番收拾，我兴致勃勃地与陈靖辉见面了。
在汪家桥边，一棵棵垂柳发着嫩芽，夕阳挂在皇姑山巅，又和皇姑山一起倒映在清澈的澧水河中，夕阳在荡漾的微波中泛着麟麟的金光。
她告诉我：“我家在宁乡道林，在那里读小学，后又在长沙姐姐陈运规处上女子职业学校。家里兄弟姊妹分了家，我归菊哥（陈敦义）供养。菊哥调益阳，我又在益阳读书。53年底，我同菊哥一道来了津市……，你也是那时来的吧？”
我告诉他，我是从常德调来。
她很直爽，也很大方。我想读过书的女子就是不同，不扭扭捏捏，滔滔不绝地说：“家在农村，读书迟，因此现在还在读初中。不过在学校，她也不是最大的。结了婚还在读初中的也有，同学们年龄都偏大。”
我说：“只要在读，年龄大点也没关系，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啊！”
她说：“我看你很勤奋，我晚上十二点钟在你窗下经过，你房间灯还没熄。听老陈说，你每晚学习到深夜”。
“这个你注意了？” 她腼腆一笑，“不必特别注意，经过窗下就能看见。”
我告诉她，我的文化基础太差，不自学是不行的。
“你学些什么呢？”“从小学数学学起，然后初中全套课程，现在初中课本学完了，正进入高中汉语、文学、历史、地理的学习。”
“难怪你的文章可以登报喽。”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看过呀！”
她又问我，自学难不难？我告诉她，难。不懂的完全靠自己去钻研，无人请教，同事们文化都低。不过攻破一个难关，也获得了快乐与自信。这在数学上更为明显。文、史、地容易学点。
“我佩服你的毅力。”
我看着荡漾的河水，有一句话不好启齿。我嗫嚅着。她看出了我有话要说，便问道：“你想说什么呢？”
“我想知道你与张明贵的关系。” “啊呀，我老早就给他退信了呀。”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
沉默片刻，我又问：“听说他供给你读书费用？”
她脸红了，“是的，我哥哥负担重。我把张明贵给的钱全退还他了。我与他性格合不来，在一起没什么话说，他不阴不阳，说话吞吞吐吐，不爽快。没青年人朝气，与他在一起闷得很。”
微风吹来，还有点凉意，夕阳沉入了皇姑山脚，山巅升起一道乌云。天渐渐暗下来，河面起了一层水雾，寒流说不定又要来了。
（二）法海和尚
当时，我在粮食局化验室工作。陈靖辉常来化验室，总是同彭月娥一道。她哥哥陈敦义劝妹妹同张明贵好，不然断绝关系。为了“骗”陈敦义，假意我与彭月娥“谈恋爱”。我们一起谈电影和读过的小说，也谈一些她们学校的逸事。时间一久，接触更多了，最后还是露了真象，同事们都传开了。
“小汤谈恋爱了，是陈主任的妹妹。”
“她不是在同张明贵谈吗？”
“说是‘挂筒’了啊。” 粮食局副局长张启知道了这个关系，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小汤啊，听说你同陈靖辉谈恋爱了呀？”
我笑笑，表示有这么回事。张启话峰一转，单刀直人：“你为什么同她谈呢？根据你的条件，你有才能，年轻、漂亮，完全可以找一个比小陈强的姑娘。小陈同张明贵谈，就让他们谈去好了。张明贵的条件不及你，年纪也大些。”
显然，他是在拆我们的台，我听了非常刺耳，很不愉快。
“张局长，你以为爱情是做买卖？可以转让的么？”我严肃地对他说。
张局长瞧着我：“你这是……这是挖墙脚啊。”
“胡说，他们早就断了关系！”我愤怒了，拂袖而去。
张副局长是一位南下干部，没文化，似乎谁该与谁恋爱，谁不该与谁恋爱，都要听他安排。否则，就是不听党的话。
星期六，陈靖辉来了，她告诉我：“你们张局长找了我。” “干什么呢？”
“他说你性格不好，老同领导抬扛，家庭负担又重，每月要寄钱回家。你还有肺结核病。张明贵家庭没负担，又是共产党员，是我们党内同志。我选择张明贵没错。”
我头上冒起了火花，这是什么话呢？“你怎么回答的呢？”
“我没回答他就出来了”。
“你听张局长的还来得及。”
她说：“我只是将他的原话告诉你，没别的意思，使你思想有个准备。”
一位领导说出这等话来，而且．是两边说，也可见其领导水平。
其实张明贵也不是没有家庭负担，他也不是树上结的。据我所知，那时他的父亲已是60多岁了，不管严冬，还是酷暑，都在马路边卖针。五十年代的津市大街边，一老头蹬在地上，前面摆一个箩筐，箩筐上放一平盘，上面摆满大针小针。他每隔一两分钟大声叫唤：“大针、小针！”常将不留意的人吓一大跳，这也是津市一道景观。张明贵如讲孝心，也可以不叫父亲去争这针头小利，饱受这严寒酷暑的煎熬。
我与陈靖辉谈恋爱，我告诉了她我的家庭情况，我弟妹多，父母负担重，我每月都要按时寄钱回家。陈靖辉说：“当然要寄钱回去，难道娶个媳妇丢个崽。”我觉得通情达理，也现显有良心，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
暮春一个晚上，团支部召集开会。青年们穿着苏联花布衣服，嘻嘻哈哈来到会场。市委书记王启功的夫人李建芳当时在粮食局会计股，也是团员。李建芳见了这些花绿绿的青年，又看到我还是卡机布中山服，便说：“小汤，你也该打扮一下。你身材蛮好的，如将头发烫一下，穿上苏联花布衣，一定好看。”我笑笑，也发了一些议论：“苏联人的头发有白的、黄的，自然卷发，是好看。我们中国人的头发乌青的，直直亮亮更好看。至于花衣服嘛，女同志穿了，花枝招展的确是好看。男人穿上花衣服，男不男、女不女，一副卖屁股的像，实不可提倡。”我的议论引起大家发笑。有一位青年叫道：“要响应党的号召啊！”
开会了。张副局长来到会场。他讲话了，他说今天的团员生活会，要检查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有人在恋爱上挖别人的墙脚，我听了非常气愤。团员们并不入题发言，东拉西扯。支部书记几次诱导，还没人说这是挖墙脚。我当场将张局长对我说的那番话与对陈靖辉又是怎么说的那番话，一起说了出来，请大家评论。我直指张局长是“法海和尚。”他显得很尴尬，气急败坏。
生活会开不下去了，大家一哄而散。我走出会议室。外面刮起了一阵大风，月亮已没在云里，但雨还未落下来。
张局长如此对我与陈靖辉“做工作”、施压力，反而促使我俩感情更深了。我与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相互思念。五十年代的青年，谈恋爱是躲躲闪闪的，我俩在一起时偏偏要大大方方，一起在大街上逛马路。
张局长找到陈靖辉的哥哥陈敦义，要他做妹妹的工作，局长对陈靖辉说的那番话，又在陈敦义口中说出来。他们越是如此干涉，我们相爱越深，就如风要将人身上衣服吹下来，人将衣裳裹得更紧一样。
陈敦义是一位老实人，他紧跟领导走，只要是领导的话，都是“英明、正确的”，必须执行。什么婚姻法，恋爱自由他不管，他也不懂，离他也远。只有紧跟领导他才有实际意义。
陈敦义做妹妹工作，妹妹不接受。他拿出了“撒手锏”，断绝与妹妹的一切供应，也算是经济制裁吧。
陈靖辉一切开支，只得由我全承担起来。
我与陈靖辉进入热恋阶段，别人也无法干涉，风平浪静了。我工作，她读书，信件来往不断，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是胜利者，谁料埋下了祸根。
（三）两位同事
在青年中，我要介绍两位同事，这两位与我后来命运多少有点关系。
一位是贺振辉。1954年初中毕业来粮食局工作，当时算是很有文化的了。他是本地人，城市贫民。他爱看小说、拉二胡、拉小提琴，也爱打篮球。这样的人，我很爱接近，我虽不会拉琴，可我爱听，我也爱读小说之类文艺作品。五十年代的青年爱读苏联小说，如《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还有一个中篇《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小说在我的记忆中与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相似，都是有点什么“影射”、或曰“攻击”。我们经常谈论对这些文章的看法，佩服主人公的艰苦卓绝，积极进取，不畏强权、机智和勇敢。我们还在星期六看一场电影。当时的电影如《家、春、秋》、《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浪者》、《白蛇传》之类，也是我们谈话的资料。我们在业余时间谈论读过的书及书中的人物，晚饭后到绿菏池打一场篮球，生活无忧无虑。
另一位是肖生琴。原是猪鬃厂一位工人，中共党员，因工作积极调来粮食局。他小学没读完，也不读书学习，但与领导联系非常密切，汇报特别积极。
他有一套呢子衣服，笔挺笔挺，白天穿，晚上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仍然笔挺。当时是县团级穿呢子服。人家常喊他“团级干部”，他也有这种感觉。走着方步，说话打官腔，说着一口湖北普通话。 一次，蔡振武局长叫我到办公室，肖生琴也在那里，当时他已是办公室秘书。蔡局长指示，要我俩去调查周绍华的经济问题。这周绍华是国民党的一名副官，大概是中尉，在局食堂搞总务，办事认真，但别人还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蔡局长一再交待，“实事求是”，我与肖生琴跑了两天，走访了几个单位和个人，只要与周绍华有往来的地方，都进行调查与核实，没查出问题。回来后我如实向蔡局长汇报，蔡局长点点头，表示认同。肖生琴补一句：“问题还是有问题。”他咬着那口湖北普通话，说得很沉重，很神秘。蔡局长是北方人，提高嗓门“啥问题？说事实！”肖生琴红着脸，不出声了。
我心想，我没离开他一步，我不知他发现了什么问题。
一次，我要出差，到办公室去开张介绍信，肖生琴为我写了一张。我拿着左看右看，这介绍信的笔迹和内容如小学生作业，实在难拿出手。我要他拿一张空白介绍信来，我自己写。他也不在乎，撕下一张丢过来。
五十年代，工农干部多，文化都低，我也不是一味的瞧谁不起。我自己文化水平也低。对肖生琴这种人，文化低，又不自学，装腔作势、专门巴结领导过日子，我确实瞧不起。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