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66．我要开除他的“右籍”
五八年春夏之交，当时的二机部、电力部、司法部、教育部、国家经委、建工部、中华合作总社、高教部、粮食部、外国专家局、铁道部、文字改革委员会、九三学社，文化部、交通部、一机部、三机部、外贸部、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百多名右派分子遭了浩劫从北京浩浩荡荡开进了西大林的浩瀚无边的沼泽地。因为大家全未带有长筒胶靴，只好整天整日两只脚全泡在泥里水里。大家往家里写的第一封信全要求赶快寄来长筒胶靴。可当时这东西到处很难买到。我父亲只好跑遍了南京城，终于在一家旧货店买了双打过补丁的寄给我。旧虽旧，但解决了大问题，别人很羡慕。当年中央国家党组到北大荒考察时当作一项很重要的困难提了上去。有个右派在国内弄不到，竟让莫斯科寄来了一双苏联造的。
鲁滨逊到了孤岛上要比我们当时强得多，他后勤补给的物资充足，连枪和子弹都有。我们除了铁锹和斧头就是随身背去的衣被。
在西大林除了夏天下雷阵雨淋透了衣服索性脱光了洗了一次免费雨水澡之外，从未洗过的澡。因为和没带胶鞋一样，一百多名右派谁也没带理发工具。大家的头发只长不剪，大有男女将分不清楚的可能。
八五三农场是铁道兵农垦局下属的一个农场，是军队集体转业建成的。就是所谓的兵团农场，是准军事组织。平时生产，战时可以打仗，人称平战结合。军队的各种建制仍然存在。人员的配备里就有理发兵。我们虽是右派，但也成了这种准军事组织的一部分。后来大概是基层干部见到我们一个个将会成为长毛，总场就派来了理发兵。理发不收费，不洗、不吹、不刮脸，每人几推子了事。那时我们这些老右苦吃尽了，头发茬子弄得满脖子也没人在乎。反正剪了总比不剪强。有一位女右派来时是带着辩子来的，劳动紧张又累，再没心思整理她的心爱的辫子，横下一条心剪了。但也免不了哭了一小会鼻子。后来中央发现当地的条件不宜妇女生活，很快都把他们调走了。我们成了清一色的男性世界，到也方便了许多。下雨天大家就敢公开裸体洗澡，也可随处大小便，不害怕任何人看见。
来给我们理发的就一个理发兵。西大林的近二百人他两三天也就理完了，可见理发的速度之快，可以称得上是放卫星的速度。但当理到我时，这种速度就刹车了。因为我与他说第一句话就认定他是最近乎的老乡。他果真也是盐城大冈镇人。并且我们两家还在一个院里同住过。不过他当年不是拖着鼻涕就是还在吃奶，没和他打过交道。在这万古荒原上能在他乡遇故知，我们双方甭提有多高兴。我告诉他我打成了右派。他说他早就知道，不是右派哪能到右派队的道理！他低声对我说，右派也不都是坏人，受冤枉的很多。就因为敢说得罪了人才挨整。他可见得多了。在部队里也有好人挨整的。他只顾与我聊，想多聊一会，理发的速度就慢得多。反正推子在他手里，想快想慢全由他做主。他是将一个人理完了才再喊下一个。干着活的人是不能停止干活等理发的。他告诉我他妻子也来了，还没有小孩。让我有空到总场找他。
我回到地里干活，别人问为啥理这么久。我如实说他乡遇到了故知。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惊异的。在这荒无人烟的西大林能碰到故乡的人也太巧太稀罕了，这世界也太小了！
他就是八五三总场的理发员朱耀友同志。我回北京后又重访八五三，特地去访他。理发店的他过去的同事说他们一家都回盐城老家了。
人吃五谷杂粮那有不生病的。可在西大林领导上不准你生病。生了病也得出去干活。有位叫刘似的老右患胃痉挛很久，发着时疼得在地上满地打滚，浑身是汗，人也日渐消瘦，就是不给住院治疗。非得像杨孟谦那样脚辗碎了才送医院。我在北大荒时从未见过我们右派住过医院。我有一次拉肚子，领导上说地里反正没女人，干着活的时间可以随时随地拉也没关系。我也只好一边拉一边干活，最终终于倒在地下再起不来。难友赵珍光和另外一位老右一边一个连拖带架着把我弄回了住处。
又有一回我牙痛，腮邦子肿了老高，不能吃饭。不能吃饭当然不能干活。队里只好让我去总场医院治牙。牙要拔，但当时疼不能拔，要到消炎止痛后才能拔。我只好在总场住招待所等。这时我就有空去找朱耀友。总场理发室就在招待所旁边。他们夫妇俩盛情招待了我。我当时没啥东西送他们，我手上戴的一块粗马瑞士表，是我妈养了一头大肥猪给我买的。我取下表给他们，他们死活不接受。我无奈说，这块表我戴着没用；除了睡觉吃饭和拉屎外都是干活时间。领导就是我们大家的表，再说干的都是重活，有可能把表弄环，不戴又没地方存，因为已经有人丢过表。我请他们替我保管这块表，等我离开北大荒时再还给我。他们同意了这个条件。我请他们把表带上，表若放久了不走反而容易坏。
我住在招待所除了牙疼大概又受了凉，夜里发高烧说胡话还乱哼哼。幸好睡的是东北大通炕，别的人赶快在半夜三更请来了总场的医生。医生在白天见过我，知道我牙发炎。当时给我服了一些解热止痛药。整整在总场等了十天才把牙拔掉。这次我真疼坏了，但也因祸得福美美休息了十多天。朱耀友夫妇老让我去聊天吃饭。谈他当兵离开故乡一直随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我当然也说了我离开故乡、参军、上大学和成了右派到北大荒。他们俩非常同情和可怜我。他妻子问我，共产党对自己人为啥这样不讲理?
我再有本事也向他解释不清楚。这也是我要问别人的问题之一。可谁也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一直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总算有了初步的交待，但也不算彻底回答了这个问题。
牙拔过以后我当然得赶快回分场劳动。总场的医生按医学上的规矩给我开了一张转诊单，让在一个月后到八五二农场医院镶牙。
一个月后我向上级请假。上次我为治牙整整十多天没干活，上级不知道要怎么心疼！这次又要去别的农场，十天半月更打不住，不想准我假。并且说吃苞米碴子饭少一棵牙也没啥，照样能吃饱肚子。但我已经尝到了外出治病可以许多天不干活的甜头，再说我有总场的转院证明，我理直气壮地非要走不行。而他自己的嘴里就镶着金牙。我问他自己为啥要镶金牙。这下他无话可说，只好由我了。
我这下我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下子飞出了鸟笼，尽管知道还要回到笼子里，但高兴一天算一天。在紧张的劳动中那怕休息几分钟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我们当中许多人从北京到西大林子后就一直没去过别的地方。大家知道我要去八五二都很羡慕，只恨自己为啥牙不疼！到八五二当时要经过宝清县城。我们初来北大荒时就在这县城里吃过一顿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夜餐。酸菜、粉条炖狍子肉的美味记忆尤新，不少人给了钱让我带东西。我是我们之中的第一个被准假到外场去的老右，可真不简单！
当时交通不便，第一站先到总场，当然会去看老乡朱耀友夫妇。第二站就到了宝清。宝清县城可不像八五三农场，县城内有一个澡堂子，也就是浴室，这下把我乐坏了。我从下午一开门就进去，到傍晚才出来。洗澡的人不多，全是大池子，水也干净。东北人虽洗澡的次数没有我们南方人多，但洗起来很讲究。这个边疆小县城的澡堂子也很讲究。池子很大，座位也很宽敞，各种设置比想像的要好。比我们故乡小镇的浴室一点也不差。只不过是我们小镇上有三家浴室。而宝清县城仅有这唯一的一家。
洗过澡就要找个好饭馆美美吃一顿。饭馆有好多家，找了闹市口一家比较大的饭馆。这时吃饭虽然全国还未实行粮票制度，但肉食供应已开始大幅度减少，馆子里的肉菜稀少。我对服务员说我是南方人，听人说东北最好吃的菜是酸菜白肉炖粉条，但从未吃过（真没吃过）。能不能想想办法照顾一下。他先到厨房去了一次回来后说行。我又看菜单有蒜苗炒虾仁。在这北大荒能吃到这种菜我不信，因为当时是冬季。他保证算苗是新鲜的。我问虾仁是虾做的吗?
他说当然。可当菜端上桌之后根本不是蒜苗炒虾仁，但我也无话可说。蒜苗者，蒜黄是也。也就是冬天在温室里用蒜头培养出来的蒜，我们南方人叫青蒜，培在土里的叫蒜黄。根本不是什么虾仁，而是水发海米，也就是虾米而不是“仁”。各地叫法不一样，我又有啥法不要人家的菜呢！反正总比在农场里的菜好吃，我照样吃得精光。这回接受了教训，再吃饭点菜我就要刨根向底再买。我告诉人家我过去没在宝清呆过，所以要问清楚才能懂。有一种炒菜叫熘地尖，我根本不懂。经解释才知道是炒油炸土豆片。
当时各处饭店里鱼很多，都是鲫鱼。北大荒的鲫鱼和我们南方的鲫鱼不一样。头又小又尖，个头大，且肥。每条都要超过一斤，大的有两斤多。做这种鲫鱼用不着另外放油，鱼本身的油就足够用。饭馆买鲫鱼菜分单脊和双脊。将鱼从头到尾沿中脊一劈两半。半面做一盆菜算单脊，两面算双脊。我因仅自己一个人，每次都要单脊。
我到八五二医院来回都得经过宝清县城。回去时替难友们买了不少东西。但也没多少好吃的。
到八五二医院牙科，他们说我拔的牙虽然经过了一个月，但时间仍然嫌少，没长完全，镶了牙也不好用。我说我是右派，来一趟不容易。人家再没说啥，让在招待所少住几天就给我镶牙。这下我又有机会休息了。为了这棵牙，我前后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休息美了，但领导人的肺没气炸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在总场的右派登记表上的劳动表现一栏中，将我填成了“差”。这张表的复印件我有。是我回北航后主动到农场招生请农场负责人复印给我的。这次我也到了八五二农场，在他们中学招了两名大学生。这也算是对八五二农场给我镶牙的回报吧！我当然也希望在八五三场招到学生，最后一个没招着，反而在管局招到了学生。回到北航后我很注意东北垦区来的学生。八五三农场有两位女生考入北航。一位分回哈尔滨，一位正在读博士。我很喜欢他们，也尽可能地照应他们。我在八五三当然受过不少罪，吃过不少苦。我伐木时差点有两次丢了小命。但那是过去的事，在劫难逃！北大荒人的子女们，他们都比较朴实，肯吃苦，读书能用功，对师长也比较尊重，因而我很希望有更多的东北垦区的孩子们能到北京读书。
我在六○年春被原单位调往新疆离开了北大荒。我与张之才在八五三总场等汽车往迎春火车站时。我们刚要上汽车，八五三派出所的民警早守候在车旁向我们出示了搜查证，要检查我们的行李和搜身。好多人围观。司机要赶路让旅客上车让我们明天再走。我们两人别无他法，只能服从。检查完毕没查出什么东西。他们问了我的手表。我说是在上海念大学时买的，是块粗马表，并不好，一直放在朱辉友家。他们知道我离开北大荒才送来的。民警们问我们俩对搜查有什么意见。我们还能有什么意见！只是汽车走了。他们在“意见”一栏里填了：没意见，仅是汽车走了。他们让我们签字就走了。而我们还得将行李好费劲地再搬到招待所等次日的班车。次日上车时他们再没来查。司机问头天为啥要查我们。我们哪能知道！
回到北京见到李涛后，他告诉我：他们再次上山，把在山上用不着的东西都集中放在西大林的一间空屋里。若需要用东西可以回去取。有个别右派就打开别人的箱子偷别人的东西。有好几个人丢了手表。这也正是我将手表给朱耀友家戴的道理。可别的右派在北大荒没有老乡，只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给别人偷。派出所接到许多丢手表的报案当然要管。
就在全体右派离开北大荒时，总场派出所又如法泡制了搜查我们的那一回。这回没落空，有一位右派（我知道他的大名）箱子里搜出了好几块右派们丢的手表。 我们在西大林常收到家中寄来的食品，此人家中寄来的也不少。但每回都是偷着吃，不像我还舍得把一块大肥肉送给吕林“享受”。此人连自己的食品都偷着吃，别人的东西还能够不偷吗？
他大概想在北大荒当了近三年右派之后，说什么也要带点贵重东西回家。万万没有想到他却丢了最贵重的东西－－人格。这在我们右派分子当中是极为少见的。我若有权，我要开除他的“右籍”。
67．周庭秋与王澍田
一九五七年夏季，当时的二机部四零研究所（现在的中国航空信息中心）也不过百十来人，一下子打出了九名右派分子，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九位是：孙怀民、孙荣科、孙业绍、苏家琅、周庭秋、房洪生、邸致军、王永琏和我。当时我们所和许多兄弟单位都在现时的宋庆龄故居的同一大院内。大院内最先贴出的大字报是谢冰心的儿子吴平写的“无罪集”。是取言者无罪的意思。结果他最早成了右派。他父亲吴文藻教授回国前，是台湾国民党政府中华民国代表联合国派驻战败国日本的代表，他们一家受爱国心的驱使毅然回到了新中国。据别人说，吴平回国时连中文都不大会说。就是这热爱新中国的这一家响应党的言者无罪的号召，不少人成了右派。另外还有当时苏联总顾问的翻译王澍田也被打成了右派。
周庭秋是我们所的业务尖子，有人称他是才子。人很聪明好学。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也是个天大的“笨蛋”。当时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意思是说凡是地主家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而周庭秋家就是地主。他否认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而且有充足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的不正确。这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周本人从小是乳娘带大的。旧社会只有穷人因生活所迫才给富人家当乳娘。周庭秋的乳娘当然也是穷人。按照“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地主出身的周庭秋对穷人的乳娘就不可能好。因为地主家的人心都是黑的。可周庭秋这个“大笨蛋”偏偏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反其道而行之。在他参加工作之后他给两个母亲汇钱。给乳娘汇的多，给亲生母亲反而要少些。他知道乳娘比生母更需要接济。这位聪明的大笨蛋想以自己亲身的行为事实来反驳“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真理”。结果他就成了真正的“黑乌鸦”。在批斗他时，他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为天下的地主阶级辩护，与无产阶级的伟大学说对抗。就罪莫大焉，成了二类右派分子！他本来应与我们一起去北大荒劳动改造。
在快要出发去东北时吴平大概是统战政策的原因没让去，后来去了天津茶淀农场。周庭秋可不是因为统战的需要，而是他自己的原因在受处分的级别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周庭秋谈的对象是武汉歌舞团的一位舞蹈演员。我见过，非常漂亮。使得我们当时的小伙子羡慕得直流哈喇子。无人不说他的艳福不浅。
五八年春过春节前领导上不让我们回家过年，要留在北京准备到东北去。我们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皆遵命执行。偏偏周庭秋这位情种一下失了踪。领导追问我们，我们哪里知道！
周庭秋原来在厂里跟苏联专家当翻译，也是我的同学，毕业比我早。因为是同学，又都是南方人，平时很投机。他个子高而苗条，再加上穿着讲究，真可谓潇洒倜傥，一表人材。
组织上在北京找了个一遍没找到，就只好动用专政机器了。
周庭秋神不知鬼不觉地乘上了南下的列车，做着将要与日夜思念的情人相会的美梦，同时也要把将去北大荒受苦的不幸消息告诉她，好让她有个决断。当他的双脚刚沾上武汉车站月台的尘土时，迎接他的不是任何一个女性，而是两位便衣。他们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是北京来的？是！叫周庭秋？是！“请”跟我们走！
周庭秋被送进了武汉市拘留所。当时他是准备会情人的，上衣穿的高档皮夹克。当时好像仅有苏联专家穿这种高档货，中国人很少买得起。下身是高级毛料裤和锃亮的皮鞋。这样的人物被塞进了拘留所。那些小偷和乞丐们全围住了他，一个劲地问他犯了什么事，在何处砸了锅？周庭秋哪有心思理他们，一言不发。有人说他是哑巴，再不就是装蒜或装孙子。到吃饭时当然也有他的一碗。他哪能吃那种饭！人家问他真不吃?
他点头。他的饭很快被“邻居”分而吃光。
次日，单位保卫处的两人到武汉专程“接”他回京，也没难为他，还给他买了卧铺。发工资时被扣掉了卧铺票的钱。周庭秋到武汉去得快，回来得也快。但处分升级也非常快。他一下子由二类右派升成了劳改。二类当时不开除公职，当内部矛盾处理，有选举权。而升成了劳改就是敌我矛盾。他被送到了中苏交界的兴凯湖农场。我们二类右派每月还发三十二元生活费，他们没有钱发。我在北大荒有一回寄过一点钱给他，试试他能否收到。但没有回音。廿多年后我问这件事，他真的没收到。
周庭秋情人没看到一眼，却因此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处分，实在划不来。更可怜的是他的她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道。
为了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小的小事，就能给人在处分上又加处分，好像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谁也无可奈何的！
王澍田同志打成右派后去了东北老家，生活当然很困难。后来他的眼睛病得很重，要做大手术。为了把手术做好，王澍田再穷也得给主刀的医生“意思意思”。医生收下了他的“意思”，手术相当成功。他和医生都高兴。高兴的医生把王澍田送他的“意思”退给了他。并对他说，若手术前把收的钱退给他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怕对手术有影响，所以只好暂时收下。现在手术成功了，就可以钱还原主。因为这位医生知道老王是右派，日子不好过。希望他把钱拿回去增加点营养把病养好。王澍田遇到这样的医生，他治好的眼睛能不流泪吗？！
如果周庭秋当时能遇到像这位医生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至于当廿多年的劳改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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