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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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团寒假干部培训班是为解放后在重庆各大、中学校全面建团举办的。参加人员都是准备在各校建立青年团组织的骨干。于1950年2月开班、时间一个月。主要学习阶级、劳动、群众等几个基本革命观点和有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知识。学习中还用了相当多的时间以小组会和大会的形式向党交心，主要是交代并认识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历史等等。由于解放前的大、中学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因此在这个学习阶段里，学习班的气氛有点紧张，要求学员在小组会上逐个发言、讲述自己的家庭情况并进行自我检查与批判，大家再从阶级分析的高度帮助他提高认识、划清界限。我们小组的辅导员是一位穿黄棉军服，参加南下工作团的解放军排长，出身贫农、苦大仇深，虽然按照上级政策，他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态度还十分和蔼，但在帮助我们分析家庭、拔高认识方面，言词却毫不留情。总觉得我们这些学生对自己的家庭、父母认识过于温情。这也难怪，在他看来能为孩子一个学期交七担米学杂伙食费上中学的家庭，钱肯定是剥削来的。他总是说：“我们全家老小在黄土地上起早贪黑刨一年也刨不出七担米来”！总之，洪桐县里没好人，是地主统统都是黄世仁，是国民党的官一律都是反动派。资本家喝的也都是工人的血，只是为了集中精力推翻三座大山，咱们暂时不动他们而已。如此简单的政治逻辑，在当时却十分符合我们这些被革命宣传所激发、并一心想让自己也真正成为革命者的年青人心理。于是在相互渲染的气氛下，向党交心学习会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成了控诉自己家庭，并决心和家庭、和父母划清界限的表态会。而我正由于近一两年来参加学生运动中对家庭早已积存下不少成见，情绪就更为偏激。尽管实际上我对父亲的经历与历史背景了解得并不多，只凭平时在家里看到和听到的点点滴滴，按照此时的理解来加以解释并串联，组里的同志们和辅导员也帮助我分析和拔高。就这样：我父亲既然参加了国民党还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那他就是国民党的官僚，因此他一定反对共产党；他还进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家里曾挂有蒋中正题词的照片和佩刀，说明他政治上一定更反动（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实际上是参加国民党在中央训练团组织的强令轮训企业经理的学习班）；父亲所在的华侨企业公司解放后已定性为官僚资本企业并被政府没收，作为公司经理的他（我那时根本不懂经理只是为老板做事的高级雇员并不是企业老板），在家乡还置有田产，所以我的家庭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兼地主家庭；至于家里还雇保姆阿月那更是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于是在如此的思维推理下：为什么家里会如此反对我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为什么父亲曾要我从清华转学去反动的青年会中学读书？为什么大姐会跑到台湾去？……等等问题似乎一下子全都得到了符合逻辑的解释！同志们全都为我能够在解放前夕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跳出这样的家庭、断绝了关系而庆幸；我自己也更加由衷地感激党、感激组织把我从这样的家庭里拉了出来！从此更加深了对家庭的憎恨，更一心要把组织当成自己的家。尽管学习后期进入组织建设阶段时，我又由于家庭背景复杂和有台湾的海外关系等原因，办理地下社员转团手续时只被批准是个候补团员，候补期三个月，心里又一次深深地感到失落，但除了更加憎恨自己的家庭出身外，对组织也无从怨言。
以参加市寒假干训班的学员为基础，清华中学正式建立了团支部。两个月后即1950年5月4日就成批发展新团员并扩大为团总支，我也提前转正，并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暑假又参加重庆市团委举办的暑期学园。9月被选为学校的团总支组织委员。到1951年3月，即高三下学期开学前，我又被学校团总支推荐到西南团校二期学习，并就此正式脱产参加了工作。由于寒暑假都在参加团委的集训和有关政治活动，所以解放后我基本上一直没有回家。
总之，在这一年多里，我们一直沉浸在解放初期的革命热潮中。尤其1950年6月又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我们更完全相信，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就是要扼杀年轻的红色政权。大家更加同仇敌忾，成天喊着“打倒美帝、保家卫国”的口号，读着当时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亲身参观了歌乐山上的“中美合作所”，看着美蒋特务摧残中国人的刑具和渣滓洞里烈士们的鲜血，浑身热血沸腾，豪情满怀，确实觉得这时候的中国，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需要全力保卫苏维埃时的情景，自己一心也想要能做一个中国的保尔，或像吴运铎那样的人，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自己理想中的“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即使由于家庭的缘故，需要我接受党更多的教育和考验，走向革命的道路将更为艰巨和曲折，我也要坚决走到底！
在这种思想和形势支持下，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当时的党群和团群关系。党员和团员都被称为是“在组织里的人”。当然、“党员”的称号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十分神圣，是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哪里有困难就率先往哪里冲的带头人。即使我们团员也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组织里再三强调：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在组织里的人和群众有了矛盾、闹了意见，无论群众对错责任都在党团员身上，都要在小组会上做检查……。因此不仅使党群及团群关系十分融洽，而且使党团组织很快在群众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威信，真不愧称为“鱼水情深”。现在看来这既是解放初期的形势需要，实际上也正是我们原本在口头上高喊着为人民服务口号的真正体现。可惜的是，我们党并没有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随着执政江山的逐渐稳固，后来便逐步产生了异化，党员的身份和党群关系也渐渐变了味。虽然那是几年后的事了，但当今天回味起五十年代初期那种军民一家人，党群鱼水情的情景时，心田里依然感到如此温馨，却又令人万分地惋惜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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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那真是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几乎每天都有新鲜事情和激动人心的消息，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整治社会、平抑物价、恢复生产的政绩，对外扬眉吐气的民族自尊，乃或是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干部作风，都使人们打心眼里很快就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党产生了完全的认同。同时，那又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只要组织一声召唤为此而付出自己的全部也在所不惜。特别我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过地下组织，在黑夜里憧憬过新社会来临的18岁青年，那种欢欣激奋的心情更是难以言表。
但这一年里，在我堪称亢奋的情怀中，也渐渐滋生起了某种失落的感受，虽然它总被自己极力压抑或掩饰着。由于在组织身份上，通过“地下组织公开”和“干训班由社转团”，我接连两次都因为自己家庭背景和大姐的海外关系而遭遇挫折，由党员变为社员、社员转团也由正式的变成候补的，这不能不使我那激荡的心情蒙上阴影。虽然每次组织上都会给我讲上一通“出身无法选择，走什么道路可由自己选择”，“重在政治表现”，“这也是组织对你的一种考验”……大道理，我也似乎无奈地接受了这些道理，但道理终究不是现实。不仅曹贞干、李普杰、张运富等我们地下社的负责人很早就都抽调去了市委或市团委，就连由我发展的郭汝魁和再由郭汝魁发展的刘若兰等人也都陆续被组织抽调出去工作了；我们原来“向太阳”壁报社的高石、杨人杰、张运维等好朋友有的参了军，有的也抽调走了。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学校里过去地下社的战友已所剩无几，特别是我熟悉的几个朋友先后全走了。心灵深处某种冷清、孤单，不受信任的感觉，不时浮上自己的心头，特别是一向有些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我，在这种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就更反衬出了内心的落漠。
然而这种情绪又给我的思想至少派生出了两个直接后果：首先是对自己家庭的埋怨，因为出身和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是自己根本无能为力的事情，可现在却正是它直接影响着自己革命，真是一种无奈！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组织上说的：要和自己家庭彻底划清界限。怎么划呢？按照当时传统的教导，那就是要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尽量揭露和控诉自己的父母在政治上压迫、在经济上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要深挖这个家庭对自己的教育和世界观形成的影响，揭露和批判得越彻底、越痛恨、越是上纲上线，就表明自己越是背叛了原有的家庭出身，就是思想觉悟高，也就是越革命。当一个一心想投身火热斗争的热血青年，却又面对着自己出身拖累而感到无奈时，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偏偏我对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又不很清楚，只能根据一鳞半爪、甚至是捕风捉影地给予拼凑和臆想，而且这种拼凑肯定只会就高不就低，实际上也就是尽力往自己的家庭、父母、也包括往自己头上扔“臭屎”，极力批判和丑化解放前的生活和思想。偏偏这样做还是自己主动的、“诚心诚意”的！今天想起来这似乎有点既可悲又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没人强迫我这样做，可这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气势，使我和许多同时代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一样，大都“心甘情愿”地这么做了。总之，那时候的思想确实很“左”，特别在对待自己家庭、父母的憎恨和对自己思想的批判上，这种“左”的情绪更因为自己无奈的处境而加剧。使我在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着过激的言行，对家庭、对父母在思想感情上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伤害。时光流逝，一切已无可弥补，今天回想起来内心实在感到愧疚。
然而，我更没想到的是我这种对家庭和对自己的过“左”，实际上还造成了更大的人生悲剧在后面等着我。因为这些资料是要放入档案陪伴自己一生的，不仅是今后组织评价和使用你的根据，更是历次运动来临时可以随时把你揪出来的辫子和批判你的依据。于是，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怪圈，凡当初越是进行所谓自我革命，越向党表露真心，认识批判越深刻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那些真心诚意而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者），不仅自己容易由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形成自卑的心理；而且随着党阶级路线的贯彻和档案资料的运用，恰恰就此把自己进一步推出了革命队伍的圈子，甚至成为革命运动的对象。值得思索的是，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解放后的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同志整同志、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中。相反、在危险的白区地下工作时期，反倒真正能贯彻“重在个人表现”的方针。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许多烈士们出身并不好，甚至有的家庭还很富有，但是他们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并最后献出了生命。《红岩》里的刘思扬就是这样一位有真实原型的烈士。我有时候就禁不住想：不知道这些烈士如果活到六十年代，或者是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遭遇又会怎样？这确实是一个沉甸甸的引发思索的历史话题……。但是，无论如何从此我的人生悲剧就这样陆续上演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风浪不断向我迎面扑来，一浪更比一浪高，所有的依据就是档案里我在这个期间内写的自我认识和交代材料，然而，这难道又能说我是咎由自取吗？！
但是，先不管这些，发生在这期间与此有关的一件事，看来还真有点可笑。直到七十年代我才知道，我家六位亲兄弟，档案里的家庭出身居然完全不同，同是一个父母、一个家庭，有的档案里是资本家、有的是职员、有的还是工人。而且基本上是解放初期本人思想越想革命的人，他档案里的家庭成分就定得越高。道理似乎很明显，当时越想革命的人经常越是痛骂自己的家庭，越是上纲上线，所以成分也就定得越高。这究竟是令人伤心的悲剧，还是可供人取笑的“闹剧”？真还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历尽几十年历史风霜的荡涤再回首往事，真感到当时我无论对革命、对解放、对迎接新中国都太天真、太幼稚了。对展现在自己面前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本身，它发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根本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有的只不过是一种年青的狂热。把政治看得这么简单，真以为只要红旗一展，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喊，就可以截然地换了人间。更以为政治家信誓旦旦说的就是他真要做的！在狂热的理想激情包围下，不但对“人民怎样才能当家作主”等问题从来没去想过；甚至到底谁才是人民？怎样才算真正的人民？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一心就知道要听党的话、要巩固新政权、要强化专政以对付敌人，更要为保卫红旗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以革命为已任，即使自己出身不好也要准备接受长期的自我改造直至脱骨换胎，看似大义凛然、实则幼稚和糊涂。统帅自己全部思想的只有两个字：“信任”！彻头彻尾的信任，信任每一项政策、信任每一个号召，信任报纸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或讲话。根本没有想到随着红色政权的建立，这些话是会变的。特别是自己的位置，实际已经从所谓的“第二战场的战士”变成了“同路人”，又随着今后数年阶级路线的逐步深化，将在被政治撕裂的社会中打入“另册”，逐渐被边缘化，处于所谓人民和准敌人之间。可是偏偏不及时醒悟，甚至还以为自己早已是革命队伍里的“自己人”了。其实可以这样说：从这时候、也就是新政权成立开始，我的可利用价值已经结束，无论今后表现如何革命，由于我在向党交心的白纸黑字中写的家庭出身，父亲的国民党背景，姐姐去了台湾等社会关系，已经无可争议地把自己从“自己人”的圈子里甩了出来。真正聪明并有点政治头脑的人，应该就此找到在新政权下原本应该呆的位置，做点自己该做的角色，比如继续上学、远离政治，不再追随和参加这支队伍等等，可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承认或接受这点。依然深信着所说的：“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神话。对党、对这个革命、对政治理想依然忠心耿耿、幻想翩翩。于是从此就在自我背负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出身原罪意识的双重十字架下，在锣鼓喧天和激情燃烧中开始了永无尽头的苦行教徒之旅。
这显然是个悲剧。正如北大荒人对那些深度受骗上当者，常爱说的那个比喻：“自己被人家卖了，还乐巅巅地帮人家数钱哩”！
可以说，我的整个人生悲剧也就从这里奠定了根基。
我忽然想起了春秋时代的范蠡，当然我无法也无意和范大夫相比，在勾践打败夫差后他突然就消失了，真是聪明啊！
“乌托邦越美丽就往往越残忍”。
这话是有人在别处说的，也许放在这里并不合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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