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吉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全民族的灾难，历史上已作定论。我记述的只是“老五族” 在此劫难中的遭遇。
第一节“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要算是从“五一六通知” 算起。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指向并非我们这些早已定型的“五类分子”。但是，我们仍是在一切“牛鬼蛇神”之列，只不过是已浮出水面的“死老虎”，而要整的主要是“走资派”。
马基亚维利主义者还有这样一个理论：“一个政治集团，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众多的三号人物，不能在其中间再有一个二号人物。否则，后者就成为上位者的威胁，等于是引火烧身”。
“文革”中似乎按这一理论行事，来解决对“上位者的威胁”。我们只是作为“陪绑”者而已。
（一）抄家、揪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近两年 。 1968年春，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进而深入为“挖掘地平线下的阶级敌人”。
自5月8日起，电石厂开始揪斗第一批“牛鬼蛇神”，被揪的“摘帽右派”中有洪钱林和贺大中二人。首批人物多半是在厂内科室里的大的“牛鬼蛇神”。厂内设立了“牛棚”，专门关押他们。此后陆续多批进行，而车间中的揪斗进行的比较滞后。
1968年8月5日我被揪斗、抄家、挂牌示众。当时，我患六型肺结核，正在休病假；又正值我的第三个孩子肇武患病在土城子化工医院住院，我带着大女儿肇友在医院看护（我的第二个孩子肇兴当时在沈阳我姐姐家里）；我的妻子安娜为了不耽误工作，仍去上班，中午回医院替换我并给孩子喂奶。当日上午9时许，我抱着小三，领着大女儿到外面散风回来，刚上楼，正好碰上来揪斗我的其中的三个人：许安祥、丁宝山和宁福贵。
许安祥说：“好呀，我们正找你，到你家去没人，邻居说在医院。跟我们走吧，到你家去”。
见此情况，我已完全明瞭，于是我对大女儿肇友说：“你在这看着弟弟，我跟他们去啦，中午你妈妈就回来。”
大女儿肇友时年8岁，就快要上学啦，也已经很懂事了，见此情景，就哭了。我安慰她说：“没事的，一会儿你妈妈就来，别着急。”
我随同他们三人走出医院大楼，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医院门前，我瞟了一眼汽车的牌号是：06－24034（说明一下，06是那个时候代表吉林省的顺序号，2是吉林市的代号，后面才是车号），车上有许多人，还有一位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的人，牌子上写着“伪保长纪晓峰”。
我爬到车上，有人给我挂上牌子，早已准备好了的，上面写的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马吉卫”，而且马吉卫三个字写的一正一歪一倒，用红色墨水画上个大叉叉。有人命令我和纪晓峰站齐了，低下头，手不许扶车栏杆。
有一位名字叫张国财的工人，见我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命令说：“你把像章摘下来！”我顺从地摘下。他拿过去别在自己胸前。
造反派到我家之后，让我挂着牌子站立一旁，他们开始翻东西。此时，我有暇定眼看了一下，一共12个人，除前面提到的四人外，还有：大联委（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负责人韩国忠，群众专政组两大派各一名负责人王修顺（转业兵，中共党员）和张锦洞（转业兵，中共预备党员），以及造反派群众韩威（回族人）、李文彬、安宝发、陈远明（转业兵，中共党员）。还有一名汽车司机。
他们翻查的很细致，但还算文明，没有摔、打、砸等损坏物品的行为。
有人翻箱倒底，见到铺箱底的报纸，是1965年1月5日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报纸，上面印有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排的大照片。许安祥发话说：“你们看看，他把刘少奇的照片还保存着呐！”我反驳说：“用来垫箱底的，不是特意保存它的，那并排不还有毛主席的照片吗？”许安祥哑言……
又有人见到横排版的套着红塑料皮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放在一个小柳条篓里，那位汽车司机说：“对毛主席著作多么不尊重，放在破篓子里面”。我解释说：“我没有书柜，所有常看的书都放在那个篓子里面。”－－看来这位司机也还真是个响噹噹的左派咧！
抄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群众专政组的王修顺说：“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找到。”我问他：“你们想找什么？要枪支弹药我可没有！”这句话激怒了这位湖南佬，他说：“你少费话！”－－我之所以要回应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一群乌鸦。
最后，大联委负责人韩国忠将他们相中的认为想要的东西揽到一起，在他自己带的本子上登记，让我签字，表明是他们拿走的东西。我头脑中大致还记得有：照片35张，清末木板印刷的《史记》一部，书信若干封以及一些外文资料。没有任何值钱的，更无“违禁”品。因为我很穷也很规规矩矩。
－－顺便说一句，在1970年7月我被遣送下乡时，被抄去的这些东西，只归还给我一部分照片，书信和部分外文资料。而那一部《史记》和其余的照片没有归还给我。在1979年，我的错划“右派”改正之后，干部科转还给我两张照片和两份个人资料，看来这些东西是被放入我的个人档案中了。在1984年中共吉林市委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时，我曾经通过政协转向电石厂“落实政策办公室”索要被抄去的尚未归还的《史记》一书。但当时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李春成通知我说，书已查不到下落。虽然是一部古书，但我并没向他们索赔。
抄家进行完毕，在返回电石厂的路上，我请求大联委负责人韩国忠，在染料厂门前停留一下，以便我打个电话告诉我的妻子安娜让她去医院看孩子。我获准了请求。车行至染料厂西大门处，恰巧安娜从厂里出来，她见我挂着牌子在车上，便已知晓一切。我示意她，于是她就急忙去医院了。
回到电石厂已是中午，我被带到车间大联委办公处。韩国忠对我说：“你有肺病，就不要在拘留点了（指车间的小“牛棚”），你每晚4：00到6：00和早上6：30到8：00在厂大门前挂牌向群众认罪接受批判。白天写检查材料交待问题，晚上可以回家。”
这样，我便得到了“优待”。
后来纪晓峰对我说，这些人是先去铁东到他的家，抄完他家之后来土城子到我家的。他还问我说：“你家有多少东西，翻这半天？可把我肇苦了，我站在车上，你们家附近的孩子们真烦人，向我撇石头，脑袋都打出包了，干没招。” 看来“牛鬼蛇神”都被小孩子鄙弃呀！
我被揪斗以后，自8月起，群众专政组把我的工资降至38元。直至1970年我被解除专政后，又给我恢复原工资48元，并补发了扣去的那部分。还挺有意思，替我储蓄了一年多，只是没给利息 ！
（二）挂牌示众
自此以后，我每日早、晚两次准时挂着牌子到电石厂大门前和纪晓峰一起示众，接受群众批斗。这个时候，大帮挂牌示众的“牛鬼蛇神”已不多，浪头已稍过。有时只有我们二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幸好，没太引人注目，倒是少受些纠缠和皮肉之苦。
对被揪斗的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明令”：站立着、低下头、弯下腰、口中念诵自己的姓氏名谁和所犯罪行。如有群众追问，要如实回答，老老实实接受批判，虚心接受批斗者的“开导”（所谓接受“开导”即是忍受皮肉之苦）。
1968年8月8日这天，是电石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厂内职工都到市内开会游行庆祝，来往的人少些，4：00以后挂牌站立示众的被揪斗者也只有我和纪晓峰。一位把守厂大门的人走到我面前，听我念叨着：“我叫马吉卫，是摘帽右派，我有罪……”他说：“你摘了帽子就有理啦？你给我把帽子摘下去！”我一时间懵住了，不知所措。此时纪晓峰提醒我说，你快把帽子摘下去”。啊！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头上还戴着工作帽，急忙摘下。这位看门人还挺好，没难为我，就离开了。这时，纪晓峰对我说：“你挂牌站着示众怎么还能戴帽子呢！快把眼睛也摘啦！从此以后再挂牌站的时候，帽子眼镜全不戴。－－顺便再说一句，在我被遣送下乡回来的那一天，到达时，时间已近下午五点，随车去的搬运工将东西扔下车，就都走了。只有我和妻子安娜两人自己收拾。这时一位好心人来帮忙抬东西，原来就是当年的那位守门人，后来成为我们的好邻居，他也姓马。
因为我已被揪斗，就不能在家休病假了，哪有那么自在的“牛鬼蛇神”。于是我每天早6：30至8：00在厂大门前挂牌示众，然后回车间干活，晚上4：00到6：00再去挂牌站着。回家后写交待材料。
每天的工作是收集液体汞（即是水银）。醋酸车间生产的中间产品乙醛须用硫酸汞作触媒，所以需要金属汞。用后的废触媒含汞很高，叫做汞泥。在回收汞的操作场所液体汞到处都是，造反派头头就让我和纪晓峰在那里收集汞。汞是有毒的，人体内汞含量高会致使神经系统失常。正当八月天，气温高，烈日下汞蒸汽浓度极高，但我们俩不能不干。（在1969年5月厂里给乙醛工段的工人体检，查汞含量，查出我汞中毒，因而调离乙醛工段）。
过了几天，又有二人被揪斗：贾全喜，罪名是反动组织坏头头；张国才，罪名是反动组织坏参谋。又过了几天，又揪斗三人：盛辉，是我们车间的书记，罪名是走资派；韩国诚，罪名是反动组织坏军师；曹治富，罪名是反动组织吹鼓手。这些人，除车间书记外，都是派性斗争，掌权的一派对另一派的报复。这其中，坏参谋、坏军师、吹鼓手三者是知识分子。
1968年9月某日，开了一次揪斗、批斗大会。又揪斗了三个人：孙连凤，罪名是国民党员；阎福，罪名是国民党兵班长；王述祥，罪名是变节分子。在大会上，这三个人共同挂一个大牌子，是一块大黑板，拴三个8号线铁丝，每人脖子上挂一个铁丝，黑板上在各自的前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身份。孙连凤个子最高，在中间，黑板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的脖子上；两边的人个子矮，便宜了。会后孙连凤的脖子都压血印了。我们这些先被揪斗的人，挂着牌子站在两侧。
批斗的对象是纪晓峰，因为他交待问题时所提供的地址不确切，去调查的人没有找到，白去一趟，惹怒了造反派，这回要收拾他。在会上可把他揍苦啦，有一个转业兵叫刘德去调查的，把纪晓峰这顿大嘴巴子煽的，跪在那里接受批斗，硬是给打趴下啦，打的直掉眼泪。我站在他的右侧，都不忍看他。
会上还有人揭发他的“罪行”。有一个叫李文彬的年青人，揭发他说：“纪晓峰说，他现在在遭洋罪哪”。这时群众呼喊着，让他承认。纪晓峰说：“我没说。” 于是，李文彬这个小伙子又说：“他说啦！马吉卫当时在跟前，你们问他，他可以证明。” 这时大家又都向我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咋办？我若是证明纪晓峰说啦，那他还得挨揍，而且轻不了；我若说他没说，我也没法解释。我只好说：“我没注意这回事。” 正在此时，许安祥向我扑来，举手就打，并说：“你还包庇他！” 我急忙说：“你别打，我说”。我边思索，边磕磕巴巴的编辞说：“他没那么说，他说，‘他现在得吃点苦’”。许安祥说：“那不是一样吗？” 我狡辩说：“但他却不是像李文彬讲的那样说的”。于是，就这样，我得以解脱，纪晓峰也免遭了再一次皮肉之苦。
所有被揪斗的人都被圈在车间小牛棚里住，只有我回家住，早来晚去－－这可能是因为我患肺结核，怕传染吧。
我们这10个人，早晨和晚上一起按点在厂大门前挂牌示众接受批斗，经常有人光顾我们，盘问我们的“罪行”，甚至“开导开导”我们。后来，各个车间都在深挖阶级敌人，挂牌的人又多起来，厂大门前都站满啦，如同集市一般，特别是早上，上班的人多，看的人也多。
有一天早晨，厂大门前对过的火车道看守道口的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从个子高的一头开始，一个一个地问。孙连风个子最高，打头，第一个被问，问完就打；再问第二个，问完再打；如此问下去。我个子小，站在最后，问完第九个人，刚好8点。这时，领队的人高喊：“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哈哈，回去啦！！我免遭一顿揍。那个打人的人对我说：“今天便宜你了，你等明天的！”后来那个人也再没去。
还有更令人难解的事。孙连凤的母亲逝世时，他用公家的水泥做了一块碑刻上字，埋在坟前，以作标记，因为是公墓。造反派把这块碑从坆地拿到厂里，让孙连凤每天早晚来回扛着它去挂牌示众，把碑放在他的脚前边，向群众说明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好多事，边问边打。有一天早晨，连挨打再惊吓，又扛着碑回来，到了“牛棚”他就休克了，满脸冷汗，过了好一会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天早晨，下着小雨，我们顶着雨站着，来往的人很少停留，有些小孩子不管下不下雨的，总是围着这些人看热闹。有一个小男孩，十四五岁，专好“打香肉”，他也不问啥，看中谁了就给一撇子。这天，他穿一件大雨衣，袖子很长，朝我脸上就打，冷不防，闭眼都来不及，把眼睛打的又酸又痛，事后都充血了。咳！真是人不如狗！
有一天晚上，大家挂牌示众归来，列队排好，大联委负责人韩国忠命其手下许安祥将阎福叫去进行审讯。阎福回来之后，到我面前摸我一下脸说，让你也去。我到大联委办公室，韩国忠问我：“阎福跟你说啥啦？”我回答说；“没说啥，就说让我来。”又问：“他没把你咋的？”我说：“没有”。他说：“你回去打张国才一个嘴巴子，然后叫他来”。这时我明白了，为啥阎福摸了一下我的脸，原来是打我一下，没使劲。我回去之后也照样给张国才一下子。这回不灵啦！造反派看见啦，说：“你这是打吗？是在搂亲呀！” 于是，让我们互相面对面站两排，两人一对，相互打嘴巴子，开始时我们谁也不使劲打，造反派不准，必须使劲打。监狱里犯人打犯人大概就是这时兴起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一起挨纠的那个反动坏参谋张国才，掌权的那一派人最恨他。造反派问他有多坏，他说，我比刘少奇还坏。造反派说，你可赶不上刘少奇。他回答说，那我比刘少奇小不点。自此以后，在他的胸前大牌子上就写上“我比刘少奇小不点”。
后来，造反派就让张国才领头带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他是“比刘少奇小不点的牛鬼蛇神司令”领着我们，管我们。－－此前是让阎福领着我们挂牌往返，因为他是国民党兵班长，我们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其实，阎福是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一个班长，在围困长春时，曾泽生还没起义，他早就带领他班里的人投诚了，是有功的起义人员。）
哈哈！危难之中也有乐趣。
（三）我患上阑尾炎
1968年10月31日凌晨，我肚子骤然痛得难忍，挨到亮天，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胃病，给点胃舒平。后来遇见我们家的邻居赵宗江大夫，他一看就说：“看你这种痛法，是有炎症，化验一下血吧。”又去找原来看病的大夫请求化验血相，结果WBC 22000，再检查说是阑尾炎，须住院开刀。
这里有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大夫问，是否是被揪斗的。我不能撒谎，直说是被揪斗的。大夫说，医院有规定，被揪斗的不准住院。
经过多次哀求也不行。后来我妻子去找电石厂醋酸车间的群众专政组，说明情况，急性阑尾炎不能耽误。幸好，群专开恩，给写了一个证明，说可以住院。这才让住了院，办完手续已是下午3点多，已不能安排手术。
第二天早上，肚子不太痛了，我以为没事啦。病房大夫来看说，马上做手术。下了手术台后，大夫说：“再不做就要穿啦，脓已经鼓起来啦。”－－后来才明白，急性阑尾炎如果到后来反而不痛了并不是好事，有穿孔的危险。我住一周的院，在家休几天后便上班了。
妈妈得知我生病，急急忙忙领着我的第二个孩子回吉林照顾我。幸亏妈妈的照料服侍我才得以较快的康复。“世上只有妈妈好！”
在这十几天的期间，车间变化挺大：学习解放军，改称营、连制。四个生产车间（醋酸、乙炔、丙烯氰、氰熔体）还有机电二队合为一个营，横向管理，按倒班制的三班倒分成四个连，在连下边，把原来的每个车间的这个班的人合起来叫做排，排长就是原来的值班主任，下边的班组仍然称作班。负责检修的机电工人也随着倒班。我们这个营，全厂排序叫第四营，营长阵世海，副营长张银增，教导员王延录。
原来的各个车间的和机电队的“牛鬼蛇神”也归到一起，有好几十人。依旧是6：30上班，但不去挂牌示众了。先是政治学习，念报纸，然后劳动。我去的第一天，让我去扫乙炔车间的运电石的皮带运输机的栈桥。80多米长的栈桥，我们三个人扫，领头干的人叫赵广金（乙炔车间被揪斗的人，是个化工工人）他在中间，我和另一人曹志富在两边，一边一个，把他扫过来的灰尘再扫到外面去。电石粉四处飞扬。－－顺便说一句，这个地方就是我下乡回来后的工作岗位。
过些时候，就开始“解放”干部，一批一批地进行。直至1969年春节前基本上都“解放”了，只有我的“问题”还没落实。
“牛鬼蛇神”都“解放”了，便回到原工作岗位。剩我一个，也就回到原来的班组乙醛工段，在第二班，属第二连，连长支春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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