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十四）家属接见
刘队长将我叫到到厂部，我去了。“这是常德法院的同志，他找你”，他叫我对面坐下便问：“你妻子提出申请，要与你离婚，你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同意。”
“为什么呢？”
我苦笑道：“这还用说，我在这种地方。”
“不对。你还很年轻。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你好好改造，前途是光明的。”
我沉默着，心里在想“治病救人”有这种“救法”吗？我患的什么病呢，要用如此猛药？前途还光明哩，好言语他们都说尽了，我也听够了。“言者无罪”还在耳边，可我获罪了，家破人亡了！他见我沉默不语，又问：“你们原来感情如何？”
“很好－－不，很不好！”我咬着牙在回答。
“我看，你在说假话。”
我又沉默。
他又问：“你们财产怎么分呢？”
“我们有什么财产？我的被子、衣服都搬来了。在她那里的东西是她的。”
“没别的什么了？”
“没别的了。只有两百多元公债券，归她，我不要了。”
“看来，你们感情没破，我们替你做做工作尽量不离。”
“谢谢！不必了。离婚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要离。”
我在他做的笔录上签了字。
我回到车间，见到朱德均：“法院来人了，是我与妻子离婚事。”他“啊”了一声，又补了一句：“不要紧！”接着叹道，“唉，人生只怕有部份人是要经过结婚、离婚的。这也是人生真正的酸、甜、苦、辣啊。”
离六二年元旦不远了。我要去一次德山街上为犯人买些日用品。在这里，犯人现金交我，我拿现金到厂部换流通券交犯人。犯人要生活用品，由我登记，收他们的流通券我又去换来现金，由我到德山采购。
我外出，只要报告队长就行。我还被派出外收过木作车间的账务，大概他们也知道我并没犯什么罪，只是说了几句实话，不会跑出去违害社会。因此，我每月去德山街头一两次，替犯人买回牙刷、牙膏、邮票、信封、针线，特别是叶子烟。我自己身上只一元五角的津贴费。我想的是吃点什么，鸡蛋每个五毛，吃包子要粮票，吃不成。铜钱大一个的藕粑粑，每个五角，太贵不能吃。我走进照像馆，照了张像，想寄给父母。我还特地写了一排字：“秋末冬初春可望。”
在监狱是数着日子过的，其实我还有三个春秋才能出狱。“春可望”也只是一线希望，一种盼头。
我穿的是丁梅生替我缝的帆布夹克，那年我29岁。身体也基本恢复了，从照片上看也不很像犯人，两手插在夹克兜里，平静地挺立着，显得几分年青的沉稳。
当时，社会上物质极度缺乏，什么东西都很贵。叶子烟每斤八元，藕粑粑一餐能吃完十元钱的。只有平信邮票还是八分，信封每个三分，我记得还有一种伊拉克蜜枣，大约四、五元一斤。
我买了这些东西背回监狱车间，有人告诉我有家属接见。
我犯疑了，家属是谁呢？女儿没了，妻子离了，难道她还会来么？父母根本不知我在这里。我猜想着向厂部走去。
陈靖辉向我迎来，还跟着彭月娥。彭月娥牵着她的大玲子，我不知是喜、是惊，还是悲痛，久久相对无言，还是彭月娥开口了。
“我们等你老半天了。队长说你去了德山”。她笑了笑，“听说你一人单独去德山，证明你比别人自由，看你的气色还很好”。
靖辉久久地瞧着我，眼眶湿润，一语不发。良久，拿一包东西给我：“实在寻不出什么东西带来，买了20个包子。还买了一瓶酱油，可用酱油拌饭吃。”
我苦笑道：“我们吃饭不需什么佐餐也能吃个精光。”
她说：“外面吃的东西也都紧。”
沉默了一阵，我看她瘦多了，面容憔悴，体重大约不足80斤，我非常怜悯她，一个女人唯一的女儿夭折了，丈夫被关在监狱，又即将判决离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是非常痛苦的。寂寞孤独，当面被人冷眼岐视，背后被人指指点点，她是很难承受的。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现在我不能给她任何安慰。我惭愧！我难受极了。
她说：“烈辉，我给你的信，都是说的真话，请相信我，我即使嫁人也必需等你出狱后再说，希望遵照我的约定，出狱后，先到我那里再说。”
彭月娥接过话头道：“老汤啊，我可以担保，陈靖辉丢不开你。你知道她是我的真心朋友，她什么心里话都告诉我，她的心思我也知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与她真离，让她另找别人，我又难舍难分，说留着不离吧，实在不应该剥夺她的幸福。将一副枷锁栓在两人脖子上，一同受罪，一同被折磨，一同衰老，一同失去青春，又何必啊，我告诉她：“法院来人了，问了我一些情况，我签字了。”
她没吭声，在拭眼泪，这次接见，时间也很长，该说的话都说了，总是要分手的，我便说：“不早了，你们回去吧。”
她迟疑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向公路走去，又几次回过头来，其情依依。
彭月娥是有经验的，她走去几十步，又回过头来喊道：“你好好改造啊，听政府的话，争取早日回来啊。”我想她是说给管教听的。
（十五）初到改进机械厂
六三年春夏之交，说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开改造。改进综合加工厂的部份犯人调改进机械厂（就是现在常德柴油机厂），我是其中一个，我到了这个厂，就见到一张布告，日期还只几天，布告内容是，这个厂的一个犯人，原是一个“右派”，名字记不清了，年龄26岁，罪状上说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划为“极右”，投入劳教，在劳教中不认罪服法，还煽动犯人逃跑，改判为劳改10年，又不悔改，再次逃跑，判为死刑。
我看后打了一个寒噤，这人命就如蝼蚁，生存权很容易被剥夺。数起来，这人划右时，还只20岁左右，这个年纪，对共产党人会有什么仇恨呢？我想，他应该也是有过理想的。他父母也曾企盼儿子成才，有出息，能为国家作贡献，如今却犯下了滔天罪恶而被杀了。
我想到我自己，也是“极右”，也曾经劳教，因莫须有的“反改造罪”被判刑五年，如再跨一步，也是很危险的了，人的生与死，距离是多么的近啊！
我被分配在木模车间。木模与型铸在一栋屋内。型铸车间是一些重刑犯人。我虽在木模车间，但很少做木模，木模制作技术要求高，不是谁都可以做。当时车间做一批包装箱，虽是包装箱，要求很严格，板子要阴阳缝，上面刨光，大小误差以毫米计。流水作业，每天都有定额，只能超额完成，工作非常紧张。一环套一环，一切井然。
这里全是政治犯，互相偷窃现象少了，有文化的人多了些，吃活青蛙、吃活蛇的人没有了，这里也寻不到这些东西。
讲话要特别注意。不小心一句什么话，汇报到了厂部，麻烦就来了，监狱管理也严多了。每晚两小时学习时事－－认清形势教育。骂肯尼迪、骂戴高乐，骂苏联修正主义。我记得肯尼迪在这年被刺身亡，我也跟着大家高兴了一阵。
一次队长喊我去队部。我喊了报告，一进门，就要我坐在马札上，他坐在高椅上。这一高一低，他俯视我，我仰视他。我就低了他一尺多。无形中，增添了我的思想压力。
他要我谈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我平日对这些东西并不关心。我认为政治这东西，谁强谁有理。对修正主义，我并不甚了解，按字面解释，歪的能修正是应该的，只要不把正的“修歪”就好，那就名“修甭主义”了。“修歪”了应打倒。但我不会这么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的，肯定不是好东西，应该打倒，可以咬紧牙关，使劲地骂，使劲地诅咒。
可是我的脑子里的苏联老大哥形象，社会主义阵容牢不可破的信条还坚定。《九评》我也看了，争论得非常厉害，但还是稳妥点好，唱唱老调，这些老调，也是老早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的话是永恒真理。加之我在反右时，因不穿花衣，有破坏中苏联盟的罪恶。写在材料里，我还能破坏中苏联盟吗？！！
毛主席的永恒真理，必须维护。
我说：“社会主义阵容的领袖，认识上的某些偏差，意识形态上的分岐是难免的，经过讨论，批评论战，在马列主义原则指导下，一定会走到一起来。”
我的原则，不能破坏中苏联盟，看来我发言队长不满意，他板着脸“哼”了一声，显然答案不对路，他说：“你走吧。”
看来，我真正跟不上形势，弯子也转不了那么快，七年前，因为我不烫头发、不穿花衣，被扣上一顶破坏中苏联盟的帽子。现在又要我骂苏联修正主义，我实在不敢，怕骂错了惹出祸来。中苏都是祟奉的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会分裂，只会牢不可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一边倒”。马列主义大公无私，是人类共产主义经典，苏联是全世界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启明灯。我沿着这个思路，骂帝国主义、赞亚、非、拉人民反帝精神，想必不会出问题吧。结果没讨到妤，落得队长不高兴。
（十六）被扭曲的灵魂
木模车间有个不到20岁的青年，他叫吴广，原先他向程潜写了一封信。要求程潜明大义，抵制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说湖南到处饿死人，人民苦难太重，干部打人，要省长程潜救民于水火，当然程潜不会听他的，将信交到公安厅。这小青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投入劳改后，还死不悔改，继续他的反动言论，甚至公开说。在全厂犯人大会上批斗，那阵式真是吓人。后钉上40斤重的脚镣，带上手铐，关了禁闭。一次狱警，押他出来批斗。他见了别人微微笑着，若无其事，真有视死如归、闲庭信步的气概。
这吴广，关了半个多月，加刑两年，又放回车间劳动，他比原来虚弱多了，头部还有些浮肿，性格又格外烦燥，敌视所有人。呆呆的眼神，不断呛叨：“这社会……这社会…。”大家不在意他说什么，听得多了，听出他对社会的仇视，善良人装着没听懂，不去猜他。那些积极份子听懂了，不但听懂了“这社会……”三个字，还替他续了后面的潜台词－－“这社会真黑暗！”“续”就续了，放在心里不吱声就好了。他偏去汇报，说吴广不思改悔，对社会主义社会仇视，骂社会黑暗。吴广也不听那些，做事消极，老不完成任务，他在小电锯上切边料，不知为何，将右手大拇指、食指切断了。哇的一声，鲜血直流，马上有人关了电源，两个指头还在锯台上，真有点吓人，几个犯人将他扶进医疗室，包扎了一下，也没将断指接上，医务室也没这技术。
吴广又回到车间休息。几天后，晚上学习讨论安全问题。主要谈吴广的事故、吸取教训。有人说，他心不在焉，加了刑，前途茫然，“破罐破甩”。
更有甚者，说吴广“脑子灌满了反动思想，抗拒改造，以此自残”。
在狱中，与社会上一样，宁左勿右，拔高分析，无限上纲是认识深刻，是表现好，可以不顾别人死活，越尖锐越好。
这吴广手痛得直“哼哼”。心地善良的人说“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有人却说他在“故意闹”。
说话左点，良心黑点不会错事，是靠拢政府的表现。如怜悯同情，就不好了，搞得不好惹祸上身，说你与他什么关系，是否串通反改造。至少说你同情落后犯人。
我出狱时的鉴定，就有同情落后犯人一句，这张东西，出狱时要交华容县公安局，我看见了，这是后话。
大概半个月后，又要批斗吴广，要他交代，为何要自残？为何说社会主义黑暗？为何要抗拒改造？
吴广大声吼道：“你们黑了良心！我还只20岁，再过12年，我也只32岁，我自残，出去了怎么生活？你们为何不想一想？尽说些伤天害理的话，会遭雷劈的！”吴广这几句话说得理直气壮，被他这么一吼，大家家怔住了，都哑了口，会场冷了场。
这时一个叫胡明生的犯人，约40来岁，他原是一个大队书记，因逼死了人命也入了狱，这时他开口了：“吴广不老实，大家帮助你、挽救你，你还不接受。不认罪服法，改过自新，反而如此反抗是自寻死路！”
其实，这胡明生牢骚更多，他常说他是冤枉。他是工作的差错，是按上级指示，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死个把人，不应判他刑。他今天又积极起来，他问吴广：“你的名字谁取的？”
吴广没好气地“谁取的关你何事？”
“陈胜、吴广是反秦领袖，你是不是想学他们？”
吴广出着粗气，咬着牙齿，用眼横着胡明生。
这时半山腰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他叫刘正中，予头直指胡明生，他说：“胡明生，吴广想当反秦领袖，谁是秦王朝呢？难道社会主义是秦王朝？毛主席是秦始皇？你这是攻击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么一比喻，一推理。听的人真吓坏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地方，用这种比喻推论，是要胆量的，弄不好要批斗，要加刑，要砍头的，他这么一说，会场又冷了，空气又凝固了。
在这里很少有人与人为善，灵魂都已扭曲，一心只想如何压倒人，表现自己博得队长认同，说他认识深刻，这些人同是受难者，又无冤无仇，只想置人于死地，投什么呢？投个积极，争取立功减刑，这胡明生想积极一下，结果被人戳了这么一下，也吓倒了。
管教干部绷着脸，一言不发，让犯人互相揭短、互相挑刺上纲，把问题彻底揭露出来。免得这些犯人合伙图谋不轨。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的交心运动，“坦白从宽”，胡明生的陈胜、吴广说成了罪恶，说他拐着弯子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毛主席。
（十七）两位前辈同乡
洗衣组有十几名老弱犯人专为各车间犯人洗衣。一日，我洗过澡送衣服去洗衣组，一眼见到一位前辈同乡。我一惊！脱口喊：“呀！傅三爹！”他也一惊，歪着头瞧瞧我：“你是汤玉泉的儿子吧？－－这里不准喊傅三爹，是同犯。”
我尴尬地笑笑，他又开口了，是长辈对待小孩的口气：“你怎么进来的？你家是贫农。不听话吧？怎么来这里？”
问了几个“怎么来这里”他表面看来平静，内心却很激动。监狱遇故乡人啊，感慨万千。我说：“五七年划了个‘右派’，以后又定了个‘反改造罪’判了五年”。
“还有多久呀？”
“我要到65年元月才满刑。”
“啊，我要比你早新生。我判了十年，快满刑了。”他又补了一句，“你好好干啊，不要再犯什么错了啊。”
以后，我每次洗澡都要到他身边站一阵，说几句话，这老头胆小，开口都是犯人腔，我去了他总是看看前后有无人，如有人佯装两人不认识，没人，他就问这问那，家乡现在如何？某老人还在不？其实家乡的情况我也知道很少。
这傅三爹叫傅岩。解放前是岳阳仁义乡的乡长。这个乡包括现在华容县的幸福乡、隆西乡大部份，还包括南县的北洲子和大通湖，是岳阳在河西的一个大乡。我做小孩时，常看到他，我家住在杨林所，乡政府也在那里，那时傅岩大约40来岁。老百姓不喊他乡长，都喊傅三爹。听人说，他是黄埔四期学生，是林彪的同学。他在仁义乡当乡长，与老百姓有说有笑，打打麻将，与有文化的人吟诗作对。老百姓之间闹纠纷都去向傅三爹告状，他两边各批评几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干戈就息了，老百姓请他吃饭，他也去，他并不显得高人一等，很平易近人，他是没民愤的，老百姓并不恨他。
在一些书上，说伪军政人员如何欺压百姓，劣迹多端，在傅岩身上见不到影子。任何朝代，任何事与人都不是绝对地好，也不是都坏，如和尚不吃肉，济公偏明目张胆的吃，还吃狗肉。唐朝怀素和尚在长沙食鱼又到长安食肉，而且食出病来，肯定还吃得不少。如果谁说和尚都不吃肉，那就错了。国民党坏、腐败也正确，但也会有例外，这看个人的性情与修养．德操不能一概而论。
不久，傅岩释放回家了。
还有一位前辈老乡，引起我很多回忆。吴广切断手指后，厂部为了抓安全，队长命我将木模车间工作流程各个环节，编一个顺口溜，用毛笔写在木板上，挂在各自的工作台或木马边。
譬如，这个工具的性能，工序的操作要领，应注意事项，安全危险点，要以通俗、形象、易记诵、有趣的文字表现出来。
我在调度室写了几天，无意中发现一张犯人登记表，其中一个谢紫云“反动会道门”、“道首”、“已故”。我又是一惊，这老头也来过这里，引起我许多回忆。童年，我家住在月亮洲。我在保安垸－－现在的东城蔡家湾读私塾。离我家约三、四里路，每次来去要经过谢紫云的屋后。他家一栋大茅屋，住着谢紫云兄弟两家。后面是竹山，再后面是义山－－墓地。
私塾先生是父亲的舅父余谷松老先生。那时他近60岁，非常迂腐，学生背后叫他余憨子。教室有一座自鸣钟，从未校对过。有时天黑了，钟还未到放学时间，他也不放学。我回家还要经过那段义山，心里想起脚下尽睡的死人，有的还是刚死的熟人，非常害怕。加之，义山里还一个白骨塔，是烧人骨头的，大人们常说，白骨塔有鬼显身，想起汗毛都竖起来。为了先生早点放学，我几次爬在书桌上，将钟拨快一圈，又常被同学告发，于是我被提着耳朵跪到孔夫子像前拉下裤子打屁股。
每次经过这段坟地，我要哼着不成调的花鼓戏以壮胆。走到谢紫云的竹山边（人们都叫他谢二爹），大部份时间谢二爹在散步，他穿着长衫，斯斯文文，见我快步瞎喊着走来，总是笑呵呵地说：“新伢子（我的小名），关学了吧？这么晚了，怕么？”
“谢二爹，我没关学。先生一个破烂钟走不准，学放得迟－－我真有点怕鬼。”
“什么鬼？鬼是心里想出来的。不想就没鬼，不要怕，我住在这里，没见过鬼呀。”
谢二爹自己不种田，他有几个儿子，都在家种田，是自耕农，最小的儿子比我大两三岁，解放后在岳阳新华书店工作。
谢二爹会治无名肿毒、疱节，当地很有名气，我小时候也生过疱节，父亲牵我到谢二爹那里划上一刀，挤出脓来，上点药末就好了，他只收点药费，太穷的人他药钱也不要。有一位曾满爹，后胫长个大疱，已经烂了，这地方肉少筋多，是很难治的。谢二爹将烂肉割下来上了几次药居然慢慢好了。
谢二爹是“同善社”首领。常在当地观音庙一个偏殿敬神。他们教神有一套仪式，要喊礼、读祭文。如烧香要一根根插，礼宾要喊“一上香、二上香、再上香”三根香才插完。怪麻烦的，磕头要喊“一叩首、二叩首，再叩首”才磕完头，毕恭毕敬。夏天穿夏布长衫，拿折纸扇，文绉绉的，“同善社”的人都识文断字。乡亲们都称之为“先生”。
解放前夕，我家迁到杨林所，离他家五六里路，我也没读书了，1951年我参了军，后又辗转在常德、津市成了粮食部门的干部，就再没见过谢紫云了。但他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很深。
今天见到这张犯人登记表，引出我童年一串回忆，谢紫云，这样位积德行善的老人，不该进这“同善社”落得牢死监狱。实在惋惜，这也是天老爷不公，好人为何也这么死？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