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作者1980年在辉崔时的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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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5月、也就是张逊生蔡爽前约一个月，一直住在哈尔滨大哥家的母亲来到位于虎林卫星的科研所。已经70岁的母亲身体还挺硬朗，自己坐火车来的，也是第一次见到张逊。早先听说张逊是北京知青的时候还觉得挺新鲜，谁知这次婆媳一见面即很投缘。母亲虽然大半辈子都是家庭妇女，但却历经人世风雨，年轻时随我父亲去南洋各国、抗日时独自领着6个孩子跑鬼子、解放后又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造就她倔强争胜的性格。解放前后我因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在当时政策要求和思想教育下，和家庭划清界限，曾因此使我和父母的关系十分紧张，形同决裂。文革期间我自己遭遇家破人亡，又觉得无颜求母亲帮我带孩子，咬牙坚持了6年，直到和张逊重组家庭，才和母亲说明详细情况，这次母亲正是借张逊临产由哈尔滨前来我家，既准备照料张逊的月子，也来看看我这里的真实情况。
母亲的生活适应性很强，虽然一直住在大城市，但很快习惯了农村生活。她特别喜欢养鸡，在哈尔滨我大哥家里住楼房时也要在阳台上养只鸡，一方面是好玩、另方面也是老年人以此解闷。现在到了这里，看见到处是粮食和野菜，认为我们不愿意养鸡简直是个浪费，其实我们实在是觉得北大荒的家务活太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只得重新垒了个大鸡窝，邻居们帮忙孵了一窝小鸡。她每天很认真地准备鸡食，剁菜、喂食。还特别喜欢房门前那菜园子，更喜欢亲自到鸡窝里去拣鸡蛋、到园子里去摘点菜，拿着精挑细选来的大柿子椒、西红柿，满脸笑得真像个孩子。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的菜。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她和有的儿媳妇处得不是太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却和张逊显得特别融洽。
1977年6月20日蔡爽出生了。产程并不顺利，从19日傍晚一直拖到20日清晨。难产的原因是由于张逊在农场医院里做过一次失败的阑尾手术，肠壁粘连等造成的；紧接着因接产过程中注射器消毒不严，张逊又染上了甲肝，整个面孔连眼睛都是黄的。产前我们准备下的、还有生产后别人送的那么多鸡蛋、猪蹄她一点也不能吃。医生要求隔离断奶，母亲坚决不同意，认为根据农村的条件断了奶孩子吃亏太大，何况正是夏天弄不好孩子容易拉肚子。靠着她多年带孩子的丰富经验，在既未隔离也未断奶的情况下，确保了母女平安。蔡爽也没有传上肝炎，得到健康成长。这事使得张逊和母亲两人间的感情更为密切了。
蔡爽出世也使这个家庭更热闹了，算上奶奶一下子成了有6口人的大户人家。张逊仍和过去一样除了上班还照顾着两个大孩子，做饭、洗补全家的衣被。小爽有奶奶帮忙照料着。虽然由于北大荒气候寒冷，小爽三岁前曾反复发作肺炎，但总的说来一切还都顺利。小毛孩受到全家的宠爱。晓玲这时已是初中生了，第一次勤工俭学挣了五毛钱，却舍不得自己花，给她这位刚出生的小妹妹买来一个拨浪鼓，使得全家都笑了。直到今天，我和张逊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如此清晰、也如此亲切！
农村的生活内容是贫乏的，除了干不完的活外，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母亲成天离不开她的收音机，听评书、听天气预报。此外，在卫星时38团团部大约每月放一次露天电影，这就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了。只是夏天蚊子太多，看场电影简直是一场战斗。没想到母亲还特别爱看电影，每次场部有放电影的消息传来，不管是什么片子，全家早早吃完晚饭，天擦黑、张逊和晓玲、小筠就陪着我母亲，四人全都用各种衣服从头顶到脖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穿上雨靴，手里还提把蒲扇，再抱着小板凳走去场部看电影。那模样如遇到不知情者见了准会吓上一大跳。可惜当时我家没有相机，如能留下个影来，一定是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1979年秋我家搬到辉崔，没有电影看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生活逐步有所提高，进入八十年代各家相继有了黑白电视，无论奶奶还是孩子们晚上看电视成了每天重要的生活内容，因为八十年代初农场只在晚上才转播电视节目。
母亲与张逊相处得十分投缘，使母亲不仅很快融入了我们这家庭。并且通过我这几年和母亲共同生活，也使我年青时由于政治原因给家庭亲情造成的伤害得到了较大的弥补。是的，当年我们的思想认识真是“左”，其实又是多么幼稚。当然这是上面教育我们、更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要“大义灭亲”，所谓“亲不亲，阶级分”，把人和人的关系全都脸谱化了：只要是地主就一定是黄世仁，是国民党就必然是反动派。没有一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实际上完全是封建社会“成王败寇”的思维逻辑。是的，父亲是国民党，还做过外交官。但是他首先是中国人！不具体分析他做过什么？直接从国民党这个符号上就下了死结论，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在科研所共同生活的几年里，母亲给我讲了不少父亲在南洋群岛做领事时为维护华侨利益所做的一些事情。是的，当年他在那里代表着中国，这是历史，谁全部否定这一切，也就是否定了历史，否定了1949年以前也有一个中国；否定了所有国民党人员、包括他的一切官兵，他们首先都是中国人，也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屹立在世上五千年。可是我们过去曾经全盘否定国民党军队也抗日，否定许多国民党军队的人也有爱国心，据近来披露的史料，真实的历史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上有过多次如“血战台儿庄”那样壮烈的牺牲。回想1944年我在重庆广益初中时也曾经在民族义愤下报考过少年空军学校，如果那次真考上了。我不也成了国民党军人吗，能说我不是为了爱国而想参军的吗？
据母亲说，父亲是1961年去世的。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副食等供应定量很低，油水又少，父亲总是吃不饱。身体处在崩溃的边缘，父亲又一向有高血压，体质不好，家里经济状况又差，买不起那些高价的供应品。去世时很冷清，七个孩子中大一点的四个儿女都在外省市。也没有什么消息，记得倒是收到了100元钱，也没记住是谁汇寄的－－其实这钱是我寄的。自58年在农大受开除团籍处分、毕业分配时又“发配”北大荒后，情绪低落，也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对家庭的过左思想和做法实在很没意思。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事说清楚，更不愿意详细说明自己当前的处境，仍然采取对所有亲友完全断绝联系的做法，想把自己封闭在这片荒原上。只是告诉了家里一个通信地址，基本没有什么更多的来往。61年忽然在农场接到家信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百感交集。但仍没能打开封闭自己的茧壳，只是由邮局汇了100元钱，相当两个月的工资，既尽了一份儿子的责任，也是向父亲多少表示一点赔礼道歉的心意。在如此复杂的心情下，其它什么话也没有说……！
正如科尔顿说的：“悔恨的种子在年轻时播下，但它痛苦的果实由老年来收获”《精辟之言》。
然而，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她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而不会计较孩子曾给父母造成了多少委屈与不敬。我的母亲就这样地对我不计前嫌，为了帮助这个一直对她要划清界限的不孝顺儿子，以古稀之年主动从大城市哈尔滨跑到农村、跑到艰苦的北大荒，来帮我们带孩子。面对如此博大的胸怀，我经常感到无地自容。
图：1979年母亲领着蔡爽在科研所我家的住房前
总之，农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苦中又有乐。特别对于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新家，在各种成员间的相互磨合中，由陌生到熟悉、更到相亲相爱。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也曾有过焦虑、甚至还曾流过些眼泪；但也就在两年多的相互磨合中，暖融融的家庭气氛逐渐形成。不仅稀释了北大荒困苦的生活，也温暖了两个长期失却母爱的孩子的心；不仅孩子从心底里完全接受了张逊，还弥补了我由于历史原因对母亲在情感上的陈欠。亲情的爱如同一种伟大的胶着剂，使这新的一家六口、祖孙三代逐步紧紧凝聚在了一起。而在这个新的凝聚体中，正是张逊、这位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的姑娘，起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尽管她为此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特别是由于流产和生育等原因，那时候的张逊身体还十分瘦弱，真可以说是为了这个家而透支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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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家，还不能不说到晓玲上学的事，这又是我心中一份永远的痛。想想这孩子曾为这个家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实在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或想象的。6岁前她原本生活在一个平和温暖的家庭里，虽不富足，但被父母之爱包围着。突然间、接连天坍地陷，先是她母亲和出生不久的妹妹被押，6岁的她、每天清晨顶着北大荒三九天刺骨的寒风，脖梗挂着奶瓶去给妹妹打奶、送奶，整整两个多月，从无一天间断；紧接着、生母顶着现行反革命帽子被迫自杀；包围在她周围的只有恐怖和冷淡，她思念母亲却又不敢表达，寄养在别人家里没爹更没娘，这一住就是6年——无需论证，这已远远地超出了一个稚幼女童所能承受的心理极限！－－曾有一次，还在王家兴家里，我正在窗外，忽亲眼看见她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找我家的照片，双唇紧闭、眼中含泪；忽地把她生母的照片从相册里抽了出来，咬着牙撕得粉碎……，然后用袖子擦把泪水，冲出了门外，跑到大地里，怎么喊也不答应；好一阵自己回来了，却又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问她也不说。当时这女孩想了些什么？经历了一场多大的思想波澜？是对母爱亲情绝望的思念，是对险恶命运挣扎的呐喊，还是一个幼童对身陷黑暗的无声哀嚎……！总之、在她那幼小瘦弱的身躯里，又是用了多大的毅力，才强使自己没有崩溃、倒下，依然坚强冷峻地回到屋里接受残酷的生活现实……？别忘了，这年她才十岁啊。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她在寄住的连队里上学了。可那又是上的什么学啊？除了“三忠于”、“四无限”外，任何文化都被告知是没有用的，知识多了不是反动权威至少也是臭老九，仍需要接受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无论上不上学最后大家一样下地当农民。晓玲从小就懂事、头脑清楚，也有一定的机灵劲，但在这种风潮包围下，一个才10岁左右的她完全惶惑了。读书无用论的认识深深植入了她那幼小的脑海里；她所寄养的贫下中农家当然更不会过问她的学习。当1974年底重组家庭后，我和张逊很快发现她的数学基础太差，五年级四则题基本都不会，立即极力给她补课，但这那是一下子就能补得上来的？更何况周围的环境更强烈冲蚀着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她的小伙伴们相互议论的都是希望早日上班挣钱。很快她成了初中生，一切已经难以挽回。张逊借着自己是学校的老师，亲自去找中学的钱校长，希望能允许晓玲初一留级重读，以便容出时间来家里帮她补课。钱校长的回答是：“这不合上级规定，自文革以来学校从来没有一个学生留级的，班上有的是比蔡晓玲还差得多的学生，也会照样升级！总之按农场规定，初中毕业就可以分配上班了，读书再好也是一样”。就这样，我们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又一次败下阵来，晓玲就此成了读书无用论的牺牲品。本来以她的天资完全不应该落到这步田地的，十年浩劫她为这个家所承担、和所付出的一切，更不应该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一个结果，这也是历史给我家造成的又一个无法抚平的伤痛！
1978年全国掀起平反冤假错案高潮，高淑惠的案子再次复查。她原来所在的西岗医院，此前已划属西岗齿轮厂。厂里召开了全厂大会为高淑惠平反昭雪，重整坟墓、并立石碑。我和晓玲、小筠都去参加了，会后就善后处理问题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我什么也没再提，只是要求让晓玲初中毕业后接班，在齿轮厂安排车间学徒电工的工作。当即达成协议，晓玲本人也完全同意。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根据晓玲的学习基础，继续升学已经无望，只希望通过这个途径使她能掌握一门技术，今后作为立身之本，算是稍许弥补一点时代给她造成的巨大损失，也是作为对她死去生母的一点告慰。
也就是1978年，我所在的牡局科研所脱离38团独立，在辉崔重建。再次经历着建所初期的纷乱，张逊由卫星团部小学调入科研所情报室，任图书资料员。当时的北大荒知青返城已进入高潮，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未为所动。依然和我一起留守北大荒，同时照料着三个孩子、还有我的老母亲。1979年秋，我家即将正式离开原38团团部搬往辉崔；恰巧那年9月，我又去北京参加农垦司组织的《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再版修订；决定就此和张逊带上刚两岁的蔡爽一起回趟北京。结婚5年了，我还没有去过她家，更未拜见过她的母亲和大姐，真该去看看。顺路也把我母亲送到哈尔滨我大哥家，以便我们搬家。家里就剩下晓玲和小筠了，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当年暑假晓玲初中毕业，果然未能继续升学，16岁就去所里基建班当小工，顺便她还负责照看辉崔分给我家的新房子，做些通风、烧炕等前期准备，直到我们从北京回来。按照和西岗齿轮厂的原定协议，1979年12月18日我送她去厂里正式参加工作，作为车间电工的学徒，每月工资16元。但她仍想着这个家，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跑去买了个大床单，欣喜地从西岗乘火车跑回家来看看。接到孩子这礼物，我嘴笑了，可眼泪却禁不住流淌了下来。
晓玲在齿轮厂的工作并不轻松。一方面这是技术工种，虽是学徒工，也必须学习技术知识，光欧姆、安培等一大堆名词和公式就和农工下地干活有本质的区别，稍有疏忽更会出大事故，逼着她知道学习的重要；另方面，晓玲自小就对牛奶过敏，但我没有想到她会和汽油也犯相；作为机修电工，需要经常在汽油里清洗零件，渐渐地双手红肿、最后成片溃烂。但这孩子就是有个硬气劲，虽然16岁就只身在外，可这些事从不和家里谈起，更不叫苦，每次回家都是满脸堆笑，我们是事后才听到有人告诉的。幸好齿轮厂的师傅们都知道她的身世，多有同情和帮助；有人领她到医院去看病，在工作安排上也给了一定的照顾。就这样，在众多好心人的关怀帮助下，也在晓玲自己的坚持努力下，她长大了。不但拿到了正式电工执照，有一天回家来，靠在张逊身上腼腆地说：“妈！我交了个男朋友，什么时候领他到家里来看看？”……
小筠也有不少变化，依然长得壮实，比她姐姐晓玲要高出半个头，有人说是晓玲长身体时候正遇家里有事，又寄养在别人家所以吃了亏；渐渐地小筠的精神状态也比刚来时有了较大改善，那个莫名其妙的“迷糊病”不见了。虽然没有晓玲的机灵劲，但眉清目秀、人也勤快起来了，不光晓玲走后就把家里挑水的活接了过来，还帮张逊一起弄煤等等。特别是83年上职业高中后，独自在凉水泉住校，自己的生活能力更有了很大提高。
正如上篇《回味》里记叙的，受种种原因促使，辉崔那几年是我为科研最为废寝忘食的几年。很少顾家，甚至完全不顾家，这也是多少年来北大荒人的传统。革命嘛，还有什么好说的！尤其当时的形势压力，使我白天工作、夜里看书，不超过半夜12点几乎从不睡觉。张逊默默地、但是全力地支持着我。以她瘦弱多病的身躯，几乎独自承担起了北大荒繁重的家务。除了洗衣、做饭、弄柴、堆煤等日常事务外，通过前几年的锻炼，她还能熟练地接裤腿、织毛衣、拆洗棉衣、做一般的衣裤，把孩子和母亲都料理得很好。最使我难忘的是：1981年夏天，我们也请了个木匠给家里做几件家具，张逊还管着木匠的吃喝。一天，她的风湿病突然犯了，两条腿疼痛难忍，呻吟声吓得木匠把沙发背都上反了。随后张逊在家卧床多日，偏偏这时我得知部里要在辽宁盘锦召开全国农垦系统少耕法课题研讨会的信息，由于我们所起步较晚，部里没有通知我们与会，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耕作课题项目不可能得到部里的支持。我十分着急，准备自行闯关前去参加会议。可张逊尚未痊愈，我真有点心急如焚。她终于看出了我的心情，坚决要我去参加会议，表示她还能照顾自己，真使我十分感动。正是这次会议我们所一下子成为全国农垦系统少耕法研究项目的旱田组组长，并一次就取得了部里三项课题的经费支持。会议结束，我日夜兼程从盘锦赶回辉崔，一进门就赶紧把这次硬闯会议的好消息告诉张逊，因为这事能够办成，她至少有一多半的功劳。
1984年4月我调往位于佳木斯的农垦科学院，但受住房限制搬家需等到秋天。此时、母亲因眼疾早在1982年已由弟妹们接往重庆居住就医，小筠住校，只剩下张逊带着蔡爽留守辉崔。刚到科学院时我偏重往各农场跑，想尽量多了解些全总局的情况。5月底、我结束了在红兴隆科研所的拜访，清晨乘管局长途汽车去852农场。因为这是红兴隆局的一个大农场，场长胡家禄我还比较熟，可以好好聊聊、看看农场的情况。中午车到农场场部，不知怎的、这时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升起特想回家的念头，852农场离辉崔有二百多里地，还没有直达车，正犹豫间这种突然滋生的回家念头却越来越强烈。似乎是逼着我放弃了进场部去的计划，就地在852农场的汽车站又买了去迎春火车站的票。下晚6点半天已擦黑，火车到达辉崔。急回家推开门，黝黑的屋里却不见张逊，只有所里一位女同志在帮着照看蔡爽。才知原来张逊今天突发胃痛、黑便，由邻居陪送她去200多里外的裴德医院看病去了，当晚没有回来，可能住那儿了。我更急了，翌日清晨用所里的吉普车赶到裴德医院，仍到处找不到她。正着急间，忽在医院商店门前台阶上看到张逊，她无力地抱着头趴在膝盖上，听见我叫她，才抬头突然看见我，表情十分诧异。原来是医院没有床位，只给了点口服药，她和陪同的邻居无奈，正准备徒步翻过小山，坐公共汽车回辉崔去。路过商店时邻居想顺便买点东西，她就坐在台阶上歇着。我坚决主张不能回去，先送她回到医院招待所坐下，急着去找熟人想办法住院，待我跑回来，张逊的胃出血忽地变得十分严重，上吐下泻、全是鲜血，人已瘫倒。事后想来如果当时她俩真徒步翻山乘公共汽车回辉崔，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在朋友大力帮助下终于住进了医院，立即抢救，总算止住了大出血。第三天，见张逊已经无碍，我才回到辉崔，照顾小爽。张逊在医院里住了约半月后出院，医生说主要是因为风湿症长期服用抗风湿药物，致使十二指肠急性溃疡造成大出血，幸抢救及时，捡回一命。
这次，我在辉崔又照顾张逊十多天后才返回佳木斯农垦科学院。每当谈起此事，我俩都觉得有点奇怪。那天我明明是计划去852农场，而且都已经到了农场的场部，怎么鬼使神差地忽然临时改变了行程，急着要回家，而且是那么想回家？为此就改变了既定的行程，这在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要是我那天不回辉崔，后果可真不敢想了。据有人说：人有第六感觉，至亲的亲人遇有急事，虽远隔千里都能有所感受。也许那一天、真是我那神秘的第六感觉发挥了作用？硬是把我从二百多里外的852农场，拉回了辉崔，救了张逊，也可以说是救了我们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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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这个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历史传承中，曾受到无限讴歌、竭尽赞颂的词汇；这个在动物界、尤其哺乳动物界中也随处可见，顺理成章的伦理；却在五十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在那个所谓“革命社会”里成了问题。经常被判定它是和革命相对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危害革命的情感，必须约束、甚至彻底否定。今天看来这逻辑似乎有点可笑，然而它却曾是严酷的事实，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我自己就曾在这段历史中迷失过……。
首先，是对所有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都一律要求和父母亲“划清界限”，不仅是指政治上、而是要求在思想感情上，要彻底批判与憎恨自己的父母，“要从思想上恨得起来”；但由此也必然同时在自己头脑里背上沉重的原罪意识，更由这种原罪感，产生了对家庭出身的怨恨，这种怨恨又进一步彻底毁灭掉任何残存的亲情，这也就是我当年亲身经历过的思想历程。不仅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是如此，对所有的人、不只是对那些号称由特殊材料筑成的共产党员，也反复教育着：“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这貌似堂皇的说教下，强使亿万人民都要为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无条件地“奉献”和“牺牲”，更耻于谈及亲情；似乎除了革命工作、对家庭和父母的照顾，那都是“私心”，是革命不够彻底的小资情调。实际也就从抹杀亲情进而走向了泯灭人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反复宣扬着“无限忠于党、忠于领袖”，实际也就是以绝对服从领导（人）来划线，“你要证明你的忠诚，先得证明你的顺从”（《失乐园》），凡有异议者，株连九族、赶尽杀绝，这不只是指那几十万和数百万右派或“反党分子”，也正是父亲张云川和张逊本人的亲身遭遇；既灌输“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就是阶级性”，又号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于是每次运动中实际贯彻着“宁肯错整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方针，一切怀疑、批斗都属合理。敌我不分、以整人为乐，以至于尚未定案就可以把吃奶的婴儿关进牛棚，当作狗崽子任意摧残，如对我家的小筠；把完全无辜的高淑惠狠斗整死，直到尸首喂狗、也不能有半点怜悯或同情。然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当年神州大地上千万悲剧中的一例。但即使通过这一例，也就可以看到，这种泯灭人性的“革命”，恰恰正是从抹杀亲情做起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在2001年2月18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说：
“家庭是人性和理想的养育所，亲情是个体人性和社会性发展的营养液，杀戮亲情就是要杀戮正常人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人就会变得没有人性、不辨是非，完成对其教主最后的皈依，乖乖地充当其廉价而又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夏学銮这段话是为批判邪教而说的，然而如果认真回想五十年前，我们党反复宣传和教育的“革命”理论和行为逻辑，不正和所谓邪教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吗？！
然而，在“把一切献给党”的口号下，除了爱党、爱领袖外，实际是要让这个世界上没有其它的爱，没有亲情之爱，同志间、人民间之爱，这难道就是我们要为之牺牲和奋斗的社会主义吗？！
回想十年浩劫、家破人亡给这个家庭、给两个幼小的孩子所造成的、确实是永远无法愈合、无法弥补的人生创伤，从许多方面影响了她们整整的一生，而这一切完全莫须有的残害，却没有任何法律的追究和国家的赔偿。
张逊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我重组家庭的。直到今天回味此事，我都不能不佩服她当年的勇气。作为年仅二十多岁的北京姑娘，竟然愿意在北大荒选择一个年届四十、出身不好、已多次被斗挨整，正被下放基层，拖带着两个孩子、前妻还是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而自杀，尚未做出明确政治结论的人。世俗的偏见、生活的重负、政治的歧视、各种现实的压力，都将可怕地摆在她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但她毅然决然地力排众议、坚决做了那样的选择，这既有对我的信任和理解、也饱含着人性的同情和相通。因为她的力量、正是来源于当时已近疯狂的神州大地最为稀缺的人性。特别是重建家庭后，她以无私的母爱，逐渐融化了两个孩子－－在历尽世道摧残下那颗业已冰冷的心。其中的酸楚和付出，恐怕只有张逊自己才能说得清楚。然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光辉、亲情的温暖，挽救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最终完成了一个伊甸乐园的重建，还使得我和我母亲20多年来因历史因素淡漠了的亲情重新得到了补偿。偏偏这一切、恰恰发生在左祸横行、人性泯灭、人人自危、只图自保这样一个扭曲的时代里，更突现出她品格的难能与可贵。
完全可以说：能遇上张逊，是我坎坷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也许、她就是上帝安排给我荆棘人生的一种补偿！
是的！也许还可以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尽管，如从父亲张云川算起，这场莫须有的风雨已经制造了两代半人的苦难。是张逊这位从北京来的瘦弱姑娘，在北大荒这片沼泽地里，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再造了这个无辜而又苦难的家庭，如浴火重生，使其重又充满着温馨的亲情！诚如我在回味的《卷首寄语》里说的：
“……沼泽地里的邂逅相逢，/演绎成困境下的终身相护，/正是她－－/成了激流里的那片树叶，/承载着我们共同的飘流，/没有她－－/既不会有这家庭数十年的欢笑，/更不会有夕照下这温馨与安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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