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第四章 辗转花坪（二）
四、 “选青”小叶
火舌欢快地跳动，木柴熊熊地燃烧，高山乡村的夜阑，无边的寂静，只有阵阵的溯风，不时掀动门口的竹林，发出“呼呼”的回响，外面是寒冷的冬天，漫山铺着一片白色的积雪，但在这农家的灶屋里，却充满着温暖和春意，在这里，留下了我的一段美丽的邂逅。
她是一位芳龄二十的驻队干部，即公社派到生产队领导与督促社员们搞好农业生产的干部，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都喊她“小叶同志”。据《建始县志（1994年版）》记载：“1971年至1974年，全县又分三批招聘青年干部508人。”这批干部，当时官方称为“服役制干部”，人称“选青干部”，小叶便是其中之一了。
我与小叶，坐在这灶前柴火旁边的一条板凳上，听着她讲她的成长经历——
她是在大队的初中毕业的，回到小队，参加生产，作公社社员了。“向阳花”总是要向阳的，她的父亲当着大队的副书记，她自然受到了特别的培养，半年后就轻而易举地入党，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前年，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设在长梁区的桂花公社金星大队的第三期“服役制青年干部”培训班。县里的最高领导，县委书记给他们上课，说，学员们都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学习的同时，他们参加当地生产队的劳动，搞“三抢四快”，贫下中农的觉悟是那么的高，干劲是那么的大，一连几天日以继夜的干活，“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她拿出随身带着的“青干班”学员结业照片，指着上面一副副春风得意的面孔，问我：
“你认不认得他们？”
我不由得苦笑：
“除了你，我怎么会认得这些命运的宠儿？”
第一次见到这小叶，是在她的家里。
三个月前，我按照郭所长的指派，下乡到一个小地名叫王家坦的生产队，去调查那队里的生猪饲养情况，大队的一位姓叶的副书记给我带路，作完了公事，叶副书记邀请我到他家去吃午饭。
走进他家的火塘，就看见一个妙龄少女坐在里面，见我进来，她站起身来招呼：“喔，来了稀客了。”就给我倒茶。我接过茶杯，一边喝着，一边打量，只见她穿着蓝色的春装，白色的衬衣衣领，从春装衣领上翻出来，露出白皙的脖颈，瓜子的脸型，柳叶的眉毛，高鼻梁，尖下颏，这形象多熟悉啊，就和那时候我心中暗恋着的知青女孩——那女孩的名叫 “可儿”——一样呢、!与可儿不同的是，眼前的她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驾驭世人的气派，不是可儿那种涉世不深的温良，我走乡串户，见过的农家少女也不算少了，但是这样隐隐凌人盛气的姑娘，还是第一次见到，长得像可儿的，更没有。看着眼前这位像极了我的梦中情人的山村少女，我想起来可儿，不由得有些呆了。
副书记的介绍，惊醒了我的遐想：
“这是我的幺姑娘，在三岔槽那个大队驻点，今天是回家来歇歇的。”
我回过神来，又有些惊奇感叹：
“啊，这么年轻，就是驻队干部了，真是不简单哪！”
那女儿笑笑，口中露出一排白晶晶的牙齿，腮上现出一对红扑扑的酒窝，细说原委：
“前年，我从长梁参加选青干部培训班分回来，公社就安排我驻队了。”
这选青干部，我是知道的，那是县里精心挑选、专门培养的根红苗正的接班人，我们知青，一讲起那个培训班，都是羡慕不已的，更是无缘沾边的，她经过了这个干部摇篮的熏陶，又作了两年的驻队干部，有一种领导气派，那是自然之理。我衷心祝贺这对父女：
“选青干部，前程远大啊，可喜可贺啊！”
那父亲满脸喜色：
“那还要看她以后干得怎么样了。”
转过头来，又对着他女儿说：
“这是食品所的孙同志，到我们大队来调查生猪饲养情况的。”
看来他女儿对自己的工作很上心，立刻就问我：
“那到我们‘五、一’大队去过了吗？”
我回话并称赞说：
“还没有去，你真是负责啊，在家里休息还想着工作。”
她得意地又一笑，露出白牙和酒窝。
吃饭的时候，那父亲对我很客气地说道：
“认识孙同志，就是熟人了，我们很高兴啊，以后在一个公社工作，多多关照我们啊。”
我赶紧谦让：
“您快别这么说，我不过是个食品所的零工，只怕是心有余力不足呢！”
那女儿跟着帮腔：
“怎么会不足呢？你们所里安排你这么下队来，领导一定是很信任你的啊。”
我只有先答应着了：
“有机会，我一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吃罢了午饭，这父女俩送我到门口，我告辞他们，走上弯弯的山道。我的眼前，闪出小叶姑娘那青春得意的笑脸，又想起了可儿，可儿她说不定是在生产队的田间出工呢！知青、选青，都是一个“青”，这有的人，为什么就那么行时走运啊，叫我们这些饱经坎坷的人，看着都眼红啊。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那个叫大石板的收购点上。
两个月前，我在那里收购生猪，那叶副书记也来交售任务猪了，我在他家吃过饭，他也说过是熟人了，正讲着，一个蓝色的身影闪了过来，小叶来到了她父亲的身边，关心地问：
“爹，猪交脱了？”
那父亲指着我，把握十足：
“有孙同志在这里，还有交不脱的？”
小叶姑娘转过头来，对着我甜甜一笑：
“那真是多谢你了，我家那猪，还差着几斤呢。”
我看着这笑容，真像可儿一样的笑啊，她还是穿着那件蓝色的春装，衬衣衣领整齐地翻着，秋天了，里面加了件红色毛衣，我心里增添了一丝暖意，礼貌地回道：
“不用谢，我们郭所长说了的，差两三斤是可以收的。”
我填好了收购票单，递给她，她一手接过，坚持表示感谢：
“要谢的，还是熟人好办事啊！”
我接过她的话：
“那你在自己家门口的大队驻点，事办得肯定是好啊！”
这话似乎说到了她的疼处，她叫苦了，显现出了女儿的娇弱：
“你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晓得，这农村工作有多难！”
我自嘲式地回击：
“也是，这公社干部，我是没有那个八字去当的，所以只能干这杀猪佬了。”
她那父亲看着我俩斗嘴，也在一旁凑趣，恭维我：
“孙同志文化高，就指点指点我这姑娘吧。”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一点酸了：
“叶书记您就莫高看我了，我这么一个交副业款的零工，哪够资格指点人家公社干部呀？”
叶副书记正色说道：
“我看得出来，你是有能力的，虽然现在是交副业的零工，将来是有前途的。”
我心里的暖意一点点扩张，谢道：
“托您的吉言，我就指望着那一天了。”
小叶姑娘听了这话，也笑了，显露出她的白牙和酒窝，扎在脑后的一束秀发，在笑声中飘起来。
第三次见到她，就到了这农户的家里了。
快到年底了，12月初，我从公社写完市场管理的材料，回到食品所，郭所长安排我说：“你到我们的李家坪收购点去，把那一片的任务猪，都收购上来。”这工作，是要深入到生产队去催促的。今天，我就到了这个叫做范家槽的小队。
李家坪是海拔1500米的高山，12月的时候，已经进入积雪不化的严冬，踏着几寸厚的雪层，我走在在山间的冰冻的土路上，放眼望去，群山皆白，一颗颗青松，顽强地坚持在白雪的大背景中，点缀着丝丝绿的意义，天空是阴沉沉的，整个世界似乎都被一片白色的烟云所笼罩。
下午时分，我找到了队长的家，他家的人说，队长在保管室开队委会呢。
我赶到保管室，推门进去，在那熊熊燃烧着的柴火边，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惊讶啊：
“小叶，你也在这里啊？”
还是像可儿一样的面容，但是蓝色的春装换成了蓝色的棉袄，看来她对蓝色情有独钟。她解释：
“是啊，上次公社开会，就换到这一片了。”
接着就问我：
“这么天寒地冻的，你来是做什么的啊？”
我指着队委会的人：
“找他们啊，是生猪任务的事，你既然在这队里，就也找你了。”
叶同志也觉得自己要管，就问：
“我们这队，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掏出随身带着的统计表，翻出来指给她看：
“这还差三头呢。”
叶同志显露出了她的领导本色，对着队委会的人指示：
“你们要抓紧完成啊!”
一边又称赞我：
“这是你刻的表啊，字写得这么好！”
这触到了我的痛处：
“再好又怎么样？还不是只能做零工，哪里能和你们公社干部比呀？”
我这话让她也想起了自己的难处，她也不顾还有属下在场，又露出了女儿家的柔弱：
“我这公社干部也不好当呀，我这一来，就开始下雪，种洋芋，搞三治、修公路，上面派的任务都要完成，落后了怎么办啊，今天，你还来凑热闹，催任务猪，你看，这不正开会，商量着抢进度呢。”
我有点同情这年轻的女干部了，安慰道：
“农村工作嘛，耐着性子作吧，你也不要太着急，莫把这么漂亮的小叶同志，急成白毛女了。”
她有一点腼腆了：
“你就莫挖苦我了吧。”
队委会的人大概从来还没有见过小叶同志的这个样子，都笑了。
队委会继续进行，我也列席，又加了一项议程，就是怎么样去完成我的三头任务猪。
会议开完，已经是薄暮时分，小叶殷勤地邀请我：
“天要黑了，这到李家坪有四五里路呢，你怕是赶不回去了，就到我的住户家去住一晚吧，他们家有客舖的。”
我无法抵御这热情的邀请。
暮色苍茫的时候，小叶带着我，踏雪而行，走进这半坡上的屋场。在路上，她已经告诉我，这家就只有两个老人，他们的儿子，在坡下另外起了屋的。
进了堂屋，又走进灶屋，就看见了老两口坐在灶口下面烤火，小叶指着我，向他们介绍：
“这是食品所的孙同志，今天晚上就在您家歇了。”
那老头子很热情：
“接都接不来的稀客啊，快坐下来烤火。”
我也说着客气话：
“给您老人家添麻烦了。”
老人家一迭连声地说：
“不麻烦，不麻烦，只是我家的火塘，还烧着火土，只好委屈两位同志，就在这柴灶跟前烤火了。”
吃罢饭，老两口陪着坐了一会，就说：
“我们要去睡了，你们商量工作吧。”
又对我说：
“客舖在楼上，到时候你就自己去睡吧。”
我再一次表示：“谢谢您们了。”
老两口去睡了，留下我和这小叶，坐在柴火边上，天南海北地闲谈。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那女性的柔弱表现得更明显了。在看过了那照片以后，她一声声叹起气来：
“唉，累死了，这几天累死了，你看，手都打起泡来了……”
我看她那伸出来的手，细长的手指，手掌有一点窄，显出一种女性的纤巧，那手指、手掌相接的地方，有两个鼓起的白泡。
我推测这泡的原因：
“你也参加他们队里生产？”
她像是在诉苦了：
“没办法呀，要带头呀，我挖了三天窝子了，公社里说，洋芋要在年前播完，不抓紧干不行呀！”
我是有一点佩服和怜惜她了，这女干部的柔肩上，担子重啊！不由得伸出手指，轻轻地抚摸在那两个白色的泡上。一点温热循着我的手指，传入我的心扉，我的心中一震，抬起头来，看着她那像可儿一样的脸，我又想起来可儿，什么时候，我才能牵起可儿的手呢？
小叶抽回手，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恢复了女强人的语气：
“你呆呆地在想着什么？”
我从绮念中惊醒，我不能说是想起了可儿呀，就说安慰她的话吧：
“我上个月，也冒充了几天公社干部，在一大队的四队去驻队，搞秋收扫尾，搞驻队工作嘛，是要带头参加生产的，难免是要吃点苦的，坚持吧，你们选青干部，上面是非常非常信任的，是大有前途的，眼前苦点，闯过去就好了。”
我又想，在比她更苦的人面前，她会心情好起来的，接着说：
“再说，你的这点苦，和我们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哟！”
这话真起了作用，她的注意转移了：
“那你就讲讲你怎么苦吧。”
我又是一阵苦笑：
“唉，我哪能和你们这些党的接班人比啊，我上山下乡，生产队都换了四个，招工、考学都轮不上，现在还是一个零工，一言难尽哪，前途渺茫哪！”
这下她来安慰我了：
“我爹说了的，你有文化，有能力，将来是有前途的，是会转正的。”
我可没有她那么乐观，跟她分析：
“你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们知青，和你们选青，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天壤之别啊，你们选青干部，是县委决定的接班人，将来肯定是要转正的；我这个零工，是自己找去的，食品所说不要就不要的，那转正的指标，哪能轮得到我啊？”
她的话里，含有着期待的语气：
“怎么会呢？我在公社里还听到蒋主任他们说了，你抽到公社里几回做事，反映都很好呀，都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啊，怎么会不要你呢，你还是不要丧失信心，好好干，争取转正，转正了，就什么都好了，我就等着看你的那一天了。”
这话，就像眼前的火光，暖到我的心中，我感动了，笑道：
“好，好，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去做啦。”
一声鸡啼，从夜空中传来，打断了这雪山夜谈。“啊，鸡都叫了，明天还要到公社里去开会呢，”她站起身来，“真不早了，休息吧。”看着她走进她的房间，我深深地叹出一口长气，我竟然有些迷惘了。
躺在这客舖上，我久久不能入眠，眼前又闪过那一只有两个白泡的纤巧的手掌，我能接住这手吗？我又想起了可儿，两张相似的面容叠印在一起，我渐渐地分不清楚谁是谁了，难道，将来，我要在可儿和她之间，作一个抉择吗？又一个声音说：醒醒吧，零工，现在就想这个问题，不是太早了点吗？唉，世事难料，前途莫测，我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了。
这将来，很快就来了。
三个月后，我愚蠢攻心，自投招工陷阱，离开了花坪，不是食品所不要我，是我自己没有珍惜地放弃了食品所，也放弃了她的美丽的期待。
又一年后，1978年4月，我进入了恩施的师专，8月，放暑假了，我到花坪去看望父亲，在公社她的寝室，见到了她。我的目光透过眼镜望过去，清晰地看到她那柳叶眉下的眼中，噙着泪花：
“这一年多，你到哪儿去了?你……你怎么这才回来呢？”
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我只能表示我的懊悔：
“真是的，我不该离开花坪的……”
我避开她那幽幽的眼神，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对不起，小叶姑娘……”
公社的组织委员告诉我：小叶她已经转正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她已经在恩施谈了一个对象，她已经递交了调动申请。
我的眼前，闪现出范家槽那一片皑皑的白雪，山中的美丽纯洁的积雪，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就融化了，消失了，变成了泪珠般的水滴，沁入深厚的大地。
五、招工陷阱
1976年9、10月那“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的两桩政治大地震，对在这深山的大溪木的食品所，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太大的影响，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在参加开会、聆听领导讲话的时候，那些政治的口号不大一样了，特别是要批判、打倒的人，变成了“四人帮”，在参加过了公社的“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大会以后，在开过了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文件的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以后，郭所长带着他的职工和零工，按部就班地收猪杀猪、卖肉腌肉。
12月中旬，我完成了在李家坪的收购任务，回到所里，就作腌肉的活儿。19日那天的中午时候，一个知青伙伴来给我通报消息：“县劳动科招工的人到公社里来了，你赶快去报名啊！”我找郭所长请假：“县劳动科来公社招工了，下午我到公社去问问，看看能不能招上。” 郭所长也支持：“招上了，就可以就在我们所里转正了，那你去吧。”
吃罢中饭，我急急上街，在公社找到蒋主任，蒋主任说：“县里劳动科是来了个招工的人，早上在我们公社，报名都搞过了，现在到石马公社去了，刚走一会儿。你的户口不在我们公社，所以没有通知你，你是在石马，要在石马报名，你就赶快到石马去找他吧。”
我走出花坪公社的大门，奔向石马的方向，石马公社的社部，距花坪二十多里，下午时候，到了，在石马公社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那县劳动科的人，说：“我是来报名的。”那人笑道：“你的消息真是灵通呀，我前脚刚到，你后脚就拢了。”我说：“我是在花坪得到消息的。”那人说：“原来如此啊，你是得要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了，县里的知青，这几年都招得差不多了，这次，我们是最后一回招工了，你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只怕、只怕就要在乡里一辈子了。”
他这一说，我更加是心急火燎地请求：“是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地从花坪赶来报名啊！”那人在登记表上，写了我的姓名，说：“那你现在就到你的小队里写贫下中农鉴定，到大队里去签意见，搞好了来交给我。”
我的小队距离石马20里，我立刻回到小队，连夜找刘队长和队委会，那鉴定，自然是我自己起稿，他们盖章。
第二天上午，找大队书记又盖章，下午，我赶到石马，把这鉴定交给了那劳动科的人，他说：“好了，你回你的食品所去吧，等我们通知你搞体检。”
我回到食品所，跟郭所长说：“报上名了。” 郭所长说：“好，这回我下城去开会，就跟公司里讲，请他们帮忙，把你要到食品系统，还是在我们所里搞。”我说：“那就是太好了！”
我和郭所长的这个白日梦，是作得太天真了！
1977新的一年来到了，劳动科通知，花坪、石马、唐坪三个公社的报名知青，1月8日，在花坪公社卫生院体检。那检查做得不算严格，加上我在食品所的一年里，在这花坪的街上进进出出，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都熟悉了，那搞体检的医生看着我的体检表，指着血压那一栏，说：“我给你写个125吧。”又问：“眼睛呢，写多少？”我说：“我的近视眼，是明摆着的，不能过于夸张，写个0.5算了。”看着这体检表，我心中暗暗庆幸：“老天保佑啊！”
可是，老天没有继续保佑下去。
1月份过去一半了，我这招工的消息，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跟郭所长说：“我请几天假，回城去问一下劳动科吧。”
回到城里，一打探，这回报名去招工的知青伙伴，都已经进了这个厂、那个公司了，例如，当年和我一起在官店区竹园公社、后来转走了的刘光南、王应强，都到县建筑公司去报到了，我知道，这一回，我又是名落孙山之外了。
1月16日上午，我到县劳动科，想着去哀求他们网开一面：“和我一起下乡的，这回都回来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农村了，您做个好事，让我回来吧。”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的女科长，姓胡，打扮得很艳丽，严肃地说：“你的眼睛这么近视，我们招的是工人，都是要去做工的，你怎么看得见呢？”我说：“我在农村，看得见做工呀，我在食品所，什么工都做过的，还杀过猪呢，再说，我还可以戴眼镜啊。” 女胡科长满脸的不屑：“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我们这次的招工，已经完成了，再不能取你了。”
我蔫头蔫脑地回到家里，妈妈见了，就知道，这回招工没有指望了，她着急啊：“在农村都搞了要七年了，还不能回来啊？这怎么办呢？”我无可奈何：“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是回花坪食品所做零工，等下一回吧。”妈妈幻想着去托人疏通：“不能等啊，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找人去和劳动科讲好话。”她搬着指头数，想起一个人来：“昨天，我在大桥上碰见郑青山了，他还是在茅田当书记，这两天在城里开会来了，他们当公社书记的，跟劳动科肯定说得上话，我们这就去找他。”
中午，妈妈带着我，去找我那个郑姨爹了，郑姨爹城里的家，也就在我们的朝阳街。他听我们讲明了来意，满口应承：“这个话，我是还可以说进去的。我跟那个胡科长，很熟悉的，早上开会还见过，下午，我就去说，你们晚上来听我的回信。”
挨到晚上，我和妈妈又到郑姨爹家，郑姨爹就说：“我跟胡科长讲了，她答应重新考虑，但是她说，国营的指标已经没有了，只能到城关镇的集体厂。”
妈妈一听这话，心就寒了：“我在我那个城关镇的针织厂一辈子了，那有个什么好结果哟。”
我也很失落，那时，在知青们的眼中，县城里的工厂有三等，第一是电厂、化肥厂、机械厂、钢厂、水泥厂，县办国营厂；二等的是建筑公司、矿山机械厂、饮食服务公司，县办集体企业；最末等的就是城关镇的集体厂了，那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前途可以去奔的。
我想起了郭所长说的话，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我在花坪食品所，作得很好的，郭所长说过，只要有指标，就可以在他们所里转正，您找劳动科弄个指标就好了。”
郑姨爹瞪了我一眼：“劳动科的话那么好说？集体厂的指标都这么难办，你还想弄食品公司的指标？”
妈妈已经把郑姨爹当做救命稻草了，抱着不放：“都说这是最后一回招工了，这一回要是招不上，就要在农村一辈子了，我们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当书记的亲戚，还是麻烦你再去劳动科，说说好话吧！”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郑姨爹实在是推托不了妈妈含泪的苦求，只好应承：“好吧，明天我再去试试。”
过了一天，我到郑姨爹家，去问这 “试试”结果，郑姨爹先叹息说：“你这事真是为难啊! 我又去找了两回胡科长，她都有点不耐烦了……”
接着转述胡科长的话：
“胡科长说，这个姓孙的是你的什么人呀，你这么维护他？我这里确实是没有国营的指标了，城关镇的集体厂，他又瞧不起，我看，你把他弄到你的茅田去好了！到了你手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然后问我：“我一想，也是呀，你愿意不愿意到茅田去？”
我一听，高兴啊，在公社工作，我在花坪已经很有心得的了，连声答应：“到公社里去，那当然是好啊！”
郑姨爹话头一转：“不过，暂时还不能进公社，要先找个底下的单位过渡一下。”
我一头雾水：“什么单位？怎么过渡？”
郑姨爹透底：“我们公社的农机厂。”
我的心就凉了：“那就是公社的铁业社呀，和城关镇的集体厂一个性质啊。”
郑姨爹的话又转了回来：“你在那个农机厂先呆一年半载，我再想办法，弄到公社里来，不就行了。”
这就让我心生幻想了：“我在花坪的时候，经常被抽到公社去做事的，就是可惜是临时的，在您那里，弄成正式的就好了。”
我走的时候，郑姨爹说：“已经是腊月里来了，这事过年以前也是来不及办了，我跟劳动科讲，开年以后再来办，你回去和家里再商量商量，决定了就来找我。”
我回了花坪食品所，郭所长问：“招工的事怎么样了？”我觉得找郑姨爹帮忙的事还不能往外说，就含含糊糊地答道：“还没有搞好，还在找人去跟劳动科讲好话。” 郭所长说：“我再跟公司里说，请他们去把你要过来。万一搞不好，就还是在我们这里干吧。”我说：“谢谢您了，您放心，我在食品所一天，就一定是会使力做一天的。”
那年春节，爸爸回来，就全家商量了。
我开始还有一点理智：“茅田的农机厂就是铁业社，花坪的铁业社，我是去看了的，我不想到那样的地方去，我还是在食品所干吧，出了大溪木，就是同志呢。”
妈妈最怕的是在农村出不来：“你那还是生产队的人啊，就这么一辈子在农村？”
爸爸迷信权力：“公社书记的权力大得很，他想做什么，就一定可以做到的。他说要把什么人弄到公社，就弄得进去。”
妈妈也信了书记的力量：“既然有这个盼头，那茅田的农机厂也可以去得，好歹，先弄个粮食本本到手。”
作为在县城长大的下乡知青，对“招工回城”的向往、对“城镇户口”的迷恋，对“跳出农门”的迫切，诱惑着我，也相信了执掌着书记大权的郑姨爹，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弄到公社”的许诺的，我们全家都信了这一句许诺，而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我终于奋不顾身地跳进了这招工的陷阱。
我回到花坪食品所，对郭所长说：“我们全家商量了，打算招工到茅田农机厂去了。”
郭所长也有一点黯然：“其实，我们公社的领导，是很信任你的，我跟公司里都说了，公司也去劳动科说了的，可是，他们不肯同意你到我们这里来。早知道是这样，那一回派你去学习兽医就好了。”
我感动了：“有您这句话，我在食品所这一年多，就没白干了。”
郭所长又有一点不解：“招工是到城里啊，你怎么到茅田去了？”
我也就不瞒着他了：“茅田公社的郑书记，是我的姨爹，他说，先到那个厂里，他想办法再弄到公社里去。”
郭所长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你工作能力强，在我们公社都搞得这么好，到了茅田，还有公社书记在上面，你当个公社干部，那是没有问题的，会有前途的，好好干吧。”
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我怎么好好干，郑姨爹也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书记权力了。
县劳动科将我招录为工人，分配到茅田公社农机厂。我拿着他们的录取通知，到石马公社转了户口；然后回小队，与刘队长、刘道财家的两位老人家以及队里的人们告别，感谢他们两年来的照看；然后到花坪食品所，与郭所长和所里的人也告别，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说了许许多多的祝我有个好前途的话。会后，我找了一只大篾筐，把被褥和所有的行李都放了进去，所里的拖拉机，把这大篾筐送到街上，搬上爸爸在供销社三楼的宿舍。
1977年3月13日中午，我在花坪，买了到建始的客车票，把大篾筐搬上了客车。两小时后，客车到达城边的玉峰山口，望着山下的故乡的城市，我想起了七年前，我乘坐着客车离开县城，前往官店，那时，希望着的就是招工回城，现在，我是被招工了，但是，我却没有一点儿衣锦还城的喜悦，心中充满了惆怅与迷惘，我已经在乡下虚掷了七年，我还要再一次踏上下乡之路，到那个陌生的、一无所知的茅田，去寻找我的未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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