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4-4 咬着牙重建科大
－－作者：阮耀钟：
中国科大自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至1970年10月基本完成搬迁。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箱；迁出家属470多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皮510多节，搬迁费达77万元。将近一年的搬迁之后，中国科大从北京搬到了合肥。须知，这510多节，865吨，35000箱货物，从北京装车，到合肥卸货，全是靠科大师生两只手！并且是在万般无奈，悲愤交席的心情下搬的啊！
学校迁入合肥时，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50%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而科大在北京时有24万平方米的房子。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
我在淮南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完了之后，又到寿县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接受。我也记不得是什么时侯让我回合肥，到科大在合肥的校址－－合肥师范学院。当年还有合师院的人住在校内，我与合师院的人住同一幢楼。校园与农田相邻，附近的农民还来科大校园内放牛。整个合师院只有一条水泥路。其余的，一下雨，全是水和泥的路，必须穿半筒胶鞋。
科大在北京时有24万平方米的房子，合肥师范学院只有6万平方米房子，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尤其是合肥师范学院是文科学校，电、水和煤气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科大的需要。科大到合肥后盖的第一幢楼是化学楼，当年盖化学楼的砖是方励之、陈希孺他们烧的，二位后来都成院士。参加烧砖的还有李先予教授、黄茂光教授、朱兆祥教授等等。试问，古今中外，从小学到大学，你能找出第二所学校，盖楼的砖要学校的老师自己烧的？可见当年科大二次创业是何等之艰苦！
科大在北京有科学院作后盾，没有一所大学能比。现在下迁合肥，科学院的后盾没有了。由于作为骨干教师的中科院的兼职教师都没有随科大下迁，科大的师资队伍几乎被抽了“脊梁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也有名无实。当年科大几乎都是像我这样大学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成了骨干，有的科大一毕业就去农村搞“四清”，一天书都没教过。
合肥科研条件又是如此之差，有时需要颗螺丝钉在合肥都买不到，要去上海采购。
1971年9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体制改为安徽省与三机部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学校划归三机部领导后，因原有37个专业中有18个专业与三机部不对口，三机部也想作为包袱扔掉，科大一度面临解体，人心惶惶。
科大的前途实在令人担忧！科大以后怎么办？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从此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科大搬迁尚未结束(到当年10月搬迁工作才基本结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科大不甘落后，积极准备招生。
在缺乏资金、没有实验室、实验仪器大量损坏的情况下，在校的科大人集电工、管道工、泥瓦工、搬运工、装修工和采购员于一身，以“不要命的上科大”的精神，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教学和科研。
科大人咬着牙在合肥重建科大，于1972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是国内少数最早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大学之一。
合肥师范学院就一幢教学楼(现在的教一楼)，一幢艺术楼(后变为出版社，现在改为办公楼)，艺术楼对面还有一座楼(就是现在的校史馆)，和图书馆这几幢楼稍为好一点。还有一幢121楼，在图书馆西南面，现在拆了。在艰苦条件下顽强拚搏，似乎是科大人与生俱来的品格，刚忙完搬迁，不少老师便自发开始搞科研。像方励之在教一楼三层走廊顶端在一个用木板隔的“房间”中开始他的天体物理研究，我也在121楼要了一个房间，靠一台示波器和一把电烙铁，开始研究低温电容液面计，开始干我下迁后的第一项科研。该项科研于1978年获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
可是科大师资当年严重不足，刘达一方面以解决两地分居为条件，从外单位调人。另一方面办“回炉班”。因为从外单位调人必竟很困难，所以办“回炉班”是刘达的一着髙招。
我是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的，当年我们从北大调来一位教授－－吴杭生，从科学院物理所调来了张裕垣和张其瑞。这三位都是能人，吴杭生和张裕垣后来都成科学院院士。下面我给大家讲讲调吴杭生的故事。
有一天，具体是那一年我记不准了，估计是1972年左右，肯定是在我们咬着牙建科大时。钱临照先生把我们低温物理专业的三位58级留校同学叫到他家。对我们说，我向你们推荐一位年轻物理学家，我只见过他一面，但他的文章我经手很多。因为钱先生是我国《物理学报》主编。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女的，因为他的字很秀气。有一天，我去王竹溪那儿，看见进来一个人，拖了二只鞋子，二只鞋子还不一样。穿的裤子像白毛女的裤子。活像个叫花子，但手上又抱了一大堆书。等他走后，我问王竹溪，他是谁。王竹溪说，他叫吴杭生。噢，这是你的大弟子啊！原来吴杭生还是个男的，这是我见吴杭生唯一的一次。
从北大调吴杭生，还是我去调的，看了他的档案，办完亊后，我到吴杭生宿舍去看他。跟他说，今年是你最后一次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国庆节那天，建议你去公园玩玩。他说，我怎么去啊？把衣服提给我一看，五颗扣子，只剩三颗。我说，你去买件新衣服，国庆那天穿，保证五颗扣子一定全。
吴杭生的夫人非常贤惠，吴杭生调来科大后，判若两人。
吴杭生是科大物理系第一个提院士的，当年科大院士很少，学校几次请吴杭生申报院士，吴杭生一直不肯申报。最后，是学校派人，给吴杭生填申报材料，一次成功，成为院士。由别人填写院士申报材料的，我估计找不出第二人。
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你认为科大谁的物理教得最好。学生回答，吴杭生和方励之。吴杭生的物理图像讲得很清楚，而方励之的物理思路讲得特清楚，方励之的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全体学生起立鼓掌，表示感谢。
当然，我问学生时，咬着牙重建科大的岁月己经过去。
4-5 与极左思潮顶着干
－－作者：阮耀钟：
1971年4月15日—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否定解放后17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
说实在，对这二个估计我们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心里不服。我家是贫农，土改时分到二亩三分田，是土改受益者。我从小就把“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牢记在心。1958年高中毕业，免试保送上大学。在念大学时入的党，是共产党自已培养的知识分子。就因为多念了几年书，如今成了“臭老九”， 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要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心里能服气吗？念书成了罪，岂有此理！
1972年9月26日刘达同志东山再起，重又担任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出山后，与武汝扬、钱志道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请求科大搬回北京。但周总理接到信后没有表态。刘达对全校师生讲：“周总理已看了我们的信了，但周总理没表态，周总理没表态，也等于表态了，我们只好安安心心在合肥办了。”
这时，大家看到领导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只好安安心心在合肥办了。科大刚搬来合肥时，尽管工军宣队再三施压，“搬迁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反对搬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就是反革命！”党员登记时，必须写上愿意“扎根安徽”，才让你登记，这些高压措施都无法真正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真正让大家安安心心在合肥办科大，还得归功于刘达。这是刘达出山后的第一大功劳。
科大搬回北京已无希望，只能在合肥办了。科大在北京时，基础课教师主要靠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学家，到文革前，科大才建校8年，尚未形成自己的基础课教师队伍。至于科大的专业课教师队伍更是薄弱，每个专业只有我们为数可怜的留校学生，并且多数留校学生一留校就下乡搞四清去了，“四清”一回校就是文化大革命。再加上科大下迁合肥，教师队伍流失二分之一。为弥补科大师资的严重不足，科大以解决两地问题为条件，从全国各地调集师资。 但是能从外地调入的师资必竟有限，为此刘达同志不顾极左思潮的干扰，举办“回炉班”，在全国范围内物色1967－1970届科大毕业生，调回科大。这些科大毕业生大学刚毕业，并且实际上他们在大学也没有真正念完，再加上当时知识分子又不值钱，所以很容易调入，从全国范围内挑选300多名1967－1970届科大毕业生，举办“回炉班”，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后补充师资。解决了当年科大师资短缺的难题，是刘达出山后，为科大所作的第二大功劳。
但在1974年初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批判“回炉班”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班。有人造反，有人贴大字报，刘达以他的硬骨头精神，顶住了压力，“回炉班”的学生后来成为建设科大的主力。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整顿，科学院在胡耀邦领导下开始整顿。1975年8月13日，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要求，科大党委起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汇报提纲》。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要把科大的体制由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改为双重领导，以院为主。科学院决心要把中国科技大学办好。
1975年10月23日，科大党委领导受中国科学院领导委托，代中国科学院起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即代拟稿），以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情况。《代拟稿》中提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任务主要是为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及其它科研部门培养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并掌握近代科学实验技术和至少一门外国语能力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文化考查，择优录取，学制四年。学生要学好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基础－－数学(包括计算技术)、物理、化学、电子学及其测试技术，以及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学生在校期间，就要参加科学实验活动，完成一定的科学研究任务。学校要搞好科学研究，使学校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又是一个科学研究单位，也是一个中间试验性和一个小批量生产一些产品的单位，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代拟稿》还提出试办理科中学以便为科大准备生源及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代拟稿》中提出的这些办学思想现在看来似乎非常平常。但是，在当年“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提出这些，是需要有胆识，是冒风险的。比如，《代拟稿》中就提出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上述《代拟稿》的精神我摘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汇报提纲》和《代拟稿》是胡耀邦在邓小平支持下指示科大起草的，是胡耀邦在科学院“百日维新”中的重要内容，胡耀邦在科学院的“百日维新”中与极左思潮的斗争，功不可没！
像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记得，1973年一位名叫张铁生的考生，交了一张“白卷”，成了“英雄”，甚至在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深受江青、王洪文的宠爱。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当时二派的斗争，像我们这些不是搞政治的也看得出来，当时知识分子从内心讲，都是站在“右派”这边的。在安徽，“天高皇帝远”，科大不买安徽省领导左倾思潮的账。
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先后二十多次对科大的运动作“指示”，要求大批“汇报提纲”、“代拟稿”，追“风源”，查“黑手”，在科大层层揪“走资派”，定武汝扬同志重犯走资派错误(那时刘达同志已调离科大) [2]。但是宋佩璋的这些做法遭到科大师生员工的抵制、抗争和斗争，当年科大反对宋佩璋在安徽也是出了名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科大全校师生无比悲痛。全校师生员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自发到校礼堂隆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钱临照先生主动登台发表悼词，追思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关怀，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期望，还以万分崇敬的心情追述周恩来总理毕生公而忘私的美德，言辞恳切，听者动容，这也是一次与左倾思潮的斗争。我带着女儿参加了校礼堂举行的周总理追悼会。
1976年4月北京爆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以搜捕“反革命”、追查“政治谣言”为由，责令各单位清查。科大被上级定为重点清查单位进行清查。但那时候，与左倾思潮的斗争中，文革中科大的派性全无，大家齐心一致应付、抵制和抗争上面的清查。我原来是科大东方红的，但在文革这段时间，关着房门，可以无话不说的四位知心朋友，全是延安的，这一段追查“政治谣言”的经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上面讲的是在政治上与四人帮顶着干。在业务上，科大人也不买极左思潮的账。老人都知道，当年的工农兵学员(那时不叫学生，叫学员)上大学是来“上、管、改”的，是来管理大学，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的。我在“请中科大学子不要太在意排名” [5]一文中曾提到，“当年科大是我们这批科大人为主力，我们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我们认为当老师就要好好教书，当学生就该好好学习，我们就不信‘上、管、改’那一套。”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看到我们的工农兵学员在看英文的专业参考书，甚是奇怪，他们看我们对学生的教育抓得很紧，问我们：“难道你们不怕工农兵学员造反？”由于认真教书，严格要求学生，使得当年科大工农兵学员的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我校工农兵学员中已有6位当选两院院士：
1973级生物物理专业饶子和（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973级磁学专业沈保根（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973级理论核物理专业吴汉明（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5级无线电测量专业吴伟仁（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1975级激光与光学专业刘文清（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1976级地球物理专业孙和平（201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我看科大工农兵学员的质量也是全国名列前矛的。
后来邓小平说：“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不知小平同志是不是把我们这些也算作“年轻人才”了，那真是太过奖了，太抬举我们了。我们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人才，只是对“臭老九”的称呼，心里不服。我们这些人都只是凭良心干活，不甘落后罢了。
方励之说：“从(淮南煤矿)矿井出来以后，我就开始转到广义相对论研究，转到天体物理，宇宙学的研究。大学一九七一年开始复课，图书馆终于开了，虽然杂志还很不全。一九七一年我开始转到天体物理学研究，我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可以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是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国外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我们，我记得，是英国的《自然》杂志。但也很快受到四人帮组织的《文汇报》的批判。因为宇宙学在中国一直是被禁止的学科，像苏联一样，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有很多朋友也说，你搞这种东西干什么？然而，好就好在当时科技大学的领导，像刘达，他说：你别管它，就做你的。所以不但我做，还有别的同事一起做，慢慢形成一个小组。我们小组，在七十年代的科技大学，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在国内宇宙学方面也是最早做的。”方励之的研究组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先进集体”奖，这是名副其实的“先进集体”，这些才是真正的“年轻人才”。方励之领导的不到十个人的一个科研小组，后来出了方励之、张家铝、周又元三位院士，在中国也是个奇迹！
科大下迁合肥后，科大人身处逆境，顽强拼搏的精神，我认为方励之是最好的例子。他白天在砖厂烧砖，晚上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注意，搞科研只能用业余时间。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方励之带领几个年轻人，晚上躲在地下室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我知道，方励之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是从下迁合肥后开始的，并且是从零开始的。但是不是真的躲在地下室，我没考证过，其实想考证很容易，只要打个电话问一下程福臻教授就可以了，但我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
我常跟朋友半开玩笑的说，“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其它学校不敢抓工农兵学员的教育质量，科大敢抓，科大捞了一笔业务资本；科大顶着“四人帮”，反对宋佩璋，科大又捞了一笔政治资本。这些虽是笑话，也是真话。关键是科大人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这就是科大精神。科大下迁合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因为科大学生善于独立思考。正因为科大人善于独立思考，所以在“四人帮”横行时，敢于反对宋佩璋。
参考文献：
[1]《文革十年中国教育大事录》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
[3] 《我为刘达同志当了一次“信使”》
[4]阮耀钟《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
[5] 阮耀钟《请中科大学子不要太在意排名》
[6] 阮耀钟《我的第一项科研任务》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