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重庆清华中学在小山上但校园宽阔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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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声音响彻了全世界。只是整个大西南还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山城重庆在公开的报纸上，也仍然看不到有关人民政府的消息。
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南进军。蒋介石一方面把大批金银和贵重物资运往台湾，另方面又把临时首都再次迁到重庆，由阎锡山任行政院长、杨森任重庆市长。杨森上任后立即大肆逮捕和枪杀进步分子，还公布了15条“格杀勿论”令，山城里到处弥漫着一片萧杀紧张的气氛。“言论管制”也加强了，连清华中学里，也派进来一个生活老师，我们发现他经常利用上课时间独自在宿舍里翻查学生的床铺，搜寻学生看的书。杨森还扬言要把重庆所有的工厂和重要建筑都埋上炸药，声称解放军攻入重庆时得到的将是一片火海、一堆瓦砾。好像是事先演示这种恐怖局面似的，一个晚上、朝天门附近的一栋银行大楼突然起火，火势凶猛，一夜之间殃及朝天门码头数千户棚户区全被大火吞没，万余人无家可归，哭爹喊娘，场面惨不忍睹。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有说这是国民党火烧重庆的开始，当晚救火的水里都有汽油所以火越烧越大；有说这是国民党当官的把银行的黄金、美钞席卷而逃，故意放了一把火消灭证据……。人心惶惶中，杨森又说这是共产党放的火，在重庆制造恐怖气氛以配合前线战争，并押解了几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游街示众、当街处决。尽管老百姓最后也弄不清楚事情的究竟，但所有这些却使全市人民的思想和心情更加紧张和混乱了。
面对当局疯狂抓人、垂死挣扎的形势，重庆地下党做出了“保存力量、避免暴露、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决定，以尽量减少无谓的牺牲。火热的学生运动表面上迅速地平静下来了。清华校园内也是一样，各种研究会都停止了活动，壁报也出得少了，内容也较前谨慎了。但是大家的心却更热了，因为盼着解放的那一天终于快来到了。至11月中旬贵阳解放，解放军已直指重庆时，我们又在地下党统一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学校成立了一个“应变委员会”，内部名称叫“迎接解放委员会”，各班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我是班委员会的成员。应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当前的工作重点是打消同学的顾虑，动员大家坚持留校，不要因战乱而回家，在校参加保护公共财产，防止国民党撤退时对学校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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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势如破竹，前线几乎每天都会向前推进80到100里地。从11月初进军贵州省开始，至11月下旬才20多天，重庆东、西、南三面邻近各县都相继解放。人们都把解放军称为“飞毛腿”、“铁腿板”。25日我们在学校里已经能够清楚地听到从西面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有时还能看见火光。可同学们的热情就是高，为了保护学校无论家里怎么催促挂念，几乎没有人离校回家，连女同学都坚持留在学校参加护校斗争，想想当年这些青年学生期盼解放的热情真让人感动。就在这时，26日那天，位于清华中学西边约10公里的南温泉，有个南林学院的学生跑进我们学校来，说他们的学校昨晚已被国民党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强占，不少学生的东西遭抢劫，有的还挨了打，还说有女同学竟被强暴的。这个消息顿使我们也紧张起来了，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败兵就是强盗”。应变委员会立即组织纠察队，由男生编队日夜轮流在校园周围布岗巡逻。我们没有武器，最多也就是手里拿上一根当时的童子军棍。但根据战事进展的速度，大家也知道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成惊弓之鸟，学生人数又多，对流窜的零星逃兵估计还能应付。
由于清华中学在土桥镇外一个孤零零的小秃山上，俯瞰山下可以一目了然，几天里国民党军队竟然一直没有上山来。11月28日白天我们在山上巡逻时看见有几个大兵就在校园下面的半山坡上急匆匆地挖了好几个掩体。结合其它现象估计战事已经很近了。为防万一，学校应变会决定当天晚上所有同学都不要回宿舍脱衣睡觉，全部按班级集中在教室休息，夜里加岗巡逻，结果当夜无事。29日白天、西边的炮声更近了，可山坡下修好工事的国民党兵反而撤走了，谁也闹不清眼前这个仗会怎么打，现在究竟到了哪一步，会不会打到学校里来？学生们只能紧张地在校园占据的这个山头上转悠着，远远地探望着山下。只见山下的土桥镇上冷冷清清，基本见不到人影，好象也看不到兵，气氛既凝重又紧张。可到当天夜里却很不平静，天很黑，从傍晚到深夜接连听到远处几声巨大的爆炸声，那是国民党自己破坏了郊区的军工厂。头上还经常有飞机轰鸣，后来听说蒋介石连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的许多要员都是那天晚上乘飞机逃走的。接着，山下的土桥公路上响起了几声零星的枪声和喊话声，一阵声响过后又归于宁静。我们在校园边上的草丛里蹲守着，相互猜测着：难道这儿的仗就这样算过去了？只是夜很黑什么也看不见。约一个多小时后大家正在张望中，山坡下忽然又发出一阵喊话声紧接着是急促的机枪声，响了好一阵子。天亮才知道，原来当时有一个排的国民党警备队，从前面撤退下来却不知道这儿已经先解放了，队伍刚走到校园下面的半山坡上就和已占领山下的解放军遭遇上了，一下子就被解放军的机枪打散，撂下了两具尸体。有一个士兵还爬上山坡往我们的校园逃，被一位巡逻同学撞个正着，他扔下枪，央求那同学和他对换外面的衣服后，撒腿就跑了。第二天我们大家都庆贺这位同学缴获了一支真枪，他却说：“当时我也挺害怕的，要不然还真可以抓个活的呢！”
天亮后，我们在小山头上看到土桥镇马路上有一些穿黄棉衣的军人在走动，大家估计这就是解放军，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是灰军装，原先的镇公所门前还新挂上了两面红旗，又经派出前去打探的同学回来报告，知道土桥镇确实已经解放了。同学们立即奔走相告，学生自治会的“应变委员会”当即更名为“欢庆解放委员会”，大家抓紧赶做横幅和小彩旗，接着就打起锣鼓、整队到土桥镇上庆祝解放并慰问解放军。10时许、又传来消息，重庆市轮渡公司的工人们，开着轮渡把解放军部队接过江去了。11月30日－－这是重庆人民应该永远记住的日子，重庆就此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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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这几个月，从年底到春节我们清华中学的同学和整个重庆市民一样，完全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欢乐气氛中。到处锣鼓喧天、好像整个重庆都在扭秧歌，到处都有人和穿着黄棉袄素不相识的解放军战士一起学唱革命歌曲。你听：“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啊！解放军的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干部的亲切和蔼、关心群众，到处可见醒目的“为人民服务”标语……数不清的新鲜事都象一阵阵春风，吹暖了人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那颗几乎已被冻僵了的心。特别是那种雷厉风行、说到做到的工作作风，在重庆解放后不几天里，竟能迅速平抑飞涨的物价，甚至从东北调运来粮食，几天功夫就解决了全市粮食敞开供应的大问题。至于不久前还在中国百姓头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大兵、连同曾经充斥重庆大小街道的娼妓一起，从此不见了踪影，以至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都赞不绝口，连声称道：“这简直是奇迹”！
一分行动远胜过万卷宣言。两个党、两个社会，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比，那时人们唱着东方红，唱着大救星，真不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用嘴唱的，实在是打自己的心窝里唱出来的。眼见为实，心悦诚服，事实比多少理论课、多少大道理更为管用。就这样，大家很快就从心里认同了共产党、认同了新社会，认为“解放”两个字真是太形象、太贴切了。新社会的确是我们盼望的那个民主社会，共产党确实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而我们这些曾经盼望过解放，甚至还多少为这个新社会的到来参加了一些斗争的人，此时的心情更不言而喻，完全相信从此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今后的一生将幸福地沐浴在民族富强、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了。受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民真的从此就要站起来了！大家热血澎湃，豪情满怀，在充满自豪感的同时，也就理所当然地热爱这个新中国、拥护共产党、更拥护领导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领袖，心甘情愿地响应号召，为开创和建设这个新社会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要做的事也实在太多。虽然学校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但我们却长期沉浸在解放初期的革命热潮中。整个社会气氛也是如此：前线解放战争的余波仍在推进，进军昌都、解放西藏，重庆是支援前线的大本营。在四川省内，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也采取了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乡下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就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转兵为匪”成立的“游击队”。学生们积极响应政府“要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号召，全力支持征粮剿匪、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各种革命斗争。仅仅当年12月份，清华中学就有近百名同学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而且马上拿起枪杆，参加了征粮剿匪的战斗。接着他们中大多数人还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好几位清华中学的同学就在这些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图：前排下蹲的是我班上参军的同学，后排右二是我
不仅仅我们国内、我们年青人是这样，许多国外的知名学者、华侨华裔，也都带着自己的学识、带着自己的财产，冲破重重阻挠、辗转万里，奔回中国。全都满怀虔诚的希望，盼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除了参军就是参干。曹贞干、张运富、李普杰等原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很快就被抽调到市里的党政机关工作了，穿上了灰布干部服。在此前，还在班里搞了一次公开地下组织成员并和群众见面的会。会前曹贞干忽然找我谈话说：原来民协社里的两种组织关系中，CP关系实际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关系、而CY关系是相当地下青年团的关系；我原是CP关系、由我发展的郭汝魁也是CP关系，这次我原本也都要抽调出去工作的，但由于我家庭情况比较复杂：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特别我的亲姐姐还去了台湾，形成了复杂的海外关系，经过上级组织审查，最后确定我是“民协社员”，也就是相当青年团员的关系了。这次抽调干部对我也暂缓一下，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组织的寒假干部培训班等待安排。此外，还说了许多要相信组织、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验等劝慰的话。我当时虽然也若有所失，但在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革命激情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心灵深处更加加深了对自己家庭的憎恨，思想上完全把我的家庭放到和革命对立的阵营里去了。然而、这件事也同时为二十多年后的郭汝魁埋下了一个当时谁也没想到的“麻烦”，因为他当时是以CP关系直接转为地下党员了，并且自参加工作后在所有个人履历表里，入党介绍人这一栏他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这在地下工作环境下本来也完全是事实。十年浩劫时他是重庆市文教局局长，他所在单位的外调人员千里迢迢由重庆跑到黑龙江，竟然发现我那时还是一个党外人士、更从来没有入过党，立即如获至宝，以为这下可抓到了郭汝魁是“假党员”的确凿罪证了！无论我如何解释，他们都无法相信：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入过党的党外群众，怎么可能早在二十年前就发展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些年青人，实在无法理解解放前地下工作时组织工作的某些实际情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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