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小秋
五
1958年夏初，我们已是高三最后一学期了。一天，班干部突然通知我晚上到大华汽车修造厂开会。我好生奇怪，问了宋贵生，知道他也接到了通知。
晚饭后，六七个人在干部带领下，步行了很远才到了厂里。会议室不大，像个教室似的。 会标已经挂好： “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大熹大会”！ 看了会标，我浑身颤栗，两手冰凉，踅摸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坐下好久了，心还在狂跳着。很快，几个人把陈大熹押了上来。陈大熹倒是很镇定，和我平时见面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头发好像长了点，他一手插在口袋中，一手放在背后，看到我们几个同学，还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 突然听到扩音器里高声喊道：“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大熹大会现在开始！”再后来就只见主持人挥动着手臂，嘴在不停地一张一翕，究竟说了些什么，一点儿也没听见。人群中不时传来声嘶力竭的呼喊，歇斯底里的怒斥，傲天霍地的叫骂，拍桌跺脚的吼喊。我的眼前金星乱冒，好像感到群魔乱舞，妖孽飞旋，两腿不停地颤栗，仿佛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经过很长时间，总算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了。一个偏分头、留有小胡子的人喊道：“陈大熹，你利用课堂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灵魂，成天让大家背戴望舒、徐志摩的诗，是彻头彻尾地用文艺削弱党的领导，阴谋扩大反革命队伍 ……”一个稍稍年长一些的人叫着 ：“ 你纠结了一伙年轻学生，还出版反动的地下刊物，是搞什么反动组织？交代一下你们的纲领、目的！” 这下我们坐不住了，文灜社的几个骨干窃窃私语，不知在商量什么。稍待片刻，宋贵生抢先发言 ：“陈大熹！你口口声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完全是在腐蚀我们无知的学生，好为你服务，扩大你的反革命队伍，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 听得我好紧张，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发抖。难道我也成了反革命组织中的一员？这从未见过的阵势让我感到震惊和恐怖，心想近半年我没去参加活动，他们是不是出了几本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的手抄本？这些天我可没看到过他们的杂志。幸亏我早早退出来，不然我也成了他们反革命组织中的一员了。我没有跟他们干坏事，我不是反革命！但回头一想，既然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为什么通知我来开会？可见组织上也把我当作反革命成员了！不可能，我是清白的，组织上是要教育教育我，让我远离这些反动分子……翻来覆去想了好长时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大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从他们发言内容看，陈大熹的主要罪状就是组织文灜社，就是出版了几本手抄本文艺刊物。后来我清醒了许多，心里思谋着：二三十年代，“创造社” “太阳社” “新月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层出不穷，反动统治时期尚且能自由组织文艺社团，何况现在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文灜社怎么就是反革命？虽然我在文灜社呆的时间不很长，但心里很不服气，尤其对宋贵生更是鄙夷不屑！人，不能为了自我保护，就出卖朋友。所以，自此之后，我和宋贵生几乎断绝了交往。一直到耳顺前后，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才又重归于好。
返校后，学校责令凡参加文灜社的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逐个检查，让我们狠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痛揭自己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的危害。陈大熹遭此打击，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五六年前我曾托人打听，还问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华汽车修造厂当过党委书记的一个老同志，可这位老同志说：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宋贵生因代理过文灜社领导，被剥夺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权利；盾生被开除军籍，据说回到乡间当了赤脚医生，早早就下世了。其他成员大多受到或大或小的处分。唯独我和王济民没受过处分，王济民的父亲王易风是解放初期省文化局的一个处长。听说王济民是党派来专门监视我们的，此话不太可信。后来王济民在山西省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位上退休。我因为在文灜社仅仅呆了不足半年，时间既短，年龄又小，所以，只在学校做了检查，回到班里，在班会上受到批评。只是在本人的个人档案中已画上了粗粗的一笔。
后来想起长老的“清静无为，远避祸福”，方觉确有道理。虽然此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到平反，但造成的个人损失已无可挽回。六十年过去了，有的当事人已墓木盈拱，几乎没有几个人记得此事了。为了共同的文学爱好，好几个人经受了如此凌辱，残酷打击，每言念及此，心中就隐隐作痛，差堪自慰的是，在斗争陈大熹的大会上，我一言未发，没说一句有违良知的话。
六
三个月后，我考上了大学。说“考”那是人们的一般说法，其实1958年的高校招生，“考”只是形式。谁可以录取，谁不能录取；谁可录取到名校，谁只能在一般大学就读；谁可以上本科，谁只能读专科，早经学校的党组织决定了。同年级老干部儿子张文彬被录取在北大（最后在国家文物局局长位上退休，是《炎黄春秋》的编委之一），省军区司令的女儿郝桃楠保送到北师大（最后在上海八中退休）。我虽然在一次全市中学统一考试中，获进山中学语文第一名，但也只能上山西师范学院。不过，能进入高校深造，我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比起宋贵生、盾生等同学，我是万分幸运的。本人应当山呼万岁，感谢我党宽大为怀的给出路政策！
山西大学堂是1902年由庚子赔款创建的，后易名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侯家巷。1949年建政初期，设有文、理、医、工、法五个学院，进步学者邓初民任校长，法学院法律系并入北京大学。 1952—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理两院改称山西师范学院；还分出山西医学院（现在的山西医大）、太原工学院（现在的太原工大）、山西农学院。其他学院的部分系科分别并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师范学院是调整时人数最多的一个分支。1954年迁入坞城路。1959年，在师范学院院内恢复山西大学建制，占主楼后的一座四层楼房。1961年，新恢复的山西大学与山西师范学校合并，仍定名为山西大学。
1958年的大学招生也受到大跃进的影响，仅师范学院即招了一千七百人，这是从未有过的规模。其实当年生源不足，所以，社会青年招的不少，有退伍军人，有初中毕业后在其他部门工作过几年的工人、干部。所以学生较杂，程度参差不齐。
一入学是专业思想教育，学习文件，开会表态。在中学时就听说蔡元培曾提出过“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但进了山西大学，这十六字箴言的影子都见不到了。紧接着参加大跃进，上山修路，建小高炉，大炼钢铁。
在此期间，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个天津籍同学在保管炸药时，不知是记错了，还是遗忘了，两包炸药怎么也对不上号。于是把他解到我们班，进行批斗。又是声嘶力竭的呐喊，推推搡搡的打斗，参加批斗积极的人就是班里的依靠对象，像我这样既不说话又不挥拳的人就是落后分子。这样的会一连开了五六天，一定要天津籍同学说出偷藏炸药的目的，炸药藏在何处。同学分组轮番战斗，“作案人”依次参加各组的批斗会，不准休息。几天下来，天津籍同学昏头涨脑，疲惫不堪，只好说：“我偷藏炸药，准备去炸天安门！” 案件才算是告一段落。但我相信没有人认为那会是真话，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天津籍学兄是否受到什么处分，就不得而知了。
七
进大学两三个月了，一天课也不上，成天不是劳动，就是批斗会，不少人心有怨言。但谁也不说什么；只是不到半年，最少有四分之一的同学陆陆续续退学了。开学时中文系招了360多人，毕业时，58级中文系只剩200多人了。绝大部分都是开学不久退学或休学的。
1958年初冬，有个同学吃饭时，发现窝头里有块小纸片，上面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字句，什么“打打打，杀杀杀！” “某某是逼良为娼！” “大坏蛋”，还有几节曲谱。纸条被交到系里后，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系领导认为这是反动标语，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而且针对性很明确：是在发泄对前不久批斗天津籍学生的不满。而那次批斗会只有我们一个班参加，所以怀疑对象就落在我们中文丙班。当时，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学校为大跃进，停课参加各项劳动，有的在古交修路，有的在学校农场劳动，有的在厨房帮灶。纸条是在窝头中发现的，作案的人肯定是帮灶的同学，而且应该是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落后、开会不多发言的同学。
经过班干部的鉴别挑选，我班的五六个人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其中有我要好的同学贾治中、李敬密等。贾是太原五中毕业，身体倍儿棒，打得一手好篮球，是系篮球队队员；又是西乐队的小号手，吹奏起西洋音乐，那可真叫得心应手。他为人正直，只专心学业，不爱出头露面，看不惯那些批斗别人吆五喝六的事。李是风景优美、用庚子赔款创办的汾阳中学毕业的。五十年代，著名导演苏×曾带领演员在汾阳拍过几部电影，汾阳中学配合电影制片厂，组织学生参加演出，李也扮演过群众、战士等角色，由此爱上了电影艺术，想成为编剧。他也是专心于学业，不过问其他。那天劳动，他俩都是帮灶做饭的；贾懂乐谱，李字写得漂亮，两人平时又都不多接近干部。所以成了“反标”重点怀疑对象。
那天我正好被分到农场劳动。山西大学农场在三四里外的北张村西南，正是现在太原市第三实验中学、恒大御府一带，占地一百多亩。劳动前我们先要在田间小径上步行四五里路，劳动两三个小时，就得返回学校吃饭。时间比较紧张，不可能抽出“作案”时间，所以在这次“破案”过程中，凡参加农场劳动的都没有成为怀疑对象，我也就“幸免”受难了。
这次“破案”用了很长时间，又是不间断的“怒斥”、推搡，口号声震得地板都好像在颤抖。那些被怀疑的同学既不让休息，还得不断写检查。班里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以防想不开，走自绝于人民的路。我在这次破案中既未挥拳打人，也未疾言厉色地说过一句话。接二连三的批斗会，让我内心非常厌烦。但当时的氛围却认为积极参加批斗会是觉悟高的表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就跟向一块横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石头大发脾气同等的愚蠢。”我不愿做愚蠢的人，也不愿意与那股强大的势力随波逐流，所以只好和班干部、积极分子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惹不起还躲不起？此后，我参加了学校中乐队，除上课时间，多是在社团活动室练习三弦、扬琴。远离了是非之地，也有了自找乐趣的场所。五十多年后，贾治中还在一首诗里写道：“最是社团门前路，歌吹一片喜洋洋。”这《喜洋洋》既是我们经常演奏的广东音乐的乐曲名，又是当时大家心情的写照。在一些积极分子心目中，我们几个人应该是顽固的落后分子。这就为后来几次对我的批判打下了思想基础。
这次所谓的“反标”一事，最后没有任何结果，依旧是不了了之。
后来还发生过一件蹊跷的是。一天，在校园内的多处地方，有人发现了十六张发泄不满情绪的纸片，具体内容不详。因在“窝头案”中参与做饭的一共十六个人，所以，这十六张写有不同文字的纸张，也引起了系领导的重视。这十六张是不是与十六人有关？有的认为这是新的反动标语。但因为发现纸张的范围不集中，文字内容又难以定论，所以没有展开大张旗鼓的破案活动。不过事件发生后，也引起一些同学的紧张。据说几年后在文化革命中，同班同学×××承认窝头中的字是他写的，而此人却在当时批判别人时，慷慨激昂，杀气腾腾，俨然是党要培养栽培的好苗子。
在我们毕业前夕，系领导出面，进行了甄别，给当时受批斗的同学赔礼道歉。总算没有记入个人档案。
八
一天，李敬密一手捂着半张嘴，贴着我耳朵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王育娥失踪了。”
“哟！怎么回事？”我急切地想知道究竟。王育娥是我班文娱活跃分子，为人活泼爽朗，歌唱得不错，人长得也还算漂亮。此前，还借了我一本《印度电影歌曲集》呢。
“听说她昨天在盥洗室拿了别人的一条洗脸毛巾，毛巾主人是外语系的一个从泰国回来的华侨。人家发现后，告到班里。班干部找王育娥谈了话，指出她这是偷盗行为。那个华侨不依不饶，找系里干部说：’外语系女生宿舍丢了不少东西，原来小偷出在你们班！’王育娥丢不起这个脸，更承受不起令人丧魂落魄的批斗会，哭了一整天。人们怕出事，连爱华等几个同学轮番照看着，今天早晨，趁大家洗漱时，王育娥跑了。”
“听说王育娥在高中时，各方面都很要强，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怎么会私拿别人一条毛巾呢？” “偷” 是很丢脸的事，所以谁也不肯说出这个词来。但我心中确实感到蹊跷。
“听说毛巾很漂亮，国内买不到，人家是从泰国带回来的。”
很快，事情在班里传开了，班干部立即组织同学，四出寻找。百八十号人分头出动。学校的角角落落，周围的野田小径，周围的枯树古井、花木棘丛都搜索遍了，还是找不到。
后来几个军人在许坦村部队农田劳动时，发现灌溉用井中有一女子尸体，打捞上来后，看样子像个学生，就通知了学校。学校立即转告中文系，班里马上派连爱华等同学去辨认，才确认就是王育娥。
王育娥投井自杀了，这件事对同学震动很大。她的死是令人惋惜的，但也证明了她不能原谅自己的猥琐行为，因此也还赢得了不少同学的敬意。后来，在学校西南角的空地上，大家轮流照看了两天后，家长领走了事。没有听说家长为此闹事，自己的孩子做下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无话可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人的自尊心多么强，舆论压力多么大，自我要求多么高。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恐怕不会有人为此了断自己的一生。
屠格涅夫说过：“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 自尊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良方妙药，是支撑信仰与生命的铮铮铁骨，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必要条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是人类社会赖以正常运行的坚实基础。为人必须要有自尊，这是处世的圭臬，交友的准则；做人如果没有自尊，就像太阳失去了炽热的光芒，江河停止了咆哮的激浪。如果失去自尊，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还有什么力量摧毁不了自己？可惜，一场场的运动，也许有人会感到“其乐无穷”，但却摧隤了多少人的自尊, 扭曲了多少人的心灵，这正是今天不少人丧尽天良、为所欲为、横行不法、腐化堕落、恶行遍天下的思想根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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