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文革中被带纸高帽游街的“牛鬼蛇神”（转自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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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场将亿万中国人民推入十年血腥的文革浩劫，早在1965年就已经在造势了，狂热的政治旋风一阵紧似一阵，连远在边陲荒凉的北大荒也能感觉得到，只是我们不明个中就里，头脑昏沉沉地被强烈的政治形势拖着跑。
1965年是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后的第三年，经过前两年大刀阔斧地调整整顿，全垦区一千多万亩土地和数十万农垦战士终于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摧残下逐渐恢复了生机。生产瞎指挥基本制止了，粮食产量节节攀升；人们被豆秸粉代食品搞得蜡黄浮肿的脸上开始恢复了红润，重新显现了笑容，不少农场还破天荒地有了盈利。我也刚刚完成了在云山农场六队搞机械化样板生产队的任务，实现了黑龙江省“上纲要”的指标；并按照分局部署，兴致勃勃地转战八五○农场四队蹲点，为便于工作还挂职兼任了该队农业副队长，确实准备苦战三年啃下这块低产变高产的硬骨头。
可是，越来越频繁的运动干扰，却使这次蹲点远不像前两年在云山六队那样顺当，经常接到分局通知让回机关去参加学习或运动，蹲点蹲不住。因为要贯彻林彪提出来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分局机关每人都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套毛选四卷精装合订本，还举行了隆重的授书仪式。可拿到书没两天又开会贯彻“四个第一”，强调学毛著主要是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阶级感情学而并不在于你真读了多少书。还说“贫下中农不认识几个字，却最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关键是“要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要随时“狠斗私心一闪念”。动员大家首先要背熟“老三篇”，机关里召开讲用“老三篇”大会。上台讲的都是出身好的党员或政工人员；讲的内容大多是“学雷锋、做好事”，再加上几句“老三篇”里的话。又过了没几天，更进一步强调只要牢记住几条语录就行，因为只要能学懂一句就可以顶上一万句，比你读多少书都强。面对这种形势，我确实又惶惑了，因为这和我过去从团校参加工作以来所说的学习方法全不一样。但此时、语录已经在人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心目中提高到了神圣的程度。被称为“红宝书”，天天寸步不能离。显然，对于我这种出身的知识分子，读红宝书、谈心得，首当其冲的是清理自己家庭的阶级烙印，每天诚惶诚恐地联系出身、挖思想、写检查。只是和过去运动中写检查有所不同的是：每检讨一段，就要在语录本里摘出一句毛主席的话来批判自己，这叫对号入座。其实这样做起来倒也简单，但我再也不敢像在云山六队蹲点时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哲学思想和战略战术了。尤其下半年机关里开始进行点上社教，又叫“四清”运动，学习文件和参加会议的次数就更多了。通过学习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文件里讲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很严重，还说很多地方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可是我就是看不到现在垦区的问题究竟在那里，只觉得这两年形势挺好，生产上去了，精神面貌也好了。也许文件里讲的事是指农村吧？但人们说这恰恰说明我头脑里的问题很严重，需要认真检查自己思想。总之，机关里阶级斗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虽然社教文件中规定的“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一般机关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洗手洗澡”，就是自我检查、群众帮助，特别是机关里贴的许多“烧”领导的大字报，顺便也就捎带着“烧”了些出身不好的人，其中当然少不了我。这也是规律，每次运动一来，那些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点事的，总会感觉到惶惶然。
也就在这时，分局又从八五○农场上调了一位党员农业科长左芳书，来担任我们生产办公室的党小组长，以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似乎也相当于接任我原本担任的虚职农业组长的工作，虽然没有这样宣布，但一种在农大肃反前就曾相识的政治氛围，似乎又开始弥漫在我周围了。
不过我依然尽量利用机关学习和运动的空隙时间去四队继续完成蹲点任务，让我高兴一时的是，和那里的队干部、老职工以及知识青年都处得相当好。四队确实是一块在虎林分局有代表性的贫瘠白浆土地，耕层浅薄、易涝易旱。虽然1965年我们通过贯彻标准作业使全队万余亩耕地平均单产提高了15%，但距离上纲要目标还有不小距离。看来要想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还必须考虑完善其它技术措施，仅靠标准作业是不够的。为此1966年早春我们大搞自制有机复合磷肥，因为当时只有含量12%的国产过磷酸钙，必须做成复合肥才利于施用并提高肥效；后来又在学友张天惠的支援下进行春小麦打井渗灌的生产性试验。心想通过肥水夹攻，总能为虎林分局这类面积达几百万亩的贫瘠白浆土地找出一条上纲要的路来。
可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且风越刮越猛。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和我们的蹲点工作弹不到同一根弦上。社教工作组一会儿传达主席指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会儿又组织讨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人们的思想绷得更紧了。每天报纸上都是这些醒目的标题和大块批判文章，主要还是针对文艺方面的。由于北大荒信息闭塞，自己没有接触过被批判的那些作品，文章内容也就看不懂，心里以为大概又要在文艺领域开展一次建国以来曾多次搞过的文艺大批判了。只是感觉这次风头特别大，口号也拔得特别高。尤其到1965年底各大报纸都用整版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明确提出了政治上的翻案风、平冤狱等等，背后若有所指，更觉得这次来头不小。转过年来，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事态发展更是应接不暇：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又有什么《二月提纲》，批判什么“三家村”、《燕山夜话》，还要揪出幕后黑手……，显然这已经远不是文艺批判了。虽然由于远在边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根本闹不清楚，但能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天，我所蹲点的八五○农场四队曹队长，是个转业军官，忧心忡忡地对我说：“看来刚吃了两年饱饭又要折腾了”！只是无论曹队长和我，还有更多的人，谁都没有想到：这次折腾竟会如此严重！更至于如此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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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已经燃遍全国，并且完全突破了所谓文艺批判的范畴。特别自六月一日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播送以后，真是神州激荡，到处都可看到“我们革命小将”、“造反有理”、“红卫兵”“揪黑帮”、“横扫牛鬼蛇神”……等标语和口号。中央连彭陆罗杨等大人物都被揪出来了。虎林县城的学校里批斗教师的运动已闹得热火朝天，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场什么运动？到底要怎样来革旧文化的命？仍然谁也说不清楚。分局机关的社教工作组匆匆撤走了，一向主要凭上级文件和指示进行工作的各级领导全都懵了。因为除了报纸上登的文章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文革怎么搞的文件下达，但不紧跟形势显然也是不行的。拖到七月初，分局机关决定就此停止一切正常工作，集中在机关里自行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因为垦区的机关干部一向都守规矩，没有领导动员，谁也不敢自己起来造反。首先成立了以政治处人员为主的五人文革领导小组，组织机关全体人员学习报纸上的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并以此动员大家写大字报搞文化革命。
经过学习和讨论，比照五一六通知精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底批判小五界（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动权威”。可虎林农垦分局原本只是一个机构十分精简的派出机构，连下属小单位和食堂等工人全算上，总共也只有六十多人，又从那儿去找“小五界”呢？还真得佩服一向善于搞运动的政治处的干部们他们那种超常的思维能力。经过文革小组讨论研究最终向大家宣布：机关里各类技术人员成堆的生产办公室就是“我们的学术界”；负责为各农场供应电影片的电影发行站就是“我们的文艺界”，把这两个部门确定为本单位文化革命的重点，动员全机关人员贴大字报重点揭发他们的问题。
方向确定了，但最初几天大字报还是稀稀落落。只见办公室走廊里开始有了几张用对开白纸或旧报纸写的大字报。内容无非是原社教期间某些大字报的延续，只是矛头由领导公开转向了一般干部。针对的人员当然主要还是那些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干部，因为那是宣布的运动重点嘛。只是无论目标对象和揭发内容都比较分散，甚至是相互报复。你贴了我一张、我也回敬你两张，倒是充分显示出历次政治运动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互相撕咬的特点。但是无论数量或声势都无法和当时社会上、特别学校里的“革命”气势相比。机关里相当一些人多利用这停止办公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或聊着从社会上听来的和看到的一些新闻，传阅由各种渠道流过来的花花绿绿小报，也是想通过这途径多少能看出点文化大革命的端倪来。因为确实谁都不清楚，这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
一天，办公楼内外突然人声鼎沸、脚步嘈杂。探头一看原来是我们生产办公室的植保技术员和政治处的某几位同志，一起用十几张大白纸拼接成一张有十米长的特大大字报，从政治处所在的三楼窗户外直垂挂到了一楼，斗大的标题赫然写着《看！反动学术权威蔡方达的反党大毒草》。内容就是针对我1965年在农垦报上写的那篇讨论《大豆人工锄草什么时候上好？》的文章，批判我竟敢公开和总局党委的决策唱反调！这不是反党又是什么？与此同时，在楼内楼梯口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说的是生产办公室副主任高静海是党内走资派，因为那位植保技术员写大字报前曾向他请示汇报，他竟表态不同意就此事贴蔡方达的大字报，认为那文章是技术讨论不算反党，公然成了反动技术权威的保护伞，压制革命小将，制造白色恐怖，企图把政治问题淡化为学术讨论，和彭真二月提纲唱的是同一个调子。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张大字报一出，楼内楼外很快就贴满了声援的大字报。那位植保技术员也立刻成了冲破层层阻挠的革命英雄小将。他出身较好是1965年刚从沈阳农学院植保系毕业分配来分局的技术员。这下大家似乎都有事可干了。几天里，有的人还去查阅政工处保存的历年农垦报，专门找出我以往写的其它技术讨论文章，汇总证明我一贯和总局党委唱反调，其实这些文章都是我对现行技术措施提出的一些讨论或建议；有的还从报上剪下一些当时和我技术观点不同的人写的讨论性文章，证明革命群众历来对我的反党言论就有批驳、有声讨，不能容忍；有的则根据我的家庭出身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有的，主要是政治处的人员，还披露了我档案里农大肃反和反右运动时的一些材料，更证明我历史上“一贯就是一个高举反党黑旗的反党分子”；更多的大字报则从我平时的只言片语中寻找问题揭发批判；也有的只是单纯对植保技术员的大字报表示声援、表扬革命小将觉悟就是高等等；甚至还有人去收集和动员我正在那里蹲点的八五○农场四队的一些知识青年，也来分局机关贴了我几张大字报，说我利用蹲点拉拢毒化和腐蚀知识青年……。总之，仅仅几天时间一座三层楼的办公楼，楼内楼外、各层走廊全都被大字报糊满了，运动似乎真的一下子就推向了高潮。
我真没有想到在纯技术问题上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无论它是对是错，也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其实正是1965年，在农垦报这场人工锄草的争论过后，当年冬天总局农业处刘岑处长曾专门指名抽调我到总局由我独立编写了一本《综合灭草技术》的小册子，我写了三万字，并以总局农业处的名义印发到全总局所有生产队，这说明至少总局业务部门还是同意我的技术观点的。难道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在技术上都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思考的余地吗？难道卜省三在农大送我的临别赠言：“别人没说过的话千万别说”，也包括技术上的讨论吗？我更没有想到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分局农业技术员，所谓的农业组长也是虚职的，竟然也会被“封”为“学术权威”，真不知道自己的“权”在何处、“威”又在那里？但在北农大就经历过的多次政治运动经验早使我明白了一点，在运动中挨整者的任何申辩不仅是徒劳的，还只会引火烧身、罪加一等。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静观事态的发展。虽然在农大无论肃反和反右我都曾是挨整的对象，也被贴过大字报，可眼前这么大的围攻阵势还真没有经受过。大字报不但数量多、篇幅大，还言词尖刻、帽子越扣越大，我的大名站在大街上都能看到。1966年的北大荒各级组织尚未瘫痪，经常还有一些农场的人来分局办事，更有顺便赶来看热闹的，熟人一见到我都赶紧躲得远远的，真成了所谓的“不可接触着”，不知道自己今后再怎样去各农场工作。
由此可见，这是个奴性十足的时代。各级领导都是主子，奴婢们只有听命的份，谁要是敢提出一些和领导不同的看法，他就是反革命！这已成了群众的普遍认识，即使是在纯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四十年后的今天重又回味这段历史，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痛心并引发深思的倒还不是我又受了一次围攻，反而是突显出这个时代的悲剧。可悲的是分局机关的同志，三年里我们相处得不错，更没什么个人恩怨，运动一来竟都变得这么糊涂？真连技术性讨论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都分不清了？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对人落井下石还生怕掉在了后头！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从虎林地区各农场选调上来的“精英”，有相对较高的文化基础、工作经验和政策水平，承担着数百万亩国营农场的组织管理工作。这样一批人怎么就会在刚毕业的植保技术员那一张大字报下一呼百应呢？怎么就只是一句不同的意见连带着把一位根红苗正、刚刚提拔起来的中层副主任高静海打成制造白色恐怖的黑保护伞、走资派呢！更不用说文革后期进一步的“疯狂”了！是的，如果借用那时人们常爱说的一句话：“什么样的路线培养什么样的人”，那么，把这亿万原本很好的人民，训练得如此愚昧、疯狂和奴性十足，究竟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培养出来的成就呢……？确实，我至今都一直认为分局机关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很好的同志，其中不少人今天我们仍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只是事后似乎谁都不愿意再提起这段历史，文革后也曾有人向我口头表示过歉意，但无论我和他谁都不想再深谈这事。我隐隐感到：历史就这样给这一代人，至少是他们中大多数的心上烙下了某种难言的隐痛，无论在那梦魇般的日子里，他（或她）究竟是被历史安排在哪个位置上，扮演了什么样角色！是跟风整人的，还是自己被整的！到今天，有些同志已带着这种隐痛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历史总是需要面对的，因为历史正是亿万个人的生命和心灵连接而成的链条，忘却了历史也就是漠视了生命、作践了人性！
不过好在那时候机关内部的运动还比较文明，除了大字报围攻外对所谓黑帮分子尚无武斗行为。在破四旧的抄家高潮中，一天文革小组的人到办公室来搜走了我的几本笔记，原是勒令我交出日记来，可我没有，从农大肃反运动后我就完全中断了我的日记，一是没了心情、二是也深知那东西迟早是个祸害。夜里西岗的850农场又来了四个人到家搜查了一通，翻走了几本书。除此外，我个人的行动还有基本的自由，只是又和农大肃反一样被置入了在政治上没人敢搭理的孤零零境地。每天我仍从家里到虎林按时上班，看大字报，也参加机关的学习会议，当然只是听、不敢发言，倒也没人要我发言，除了学习文革材料外，机关还组织大家学毛著，开讲用会。那位植保技术员一时成了单位里的红人，是当然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很快就被机关党支部吸收入党－－说这叫火线入党。他在台上讲用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冲破白色恐怖揭发出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分子蔡方达的事迹，我在台下听着；会议上大家高喊口号：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文革进行到底！我也得跟着喊着；心里的滋味当然只有自己知道。
机关里和我同时遭受围攻的除所谓我的党内保护伞高静海外，其实直接针对他的大字报并不多，还有被称为漏网右派的劳资干事魏xx（转业军官）、平时爱讲点怪话的水利技术员王xx和电影发行站一位负责修理电影放映机的技术员朱x。基本都属于原圈定的所谓“学术界”和“文艺界”的范畴，他们三个出身也都不好。五人中以我的大字报最多，篇幅也最大。
图：文革中的大字报栏（转自画报）
这是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不过时间倒还不是很长，围攻的高潮也就一个多月。除了曾让我们这几个被围攻的“黑帮”由电话班工人领着去挖坑、埋杆修电话线路外，还没有其它的惩罚。受专政的程度还不能和当时社会上、特别学校里对黑帮分子那种残酷斗争、肉体摧残相提并论，有时也要我们去列席一些县里的批斗会议“受教育”，幸好没让上台陪斗。今天仔细回味起来，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的北大荒农垦归中央直属，一切自成体系，和虎林县地方系统基本没有联系，文革初期尚是各搞各的，互不干扰和冲击；其次分局机关总共只有几十个人，85%以上都是机关干部，局领导班子此时也还没有瘫痪，运动是由官办文革小组出面组织进行的，大家也基本上还按照历来政治运动的套路在搞。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可能是又一次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如何处理需要等最后的政策。可全国形势的变化却特别快，使人应接不暇：八月五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像是一场地震，机关里从上到下全都懵了，接着八日又公布了中央对文革的十六条决定，从此毛泽东已成了万众膜拜的神，连上街买猪肉也得拿着小红书先背一句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买不到肉；国家主席刘少奇瞬间从中国的赫鲁晓夫又变成了叛徒内奸和工贼；一批知名的中央领导和元帅纷纷倒台；各种小道消息和花花绿绿的传单小报纷至沓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停业；穿准军装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地到北京去接受毛的接见，先后接见了八次，又潮水般去全国各地串联；尤其自八月份开始的破四旧和抄家之风在城市里越刮越烈；连我们这边境小镇虎林县城也街道改名、商店摘牌；所有这些不仅过去闻所未闻，更完全出乎想象。心里在钦佩主席伟大气魄的同时，也确实打鼓：到底国家要“革命化”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机关里的文革小组在发动了一通大字报围攻以后可能一时也不知怎么做了，每天除了组织革命群众看报纸、有时集中讨论报上的重要文章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利润挂帅等材料外，更主要的是自发交流和谈论各种小道消息，同时让我们这五个黑帮继续劳动。运动虽处于停滞观望状态，但对我这种出身不好、过去曾当过“运动员”、受过处分、现在又成了黑帮的人来说，思想压力却一直十分沉重。因为文革显示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强调血统论的，不仅传单小报，就是广播和报纸都成天叫嚷着我们“红五类”、他们“黑五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坚决要把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所有这些似乎都预示着自己最后的命运。
边疆的信息就是闭塞。据各地资料记载，从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不久，大城市里各党政机关一二把手基本上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可直到10月份我们虎林县城里的运动重点还在整一般的“牛鬼蛇神”。包括各类“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加“准”字是因为挨整的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五类分子，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挨着一点边，或者只要“革命群众”认为你挨着边，就能把你揪出来，还说就是要造成“红色恐怖”，以至有些单位把只是有点作风问题的妇女，脖子上挂满了破鞋，强令她自己敲着破脸盆作为坏分子游街示众等等。总之，千方百计地作弄挨整的人的人格、践踏他人的自尊，大概这就是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此外就轮到那些出身不好的教师和知识分子挨整了。总之，在这史无前例的时代里，具有历史嘲讽意味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被称为经典的革命样板戏正在全国热演，可《红灯记》的原著《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作者，正是我们垦区宝东中学的老师罗国士，是他收集当地民间素材编成的该小说，可这时我却多次亲眼看到他被戴上纸高帽、挂着大木牌、敲着破锣游街挨斗。原著者成为牛鬼、剽窃者反被捧上了天，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1966年10月1日是文革后的第一个国庆日，林彪讲话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6 日北京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边陲虎林多数人还没闹清这些活动的真正意义的时候，11月里有一些北京、哈尔滨串联到边城的红卫兵，突然联名在虎林街头贴出了大幅点火大字报，抨击虎林县委目前执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官办文革操纵文化革命，借扫牛鬼蛇神整群众、保自己，转移斗争大方向。这下，县里的运动全乱了营，形势急转直下。几天里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矛头全对准了县委，没几天县委书记王桂林等陆续被揪被斗（王也兼任分局机关党组书记）。在此形势下，11月下旬，分局机关开大会，由党组副书记张副书记出面检讨，承认也执行了反动路线，会上宣布解散机关文革小组，由群众自发成立造反组织，撤下了原来围攻群众的全部大字报。张副书记检讨得还挺诚恳，掉了眼泪，说是自己主席著作没学好，对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为了保自己整了群众，并在会上向前段被围攻的五名同志赔礼道歉，亲手发还抄家没收的笔记本。就这样，我的身份又忽地一下子由“反动权威”、“反党分子”，变成了“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恢复了革命群众的身份，并由此结束了我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的第一次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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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确实没有接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尽管从1955年肃反到66年文革，十年间几乎每次运动我都少不了挨整；尽管我在农大就被驱逐出了组织的大门；可是无论别人对我怎么看，在我内心深处还总认为自己是个一心紧跟共产党走的革命者，而不是什么党外人士或某种同路人，我依然深信着党真的是要把苦难的中国建设好的理念。我没有因为自己屡次挨整、遭受处分而自卑，也没有在政治上失去上进心、一蹶不振，更没有对党和领袖产生过任何疑虑。这既和我历来倔强的个性有关，更和解放前那段地下斗争的经历相连。没有那段经历的人也许很难理解，年青时仅仅两年的地下生活竟然会给人的一生信念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因为用那时候我们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跌倒算什么？再爬起来就是！”“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是的！在潜意识里老是有一种信念：总不能因为自己摔了几个筋斗，就从此丢弃了当时曾用生命相搏的理想和事业！那岂不成了逃兵或叛徒了吗？不跟着党走又能把自己摆到哪儿去呢？……今天回味起来，存有这种潜意识的好处是使我虽屡经坎坷和风浪，却依然能够挺胸抬头乐观地面对生活的每一天，依然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但它同时也使我毫无审时度势的自知之明，不明白像我这种因为出身不好和有海外关系而被打入了另册的人，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是没有参加革命的资格的，可偏偏我就是像阿Q那样地固执，从而愚蠢地一次次撞入那一个又一个险恶的政治罗网，直到体无完肤奄奄一息而自己却仍不能醒悟。
当宣布前段运动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错了的时候，也就更强化了我上述这种意识。特别是正在这时候主张血统论的“北京联动”受到了批判，以遇罗克为代表的各种批判血统论的观点曾在这一期间得到广泛传播，所有这些都使倔强而气盛的我产生了较为强烈的逆反心理。认为我本来就没有错，出身不好也没什么错，我原本就是一个革命者，错的恰恰就是你们这些一贯搞政治工作的人存在着唯成份论的血统论，所以冤屈了我。我没有想到，其实我又错了！我太按照我的理解相信党了，因为并没过多久，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就受到中央文革的点名批判，他写的那篇认为对一个人的思想形成，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的著名文章《出身论》也被宣判为反动文章，进而于68年将遇罗克逮捕，并予1970年执行枪决，说明文革完全是维护封建血统论的，并为血统论的泛滥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事后的事实也证明，我上述那些认识完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错觉。
1966年12月初机关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后，官办的文革小组解散了，运动完全成了群众自发的运动。各种造反组织－－战斗队纷纷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后，到12月下旬自动合并成立了两个组织。我在前述思想支持下，也很快参加了其中一个叫“无联”的组织，并曾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主要是负责起草和抄写各种大批判的大字报。我之所以选择参加“无联”，而不是另一个叫“红联”的组织，当然主要是根据自己对这两个组织当时所作所为的一些看法，但在潜意识里也和各组织内部的成员构成有着相当的关系。机关政治处的一些人多半都在“红联”，而一些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前段所谓资反时期受大字报围攻者又选“无联”居多。当然，为了不给别人抓辫子，无联组织的所有头头，他们的祖宗三代都是根红苗正、自身也找不到任何辫子来的。而对方也就把像我这样的几个人称为“无联”背后的黑秀才。
所有单位的内部都形成两派这是文革的一大创举。它为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从而操纵和控制群众开启了方便之门，但也为文化大革命的持久混乱与破坏种下了祸根。小小的虎林农垦分局也是一样。初期，机关两个组织的对立情绪并不严重，很快传来了1967年1月上海的夺权风暴，为了紧跟形势机关两派达成协议联合夺权，还举行了仪式，象征性地把原来就在办公室和政治处存放着的分局印章由党组副书记张副书记在会上交给了两派的头头，实际上图章马上又回到了办公室。但这就代表分局夺权成功，并由两派头头联合成立了一个接管委员会。
不过这时候的人已经都像着了魔一样：人人手拿红宝书、胸佩大像章、跳着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还要鞠躬九十度三呼万寿无疆！经常夜半三更敲锣打鼓欢庆最新指示；一个蜡制芒果的到来也让全城沸腾、到火车站列队恭候……。人的革命精神确实被调动到了舍生忘死的极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英雄形象时刻在召唤着每一个人。就在垦区的农场里也经常可以听到为国家财产英勇献身的故事。只是在狂热的头脑沉静下来后，有时也能觉察到故事背后折射出来的对人的宝贵生命的漠视－－1967年虎林云山农场有人烧荒，荒火在广阔的草甸子里形成了一道数米高的雄伟火墙。这原本是北大荒开荒前的正常作业。但附近一个生产队正在田间干活的十多位女知识青年，不知就里。她们的小排长（也是知青）按照当时流行的所谓“火光就是命令”的口号，看见火光立即率领她们一齐拿起手里的小镰刀勇敢地冲进了火海，由于缺乏避光的知识，结果两人被烧死、六人严重烧伤，不少人治愈后也是满脸疤痕，好端端的姑娘容颜全毁……。这纯粹是无谓甚至是无知的牺牲，实在令人痛心！当然，当时的报纸仍是从正面精神上报导和歌颂这个事迹的。没有说这是一场完全不需要、也是根本不应该去救的火。
我确实永远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在如此狂热气氛的烘托下，真相信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反修防修所必须，因此更是一场批判修正主义的思想革命运动。特别觉得由于边疆的运动发展慢，前段受资反路线围攻迫害的群众刚刚平反，大批判实际没有真正展开，现在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就应该全力组织大批判，真正像中央号召的那样清理一下所谓的修正主义办场路线和方针，这才符合文革的意义。可当我准备也能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平等而又积极地投身运动的时候，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又完全错了。
因为两派都想当左派，而且谁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会有任何通融或谦让的。上海一月风暴和一系列相关文章，包括林彪的政变经，更让人明白了权的重要：是左派就要掌权，换言之只要掌了权自己就是当然的左派，不掌权就只能成为被打压的右派。可是怎样才能真正掌权呢？按照最高指示和上海经验，必须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需要有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站到左派方面来，还要有解放军的支左表态，只有这样才能由你这一派来组织这个三结合。于是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亮相”就成了筹备三结合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是“罪行”不太大的干部，真正过去问题很多的干部被称为“死老虎”，如分局副局长中过去有腐化行为的王xx等人，大批判中反而没人理他。结果大批判实际变成了“抢”干部的工具，亮相站到我这边来的干部就可以宣布你是革命干部，而对亮相到对方这一派的干部就必然深文周纳、穷追猛打，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并攻击对方组织就是保皇派。于是一场所谓批判当权派的斗争就此蜕变成了以批判为名逼当权派表态站到自己这一派来的闹剧。不仅促成了派性的恶性膨胀，两派也从起初只是某些观点的分歧直接演变成了相互争权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
随着派性的膨胀，两派都想极力壮大自己的势力，本单位的人都归了“派”就又向外单位、包括社会上扩展。于是大联合首先成了派性的大联合。虎林县内各农场的无联和红联都串联起来了，又分别参加了县里的无联和红联，还说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介入社会。结果前一段分局机关那种自成一统的宁静局面完全没有了。高局长刚亮相站到红联一边，立刻就被红联群众藏了起来，让你无联想批判也找不到人。张书记宣布认为无联是正确的，也同样立刻被藏到了农场去，让红联也批不着。最可笑又可气的是县委王书记，由于他是一把手，平时作风也比较正派，成了两派争夺的重点。可他似乎没有立场，到红联就表态支持红联、到无联就说无联才是左派，而且如此来回多次反复。文革后他曾解释说：当时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不应该伤害群众，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两派的争夺与对立，甚至从5月份以后为了抢夺他，不让对立面把他弄走，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武斗。
说实在的，对这种混乱的派仗我也逐步由迷惘而厌倦，变得消沉了。当时社会上已是一片混乱，1967年6月虎林县城流行性痢疾泛滥，我快满周岁的儿子也不幸感染。他身体一直很弱，经送县里林管局医院住院并多次抢救，终因不治而夭折。我在医院里护理了几天自己也染上了痢疾，身心俱病，对当前的运动也更加淡漠了。
1967年夏季虎林县武装部正式表态支持红联。无联受到了很大压力，有些人宣布退出了组织。但我没有走，性格使我不习惯这么做。街里的武斗事件却越来越多，当然我也不会去参加，每天依然按时去办公室，哪怕只是聊天。8月23日县城里发生了一场大型流血武斗，多位中学生受伤，此后气氛就更紧张了，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按照县红联的统一部署，分局机关红联一度也在机关大楼里钉窗封门、储备石头和木棒，俨然搞成了阴森的堡垒，从此两派的人见了面都相互躲着走。
还值得记下的是随着反修斗争深入，当时的中苏边境也日益紧张，各种摩擦不断。苏方宣布说所有乌苏里江里的岛屿都是他们的，不承认以主航道为界，并出动士兵不准我们的渔民上岛打渔，我方据理力争。冬季封江后为支援渔民的斗争，县武装部组织了一些机关干部也穿着渔民服装上岛去支援斗争。双方先是口角，后来就逐渐发展到用肩头顶撞、进而拳打脚踢、直到棍棒相加。在一次争执中，参与斗争的我分局经管办宋清翰同志，他是转业军官、文革中参加虎林红联，被苏联士兵用木棒猛击头部，致使颅内血管破裂，抢救回县城后终因不治、光荣献出了生命！出殡那天全虎林县城数万人，不管是红联的还是无联的，没人号召、也没人组织，全都自发地跟着灵车默哀送葬。混合却又整齐的送别队伍，从虎林县城东一溜儿排出去好几公里，直到烈士陵园。无论当时的派性对立有多么严重，在外侮面前中国人民永远是团结和齐心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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