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19．我经历的“诉苦会”
前面我不止一次提到过文革中各种会多如牛毛。各种会开得人心烦意乱。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在运动最关键的时候每晚上的会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像熬鹰似的，连工作队里的人自己也受不了。但还有一种会在我所写的东西里还没有仔细写过－－那就是那时各地各单位非开不可的诉苦会，或是称忆苦思甜会。诉谁的苦？当然是诉旧社会的苦，诉坏人的苦；否则就不能诉，有多少苦也不能诉，不准诉！
说来也巧，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过这种诉苦会，那时我大概在十岁左右。我是在苏北盐城长大的，那里是老解放区。土改也比新解放区早得多。好像是各地在土改前都要上演 《白毛女》和《血泪仇》这两出戏。《白毛女》在以后还被搬上银幕让田华出了名。《白毛女》演到最后喜儿被大春等人救下了山。在申冤诉苦会上和害他的黄世仁展开了面对面的诉苦伸冤斗争。当时十岁左右的我每看戏看到此处禁不住眼泪像大河似的奔流，全身热血沸腾，恨不能一个箭步窜到台上咬黄世仁几口肉。至于台上是否是真黄世仁还是演员在演戏，那时我的脑子里就不管三七廿一了。据说不知在什么地方有战士看到此处在台下举枪将演黄的演员崩了的，别人拦也拦不住。这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信。一个人当愤怒达到极顶时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如果我当时看戏手中有枪也保不住会那样做的。又据说为了在看《白毛女》时免生意外，战士枪膛内不准上子弹或根本不准带子弹看戏。可见伸冤诉苦会对提高人民对旧社会、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提高对新社会对党的热爱所起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是多么大多么必要！因而文革中经常开申冤诉苦会也当然是很必要、很广泛和很频繁的了。
前面我写过昂得玛斯是达坂城首富，是公私合营胜利牧场的私方法人代表。虽然他在全国工商业改造中响 应党的号召把自己的全部牲畜全拿了出来， 当了场长和政协委员。但他也仍然是达坂城的首富。富人之所以能成为富人就离不开剥削。剥削的对象当然不是他自己（否则就不叫剥削了），而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所以在文革一开始时昂得玛斯在旧社会，也就是在新疆解放前如何剥削穷苦牧民，如何欺压牧民的漫画就在乌鲁木齐县进行了巡回展览。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将其中的内容编成了各种文艺形式到处演出。有山东快书、快板、数来宝和说唱等等。内容不外乎是克扣牧工工资（每个牧工每年应当是十二头羊由牧工挑）、欺压穷人和娶了八个老婆等等，但没有人命案。尽管如此，经过漫画的巡回展览和宣传队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昂得玛斯在旧社会的罪恶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不断升级和膨胀。
胜利牧场的邻居阿克苏大队有个老牧民叫强日克巴依，当年也给昂得玛斯当过牧工。可他在文革初期被送到北京天安门见过毛主席，大概和毛主席握过手。所以他的了不起的手回到了新疆就和普通人的手不一样了。有了不起的感召力和号召能量。穷乡僻壤之地的牧民和干部都以能接触他的一双手为荣耀和幸福。他从北京天安门回到了达坂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到处做报告。报告他到北京天安门的盛况。当然也要报告他个人能得到什么人的接见和握手是如何地激动如何地幸福。因而他也要把这种非常宝贵的激动和幸福传达给每个没有机会到过北京上过天安门的阶级姐妹弟兄。
强日克巴依从北京回到达坂城做过多少次报告我不清楚。估计在达坂城辖区内及乌鲁木齐县的各个单位他都去做了，这是当时的通行做法。胜利牧场在乌鲁木齐县算是小单位，他也来了不止一次。有一次上级为了我们这些份子们能受到教育或是当相应的反面教员，让我们参加了他的报告会。工作组和场部领导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会场布置得也很庄严。把我们所有的份子们押到会场的台子上当他的听众和伸冤诉苦的对象。
他从他当牧工受穷受苦累受剥削一直讲到他登上天安门，其新旧社会对比可谓强烈之极，的确非常感动人而且说服力也很强。仅是我自已站在五类份子当中作为他的伸冤诉苦对象似乎对不上号。因为我家是贫农，所以从未剥削过任何人。何况我是关内人，只是当了右派才来到新疆。解放前新疆的事与我毫不搭界。他受昂得玛斯剥削时我大概还不知道新疆在什么地方。我当他的伸冤诉苦对象也实在冤枉。受了冤枉照理应当有申诉的地方，要求平反。也就是我应当向强日克巴依申诉，要求他不要把我当作申冤诉苦的对象。我这个右派分子敢吗？！当时我已被自己的党打入了另册，我就是从未剥削过人或是曾受过人剥削，也得老实承认自己是剥削者，是反动阶级的成员。强日克巴依说什么就得听什么承认什么。这就是政策，这就是“改造”！
当时昂得玛斯本人好像是未到会：不是病得很重，要不就是已经死了。现在我已记不太清楚。仅记得强日克巴依诉了很久的苦，我们也就当了很久的反面教员。可惜他的这次诉苦对与会群众并未起到很强烈的震动。呼号声的声音当然会有，但不太响也不太整齐。会场上的妇女们好像掉泪的也没有，更未听到号陶大哭和义愤填膺的。事后听别人说解放前在新疆牧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穷人的日子并不像关内穷人那样艰难。他们只要能劳动放牧生活也还是可以的。
我因为在小时候就看过《白毛女》诉苦伸冤振奋人心的恢弘的场面。相比之下，强日克巴依的伸冤诉苦就非常逊色了。
大概是上级认为这次诉苦会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还要在大规模全场的诉苦会之后各生产队还要开小的诉苦会。亦或是本来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某一天在下戈壁的劳动中有位河南老乡说某生产队晚上开诉苦会。每人都要诉旧社会的苦，否则就是阶级觉悟不高或是对新社会热爱不够。没有大苦深仇诉小苦也可以。总之不能不诉。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哪能无苦无冤呢？若一时想不起来别人会帮助你想；干部们会不断启发你。启发的方法不外乎问你过去祖宗八代或是本人曾经受过什么苦。这样的路数当然会收到预期的效果！谁家在过去一点不顺心的事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当某个河南的小伙子被干部问到他父母是怎样亡故时效果就出来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个平时刚强的小伙子眼泪汨汨地往外流。启发他的干部大喜过望，劝他暂时忍住眼泪，向大家说一说他心中悲伤的原因。可小伙子一时止不住哭，也说不明白或是不肯说明白他伤心哭的原因。
在干部和群众一再劝说下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次诉苦会就立即散会了。他说他妈是六零年饿死的。
顺便说一句，在文革末期上过天安门的阿克苏大队的强日克巴依老人因为偷供销社的茶叶使他的知名度在当地大打折扣。
20．她嫁到土鲁番去了
全场规模的伸冤诉苦大会开过不止一次之后。各生产队也全面开花接着开本队的诉苦会。我们队有几个牧主和富牧，另有一个内地的木匠地主蒋华杰。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做了一辈子木匠，一身受的苦和累确实不老少。他的一双手满手都是硬茧皮，不怕刺扎。一般的小木刺也休想扎得进，除非是钉子般的刺而且要扎的力猛才能扎得进。我替他在手上挑过扎进的刺；要用粗缝衣针挑，细些的针会折断。他双手的老茧皮和我脚后跟上的老茧皮相比，不但不薄，还要显得厚些。我家是贫农，我已经在农村劳动和“改造”了十多年，但我手上的老皮与他的一双手的老皮相比，简直是细皮嫩肉的玉手一双无法相比。如果按当时凭两手老茧就能上大学的说法，他应当进我们的所有的大学。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就跟木匠学徒，给木匠师傅的老婆倒过尿盆，挨过打挨过骂的连腰已经累弯了的老木匠，却要大家诉他在旧社会无恶不作的苦，怎么会诉得起来？对我这个右派分子就更没法诉。我家在解放前三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仅是在土改后才分到一些田。而且我在解放前三年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向我能诉什么苦？至于那些牧主和富牧，我看贫下中牧对他们诉苦的劲头也不大。或许是牧场地方小他们之间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要不就是这些牧主和富牧过去并不像汉族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对待穷人那样凶残心狠。诉苦会开得不热闹，有时还冷场。怎么办？
办法总会有的，“聪明”的人也总会有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可诉我们苦的群众，特别是工作队的干部们已经谁也不会当君子。或许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来没听说过“君子”这个名词，因而也不知道君子是什么东西。反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谦让。嘴的功能起不了预期的作用时就可以采用拳头或别的什么方法试试了。
于是有聪明人在诉苦会比较冷清时开始恶作剧。如强压低头流行全国的“喷气式”我们也被训练过。但这好像是大城市的洋玩意，未能在穷乡僻壤流行起来。牧场有自己的土办法。因为我们队有木工房，木工房有许多长短不齐的圆木头。短的圆木上能站一人，较长的可站两人到三人甚至更多。他们让被诉苦的阶级敌人统统站到横在地上的圆木上。当我们站上去之后他们就出大力气滚动圆木。圆木滚动了我们这些份子们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赶快随木头转动提脚跟着木头转，这真要有点杂技演员的功夫。要双腿双脚灵活自如，要与木头本身转动的频率同步。走快了和走慢了全不行。否则就是另一条，不是朝前就是向后从木头上掉下来。不是摔个狗吃屎就是仰面朝天后脑勺着地。我们这群份子们就像被人们玩弄的一群洋老鼠在滚笼上没命地转。我年纪轻，手脚和头脑都比年纪大的份子们灵活些，动态平衡能力要比他们强。但我也免不了从滚动的木头上摔下来。若摔下来时被摔者也要头脑清醒，要想尽一切办法动作麻利地保护自己的头部。头上的帽子早被摔掉了。头上没任何东西保护，而且是重要器官，所以我在要摔下的那一霎飞快地用双手护住头部。朝前摔就护住脸；向后倒就垫住后脑勺。革命群众认为我摔的动作优美、快、自然、萧洒。时不时给我以一阵阵笑声作为鼓励。而那些年纪大的动作不灵活的头上脸上的伤痕和鼓包就要比我多得多、流的血也就比我流的多得多。有些年纪大的份子们忍不住眼泪，泪水和鲜血齐流成了大花脸，大红脸。我看到他们流着泪和血的脸我内心就飞快涌起心血的浪潮。尽管我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我肯定自己绝对不会不流血。但我脸上的、手上的和臂上的血绝对不会像我内心中所流的看不见的“血”那样汹涌澎湃-─我们革命革了许多年，我们革掉了什么？我们革掉了人性和天良。我这个小小的被党强加的右派十七岁就在抗美援朝前参加了解放军，也干革命革了不少年，我又革到了啥？是一顶右派铁帽子。
这样的滚木头滚到后来绝大多数份子们玩不起了，玩不动了。全趴在了地下，一个个像死猪似的（我听革命群众这样说的）动弹不了。这场戏总算到头了。但还有不少人玩兴不减，还要换花样玩下去。再说还有几个份子还未变成死猪，那怎么成！于是新花样就出台了。
有人搬来了不少土块。土块是当地土制的建筑材料。是由泥巴用土坯模框脱成的。这种工艺当地叫“打土块”。这个活我干得最多。俗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这是重体力活，谁都害怕。初到牧场我一天十多个小时才能打几十块。后来我打土块技术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每天能脱八百块。每个土块的重量约有十五斤上下。
搬来的土块干垒成一个个台子。让我们还未变成死猪的份子们站在土块台子上。我当然跑不掉，是其中的要员之一。我们站在土块台上之后每人面前有一个专职群众往我们各人头上垒土块。因为土块顶在头顶上，我们的头和脖子必须笔直而不能稍有倾斜或是整个身体略有弯曲。否则顶在头上的土块就会顶不住，就会移位而掉下来、这是捉弄者事先向我们说明，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顶不住掉了下来就会受更严厉的惩罚。一个土块有十五斤之多。但一个土块当时对年轻力壮的我算不了什么。我在电影或画报上看到过朝鲜族或是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及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妇女，她们不分年长和年轻的头上都能顶不少水、粮食和别的什么东西。我一个土块当然能顶得住。身子站得也直，脖子和头都不歪。一个土块上再加上一个我仍然不在乎，像一尊铁铸的塑像纹丝不动。可时间顶久了脖子也要疲劳发酸和混身冒汗的。别的份子当头上增到四块时，也就是六十多斤时开始腿发软身子微微摇摆了。我比他们稍好些，还没有完全像他们一样。
给我往头上垒土块的是个维族丫头，右眼上方有个小疤，故有些人叫她疤拉眼。名子叫赛提古鲁。“古鲁”在维哈语中是花朵的意思。今天这位花朵和土块打上了交道，已经往我头上垒了六块土坯。当我开始有些摇摆时她掂着脚举着双臂“帮”我扶正土块以免垒着的土块摔下或滑下来。她个子本来就比我矮，而我是站在土块垒成的台子上，头上还顶着六块土块。她“帮”我扶正土块也是够累够悬的。她的这些“帮”我的动作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启示。这仅是我脑子里一闪念的事。就是这一闪念让我付诸实际行动。土块从一块慢慢加到六块，若我再拼命咬牙坚持就等于鼓励他们继续往我头上垒。这样错就不在他们而在我自己了。这出戏无论如何是要收场的。谁头上也顶不下无穷无尽的土块。我们的土块场上土块够砌好几栋房子，我的头上能顶得下吗？问题是要找个台阶让垒土块的人下。这个台阶在我的一闪念间已经由赛提古鲁“送”给我了。因而我得“感谢”她，不过她也不应当不“感谢”我。否则她矮小身材老要抱十五斤重的土块往我高高的头上垒也确实不是一件轻快活。
当她沉重地搬起第七块土坯费劲地码垒在我高高的头顶上时我有意（真的是有意）稍稍一低头。这七个土块一百多斤准确无误不偏不歪全部砸在了她的一双小脚上。因为她离我确实太近了。用“近在咫尺”形容则非常准确。只听她大声“啊呀”了一下就立即弯下了身双手乱拨在她脚面上的土块。土块连一块整的也没有。她破口大骂，骂我没安好心有意砸她。我也横下一条心指责她没本事把土块放稳，责任不在我，应她自己负。这真是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古训。所幸她搬的不是石头而是土块。否则她的一双小脚就成肉酱了。
她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一个劲儿“噢呀”。大家救人要紧。垒土块的把戏立即停演。不少人七手八脚架起她象兔子似的飞快向场部医院奔去。因而没人再理我们这些满身都是土块土的泥菩萨了。
赛提古鲁的爸爸是我们队的老铁匠，是位打马掌的能工巧匠。是位很善良的维族老人，对我这个关内来的右派很友善。她丫头被我的（？）土块砸伤，他非但未丝毫责备我，反而一个劲向我赔不是。请我原谅他老人家对女儿管教不严，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这样一来弄得我很尴尬。内心非常后悔和沉重。我实在真不应该那天晚上被一闪念的鬼点子迷了心将这么善良的老人的女儿脚砸得非常重。可悔之晚矣，我也无可奈何了！
更奇怪的是自打我砸了赛提古鲁之后她非但不恨我，还时不时在背地里请求我原谅她年轻无知做错了事。这样我就更内疚也就喜欢她了。这是我事前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事。赛提古鲁虽然右眼皮上方有个小疤，但是位典型的维族少女，身段线条很美，在家中什么活都能干。至今她的影子还活在我的脑子里。在我还未离开牧场的时候，她已经嫁到吐鲁番去了。
21．蒋介石说台湾是中国的
随着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有个叫吴巨轮的在新疆煽风点火。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广场和流动的公共汽车上到处可看到打倒“武、吕、张、包、伊”和“火烧区党委，油炸王恩茂”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武指武光，他调到新疆区党委前是我们北航的党委书记。吕是指吕剑人。张指新疆建设兵团的张中瀚。包是包尔汉。伊是伊敏诺夫。王恩茂是新疆区党委书记。他们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的首要负责人，连这些新疆的最高负责人都要打倒、油炸和火烧。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五类份子们的日子还能好过吗？
当时新疆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什么样的造反派、战斗队、保皇派都有。各种各样的红袖箍叫人眼花缭乱。当时各种旗帜印字行业估计会发一笔大财。我们一个很小的牧场也有好多群众造反组织。因此各种各样的红臂章也很多。因为牧场本来人就少，可各种组织倒不少，所以有些战斗队或造反派里仅几个人。但这几个人的组织其权力也不比那些人多的组织小。他们之间不少是相互对立或是相互竞争的。他们都扩大自己的队伍以壮自己派别的声威。因而他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的一派是最听什么人的话是最最革命的。最能证明自己的一派是最革命最省事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把公开的或是隐藏在干部和群众中的所谓阶级敌人揪出来，并斗倒斗臭再踩上一千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隐藏的阶级敌人有些容易挖出来，有些就要费些气力。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敌人，而且还有保皇派或是别的什么组织保他们。更有些挖不出来的原因是这些人还是什么组织的重要成员，根本挖不动。最省事的办法是先拿早就公开的敌人开刀。因而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运动一开始就成了各种派别的批斗对象。对我们斗争越激烈、越凶残、越奇巧、越没有人性就越能证明自己的一派最革命，最听什么人的话。我们成了地地道道招之即到的被斗专业户。当时任何组织不必经任何人批准，也不管在什么时间都可以把我们拉出去批斗。任何人都干涉不了。否则干涉者就是不准别人革命，就是反革命，就也应该被打倒被揪斗。谁敢没事找事自己抢反革命帽子往自己头上戴。那时我们的处境还不如劳改队和监狱里的犯人。犯人受劳改队和监狱保护。任何组织都不敢到监狱和劳改队揪人批斗。而我们地富反坏右却没有受保护的福气。有为数不少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在运动中被整死了。而在监狱和劳改队却很少发生这种事。当时我们真想进监狱或劳改队，但这种请求不会有人理睬。因为革命群众能识破你是寻求保护伞和避风港。这种对抗改造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我有一位右派朋友曾亲自跑到劳改队请求收留他进行强劳，可人家把他拒之门外，奈何！
在文革闹得最凶的时期，牧场五类份子们不但牧场的任何组织随时都可以拉出去批斗。牧场以外的各种组织也可以到牧场把我们拉到他们的地方批斗。或是由他们出面请我们牧场的什么组织和他们搞协作，由我们牧场的什么组织把我们押送到协作单位批斗。经办批斗会的各个组织总是力求台上站的批斗对象越多，挂的牌子越大，高音喇叭声音越高，台下看的人越多就越热闹越有气派就越能证明他们越革命。运动的关键时期我们几乎天天要上台被批斗。个别的天数还分上午和下午连轴接着斗的。
我个人几乎被这些批斗会斗疯了，差点得精神病。所幸我是死老虎，是个早被列入另册的右派。再者我是北京送去的，不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反动派。从前与他们当地人不认识，因而也就没有矛盾，派性就与我无关。因此我讨了大便宜。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总是当死老虎，当陪斗的角色。他们斗争的锋芒根本不是对着我，而是当地倒霉鬼。
当然也会有斗争锋芒专门针对我个人的批斗会，而且次数也不少。因为我从来未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麻烦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的确给我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这样我每次批斗会就过不了关。我这个人有讲死理不肯见风使舵的毛病。非要光棍硬吃眼前亏。总是和人家顶牛。每次针对我的批斗会总是让我弄得很尴尬。
每次开这种会的焦点和难点总是我不肯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批斗我的人们也总是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又臭又硬死不悔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实在的，他们反对我的理由并非无根据，因为我这个右派是中央“封”的。中央还能错吗？北京的党组织还能错吗？因此他们当然要反对我。着重批斗我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别的四类份子和走资派们被批斗的态度要比我“好”上千万倍。人家不用怎么斗就彻底服从投降，而我总是顶牛不认账。如果在我不认账的情况下结束批斗会岂不是灭了无产阶级的威风！所以无产阶级就得想方设法强迫不认账的人认账，否则批斗会不就白开了，主持批斗会的人脸也丢尽了。果真如此他们在对立派别面前就无地自容了。连个死老虎臭右派都斗不过，还革他妈的什么命！
当批斗会开到僵住时有一个常用的办法，就是大喊口号以壮声威。我因为开批斗会开油了。每到底下大声呼口号时我心里反而踏实了。我知道这会底气快完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没多少气好鼓了。
有一次批斗会的气泄了差不多的时候台下大呼“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大概是从什么人语录中弄出来喊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虽然我知道批斗会的气快泄完了，而我的气却上来了。我随口就问这话对吗？立刻引来了台上台下一片斥责声。台上主持会议的人对着我气势汹汹地责问：“你老实点！这句话怎么能不对？”我脱口就问蒋介石是不是敌人。台上台下一片嘈杂：“他妈的，那还用说，当然是敌人！”我脱口又问：“蒋介石说台湾是中国的，你们反不反对？”
这下整个批斗会上除我右派一人之外。所有的人，包括陪我挨批斗的四类份子们的嘴吧好像被无形的封条封住了。我仅见到有工作组的人象似想说什么，但又结结巴巴，呜里呜噜最终还是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经过好一阵沉默之后终于下令把我们批斗对象轰下台－－蒋介石的一句话给我们被批斗的人解了围。
22．他还是被抓了回来
文革爆发初期，牧场和全新疆以至全国都一样，各种革命造反组织多如牛毛。经过社教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多数地富子女不敢参加什么组织，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出身不硬。起初都持观望态度。那些外调还不清楚，地富子女身份还未暴露的一些人就想混水摸鱼，把自己妆扮得对运动非常热心，非常拥护的模样。对抄家、打砸抢和批斗被揪出来的人都非常积极。我们队也有这样的人。
文革一开始，我们牧场就有了造反派。勤务员，也就是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一个从四川自流到新疆的高中生。他叫何世武。运动前我们常在一起劳动，有些接触。他是个老高中生，当然读过一些书。他对我这个右派分子态度还不错。我对他的印象也还好。
牧场的造反派没风光几天就站不住脚。何世武也只好跑到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红二师那里躲了起来。新疆大学红二师的人很多，他们要吃饭，要武斗，就得到处弄粮、弄钱和弄武器。弄的办法不外乎打砸抢。最后红二师还是没斗过保皇派或是别的什么组织。因为我没资格搞运动，具体情况不大清楚，现在更记不清楚。反正何世武被牧场的人抓回牧场进行批斗。批斗他时为了证明他是坏人，也就把牧场的全部份子们也押上台陪斗。何世武被五花大绑被批斗得很凶，居然有人用小树棍粘上鸡拉在地上的溏（软）鸡屎往何世武的嘴上抹，让人看了甭提有多恶心。这个抹别人糖鸡屎的人我以为要比何世武坏得多。因而我当时暗下决心等到适当的机会要教训这种不择手段污辱别人，特别是采用卑劣的手段或方法污辱别人人格的人，他首先降低的是自己的人格而成了两条腿的动物。从而也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批斗何世武整整进行了一上午，历数他在红二师打砸抢的各种罪状。当时派性很凶，对立派哪怕是犯了点小错误，得势的一派也会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何世武成了落水狗其下场当然是可悲的。因为我老被别人批斗，深知被批斗的苦衷。何世武被斗得很凶残，连嘴上都抹上了溏鸡屎，我不由得不同情他。这也算是同病相怜吧！保不住那天也会往我嘴上抹的。
何世武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当时我弄不清楚。当时哪一派得了势哪一派的人全是革命派，否则就相反。今天是好人，说不定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成了敌人。刚造反时何世武不也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吗！可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阶下囚被抓回来批斗，害得我们五类份子还要当陪斗。何世武造反真是偷鸡未成蚀了本，还得抹上一嘴溏鸡屎。可怜他一个自流到新疆的高中生不知受了谁的利用上了何人的当！
在这次批斗会上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这次我总以为自己是陪斗者，仅是陪何世武站在台上半天就得。实际上与我无关。因为我既未参加红二师（想参加人家也不要我这个阶级敌人）更没参加打砸抢，与我何干？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是个无理可讲的中国，谁都有权往我们这些人身上泼污水，而且不必负任何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连国家主席都能被随便整死，何况我这个无名小卒！何世武被反绑着双手，低着头，高高地撅着屁股，被斗得满头大汗。头发像水浇过似的。嘴边上的汗水和溏鸡屎一起往下滴，我真想替他把汗水和鸡屎的混合液从他脸上擦干净，也就是从我的心灵上把人类中一些“非人”的恶作剧擦掉，永远擦掉！何世武手被绑着他自己不能擦，可我仅是陪斗者，人家没绑我。我的手还是“自由”的。我自由的手应当能擦任何东西，替何世武擦一下脸仅是举手之劳，费不了多少事。可我哪里敢这样做！何世武的手是被绳子绑着，可我的手被一根阶级斗争学说的比世界上任何绳子都要牢靠千万倍的无形绳索所捆绑着。这种学说在当时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到处阴魂不散：睡觉、吃饭、拉屎、撒尿等等各种事物都一概免不了。牧场许多人都吸新疆到处能买到的莫合烟，说是价廉物美还有劲，能过瘾。我从不吸烟对莫合烟是外行。可我一天到晚总是看别人吸莫合烟，知道莫合烟的吸法。这种碎粒状的莫合烟要用裁成小条的纸卷起来才能吸。因为阶级斗争这根弦到处都崩得很紧，有人就在这张吸莫合烟的纸上出了麻烦，被斗得死去活来。更有甚者，因为用报纸擦拉过屎的屁股（当时牧场根本没有卫生纸，用报纸算是高级的，一般人都 用土块，石头或是树枝树叶等物）而成了阶级敌人。因为擦的报纸上有什么人的头像或是他说的话。而当时的报纸上除了什么人的像和什么人的话以外，可以用来擦屁股的地方也实在不太多了。这样想用当时的报刊废纸擦屁股的人就要冒极大的风险。
何世武脸上的脏东西我心里想给他擦，但实际上是痴心妄想，我无能为力，也只好作罢！正当我想这件事时有人又“揭发”何世武的罪状。而且这是一颗重型炮弹－－何世武在牧场有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是谁？右派分子朱峰。──这下我由陪斗的地位上升到把“陪”字去掉了。我真是活该！我为什么要在心中想替何世武擦脸，这下引来了麻烦：说不定我脸上也将会有溏鸡屎安家落户的时刻，而且不会太久，马上就能实现。我真佩服这个揭发者有特异功能：我在心中暗暗地刚想帮何世武，他就能马上说我是何的好朋友。革命队伍中能有这样“火眼金睛”的人物当然会无往而不胜。何世武这一派会失势倒霉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大概是既定方针主要矛头针对何世武，其他的份子们规定只有陪斗的份以免转移这次批斗会的方向。我升级未成还仍然是陪斗，虚惊了一场。
这位揭发者周家荣也是一位高中生，也是四川人，大概是与何一起自流到新疆的，与何是同乡。其家庭是地主（外调结果当时还未公布）。他过去也和何世武一样老同我聊天。他当然也读过一些书，但为人不像何世武那样爽快。队里人普遍认为他为人小气还常常自命不凡假清高。人缘不如何世武好。我的感觉也是如此。不过十个指头还有长短，人与人皆不一样。再说我还是个右派，不想得罪任何人。所以我过去对何世武与周家荣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我住在木工房时周常到木工房与我聊天探讨一些当时大家关心的问题。他曾劝过我不要灰心，说我将来还是有前途的。我回答我在政治上已经被枪毙了，还奢望什么前途。他说我俄语很好将来一定能派上用场的。他劝我这些话时许多木匠都在场。
周家荣当时还未暴露他的地主出身，故一般人不知道。我对门的邻居张建甫是在革委会的，在收到他的外调后闲聊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张说像周家荣这类的人自己并不干净，却想在运动中充好人浑水摸鱼。事实上周的确是这种人。要不他何必在批斗何的大会上不但批斗同乡，还要把我这个死老虎右派踏上一脚！而我生平最见不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阴阳人。对他在批斗何世武大会上要把我拖出来的做法十分生气。我在征得我们队里不少汉回族朋友的同意与支持后，我决定要狠狠咬周家荣一口，看看今后谁还敢对我这个右派再落井下石！我从未想整什么人。但我要自卫。否则谁都敢欺我和打我骂我，那我也太窝囊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反正死驴不怕狼啃，不想太平过日子或是活得不耐烦的就来试试吧！
因为周家荣本来人缘就不好，别人早就想教训和收拾他。偏偏我主动站出来要整他。许多人非常高兴，表示支持。我在心里有了底之后就到场部找牧场最高当局军代表。请他批准在我们队召开一次群众大会，我有重要问题交待。我保证在这个大会上能挖出一个暗藏的阶级异已分子。这是任何领导与组织在当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这事我一说就成。
开会的那天晚上生产队除了周家荣一人蒙在鼓里之外，全都知道是开什么会。可见每一个人平时的人缘是多么重要！若是一人走漏风声他就能轻易地跑掉。
会议开始后让我交待。我早就胸有成竹地交待：“那天周家荣在批斗会上说何世武是我的好朋友。其实我在牧场的好朋友不是何世武，而是另外一个人。”是谁？是周家荣自己！这时周家荣立刻被吓得脸色刷白，连忙否认并指出我是胡说八道。我回答我绝对不是胡说八道，更不敢诬陷好人，我有人证和旁证。结果我把周家荣那次在木工房如何劝我说我俄文好将来必定有前途的话原原本本交待了一遍。并且指明当时有那些人在场都听到了。因为这是真事，句句是实话，而且在场的人很多。连周家荣自己也不敢和没办法否认这件事。我整他的计谋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他劝我这件事是在文革前发生的，他劝我当时并无恶意。我也从未想过想用这件事整他。这是我经过批斗何世武的大会之后才决定从我保卫自己的“武器”库里临时动用的。如若在批斗何的大会上周家荣能老实点，做事不要太出格，我是绝对不会难为他的。
群众做人证，周家荣自己也认账。仅剩下的问题就是周自己解释为什么要用“俄文好”这句话劝我这个右派分子了。
周家荣的确“不凡”，他回答我俄文好可以为无产阶级做贡献，比如可以翻译毛著和语录什么的向世界宣传革命。我解释说周这种说法是狡辩。党中央有“马列主义编译局”，有那么多觉悟高和外语好的人正在从事此项工作。当时在牧场就有俄文版的毛选和语录。中央绝对不会立场不稳让我去做此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且我的水平也不够。因为我在毕业后一直从事航空技术的翻译，对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不在行。结果大家认为我解释在理（我还能有在理的时候，实出意外！），认为周的解释不在理，大家不接受。
周家荣这位聪明得过了火的大笨蛋终于也像何世武一样想混水之中捞一把充当革命派未成而转眼被我送上了批斗台。
大家一定要他说出比较合理的对我的解释。周家荣就是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楚。他当时的本意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也不敢进一步问他。可群众敢问。他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说了好久也说不出比较能站得住脚的解释。结果终于有人问他是否是想鼓动右派往苏修逃跑。这下周家荣可吓瘫了。他当然想否认，可又没有能够否认掉的充分理由。而当时群众手中的帽子若想给谁戴上，你就是孙悟空不想戴也不行。想鼓动右派逃跑苏修这帽子可谓大矣！周家荣做梦也未想到他会为此神速地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
我是五类份子的组长。他当了现行就成了我的组员。而他这个新组员我是不加任何保护的，还时不时向专政队汇报或是在劳动中给他小鞋穿。最主要的是他人缘不好。我真弄不清他不知为何得罪这么多人。不但是群众，就连我们份子们内部也很讨厌他。他终于经不住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有一次自杀未遂。仅是用菜刀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被送到医院缝合起来未丢了命。
自打他自杀未遂之后我动了恻隐之心，不再难为他，还开导他。我骂他是个大熊包，我的压力比他大得多还未自杀，你刚来没几天就受不了！你既然知道挨整挨斗的滋味不好受，为什么在批斗会上还没事找事整别人！何世武和我过去都未伤害过你，你为啥要整？只准你整人不准人整你，这公平吗！我从来未想过整死你，不过是想报复你一下，教训教训你，你就要自杀，你不是个熊包是什么！自杀是你自己要结束你的小命，别人也从未要过你的命（我深知这次和我一起整他的群众也没有人希望他死），你把你的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打发了，你父母在四川怎么办？！
经过我耐心地开导和劝说，他再未动过自杀的念头。过去他劝过我，回过头来我又劝他，这也算是一种回报吧！经过这次的较量，他向我表示他佩服我的人品并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内疚。
以后他再未自杀过。不过曾逃跑过一次。他也真傻，无产阶级的天罗地网谁能跑得了，还是被抓了回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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