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第三章 起伏后塘（一）
一、迁转之路
1974年1月，竹园坝学校放了寒假，我回城过春节。
我和爸妈讲：“那个官店，太远了，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们想个办法，换个地方吧。”
二弟在旁边补充：“确实是远，去年奶奶害病的时候，电话又打不通，我到他队里去找，到队里又没有公路，那路，把我走得都差点哭了。”我奶奶于去年去世，此前一个月，二弟专程走到过二棚槽。
妈妈发愁：“换到哪儿去呢？城附近，我们只有七里坪那个地方熟悉一点，可是他们又不收。”
二弟出了个主意：“那就到我插队的地方花坪去吧。”
妈妈不满意：“你那里也是老高山。”
爸爸说话了：“花坪区也有低山呀，像后塘公社，那公社的书记，我认识的，还有些交情，我可以去找他想想办法。”
二弟担心：“还有县里的知青办那一关呢？那年，我们弄了许可证，那个王前元也不答应。”
我往好处想：“我听王应强讲过，知青办换人了，卡得没有那么紧了，他可以转到苗坪去，我去转，想来也是可以的。他们一上班，我就去问。”
知青办果然是换了人，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干部，我用了哀兵必胜的说辞，悲切地对她诉说：“我们那个公社，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住的那个地方，一条狭槽，四面看不到人家，晚上一个人，怕都怕死了……”
那女干部听着，生了恻隐之心：“也是，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是有些孤单。”
我趁势而上，提出请求：“那让我转个地方吧，行吗？”
女干部松口了：“那你自己去找落户的生产队吧，你弄来了许可证，我们就盖章。”
我跟着就到花坪，和爸爸说：“知青办答应了，要我们自己弄许可证。”爸爸很有把握：“这事容易，那年我就在王家湾给你弄过一回了。这回，我们去后塘公社。”我爸在花坪区供销社工作已经有20年时间，其时正作着社队多种经济发展的工作，就是指导生产队种中药材、种白肋烟，常与区里、公社的干部、生产队的社员打交道。“后塘公社的书记周德富，和我很好的，找他弄个许可证，没问题；区里也好说。”
爸爸的把握果然不是假的，他带着我，在后塘公社走了一圈，几天后，一张盖着三枚红章的“许可证”，就拿在我手里了，上面写的话是：“我生产队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插队落户。后塘公社天安大队十一小队（队长刘圣大私章）。同意（大队公章）。经研究，同意（公社公章）。”再到区里，也很顺利，那办公室的人接过爸爸递上来的那张纸，看了一眼，就写上了“同意接收”四个大字，盖上了“花坪区革命委员会”的章，一边和爸招呼：“是你的儿子啊，怎么不姓蒋？”爸说：“他跟他妈姓，在官店太远了，所以转到我跟前来。”
怀揣着这“许可证”，我回城走进知青办，说：“区里的许可证，弄来了。”那女干部拿了过去，似乎在称赞我：“你办事的效率高啊，这么十几天时间，就搞好了。”我说：“您答应了，我就得抓紧啊。”
女干部收了那“许可证”，就给我填写迁转公文，盖上“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公章。我万分感激地接过那张白纸，看着那上面写道：“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经研究，同意你区知识青年孙国林，迁转到花坪区后塘公社，请予办理迁转手续。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枚鲜红欲滴的公章，几乎是热泪盈眶、潸然泪下了。唉，四年前，要是王前元主任大发一点慈悲，给我盖上这章，那我的知青之路，或者会是另一方天地吧？
紧接着，就是在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了，那主任也换了新人，他也有了同情心，说:“我们官店的知青走得差不多了，你一个人在竹园坝，也是呆不下去。”就开了一张公文，叫我到派出所去迁户口。拿到了户口迁移证，这转队的事，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回到竹园公社学校，已是3月中旬，杨校长嗔怪我道：“学校开学一个星期了，班上等你去上课呢，你怎么才来呀？”我向他道歉：“真是对不起了，我打算转走了。”就拿出那张户口迁移证，杨校长看了，叹道：“我知道，这地方是留不住你们的。”
杨校长名官田，八年后，我重返竹园坝学校，检查我们师范学校的中师函授学员的学习情况，他升任了公社的文教站站长，他陪着我，把这公社的三个学校都走遍了。
与学校道别，到公社销户，回红星一队，退还保管室的住房，那些锅盆碗盏的家业，自然又是送人了，请了一个贫下中农，背上我的铺盖和木箱，还是沿着那下十五里、上十五里的弯弯山道，离开这竹园公社。到官店街上，买上一张到花坪的汽车票，登上汽车，阵阵惆怅与伤感，浮上我的心头，别了，官店，可是，这，并不是我原来理想的离开方式啊。
在花坪街下车，住进爸爸的宿舍。宿舍在供销社的三楼，那个时代，供销社是区里的掌管商品物资流通的最红火的单位，这栋三层楼是当时花坪最先进的建筑。睡在爸爸的床上，家的温暖，弥漫在我的心头，这，就是转到花坪的第一件好处了：上区里的街，再不用为晚上住宿的事发愁了！前几年在竹园坝的时候，一上官店的街，就得想，晚上住哪儿呢？找不着宿处，就得花钱去住旅社。
1973年3月22日早上，我在这爸爸的宿舍里的床上醒来，爸爸说：“机会好啊，今天，我们供销社的马车，要往后塘公社的分店去送货，你正好搭这马车了。”我把自己的铺盖、木箱搬上这马车，坐上去，前往后塘。
赶马车的师傅扬起鞭子，马儿喷起了响鼻，蹄声得得，马车驶出花坪街镇，在山中的乡间公路上缓缓向前。
春天已经染绿了这苍茫的群山，田间的一行行洋芋已经出土，碧色的幼苗，连成一条条绿线，不时可以看见路边的洋芋田里背送牛粪、播种包谷的人们。还可以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牡丹，其时，花坪把牡丹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它的根皮是一种中药，叫做“丹皮”，队队都种牡丹，春天的大田里，也是一片万紫千红。这山里的春天，看着很是赏心悦目呢。
马车一路下行，中午时分，后塘供销社分店到了，这里距花坪二十里路，海拔底一些，气候温和多了。那分店的人，都是爸爸的老同事了，上次我和爸爸来弄许可证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他们热情地招待我吃了午饭。我就到公社社部去报到。
社部就在供销社分店的对面的坡上，登上几十级台阶，就到了。很恰巧的，公社里正在开全体知青会议，主持人是一位公社的副书记，主管知青工作，大家喊他“侯书记”，侯书记说：“正好，就参加开会吧。”
这会开完，侯书记说：“十一队就挨着公社的，里把路，不远，我送你到队里去吧。”我自然是欣喜不已，有公社的副书记陪着，多大的面子呀！在官店竹园公社的四年，公社的书记们和我，从没有对面说过话的。在路上，侯书记又说：“你的事情，你爸爸都给我讲了，周书记也和我说了，你在队里，要好好干，要贫下中农说你一个好字，在我们公社，你是有前途的。”听着这推心置腹的教诲，我的心头，一阵发热，赶紧表示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说话间，就到了小队，找到了那队长刘圣大。刘队长正带着队里的劳力，在自家的屋场上，往田里背粪，见侯书记来了，放下背篓，请侯书记到家去坐。
侯书记说：“小孙今天来了，我把他送到你们队里来。”
刘队长40多岁的样子，说：“这事，上回周书记和蒋同志来的时候，就说好了的，我们也安排好了。”
侯书记问：“怎么安排的？住房在哪里？”
刘队长答：“在岩洞边的刘道财屋里，他只有老两口子了，是我们队里的五保户，有空屋，我们说安排一个知识青年，他答应了。”
侯书记笑道：“他是你们的五保，不答应也不行呀。”
刘队长也笑：“他的房屋空着也是空着，我们给他安排一个人去住，他们还热闹一些呢。”
刘队长目光转向我，见我两手空空，就问：“你的铺盖呢？”
我说：“还放在后塘的供销社里。”
刘队长喊过来一个正在背粪的青年人：“子贵，你去供销社，把知识青年的铺盖背到刘道财的岩洞屋场去。”
侯书记见了，说：“你们有安排，我就放心了，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这就回去了。”
刘队长说：“侯书记放心吧，这小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
刘队长送走了侯书记，转身对我说：“你就带子贵去背你的铺盖吧。今天晚上安顿好，好好休息，明天出工。”
我领着这位子贵，去供销社，背我的铺盖、木箱，黄昏时分，到了那刘道财屋里。放下铺盖，那子贵说：“我得过去了，那边还要评工分呢。”我说：“真是谢谢你了。”
刘道财老两口，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热情地在火塘里烧水、泡茶，说：“生产队说要在我屋里安排住一个知识青年，说是蒋同志的儿子，这是瞧得起我们两个老家伙呀！我已经把我那厢房收拾好了，就等你来了。”
喝过茶，两位老人家带我去房间，一进去，就给了我一个惊喜：“这屋里还有电灯啊？”刘道财老人说：“是呀，花天河五级电站的电线从我们后塘过身，我们这一方都安了电灯。”
屋子里，楼板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放置了两条高板凳、两块杉木的铺板，还有一张旧抽屉，两把椅子。
我连连感谢：“真是麻烦您们两位老人家了。”
老人家说：“我们既然是答了白，就要尽力把事情办好啊。你走了一天，也累了，就开铺早点歇息吧。”
我摆好板凳，放好铺板，打开我的铺盖，铺好床，躺了上去，我的第四个小队的第一个山村之夜开始了。
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朦朦胧胧的山影轮廓、星星点点的农户灯光，不时，传来一声犬吠，打破这夜空的寂静。走进这新的小队，我明显地感到了一种受人庇护的人情味和安全感，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在这一方20年工作的余荫，比起那个人地两疏、无人关注的竹园坝，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青春是短暂的，在那竹园坝的深山里，我已经虚掷了四年的时光，我不能丧失信心和希望，这后塘的春天的气息显示出蓬勃的生机，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再次奋斗的机会与环境，侯书记说，要贫下中农说一个好字，明天，我将为这一个好字而投入劳作。我已经走过了三个生产队，做到这一点，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了。
二、春播时节
早上起来，我走出这睡房，外边的房间是地坪，昨晚，刘老人家说过，这房间里可以作厨房，队长说了，哪天下雨，不出工了，就来给你打灶。这就是厢房的两间房屋了。
走出这厢房的大门，是一块青石板铺成的方形场坝，长宽大约十米的样子，这场坝的左边，是两位老人住的正房，右边是围墙，大门就开在这围墙与厢房相接的边角，对面靠山，也堆砌着一堵石墙，好像把这场坝围成了一个大天井一般的院子。
最与众不同的，是对面那墙的中间，有一个像是大门的开口，后面，竟是一个岩洞。怪不得昨天队长说这里是“岩洞屋场”了。我从中间的开口里走进去，这岩洞顶部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很是宽敞，中间放置着一口大青石板水缸，已经有满满的一缸清水了，一条断断续续的水线，从顶板上滴下来，落进水缸，像是一颗颗珍珠，溅入水面，发出叮咚的乐声。
刘老人家也起来了，站在院子的场坝上，我出了岩洞，欢呼道：“我们还是吃的自来水啊！”
老人家说：“这水，下雨了才有，天气晴了，还是要到坎下的水井去挑水的。”
我又好奇地问：“这洞，里面还有多深啊？”
老人家说：“深得很呢，以前，有人在里头熬过硝。”
我后来曾经带着手电筒，往洞里面走了百来米，因为没有同伴，不敢再往里走了。为这，我一直有些后悔，在这洞边住了一年多，为什么就没有把这洞探索到底呢？
老人家说到了吃饭的事：“队长说了，下雨天才来给你打灶，这几天，你就跟着我们吃吧。”
我说：“那就给您们添麻烦了，我这带来了几斤米，您们先弄着吧。”
吃过了早饭，我出工了。
正是春播包谷的时节，传统的耕作方式，大致是五个操作环节，背粪到田、打窝子、上基肥、丢种子、掩土，后四种事，分配给妇女及老年劳力去作，青壮年男劳力、也有个别体力特壮的女劳力，去背粪，在田块邻近的屋场上，把牛圈里的牛粪，背到田里。
我加入了背粪的劳力中。
这背粪的农具，脚背篓，爸爸在供销社生资门市部给我新卖的；大央筐，刘队长给我送的；打杵子，向刘道财老人家借用的。此外，还有两件自制“装备”。
在竹园坝的时候，为了这背粪，我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这两样东西。一是“挡粪帽”，我在一顶黄色军帽的后沿边，又接着缝上一尺多长的一块布，戴起来，就如同电影里日本皇军的军帽了，那一尺多长的布，遮住了颈项，直垂到了背部，这样，央筐里的粪，撒下来就不会落到颈项上了；二是“棉垫背”，是一件旧棉袄，剪掉两只袖子，就是穿了一件厚马甲，垫在背上和肩上，有缓冲肩、背上压力的效用。这两件东西，我知道，在生产队，还是要用的，就从竹园坝带过来了，这一出工，就派上了用场。
那昨天给我背过铺盖的子贵，大约是因为和我已经认识了的缘故，见了我这戴着“皇军帽”的样子，笑了起来：“哈哈，你们看哪，鬼子进村了！”
我顺着他的话头，横起手中的打杵，作了一个端枪的姿势：“八格牙路，什么的干活？”
那子贵真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对《地道战》的剧情很熟悉，竟然顺溜地接上了我的台词：“良民的干活，背粪的干活。”
旁边的社员们，都哈哈地笑起来。
与这个队里的社员的第一次会面，弄成这么一个活报剧，算是我融入这个小队的一个良好开端了。
一个社员往我的央筐里倒了几撮箕牛粪，看看有了大半筐，就说：“好了，你背走吧。”
我说：“还上两撮箕，他们上多少，我也上多少。”
那社员道：“你背得起呀？”
我说：“我在官店的生产队里，搞了三年呢，这背的活路，我耐得活。”
我就这么一筐接一筐地背下去，刘队长看了，说：“像是个搞了几年生产的。”收工评工分的时候，队长说：“小孙背得，照筐数，一筐一分。”那一天，我得了40多分。
在这春播的日子里，我都在背这个牛粪，也有时是挑稀粪。歇稍时候，和社员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见人便笑，有问必答，一天天地熟识了全队的男女劳力，劳累极了，就找个长板凳躺着、或是靠着牛圈边的用来垫圈的包谷杆捆子，打个盹。
社员们见了我这个样子，都一致评价说：“这个知识青年，放得下架子，吃得苦。”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
社员们告诉我：这小队的地名叫做“消水洞”，在保管室的山脚，有一个天坑，下雨的时候，周边的水都往这流，多大的水也消得下去。
有一天下雨了，刘队长来给我打好了灶，爸爸掏腰包，我又一次购置锅盆碗盏、薅挖二锄，第三回安锅弄饭，出工挣分了。
我在爸爸那里，弄了一叠报纸，把我的睡房裱糊了一层，又换了一个60瓦的电灯泡。那屋里便显得亮堂多了。夜来了，我在这屋里，听着窗外的春雨，淅淅地滴落，看着这新的小队，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就写了一首《清平乐》。
“雾缭烟绕，春雨落多少？下乡四载志未老，移向此边犹好。去岁望路迢迢，今日看雨潇潇，且把雨霖铃曲，换个清平乐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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