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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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我在农大的事就不能不说到一位同学－－章耘（注）。
1954年入学时，她是应届高中生和我同在二班，我是班长、她是大一部学生会文娱委员。虽然在社会工作方面只是偶尔有些联系，但由于大一部的学生宿舍很嘈杂，晚上大家都在教室里各自找个地方自习，有时就碰到了一起，她学物理有些困难，常问我些问题，我们接触也就多了起来，有时为了系统地讲些章节，怕在教室里影响别人，两人还到室外或操场上去讲。此外，我向来比较喜欢说笑、她也喜欢看小说和诗歌，对此我们也有交流。如此经过一个学期，在班里的异性同学中我们之间的接触是相对比较多一些，除了谈学习当然也有聊天或说笑，但并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关系，齐大姐当时听到的所谓“反映”不知道是哪位？又是根据什么推出来的。
但重新分班的事件至少使我产生了警觉。她分在一班、我到了三班，除了做实验是小班外、平时上大课和自习还是可以在一起的。我觉得应该把我猜测的这次重新分班的真正原因以及可能和我的关系明确告诉她，也好让她有所警觉和考虑，别害了人家。不过，事后证明这反而推动了两人的关系，因为我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必须详细说明有关我的档案、家庭和个人经历等等，这些过去还真没有全面谈过，所以实际上促成了俩人更多的了解和相处，在谈心中还谈到各自对生活的理想和热望，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时我对学习和生活都被一种天真的浪漫激情所鼓舞着。就这样，在第二学期后期，有天晚上我们在操场散步时相互作了表白。
但是很快，肃反运动开始了。在我受到重点审查的同时，他们班上也组织了对她的追问，主要是想从她的嘴里挖我的所谓材料。接着组织一、三两个班全体同学对我的联合批斗，没让她参加，这也显然和我们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为此感到深深的内疚。本来像她这样一个单纯的应届毕业生是不应该在肃反中受到冲击的。因此，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基本上中断了来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部分同学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章耘也逐步又和我恢复了接触。特别是1956年下半年宣布我的问题已经查清后，两人来往也就更多了。这时她告诉我、前一期间她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巨大压力和同学们对她的种种“强行规劝”，看来她因为我受了很大的委屈，虽然连我自己都是属于莫须有的事情，实在是我害苦了她。她还告诉我这期间她已有了一个男朋友，是过去的邻居，比她大几岁，现在西安上学，我很为她庆幸，甚至应她的要求我还和她的男朋友通过两封信，相互也交了个朋友。
但是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有时真是说不清楚的。也许是一个十九岁少女纯真的初恋热情、不是一场强加的政治风浪所能扑灭的；也许是恢复接触后、我和她的距离终究比北京与西安的距离要近得多；还也许是因为我在当时那种人情干枯的处境下、孤独的心灵渴望得到友情的灌溉！总之，渐渐地我俩都发现，实际上我们已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三角情感纠葛之中了。但是，在那年月里政治是要压碎一切的，原本应该充满温煦浪漫的青年恋情，也只能呻吟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扭曲成为一场痛苦的精神折磨！
对此我不能不清醒过来。因为，首先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女人夹在两个男人之间，这故事无论对谁来说最终都只能是悲剧；更何况，这个三角是在政治运动的强力牵扯下造成的，也许我俩之间的感情权重更大一些，但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按照我的家庭与社会背景，如果我利用“近水楼台”，其后果不仅害了章耘那位无辜的爱人、最后也将害苦了章耘。因此，无论将承受多大的情感冲击，我都必须尽力把我这边这个角扯断，我也直接地向她说明了这一点。
果然，时隔不久，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再次受到冲击，加上强大的外界推力，1958年1月寒假中章耘终于去西安结了婚。回校时，我向她送上了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缠着红缎带扉页有我祝词的列宁《哲学笔记》。从这礼物也可看出我那时的天真和可笑。
一场情感风波似乎结束了，为这事付出最多的应该说是章耘。一个刚从高中毕业的纯洁少女，怀着对生活的满腔热望踏入大学门槛，却莫名其妙地迎头遭到政治风暴的横加冲击，为此承受的思想、情感、学习和身心上的伤害确实是无法计量的。更严重的是，外加的这种伤害还披着堂皇的鲜红色的政治外衣，使她的心灵如同陷入孤寂的黑夜中无人理解，更无法向谁诉说。内心的矛盾、苦闷与困惑更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何况这个长夜几乎笼罩了她大学整整四年的时间！
我们俩都认为：不能是恋人但还应该是朋友。毕业时她去了青海，我去了北大荒，尽管天南海北，但我们仍保持着通信联系。更可贵的是，有关我们在农大期间的这段故事，她真诚地都告诉了她丈夫，而对方也表示完全理解，不仅理解还坦然地接受了这个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故事，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生有一儿一女，以致连儿女都知道他们母亲年轻时候的这段事情。
十年浩劫、1969年我再次遭受厄运，家破人亡，给我留下一个六岁、另一个仅八个月的两个女儿，而我尚在牛棚中。章耘从我单位去青海找她外调的人员口中得此信息后，立即写信给我，她要赶来北大荒接孩子到青海去抚养。她对我的关心确实使我万分感动，但我断然拒绝了她的好心建议，因为如果真把我的孩子领到她家里去抚养，这可能会给他的家庭带来无法逆料的后果，我不能再连累他俩了。
1974年我与张逊重新组织了家庭。事前我也曾向张逊详细说明了我和章耘的故事，张逊对此也表示完全理解。此后我们这两个家庭双方都有多次调动和搬迁，以至一度曾失去了音信。
1991年我和张逊迁居北京，1994年张逊没和我商量就在单位给青海省信访办写了一封寻找章耘的信，信很快直接交到了她丈夫手里，就此重新恢复了我们这两个家庭间的联系。
这时、她爱人已是省厅副厅长。事实证明他们两人的结合和我们当时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否则章耘将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境遇了。我们两家四口人彼此都在电话上说过话、每年春节常互致问候。张逊和章耘还托人相互带送过礼物。2000年农大同学聚会章耘提前来到了北京，这是我们自1958年分别后首次重又相见。她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和张逊一直谈到深夜。2004年章耘也开始学电脑、我们经常互通电子邮件。还曾给我发过来一首诗，表述2000年聚会时她的心情：
“少年别离五十秋，老来重逢三日游，白发趣说红颜事，皓首方悟人间情”。
我们互通电子邮件还是比较频繁的，各人的生活情况、同学的信息，还交流有关电脑操作方面的技巧等，什么都谈。不过她常利用电脑和广州的女儿打可视电话，曾多次希望我们之间也能开通此种通话方式，我却借口推托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许距离还是一种美。
这里我改变了《回味》的写法、跨越了时空，把五十多年的事集中起来记叙。因为我觉得、也许这样更能说明白：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的红色风暴摧残下，一对大学生间发生的平凡又不很平凡的故事；也更能说明白：张逊和章耘的丈夫这两位既属局外又实非局外人的可贵精神境界；还更能说明白：在情感世界中真诚、宽容、信任和尊重，有多么重要和珍贵。而恰恰所有这些，正是当年左倾风暴下所批判、所鄙视、所要泯灭的所谓“善良的人性”。
同样，这里虽然似乎是在说我和章耘的事情，但其实是回味我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四个人的共同故事，虽然我和她丈夫至今还从未谋面，没有张逊和章耘丈夫两人的共同支撑，这个故事连同两个家庭都早就完全坍塌了！
2005年10月23日章耘丈夫忽然重病入院，11月6日确诊为肺癌，11月13日由女儿陪送来北京复查治疗，年后回青海继续治疗。春节期间我和她丈夫互相再次在电话上祝福，他向我讲了自己的病情，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此后我和章耘都相互停止了发送任何电子邮件，以便她能有更多的时间、也更专心地照顾丈夫病体的康复，这是完全应该的！2006年4月12日她发来一个电子邮件说她丈夫的病情痊愈过程很快，病灶迅速缩小，我真为她夫妇俩高兴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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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这一段生活，在我人生旅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今天的回味中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首先关于献身农业的事，拿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十年前的一项人生选择确实是无法理解的。正如前已说明的那样，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热血青年、满怀为国献身的浪漫豪情，根本不可能像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时从个人将来出发去选择志愿。更何况那时在革命队伍里，尤其我已经穿上了灰色的干部服，个人的人生规划是不应该有的。说得更明白一点，当时对将来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选的工作是不是艰苦？等等，真是连想都没去想。像所有的年青人一样，我们也有理想、也热爱生活，但所有这些都被当时那种相当天真的热情、燃烧得有点飘浮起来了，心里想的就是一切为了祖国。要知道那是1954年，是我们从地下亲眼看着新中国成立才第五年啊！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整天价喊的就是要向科学进军，要尽快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落后就要挨打！……你还能怕吃苦？其实即使到了今天，我觉得仍然应该说，当时那种近乎忘我地去响应号召、建设祖国的热情本身真没有什么错，甚至让人觉得神往而可爱，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把许多事情想得有点太简单、太美好、太理想化了！
不过，如果撇开职业选择、或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生规划不说，从纯专业或科学研究的角度，我至今仍然感到，农业科学对于一切有志于挑战复杂学科探索的人来说，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来源于它的综合性和它的不确定性，既宏观又微观。如果能够真正让我全身心地投身于这项科学探索，我决不会觉得是虚度了一生。遗憾的是，尽管我跨进了当时我国农业的最高学府，并且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应该可能由此攀登农业科学探索的殿堂，然而命运却既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和时间，更没有给我这样的条件，这才是我此生真正感到遗憾之处！
2003年5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北京农大时对现场两千名师生说：“……如果我再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一定报考农科院校。我们说实现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谈不上全国现代化……” ；作为总理在农业大学师生面前说这番话，不仅正确，而且可以激励人心。只是回顾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却可以说：决定或阻碍我国农村发展的首先是执政党的政策而不是农科技术。不说我们亲身经历的那30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也不说那空想的共产主义对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即使就农村和农民本身来说，根据我在农村33年的感受，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长期实施的农民那二等公民的地位、解决城市对农村在人才、教育、物资、乃至资金积聚等各方面巨大的空吸现象，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可能永远是脆弱的。当然、这已不是我的《回味》该涉及的问题了。
不仅整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如此，每个人能不能为农业现代化真正出上力，是不是允许你去为现代化出力，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的经历就是最现实的例证。
当年尽管我豪情满怀地步入了我国农业科学殿堂－－全国农业的最高学府；尽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认真刻苦地学习，真心实意地为建设祖国发奋努力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但是横空出世的肃反运动却给我兜头一盆冷水，无论在思想上、精神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和伤害。只是靠着从地下工作及团校培养起来的对祖国的信念和毅力，才使我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继续拼命咬牙坚持着，在学习上拼搏着，希望自己不枉费了这宝贵的、学习现代化农业的条件和光阴。
然而，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些一心想为祖国建设出力的学子？！
肃清反革命，从字面上说每一个热爱新中国的人都会举双手赞成。问题是这真是为了肃反，还是项羽舞剑、另有所图。历史已经证明：作为当年肃反运动开端样板的胡风事件，本身就是个冤假错案，所谓的三十万言书更是以言定罪再由反党升级为反革命分子的样板。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份官方材料所公开的数字即可看出，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肃反运动总计冲击达140万人，而其中不该是肃反对象的比例超过九十五。这种用所谓的群众运动来替代法治社会正常的侦破与审判，自三反起、就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特色从此在神州大地上愈演愈烈，达30年之久。从我亲自参加的三反斗程玉、肃反斗我自己、直到以后的历次运动，都可以看到它们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1、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由领导授意发动群众，在人民内部、在同志及战友中间去寻找阶级敌人，每次都有一个上级下达的主观比例，如3-5%，换句话说每次运动都要逼着下面新找出这么一些“敌人”来，没达到比例就是思想右倾；2、斗争对象事先由基层领导和党组织研究确定，然后通过积极分子布置下去，再表面上采用群众公开检举的方式把预设的对象揪出来，达到表面上是打“人民战争”，实际完全是操纵群众、运动群众的目的；3、由群众出面批判斗争，一哄而上、可以为所欲为，无中生有，既不要证据，也不讲政策，打骂污辱、动用酷刑，均可归于群众的义愤，甚至还是群众革命性的表现；4、不需要任何法律根据，怀疑推断就是证据，说你是、你就是，被斗对象没有任何申辩解释的余地；5、党对运动的领导成了党员幕后操纵、可以通过运动恣意整人，借机打击报复，撕裂群众、撕裂人民；谁得罪过领导、得罪过党员，此时就可能挨整；6、运动来时“揪之有理”、运动结束“放之有据”，整完后再所谓落实政策，整了白整、被整的人还得感恩戴德，感谢党的英明伟大；即使运动中有过火行为也要保护积极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不仅没有任何赔礼道歉、更无需精神赔偿。
从此党组织和党员的地位变了，成了政治上掌握群众生杀予夺大权的主宰者；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员的领导，公开凌驾于一切国事和臣民之上，直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自此也就逐渐自然地构筑起了特权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的温床。
所有以上各点，归根到底，就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口号而无民权。然而更值得深思并认真拷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我们大家，当然包括我自己竟然都会心甘情愿的接受，甚至觉得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是符合革命逻辑的？
这已经不仅仅是幼稚了，也许要从几千年中国的历史里才能找到这个根基。
这种专制－－当官说的话就是法律、人没有基本的权利和尊严。说到底，其实也是历代封建王朝传统的做法。所不同的是：这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霞光下，并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所谓革命历史的创造。人们无法了解幕后导演剧本上到底写的是什么，但人们、包括我自己却虔诚地相信台前所演出的一切。除了狂热地参与或被践踏外、也别无选择。今天你刚义愤填膺地把别人送进血淋淋的绞肉机，明天，又会有人同样义愤填膺地把你喂入那吃人的旋涡。而所有这一切，还都是在同一革命口号下实现的，以至最终使“革命”的词汇，成了一座绞杀灵魂的机器。
就拿当时的肃反运动来说，从领导到群众真以为有那么多特务吗？肯定不是，从逮捕胡风分子开始就是要通过运动、通过随时可以把你定为反革命的威力，震摄不同意见。谁让你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了那么多意见，实际从胡风事件开始已经是在对知识分子和政治上的所谓不同意见者开始动用专政力量了，这也就是肃反运动的实质，以此维持自己的统治，公开的说法是要巩固政权。而这样建立起来的统治，当然也只能是专制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1955年肃反，其实是建国后政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由领导群众革命，转化为以革命为口号全力巩固一党政权、同时也在党内巩固和维护自己领导地位的一个实际的转折点。
根据历史脉络的清理，并冷静地回忆后，我忽然感到当时肃反找上我也许还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把自己在解放初期形成的那种党群关系的认识搬到1955年来了，仍然以为新政权是最民主的政权，党是主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相信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真像书上说的那样：愿意倾听群众意见、海纳百川、从谏如流，并希望群众严格监督和要求的。我没有看到随着政权的巩固，党和党员已经变得凌驾在群众之上，要求群众绝对服从他们、包括党员的领导，主动维护和尊重他们的领导地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这就叫靠拢组织。可偏偏自己一向有点刺儿头似的性格，说话随便、心直口快、总好提意见；当了班长后，既不靠拢组织、也不理会班上的党员，不但不向党组织勤汇报勤请示，遇事还喜欢自己出个招，竟然多次在班上公开说：“有的党团员学习成绩不好这反映出他们思想上为祖国而学习的动力还不够”，“应该更好发挥党员在学习上的模范带头作用……”。我这样讲让党员的脸往那搁？正该找你的茬，偏偏自己过去又做过几天地下工作，本来有人就认为地下钻出来的不是奸细就是特务，疑案从有嘛！也可以借此好好让你清醒清醒。偏偏在档案里自己过去还自动送上去了那么多现成的材料：父亲是国民党、姐姐在台湾、参加地下组织前还结交过一些背景复杂的人。自己写的白纸黑字，辫子亮得清清楚楚，却还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运动来了，不整你又整谁呢？！
可惜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去认识，像书呆子一样把肃反看作是一场单纯清查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自己抱着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坦然态度，又想着在团校三反运动时程玉的例子和王梅的谈话，像传统教育我们的那样，真心实意地把这看成是组织上对我的一次审查和考验。因此，尽管自己咬着牙、挺着胸照常坚持学业，但也没能从这起事件中取得应该取得的人生经验和教训，无论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和处世做人的本领仍无任何长进，从而使我在紧跟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注：章耘为本文化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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