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33．水
每到十月天山深处就会大雪封山，以天山冰雪消融为水源的所有明渠皆断流。牧场人畜先吃近处的冰，由近处往远处吃。若下大雪，就捡干净的雪化水吃。若冰和雪皆无，就只好到牧场唯一的一口井上拉水或驮水或担水吃。用水车拉、用牲口驮、用水桶担水的人成群结队在井台周围等着打水。井台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滑倒牲口和跌倒人是家常便饭的事。井上有辘轳，但人多时大家抢着打水就必须自己带根长长的绳子。当别人往上摇辘轳把时有自己绳子的人就可见缝插针地把自己的水桶放下去。有时好几只桶在井底下相互碰撞，水桶掉在井底的事也是家常便饭。若是水桶掉在井底当时就很难再捞上来。也有人发洋财的，一次下井就能捞上来好几只桶。
这口井是用整段整段的杨木一层层箍起来的，四段木头围一圈，故是正方形。大人叉开两条腿踩着两边的木段，手扶着木壁可以一层一层地下去和上来。井里水的深浅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夏季牧场遍地都是水，就没有人用这口井。井中的水位一伸手即可碰到。仅有一年夏天有一个从山东自流到新疆的妇女用过这口井。这位山东妇女不但个子大，脾气也暴，口碑也不好。她与他丈夫吵架，她两只手死捏住丈夫的下身不肯放手。与他丈夫一起干木活的老木匠蒋华杰实在看不过去，怕她把她丈夫捏死，抬手就往她脸上一拳。她当时晕了过去，死捏的手才松开。她丈夫说与她实在没法过下去，要与她离婚。她不愿离就以自杀来来威吓人。他哭哭啼啼直奔夏季没人用的井。她坐在井台上一边哭一边要跳井。站在远处看笑话的人没有一个过去拉她或劝她。大家明知道她这一套是吓唬人的把戏。她嚎了好久等不到任何一个人拉她。她自觉下不了台竟果真跳到了井里。可惜井水离地很浅。她跳下井后两只手抓住井壁喊救命。众人见到她沉不下去死不了也没人过去把她拉上来。可见这位妇女平时的人缘实在够呛。最后还是打他的木匠去拉她。在拉之前抓住她的头发往水里塞，让她喝足了水再提起来，并问她是真想跳井还是假想跳井。若真想就再把她放下去。她拼命大喊她不想死。老木匠说，你不想死就再喝些水吧！又把她的头往水里按。等到看她喝了差不多了才把她拉上来。自从这次教训之后，她变得老实多了，见到蒋华杰就害怕更不敢再跳井。他丈夫也没和她离婚。
因为冬春井上人太多，离场部和我们队太远。场部和我们队都另外打过井。场部打的是大口井。形状如大锅，地面直径有二三十公尺，井壁打成螺旋形以便人和牲畜往井底下走。这口井打得很深，但冬春仍然蓄不住水，真是瞎子点灯白废蜡。我们队在本队河坝的最低处打直筒子井，直径两米左右，打了十几米深还是鹅卵沙石。我也参加了打井。用绞盘送人上下和运挖出来的砂石。人在十几公尺深的井下，若井上掉下算盘珠子大小的石头，在井下的人听起来像枪瞠里射出的子弹，下坠的声音尖利清脆。若掉在井下人的头上可受不了。当我们在井下听到尖锐的刺耳声时就会飞快地紧贴井壁等上面的石头掉下来。在我们打井时未发生过重大伤人事故。我们打了一冬春的井，也是瞎子点灯白废蜡。牧场地表下都是卵石，是过水层，根本存不住水。经过几年的打井失败，大家接受了教训，再不想打井的主意。
在牧场上游很远的地方还是有水的，只不过是到冬春季水不太多。若能把这股水引到牧场供人畜用是足够的，而且在夏秋季水大时还可灌溉。这是一举多得的事，牧场下游的邻居也想得到牧场的水源。经过乌鲁木齐县协调并投资，作为一项县上的水利工程就开了工。牧场上游一段由牧场施工。县上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和施工机械及许多水工技术人员。这项工程不是当年能建成的。仅我自己就在水渠工地上干了至少三年。因为农忙时无劳力就得停工，仅在农闲时才能陆续施工。在施工的这几年的冬春季，仍然要靠唯一的一口井供人畜饮用。幸亏牧场都是土房子，冬春季没见过有地方失火。要是真失了火，是没水救的。因为每家每户的饮水都是到井上取水，家中没有多少存水。因而整个牧场没有消防水源。
各家各户家中没有多少存水的原因是缺少装水的容器。胜利牧场离乌鲁木齐市很远，当地买不到较大的盛水容器。就是到乌市能买到水缸瓦罐之类的东西，往牧场运输也是个问题。一是没交通工具，二是若有汽车运输在途中也十有八九会破碎。所以胜利牧场当时能够有的盛水容器不外乎铁皮桶、汽车内胎和皮囊之类的东西。要不还有锅碗和洗脸盆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好多年。
自从乌鲁木齐县在牧场动工修引水灌溉的鹅卵石的大明渠时，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县上运来了大批修建水渠用的水泥。鹅卵石砌的水渠要用水泥勾缝防渗。各处的堤坝和闸门也要用大量的水泥。胜利牧场的老百姓在修水渠时懂得了也学会了水泥可以防渗漏。而各家各户缺少的就是能防止水渗漏的东西。在水利工地上大家都学会了如何使用水泥的技术。而牧场到处都是砂子和石子。这下各家各户的存水问题即迎刃而解。可公家的水泥也就遭了殃。美洲有个加拿大，中国到处都有大家拿。大家都往家里拿公家的水泥砌水池。因为大家全都拿，不拿的人是绝对少数，所以也没人揭发。谁也不认为是偷公家的水泥，而是公开的拿。每天拿一些，日子久了想用多少就会拿多少水泥。不少人家不仅砌了能盛许多水的水池，连灶台、窗台也用水泥抹得光滑平整好看。有聪明的人嫌砌水池万一要搬搬不走就用水泥制造能搬动的水槽或水“缸”。先用树条编一个方形或圆形的大篓子，再往篓内壁抹上多层水泥奖，晾干后就能盛水。这东西有些像四川装豆瓣辣酱和装桐油的篓子。仅是内壁的材料不同。装豆瓣辣酱和桐油的内壁是油纸。而牧场老百姓土造的东西内壁不是油纸是水泥。这种东西的缺点是移动起来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很脆极易把内层弄坏。另外是不能完全防渗，会缓慢地往外面渗水。于是有人在乌鲁木齐市弄来了臭油(即沥青)熔化后刷在内层表面才彻底解决了渗水的难题。
文革中胜利牧场生产大倒退，老百姓都很穷。为吃水的问题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更何况我这个单身汉的右派分子！我会裁缝手艺，一直用此学雷锋为不少人家免费缝过不少衣服。故有一个回族邻居费了不少工夫送给我一个土制的柳条水泥“缸”。我小心翼翼地拿回来并到老远的井上担满了水。可过了一夜水就渗掉了一大半，我甭提有多心疼了！
因为我没驴、没车光棍一人仅能用水桶到井上担水。担一趟来回要大半天。有时没时间或太累，就到河坝里取别人怕脏不肯吃的残冰化成水沉淀后饮用。这些冰被牛羊踏过，驴啃过，保不准撒上过牲口尿，但经过熔化沉淀后我照样下了肚。说来也怪，那时我很少得病。
有一天我听广播说基辛格到我国访问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这是件大事，听后就不会忘记。
就在这段时间内的一天傍晚，我在担水往回返的途中，邻队的老马喊住我聊天。我们俩经常聊天逗乐。我也想放下水挑子歇一息。他忽然冒出一句话说：“你的总后台倒台了！”。因为我从来没什么后台，更从没有过什么总后台，一下子弄不懂他的话。因为弄不懂，就随口问他：“我的总后台是谁?”。他立马回答是刘少奇。
我一面摇头一面弯下腰挑起水桶要走。他拽住不让我走。他说我摇头就是不同意，那么我的总后台究竟是谁。
他拽住不让我走，我怕水洒了也只好不走。我回答说：“刘少奇还小点！”。这下他也被我弄糊涂了。他说：“刘少奇还小，那究竟你的总后台是谁？”。我回答说：“尼克松，毛主席正准备请他吃饭呢！”。
老马在牧场也算个知道不少事的人。他被我的回答噎住了，再也无话可问。于是他上井台，我回家，各走各的路。
34．光棍俱乐部
六五年我回新疆找到档案后被自治区机械局重新安排到乌鲁木齐县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不久即开始了社教运动。乌鲁木齐县各单位和人民公社都派来了工作组。派到胜利牧场的工作组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疆青年出版社的人员组成。其中有播音员、主编、编辑、翻译和党务工作者。总体的文化水平，说句公平话，在当时周围的工作组中还是比较高的。
他们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四清。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基本方法是把当地的每一个成年人一个个仔仔细细地过“筛”子。要调查你的祖宗八代。当时内查外调的人员满天飞。各单位的党委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内查外调工作。胜利牧场自流人员太多，如果都要派人到关内各省市调查，首先是派不出众多的外调人员，另外旅差费的负担也太沉重。对一般人都是采用函调的办法。若被调查的人在本乡本土正好有仇人或冤家在当地负责党的内查外调接待工作，那这位就会飞来横祸，就是你有一千张嘴进行申辩也无济于事。因为理由很简单，社教队只相信你家乡的党组织，而不能相信你个人的嘴。而且有不少外调来的材料社教队根本不告诉你本人。他们要留着看你自己是否能在运动中坦白交待。所以你压根儿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家乡的冤家对头给你下了套子。你已经被无产阶级的绞索牢牢套死了连一点信息也不知道。
现在的四川文联主席杨牧当年在新疆也有过一样的遭遇。胜利牧场当然也免不了这种事。胜利牧场有一个四川自流人员家中有七亩地就成了地主份子。就连牧场的造反小将们也不认为七亩地就会成为地主。尽管有疑问，但此人的地主帽子还照戴不误。
在牧场清理阶级队伍中，既用不着内查也不用外调的人，大概就是我这个右派分子一个人。这可省了社教队不少时间、精力和费用，但也给他们出了不少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
我的档案就在胜利牧场。社教队等于接管了牧场的一切重要权力，要看我的档案当然极为方便省事。连场部办公室都不用出就能看到我的又厚又重又全又奇的档案。在我的档案中从五零年参军、再上大学、再当翻译、再当右派、先到北大荒后到新疆；六二年被错误下放回南京、六五年又回新疆到牧场；我所有的社会关系、祖宗八代的情况、反右中写的长篇大论的交待、中央国家党组对我的结论等等全都有。社教队要的东西档案内全都有。这的确为他们省了不少事。正因为如此，也就产生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我的档案中清楚明白的写着虽是右派，但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开除公职，有公民权。我们五八年到北大荒之后在当地人代会换届选举时我们全都领到了选民证。而且我还把这张盖有黑龙江省宝清县选举委员会大印的选民证带到了胜利牧场并交给了社教队。
由于我有这张选民证，胜利牧场的社教队向上级请示。在请示后让我参加群众学习会，也就是不把我当作地富和反革命看待。
当时社教队的主要工作是把那些四不清的干部“请”上楼。全力以赴发动群众找干部们的缺点和错误。牧场的干部们不论大小一个个都要过这一关。我初来刚到，连人都认不全，每天参加检举和揭发干部的群众会只能用两个耳朵听。基层干部水平有限，哪能在工作中一点错都没有，不可能在平时工作中事事做到人人满意。但群众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想在运动中公报私仇，或是想借运动向上爬。当时我们队有个贫牧阿西姆非常积极，被工作队当作培养对象。新疆广播电台的一位姓马的女同志介绍他入了党，并当上了我们队的队长。可后来他因盗窃场部供销社变成了劳改犯。连马本人在后来也觉得她自己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
牧场邻居东沟大队当然也有社教队。朋友马生清告诉我，说他们队有几个未婚小伙子因为农村文化生活太单调，晚上没事干常在一起打扑克牌玩。其中有他的前任会计。小伙子们玩起来说话没谱。说他们几个人是光棍俱乐部。其中有人在乌鲁木齐市有亲戚，弄来了一部《金陵春梦》大家偷着看。社教队进村后此事被捅了出来。这下社教队像是抓到了大问题。社教队之所以叫做社教队，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年轻人成立了什么俱乐部那还了得！一定要把这个俱乐部的组织和宗旨闹清楚。这个俱乐部还集体看黑书，这是公然与社会主义教育对抗，更要追查清楚。黑书也一定要挖出来当作罪证。
更不能容忍的是俱乐部里有人竟是生产队的会计，掌握了队上财政大权，这还了得！于是社教队发动群众猛攻这个俱乐部。
这几个光棍小伙子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当初的一个玩笑会招来如此横祸。任凭他们怎样辩白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肯把看的黑书交出来。社教队铁了心，一天不交出黑书，对他们的斗争绝不会停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把他们看过的《金陵春梦》交了出来。社教队拿到书后说他们有了认罪态度，也就停止了斗争会－－因为社教队的人忙着看这本书。
这个所谓俱乐部里的队上的会计最后进行了经济退赔。据马生清说，他连新娶的老婆的裤叉也赔掉了。这对马生清也是个教训。后来马生清接手当了会计，在队里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队里的财物，哪怕是一根草都不敢多拿。因而他在往后的历次运动中都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在社教刚开始时我还能参加群众会，随着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社教队通知我可以不参加群众会。也就是开始将我打入另册。
社教队的确火红了一阵子，想不到后来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让他们“滚”了回去。在滚了回去之后又揪回来进行“消毒”。这种“消毒”是所有社教队的成员们都很不情愿接受，也非常难以理解的。
虽不情愿和难以理解，但群众要揪你回来，你就得回来。新疆青年出版社的主编被揪回来消毒时一脸晦气，再不是社教刚开始时一付教训人的样子。这是他当初参加社教队对绝对预料不到的。文革一开始，全都乱了套，所有的事都像在变魔术。变来变去，变到最后，魔术大师们自己都变成了魔鬼而毁了自己。不但毁了他们自己，差点毁了整个国家。玩火者必自焚，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管玩火者权位再高，也概莫能免。
35．我和邓小平比谁的错误大
不少人说我是贱骨头。我在北大荒和达坂城吃尽了苦，不知流了多少汗和泪，差点把命丢掉。在那里连驴都干不了的活我都干过。可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这两处曾“改造”过我的地方。
在我复职回到北航之后，曾专门去过北大荒，在垦区招了不少很好的学生到北航深造。他们现在都早就成家立业，是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材，有的读到博士后，不少人留在北京工作。
我在垦区招生时住在当初“改造”我的八五三农场。我请场部把我们当初右派队的名册复印了一份。名册上有一栏记载着各人的劳动表现。在我的名下记着一个字：差。这份名单的复印件我至今还当宝贝似的保存着。
对我名下的“差”字，我自己不但不反感，而且很服气。因为我打成右派后的劳动表现确实如此。岂止是差，我自认有时比差还要差劲。
为什么我的劳动表现会如此差，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不通。
前面我曾写过，我根本不相信劳动能改造好思想。劳动是劳动人民的美德。拿这种美德当作惩罚人和改造人的手段，这本身就是对劳动的亵渎。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思想也没改造好。起码我自己是这样认识的。
就像现在一些气功师说的。你若不相信气功，那么气功对你就没用。因为我不相信劳动能改造好人的思想，所以我也就不必对劳动那么积极。不积极当然就是差了。在那份右派名册里，还有不少人劳动比我的“差”还要差的，故名册里注明是劳动很“坏”。而且坏的人为数不少。这些劳动还不如我的右派们为何劳动表现坏，我猜想大概也是与我同病，即思想没有弄通。
劳动表现差也好，坏也好，到了七八年，组织上根本不管你的劳动表现如何，一律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当初劳动好的似乎吃了一点亏，劳动坏的讨了大便宜，我这个差的属中间状态。
有很少一部分劳动非常“好”的没等到离北大荒就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可他们后来也不见得比我们差的和坏的没摘帽子的右派好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还是右派，只不过在右派之前加了“摘帽”的形容词。未摘帽的右派和摘了帽的右派不管怎么分，还一样是右派。当初我见到不少人很“聪明”，很“积极”，劳动表现“好”，其根本目的就是想早点摘掉帽子。可摘掉帽子又怎样，还照样是右派。就像祥林嫂似的捐了门槛也没用。
我们初到北大荒时分成许多劳动小组，和军队的班差不多，也是十多个人一组。当时我的组长叫张之才，是我们部所属物资仓库的一个保管员，没什么文化，但人很“聪明”。他经常领着我们干活到了规定的下工时间还硬不收工。他老是为了表现他自己劳动好，而且管理有方，就拿我们当筹码，让我们经常晚收工。我们虽又饿又累，但也没办法，只好听他的。结果他积极了，表现好了，提前摘了帽子。但也还是和我一起又去了新疆。六二年他下放回家，他极不老实，向当地政府一直隐瞒他摘帽右派的身份。直到全国摘帽子时我上访北京回新疆，路经新乡七里营，才把他从家中带到新乡县委统战部，说明了情况后才有可能对他落实政策。当初所谓劳动表现好的，其实都是假的，至少是动机不纯，仅仅是为了早日摘帽子而故意的假作。张之才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实例。
我的“缺点”是一生不会骗人，不会演戏，更不会骗自己，有什么都直来直去。所以就不会装神弄鬼假积极或是假屈服。这就是我劳动表现差了二十多年的主要原因。
我才十七岁时就参军入华东军大。因为老家盐城老打仗，老无处念书，那时我初中刚读了不到一年。参军的当年就入了团，以后又让我上大学。初中仅一年级的学生上了大学，而且学习成绩还不错，毕业后能派到北京在航空工业部门工作，这证明我当时的思想是非常好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表现也是好的，而不是差。而我当时的好思想根本不是经过劳动改造得来的。而是当时党和政府领导有方，我自己愿意上进。五七年党错误地把我打成右派，冤枉我二十多年,我当然要反抗,这就是我劳动二十多年表现差的根本原因。我复职到北航后曾得过奖状，劳动态度又变好了，而且申请要求入党。不过在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我再未提过这件事。
当了右派之后我不仅在北大荒的劳动不好，后来到了新疆也不怎么样。更坏的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胜利牧场，我调皮、捣蛋、出坏主意，消极对抗，直到见了公家的财产失了火也不去救。用“差”形容我，我自认太轻。所以十多年中不断有人向领导告我的状，说我是最不老实、最不服从管教，嘴皮子最厉害，软硬不吃的阶级敌人。劳动表现就当然好不了。
当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成了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时我对四人帮及他们的后台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哪有心思去劳动！全国到处乱闹腾。胜利牧场也一样，我在牧场单身一人劳动一年不但分不到钱，而且还要欠账，还不如劳改队。劳改犯不但吃饭免费，看病也不要钱，而且还要发一年四季的衣被。谁在这时的胜利牧场劳动好，谁才是傻瓜一个。凡是有良心的人对当时全国的这种情况莫不心急如焚。不管什么工作队到了牧场都想改变这种连年亏损的状况。对贫下中牧们的劳动不积极，他们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可有些人不买他们的账，说我这个右派从来就没好好劳动过，你们先去管管他。我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乌鲁木齐县公安局有一位江苏老乡是工作队的成员。我不知道是组织上派他，还是出于他的好心，他主动找我对话。
那天早上我还是和平时一样吊儿郎当上工走在最后面。万万没想到在我后面还有人。此人就是工作组的江苏老乡。
他赶上我就说我，说我上工每次都走在最后，怪不得贫下中牧反映你劳动不好。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他说时的态度大概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不但不凶，而且应当说是非常客气的。我回答，随便别人怎么说，我也不怪谁，更不怪我自己。反正我劳动积极不起来，谁要怎么办都可以。
他问我为啥积极不起来。我回答，对你说了也没用。他说，若他解决不了可以向上反映。我说向什么上头反映也没用。他让我说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肯说。他一定要我说。他说就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也该让他知道。我见他说到这份上，而且估计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坏心。我就回答，不管做什么事，首先要思想通才行，我现在思想不通，劳动怎么能会好。
他问我思想怎么个不通。我反问他：“我和邓小平比，那一个犯的错误大？”他回答，“当然是邓小平大，他是中国第一号走资派，你不过是个小右派。”我接着就发开了牢骚：既然邓小平的罪过比我大，共产党还未开除他的党籍，却把我的团籍开除了，而且还把我弄到新疆来劳动。你们为啥不把邓小平也弄到新疆来！
他听了我发的牢骚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也一句话再没说，也再未理睬我，自个儿快步向工地走。我还是照旧我行我素慢慢吞吞一步三摇上我的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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