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59．从中央到边疆
五七年我被党弄成右派分子以后就被逐出北京。先流放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后又发配到新疆。五十年代有首歌，大概是前苏联的，歌词中有“从边疆到边疆”这一句。我是真正的从边疆到边疆，而且都是在最偏僻最边远的农村。在北大荒近三年，在新疆近二十年，光是达坂城胜利牧场就有十五年之久。一个人有限的生命当中能有几个二十年！虽然这对我个人和家庭是很大的不幸，但对党，对国家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否则绝对不会给我们改正还把我弄回来。说是把我们弄错了，可谁也没有把弄错的人也送到北大荒或是什么别的地方从边疆到边疆也呆上二十年或更久些。现在有行政诉讼法，可以告官，可以要求赔偿。可当时不兴这一套，我们受了多年的冤枉和委屈只好白挨，只好自认倒霉，别无他法。你能找谁算这笔帐呢？找谁也不行，否则你还要犯“错误”！有理的是真正犯错误的人，被弄错的有理也是无理，这就是我们的“理”！这个理就是强权。难怪总有人说强权就是真理。我当右派前不承认这个“真理”。经过二十多年当右派的经历，我不得不信，更不能不信。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各自的经历就是如山的铁证，谁也否定不了。
我在边疆农村二十多年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局外人是根本无法体验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坏事。我在长久的磨难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再不会轻易上当受骗，而是有了自己的脑子。对任何事物再不盲从随大溜起哄。遇事要看看再说。要听其言观其行多动动自己的脑子。我很庆幸自己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除此之外我还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和学会了过苦日子。这对我毕生都是非常有用的。
五八年春中央国家党组将中央各部委的右派们送往黑龙江铁道兵农垦局系统的各农场。第二机械工业部二类右派被送到密山的宝清县八五三的六分场。著名文化界人士吴祖光等人被分到二分场。听说作家丁玲也自动要求到北大荒，被分配养鸡。
我们在五八年春节后，先集中到北京东效双桥农垦部干校集训和编组。经过几天学习后在当地的铁路专用支线上由一列专车送我们去东北。在送别的人群中有新凤霞洒泪送别吴祖光，这是我首次认识他们两位。我当时还是单身汉，家在南京，因而没有人送我。我也用不着陪任何人流泪。仅觉得将来前途难料，内心深处也是有些凄惨的。
由农垦部负责送我们去东北，乘坐的是一列普通客车，每人发了不少干粮。有面包、鸡蛋、香肠等食品。这一车右派都曾是中央各部委的干部，生活一向很优裕，连吃了两天干粮就受不了，吵着向带队的人要喝热稀饭。这列专车未挂餐车，根本没法给上千的人熬稀饭。我当时猜想一定是有些右派故意难为人。岂料列车快到牡丹江，车上广播让大家准备喝稀饭的容器。列车停靠月台后只见十数只一大排冒着热气的大粥桶在等着我们。每个粥桶旁都站着一名穿军装的人拿着大铁勺为我们舀稀饭。拿碗的、拿茶缸子的，竟然有人拿洗脸盆的。不管什么器具都被装得满满的。车站上的职工和过往的旅客见到这种情景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我们是劳改犯吧，不像！因为我们的列车的车窗没封住，又没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着看守。说是旅客吧，更不像！车站更本不会也不可能为这些旅客供应热稀饭，而且分文不收。更奇怪的是列车运行表上根本没有这趟车。所以禁不住有不少铁路员工问我们这趟车是什么车，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看外表我们每一个都是衣冠楚楚的有模有样的人物。我听到有人小声嘀咕说大概是援外的专家。我当时真想向这些在瞎猜的人道谢。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一车右派份子未被他们认为是什么坏人或是劳改犯。但很不幸的是往后的事实使我们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人的命运还不如劳改犯。因为劳改犯各自都有一定的劳动期限。刑期完了就可回家或就业。特别是在文革中谁也不允许冲击劳改队，可我们这些右派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期限。在文革中也没有解放军保护。要不是伟大领袖归天和邓小平终于复出，我不知道还要挨到猴年马月。或许也就在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死人不是什么好事，伟人死了更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们不少人却把自己的前程寄希望于死人。听说什么人死了我不但不痛苦，而且偷偷高兴，知道中国从此要大变，而且是往好里变。不过周总理死了我偷偷地在被窝地大哭了一场，比我死了父亲时还要悲伤难受。
我们这趟奇怪的列车日夜不停终于在某天的下午到达密山县。铁道兵农垦总局就在县城里。我们这一大群右派被安排在几间大空房子里，房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没有取暖设施，房屋墙壁和顶棚上全是冰霜。我们大伙就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
当天傍晚来了许多解放牌敞篷汽车，我们把自己的行李坐在屁股底下当座位。把能穿上身的东西全都穿到身上准备夜行。
汽车队行驶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我们穿得再多也顶不住冰天雪地的寒风。雪地如同白昼，每个人哈出的气如同一团团白雾。每个人的皮帽子靠嘴的两旁都结成了冰凌。大家冻得实在受不了，浑身像筛糠似的，上下牙不停地抖。关键时刻有一位女右派打开了屁股底下的行李，把被子、褥子、毯子全都包裹在身上，只留两个大眼睛能望到外面。于是所有的乘客群起而效之，每个人都包得严严实实全像大狗熊。这样做了大家慢慢就暖和过来，也就都慢慢睡着了。
汽车开了很久，有睡不实在的发觉汽车虽在轰鸣，但汽车原地不动。他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就喊醒大家。原来汽车的头部钻进了雪堆里，司机在驾驶室里也睡得挺香。幸亏是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到处都冻得硬帮帮。到处都可行车，否则我们这车人就都报销了。喊醒司机后他很抱歉，说已经开了三天三夜的车没得到休息。当时是一九五八年春，大跃进刚开始。所有的人在党的指挥下干起活来不要命，要不那里会有干劲冲天的说法。连天都能冲，汽车钻雪堆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汽车钻在雪堆里空转了多久车上没人知道，汽车后轮打滑也退不出来。我们全体下车连拖带拽总算把汽车弄了出来继续赶路。
大约在午夜车队到达宝清县城。早有人举着马灯截住我们。让我们全体下车到几个饭店吃饭。又冻又累又饿的我们这一大群尤如久早逢甘霖个个高兴得了不得。饭店早把饭准备好了：高粱米饭和酸菜粉条狍子肉。大家吃得比在北京吃山珍海味还要香。我是江苏人，能在又冻又饿又累的雪原上吃到高粱米饭和狍子肉，真是大姑娘坐骄子--头一回。我若打不成右派，恐怕这样的口福一辈子也碰不到!
吃过这顿美味佳肴之后我们又立即上路，在黎明时刻我们终于被送到八五三农场。
两年以后，北京一纸调令，我又从大东北调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又到了达坂城胜利牧场。我从中央到边疆，行程万里路，虽是反动派，但自己未掏一分钱旅费。尊敬的读者：您能有这样免费旅行的机遇吗？您愿意这样旅行吗?
60．难忘的西大林
我在农村二十多年的艰苦磨炼中被迫学会了许多劳动技能。刚到北大荒时冰天雪地，农场的农活很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端正思想，抓对劳动的态度。为春耕生产做思想准备。要树立不怕苦和累的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重做新人。
当时我对劳动能改造思想弄不懂。但因为有了反右的教训也不敢暴露出自己的活思想。因为我已经看到我们右派份子当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现得非常极积，与领导一唱一和，就是所谓的靠拢组织。其实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就是想尽快瞒天过海假积极争取尽快摘掉右派帽子。如果我暴露了自己不相信通过劳动能改造思想的活思想，就正好成为这些人的活靶子让他们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我就又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我怀疑劳动能把人脱胎换骨地改造的说法。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好思想并不是经过劳动改造成的。而那些经过许多年劳改的劳改犯既成不了毛泽东，也变不成别的什么大好人。我学过社会发展史，要说劳动能把猴子变成人我相信。但硬要我相信劳动能把坏人的思想变成好人的思想不能接受。工人农民劳苦大众他们本来就是好人，而且成年累月甚至一辈子都在劳动，而这些千千万万本来的好人通过长久的劳动就应当好上加好超过毛泽东和别的什么人。这样的人有吗?
不但没有，而且有数不过来的千千万万久经劳动的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被劳改。他们原来就劳动，犯罪后也是劳动。在马列主义的辞典里这前后的劳动究竟是一种劳动或是两种劳动?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应当热爱劳动。劳动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当然也包括脑力劳动）。若把劳动人民的美德当作惩罚罪犯的手段，我至今不能苟同。我经过二十多年的所谓劳动改造。虽自认不是什么坏人，但思想也未好到什么地方去，还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并未脱胎换骨成了别的什么人。有人说我的思想经过多年的劳动改造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改造越坏。对这种说法我当然不能同意。要说二十多年的劳动对我的思想一点影响也没有，既没改造好也没改造坏，保持原地不动也不符合实际。影响还是有的，而且非常巨大。我年轻时那些轻信、盲从、崇拜什么人和什么东西的思想都改造掉了。因而我的头脑再不是长在别人的嘴上，而是回到了自子的脖子上。
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管谁态度端正或是不端正，反正冰雪消融了，农场开始春耕了，态度好的与态度转不过来的都得下地干活。因为我们初来刚到，不少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重活当然干不了。农场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什么工具也不拿，到已播过小麦种的地里用双脚把漏在地表面上的麦种用土盖起来。这是农场最轻的活。我们这些右派们一个个低着头在平整的播过种的地里盖麦种。其盖土的动作和姿态有点像扭屁股或是小步舞。这活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能抬头平视，否则就看不到地表面漏出的麦种。农场地块很大，长度在一公里到两公里之间。刚开始干这活一个个男女老少右派们全认为这活很轻，因为连工具都用不着拿。大家一边走，一边盖，一边说说笑笑很好玩。可没干上一两天说笑声就没有了。全部右派分子们的脖子都受不了，又酸又疼又硬，有人用双手抱着脖子直哼哼。谁睡觉也不敢再用枕头，都想法趴着睡。农场老职看到我们这些老右的狼狈像既好笑又生气。他们说连这种最轻最轻的活你们都受不了，还能在农场干啥！
可这些老农工撤底错了。春播之后我们这些右派们被单独派到一处万古荒原的沼泽地，叫西大林子的地方新建一个分场。我们这些右派不但把分场建成了，而且进了完达山为当时的北京十大建筑采伐了数量可观的木材。
我们刚到西大林除了野鸡、野鸭、狍子等活东西迎接我们，见不到任何人。到处是齐腰深的草和遍地的水。这种沼泽地的水又脏又臭不能喝。到达西大林后见到房无半间，井无一口，大家的鞋袜裤腿全是湿的，地上从来没有过路。我们谁也没见过如此荒野的地方，不少人哭了。但哭有什么用，先得为自己弄个安身的地方。先找到一小块较高的地方，再垫上一些树枝和草把肩上的行李先放下。派出绝大部分人到小树林中砍直的高的不粗的小杨树运到一处较高水浅的地方搭成“人”字架。就是将两根去掉枝叉的杨树顶端扎在一起，下端尽量叉开插在泥水地里，挨排插。几百棵杨树连起来插就成了“人”字大厦。有一小部分人已经割来了茅草，用一些草搓成草绳把一扎扎茅草捆梆在杨树形成的“墙”的外面。再把从杨树砍下的枝杈铺在“大厦”里的泥水地面上，铺得很厚，再铺上茅草，做成了水上弹簧大通铺。这种“人”字大厦外面刮小风，里面刮穿堂风。外面下大雨，里面顺着茅草下粗雨。外面雨停了，里面继续下。我们有了窝后立即打井，因为时间短，挖不深，先挖个浅坑，把里面的脏水舀尽，让它慢慢渗出较清亮的水暂时饮用。
我们暂时有了栖身之处后立即投入建房、开荒和播种。
农场派来了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有匈牙利的DT-54、西德的K-95、苏联的斯大林100号。当时我国的洛阳拖拉机厂大概还没建成。大型拖拉机全靠进口。拖拉机派来后就日夜不停换人不停机大规模开荒。我们先放火烧荒。可春天的草已经发青，不容易烧掉。我们这些右派就整天煽风点风。煽得越凶、点得越多领导上越高兴。谁也不会担心因煽风点风（真正的点火）挨批斗。有些人因为不小心或是不机灵，胡子眉目头发被烧，衣服被烧的有的是。这些人真正做到了引火烧身。我们上身在火里，可脚下还是在水里。因为从北京来时很少人带有长筒胶鞋，大家的腿脚只好整天泡在沼泽地的水里。夜间开荒拖拉机怕走不直，让我们在地头当中先升一堆火，拖拉机手就看准这堆火往前开荒。只要第一趟犁沟开直了，以后就顺着它转就行了。这些履带式拖拉机全是拖的五铧犁，翻成的土垡一溜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成群的野鸟跟在犁后面捕食刚翻出来的虫子。这些野鸟不怕人，大概因为它们过去跟本未见过人。开荒中因烧荒野鸭们只好逃命。于是我们这帮右派就会大丰收，常常能检到成堆的野鸭蛋交给伙房。有些蛋里已经长成小鸭子，也有成群的小野鸭被我们逮住。大家都不忍心伤害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让它们听天由命。
刚犁出的生荒地因为垡块下面的野草还未腐烂，垡块还悬在半空中，按说是不能播种长东西的。可一九五八年是什么事都敢想敢做的年代。上级让我们在悬空的刚翻过来的垡块上用小木铲点播大豆。于是我们这一帮人就走一步一弯腰，跪一步在土垡上捅一个小坑，放两粒大豆种子再站起来踏上一脚。我们以这种一连串的动作要行进几十公里。比初来时盖麦种要辛苦不知多少倍，但大家都熬过来了，再也没人嘀咕我们不行了。
春播之后我们立即投入建住房的劳动准备过冬。开荒之后地面上的水沿犁沟流走了许多，裤脚已基本不在水里，我们在经常走的地方修成了临时性的路。这种路就是两边各挖一条小沟，将挖出的土垫在中间就行，这样水就流到两边沟里，因中间垫了土比较高就没水了。凡没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阳关大道”。开荒时如果能碰到一块榛子林，榛子林全都在沼泽地中较高比较干燥的地方。这时我们就会比在北京到了王府井还要高兴。因为自己的脚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干土地。这种高兴的心情是长久在干的土地上生活的人绝对体会不到的。
我们当时吃的口粮和春播的种子全是在开春前沼泽地还未融化时运来的。粮食吃光的时候因为四周都是沼泽地，任何车辆进不来也出不去，这样就断了粮，不过豆种有的是，我们只好吃黄豆。俗话说一个豆子一个屁，十个豆子唱台戏，我们每人每天全吃豆子，而且因为没有加工豆子的设备，吃进去的全是整粒的豆子。果真是一个豆子一个屁的话，那我们每天就得放成千上万的屁。幸亏我们住的人字大厦八面透风，白天在野外劳动更不用担心会污染北大荒从未受过污染的空气。所以大家放屁得到真正的自由，领导从未干涉过。
豆子吃久了大家逐渐受不了，吃的是豆子，呕吐的也是豆子，拉下的也是整粒的豆子。住区的周围全是一堆堆的豆子屎，劳动力开始减员。如此继续下去前景不妙。总场派车运粮到尽可能靠近我们的地方，让我们停止劳动，涉水背粮。每人一袋面粉，面粉是成整袋运来的，每袋五十斤。背五十斤面粉饿着肚子（肚子里豆子不消化）涉水要走很远的路，途中找不到能放下面粉的地方休息。这样地背粮比任何劳动都要累。但为了活命也不能不背，所以没有一个人掉队的，真正做到了粮在人在。若一个人掉队留在沼泽地里，即使不被狼或是别的野兽（如黑瞎子）吃掉，蚊子也会够你受的。
荒原上过了冬的蚊子苏醒之后可了不得。它们成群结队大白天袭击人和畜。蚊子多的时候我们白天要戴防蚊帽，袖口和裤脚口都要用绳扎紧，防蚊帽能防蚊子，但不能防小咬。小咬若钻进了防蚊帽又出不来。它咬人的毒性很强，会咬得人满头满脸满脖子肿包。又疼又痒又不敢抓。抓破了会感染更不得了。
蚊子猖狂时我们用过的铁锹插在地里，因为把子上有人的汗味，过不了一会把子会变粗，上面落满了一层蛟子。我自己一巴掌在自己衣服上打死过几十个蚊子，想数数都没法数。因为不少死蚊子被拍死时已经碾成了泥状。
我们大便是个麻烦事，不敢一个人方便。先要约好几个想要拉屎的进行分工。找个干燥的地方并要看好风向，再找一些枯草烂叶升火。火升好了要找青草将明火盖住不让充分燃烧，憋住火堆只准冒烟。这时想拉屎的人赶快跑到烟幕里拉尿。脱裤子和拉屎的动作要快，一定要在火堆冒完烟之前结束“战斗”。有时风向会随风变，我们也不得不随风同步转移“阵地”，否则屁股和大腿就要遭祸。即使这样谁的屁股也没有被蚊子幸免过。有些蚊子有敢死队的精神，能“勇敢”地冲破我们的烟幕防卸工事狠狠地攻击我们的屁股。为了保卫自己的屁股，不少人从北京寄来了防蚊油先涂在屁股上。但北大荒的蚊子不识北京的货，照咬不误。我怀疑假冒伪劣产品不是现在才有，反右时的北京已经开始生产了不少不争气的产品。所以有不少人说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全国生产大倒退是从反右时开始的，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种状态在毛泽东死了之后，邓小平当政时才开始逐步好转。五八年是个全国发了疯的年代。当我们点完大豆，播过小麦又运来了许许多多向日葵种子。要我们每人每天要点播好几公斤向日葵种，完不成领导上就不能放卫星。我们只好为了领导上能放卫星每个点播坑就放上一大把种子，在规定期限内把种子点完了。当这些种子发芽长出地面完全不是向日葵的样子，而是像一簇簇韭菜的模样。因为太密，谁也长不成长不大。结果种子和我们的劳动白费劲不算，地也被白白耽误了一年。这次破坏性的事件我们谁也未被追究，因为我们早有言在先，声明过这么多种子根本种不完，要求拿一部分炒了吃。可领导不准，说要适当密植。究竟要适当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虽然不准炒了吃，我们在播种时每个人都吃了大量的生葵花籽，结果我肚子里被打出一大堆蛔虫。这是这一大批葵花籽意想不到的实实在在对人类有益的用途。这是领导上和我自己连做梦也绝对想不到的。从此我肚子里再未有过蛔虫。谁说当右派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不能光种粮食不种菜，否则冬天怎么过！场里运来了几麻袋胡萝卜种。在拖拉机犁地的时候我们大伙跟在五铧犁后胡乱撒种，然后用树枝条编的木耢子一胡弄，我们就忘掉了这件事全去盖房了。当一栋栋草房盖好之后派我们去挖胡萝卜。当我们挖出草丛里的胡萝卜时大家都惊愕异常。胡萝卜又粗又长又脆又汁多。挖出来的胡萝卜堆成一座座小山没处存放。正好成千上万的官兵转业到北大荒没菜吃，场里就把我们种的胡萝卜往外调。《农垦报》知道了这个好消息派人来采访。领导就让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右派李涛给报纸写一篇我们胡萝卜大丰收的文章。李涛是个能写的大知识分子，出过书。可他不愿意写，说不会写这种有关胡萝卜的文章，但领导一定要他写，说是上级给的硬任务，否则就是对抗领导。他不知道怎么写。报社说照实写就行。
李涛也参加了种胡萝卜的劳动，结果他就照实写了，一句假话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拖拉机开荒，大伙胡乱撒种，然后用木耢子乱胡弄一下就得。然后就告别胡萝卜地不问不管不看任凭野草随便长就行。领导和记者看到这份丰收总结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找来李涛质问。李涛毫不让步说这就是胡萝卜丰收的全过程，要不让领导和记者再充实充实。领导和记者也知道李写的是实情，也找不出别的任何内容，此事也就位倒。《农垦报》对我们胡萝卜的丰收仅发了丰收消息而没登出任何文章。但这件事实本身足以证明北大荒的处女地是何等的肥沃！我们这些中央来的右派能有幸最先开垦西大林的处女地实在是永久值得怀念。因而我在十几年前曾专门到西大林去了一次。如今已经是非常现代化的农场。既不像城市，也不像农村，是一块美丽、富饶、神奇的地方。最初我们大量的汗水和有一些右派长眠在那里并没有白费，尽管我们当初是被迫的。这就像被强奸的大姑娘生下的孩子一样。尽管亲娘是被逼迫的，但孩子是可爱的，是自己亲生的，总是娘身上的肉，想忘忘不掉；不想爱不可能。要不我还专门跑到西大林找什么东西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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