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23．翻身不忘共产党
牧场也和各地一样，进入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不管地方多穷多偏远，总是花大气力建造许许多多标语牌和语录墙。我敢说至今有些地方还有这些东西的陈迹。因为有些最高指示是刻在石头上或木头上的，可以流传千秋万代。就连在墙上写的也是用的上好油漆。想洗刷或是铲掉都不容易。因而不少地方为了清除灾难年代留下的已经不适时宜的东西只好采用再在上面涂一层油漆覆盖的办法凑合了事。墙上的东西可以马马虎虎凑凑合合清除和覆盖掉。而亿万人心中的烙印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医治好！不少人主张淡忘或彻底忘掉。说这样话的人其实是个大骗子。因为连他们自己也忘不掉还怎么能叫别人忘掉！至今大概还有不少人比我们挨整的人还念念不忘。他们还朝思慕想有朝一日还来一次或多次能让他们充分表演发挥再整人“本领”的机会该有多好！说不定再来几次他们就会爬到更高的位置也未可知。至今许多高位上不是也还有些当年很风云了一时的人物吗！
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标语牌和语录墙谁也没办法数得清。要说比天上星星还多也不为过，反正要达到天文数字。要这么多的墙和牌究竟有什么用？用处当然多得很，主要是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声势起宣传作用。
那时我们生产队也有这种墙。是我们被专政的份子们亲手建造的。从和泥巴脱土块开始一直到表面处理美化竣工，都流的是我们阶级敌人们的汗水。贫下中牧革命群众每天要向阶级敌人们建造的土墙两 呼万岁。早上和晚上各呼一次“万寿无疆”，即早请示晚汇报。
我们队上有不少回族。回族男女每逢星期五他们都要做乃玛孜。这是依斯兰教徒们一种很圣洁的宗教朝拜仪式。在做之前他们总要更衣沐浴把身体洗清洁才行，否则就是对胡大不恭敬，就是犯罪。可我们每天的早请示举行得很早又很匆忙。许多回族男女没时间更衣沐浴就仓促上陈。特别是有些人夜间做爱之后早上来不及洗用过的器官就参加这种仪式，在他们的看法中这是最污辱崇拜对象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会受到惩罚的。但他们老是这样早请示之后居然太平无事，连个头疼脑热的毛病都很少有。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汉族每天所朝拜的神不如他们的胡大灵验，因而他们更愿意信奉胡大；对我们所信奉的神则不太热心。有时还偷偷地笑话我们信奉的神，说他不嫌脏。这是我在浇麦子时碰巧听到在麦海深处人们不易发觉的地方两位回族妇女小便时拉的闲话。
群众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的时间很早，不少人在通向请示地方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扣衣服的扣子或是扎裤带。也有些人哈气连天。晚上开会开得很晚，而请示又特别早，有些人就背地里发牢骚，说这样折腾人真受不了。
我们被专政的分子没资格参加群众的早请示，但也不能睡懒觉，否则群众受折腾而分子们睡觉享受这还成什么话？因而想出了另一种办法：在离群众早请示不远的一间孤独的小土屋的外墙上端挂上一张伟人像。由一位民兵领着我们被专政对象举行早请罪晚悔过的庄严仪式。由专政队员领着我们这些份子们背语录。他喊一句我们大家也跟着喊一句。那位民兵叫周春义，大概是河北献县人，自流到新疆。先在乌鲁木齐河滩上筛沙子卖给建筑工地。后来乌鲁木齐也和全国一样工业大下马，不需要沙子。筛沙子的盲流们全被市政府收容疏散到农村。周春义也和别的筛沙子的人一样到了牧场。周春义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警察。按当时的公安十条，警长以上才算历史反革命分子。因而周春义按当时的政策不能算作历史反革命子女。所以他在牧场汉族青年中要比周家荣、陈法政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神气得多，因而得罪的人也太多。他很高兴当专政民兵，可以不干活或少干活而多拿工分。那时每天晚上都要开各种会，而且散得很晚。如果哪天不开会就要布置自学什么人的文章和语录。因为大家早学腻了，就偷着不学而关起门来悄悄地打扑克牌玩。可外面有周春义当密探。若他探到谁家偷打扑克牌，他也不敲门劝说或禁止，而是随身带着早就准备好了的电工克丝钳将偷打扑克牌人家的电源线从户外剪断。这些人立马陷入黑暗之中，但也不敢对这种恶作剧提出抗议。因为不学毛选或什么规定的文件而偷打扑克牌在当时是非常大的罪过，犹如犯了天条。“罪证”已在周春义手中，哪里还敢反抗！只有一个劲地说好话，装笑脸赔不是，求他高抬贵手开恩大赦的路可走了。这时周春义就会显得趾高气扬，大权在握和得意忘形。如果他开恩，也可以大事化小，反之则大祸将会临头。周春义不愧是他的当过警察的爸爸的儿子，很有些密探蹲点的“才能”！因此我们队里不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伞保护着他，这把大伞是无人敢碰的。
周春义这个旧警察的儿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大伞的保护下的的确确是很风光了一时的。他每天押着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们，就像押着一大群牲口似的甭提他权力有多大了！想骂就骂，想打就打。份子们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我当然也是份子之中的一个，当然也是如此。我嘴上虽不说，但我内心中也实在瞧不起他，也很恨他。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要暴发要公开化的时候。不过我已经向我们当时的队长，也是他的老乡说过周春义应当不要太忘乎所以，免得日后遭祸。不知队长当时是否向他转达过我的议论。周春义当时正在追求队长的二丫头。可队长认为周春义不配，不许可。因而周对队长大概是怀恨已久的。
革命群众每天晚上要开会议或是学习。我们专政对象不开会但也不能闲着。一般是由周春义押着搞所谓的义务劳动。劳动活多得很，随便找点我们这些分子们祖祖辈辈也干不完。但我实在不愿干这种义务劳动。总是想方设法不干。队长也是河北省的汉族人，有些头脑。当时对运动的看法和我基本一致，我是他们一派的同情者，相互能谈得来。在生产方面我也经常替他出主意当参谋。他当队长时队里生产搞得还是可以的。他对周春义这个人的看法也和我基本一致。许多次义务劳动时我都向队长找个不怎么过硬的理由请假不干。队长也明知道我是偷懒，但每次总是批准。大家都是口里人，何必对谁都弄得过不去！
某天晚上下大雪。我知道群众又要在晚上开会。我就早早对队长打过招呼，说自己感冒要休息。队长没当什么了不起的事也就随口答应了，也就是批准了。所以我也提早睡下了。
在群众走向会场时周春义喊我起来义务劳动。我告诉他我已经向队长请了假。不料他因为队长不同意二丫头和他好而对队长恨之入骨。当他听到我是向队长请了假的话就非常暴怒：“你不要拿队长压我！不提队长还好些，你提队长，今晚这义务劳动就免不了！”他硬把我从铺上拉起来押我走。我无奈，但也非常生气，只好穿上皮大衣，棉裤和戴上皮帽子跟他走。
义务劳动是扫雪。我和周春义走到扫雪地点时四类份子们早就扫开了。我也只好拿起一把竹扫帚参加扫雪。这时周春义肚子里有气：气我拿队长压他，而且队长不愿意当他的老丈人。我肚子里气更比他多：连队长都准我假了，你周春义为啥不肯卖个人情。大家都是从口里来的，何必那么认真。队长不想当你老丈人与我何干，为啥要拿我出气！你这小子平时得罪的人太多，准保会没有好下场。我一边扫雪，脑子里就一边想这些有关周春义的事。周春义这小子不学无术，尽一天天瞎闹腾，还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正经事他一件也办不了，大家都瞧不起他。包括少数民族社员在内。非但瞧不起，而且还恨他。大家都喊他周勺子。这是西北土话。“勺子”就是傻瓜的意思。他有一次勺到如此地步：我们在戈壁滩上开荒，工地上没有厕所，大家就找比较大的坑在里面大小便。有一次周春义在坑内大便结束后提着裤腰爬到坑上一面两手抖动裤腰一边高喊“万寿无疆”。弄得全工地男女老少全都笑话他是个大勺子。我当时就预见到这家伙是吃饱了撑的找死！
雪还没完全停。我一边扫一边想，脑子里像是过电影似的。我本来就不愿意什么义务劳动，再说心中又有气，脑子里又在过电影，当然就会分神。我扫雪思想就集中不起来。结果扫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周春义气势汹汹说我故意破坏不好好扫。这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我对周春义嚷，我是不会扫，因为我过去从未学习扫雪。我只当过翻译，扫雪却不会。你若想我扫得好，请你这个民兵先扫个样子给我看看。我横下一条心把扫帚扔在了雪地上让他扫。
这下我可捅了马蜂窝。起初他愣了一会，但立刻凶悍了起来。他手中正好拿着一把准备铲雪的铁锹。他就用这把铁锹砍了我一家伙。所幸他未砍我的头，而是屁股。否则他的一条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被砍的是我，他为啥有性命危险？请别急，请往下看！
我头上戴的皮帽子，身上穿的皮大衣和棉裤。周春义力气也不大，或者是他手下留情也未可知。我屁股上挨的一铁锹并不疼也未留下一丝一毫的伤。但他这一铁锹是砍在了我心上。因为我到牧场从来没有任何人用任何带把的工具打过我。更何况周春义还是口里来的汉族人，这实出我的意料。如果我不教训教训他，今后若谁都跟他学，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于是要杀一儆百，我要保护自己。
我先找队长。队长已经知道这件事。他也认为周春义做得太过分。既然如此，我向队长提出让周春义向我表示一点歉意就行了。队长问他若不肯呢？我说我要整他报复他。队长又问若我们河北老乡不让你整呢？我说谁不让我就连谁一块儿整。队长知道我的厉害。答应与周春义谈判。
我先找队长是先给队长一个面子。他在河北老乡中有一定威望。不先和他打招呼等于瞧不起他，他就会拆我的台。我就像打据点似的先要把外围扫清才进行总攻。
也该周春义倒霉，他不听队长的劝，既不愿向我表示歉意，而且批评队长和老右穿一条裤子。他表示不怕，要等着我报复他。队长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我又找队长和不少河北老乡。我说我已经给了大家面子。但周春义不识好歹，不给大家面子。我现在把话向大家挑明。我若动手整周春义求大家不要与我作对，否则我只好被迫与我作对头的人周旋了。说白了也就是放在周春义一边一起整。若果真如此，请大家不要怨我。因为我已经事先向大家说清楚了。何去何从请你们大家掂量着办。除了周春义是个大勺子，所有河北老乡及别的汉族老乡均已感到事态严重将一触即发。没有一个不表示这事随便我，他们绝对不加干涉。周春义得罪过的不少人，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群众鼓动我快出手，他们一定帮我整。
我已经将绞索套在了周春义的脖子上，随时都能要他的小命。可周春义至死也不回头，照样忘乎所以洋洋得意，单等我这个右派如何报复他了。可他一直认为我是个臭右派，他是个专政民兵，我根本奈何不了他。他深信他打了我一铁锹是白打。因为右派绝对翻不了天。
每天早晨群众要早请示，而我们就在离群众不远的地方由周春义领着我们早请罪。这种仪式已经举行了很久。他领着我们喊的第一句是“翻身不忘共产党”。第二句是“永远跟着毛主席”。他已经这样做了很久，我没有干涉他。我只认为他是个勺子，太没水平。和他在拉屎后提着裤子乱喊“万寿无疆”一样可笑！同时也为他担心会因这样的勺子式的玩笑而遭祸。所幸当时没有人找他麻烦。他领着我们在伟人像前早请罪时领着阶级敌人们喊“翻身”，我虽然早就意识到这家伙是在找死，但大家都是口里来的汉族人，当时他还未拿什么东西打过我。我也就听之任之没表示过任何异议。反正他领着喊我就与四类份子们一样喊。队里群众们离我们也不远，周春义领着我们喊的什么人家也知道。连革命群众都听之任之没发觉任何问题，我何必逞能没事找事！对也好，错也好，全是他们人民内部的事，用不着我这个右派来指手画脚。因而周春义的勺子行为一直太平无事。
在我自己反复思考扫清外围之后，确信没有任何一个河北老乡敢为周春义保驾就立即付诸行动了。
出事的那天早上周春义刚刚领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喊完“翻身不忘共产党”之后，我一个箭步跳到周春义面前抡圆了胳膀用尽了力气狠狠掴了周春义一个大而响的耳光。我这迅雷不及掩耳突如其来的行为一下子把周春义和四类份子们都镇住了。周春义大概是被打懵了，两只手托住腮帮子嗷嗷叫。我当时经过了多年劳动锻炼，正在壮年，有的是力气。这一耳巴子一定是够他受的。他一边嗷嗷叫一边吵着嚷着骂我这个臭右派竟敢打人。我回答说打你周春义算是轻的。你这个伪警察的儿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领着阶级敌人闹翻身。闹翻身还不算，还要阶级敌人们跟共产党和毛主席算账。你是个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领着阶级敌人闹变天的现行反革命。你的死期快到了。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经我这么一说，所有的人，包括周春义自己和从早请示墙那边跑过来的群众以及全部四类份子都明白了我敢狠揍周春义的原因。周春义的老乡们也终于知道我的报复行动开始了。
我狠揍周春义人心大快，很快有人把军代表请了来。这回我对军代表的态度和前两次大不一样。我非但不客气而且怒气冲冲。我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们胜利牧场，竟会发生一个伪警察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革命群众和场部领导以及你这位军代表的鼻子底下公然领着一帮阶级敌人闹翻身，而且要和共产党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算变天账。更奇怪的是你们谁也不管，非得我这个右派分子出来管。你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到哪里去了？对这件反革命案件我要上告。不但要告周春义，也要告你们丧失阶级立场和警惕性不高。如果你们对这件案子处理不当，我不但要往县里告，而且要往你们部队里告。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一直告到中央！
我把队上及场部的干部和军代表美美地刮了一通，谁也未敢对我说个“不”字。周春义已经被我这许多话吓得魂不附体一个劲地喊冤枉，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军代表显得很尴尬。他知道这次发生的问题非同小可。要是我真告到军队里就更麻烦了。怎么办？
牧场领导们在军代表主持下开了紧急会议。没过多久，一块很厚很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周春义”大木头牌子用一根很细的铁丝套在了周春义的脖子上。并由另一位民兵押送到我们组里由我这个组长领导。
在批斗周春义时许许多多受过他的气的群众把十几把铁十字镐捆在一起用一根细铁丝在吊他的脖子上。我命令挨过周春义打的少数民族的组员们替我，也是替他们自己狠狠地揍他。他现在也是反革命分子，和我们一样都是坏人。按当时的说法，坏人打坏人也是活该。因而周春义落在我手中是活该挨揍，是他自找的。批斗周春义大得人心，也大快人心。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勺子”行为群众一件也没忘，全同他算了账。他的河北老乡们也傻了眼，才知道我的报复是如此的厉害。幸亏他们保持了中立，否则就要和周春义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起下汤锅了。因为只要我上嘴皮和下嘴一碰，说周春义的这些反革命行动是受谁指使的，谁就跳下黄河也洗不清。就是等到有洗 清的年月也早就被运动淹死了。就是命大不死也得脱层皮的。正所谓疯狗咬人入骨三分，必得狂犬病呜呼哀哉。我自认自己不是疯狗。但在那发了疯的年月，我这个臭右派只要我“照顾”谁一下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就等于把这位“朋友”送上了刑场。我试验过好多回，屡试不爽。周家荣就是最好的一例。
周春义众怒难犯，群众借机报仇，四类份子们也报仇不手软，反正是组长让打的，打死了他们也不负责。若是当时真把周春义打死了大概也是白死。他被打得晚上睡觉时鞋都脱不下来，因为被血粘住了。这时我动了恻隐之心。他虽然打了我一铁锹，但我没流一滴血，也不怎么疼，也没留下任何痕迹。报复人要适可而止，任何事都不能做绝。我问周春义服不服，打我一铁锹他该不该。现在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打你，你懂不懂。他说他服了，也懂了，并表示内疚和求我饶了他。他们的老乡也传来话让我原谅他年轻不懂事。这样我不得不给人家一点面子。因为人家保证在我整周时他们保持中立，人家的保证做到了。人家的求情我当然不应当拒绝。我下令组员不许再打。周过去打过我们，如今我们也狠狠地教训了他。两不欠账抵销了。若再多打他，就是我们的不对了。少数民族的份子们都非常听我的话。周的小命也就保住了，我拿钱让一个份子到供销社给周买了一双鞋，并在以后的劳动中再不难为他。我是个儿子娃娃（新疆话），从来说话算话。周的老乡们对我能如此对待周春义他们从内心里佩服。
因为场部和军代表对周的处理使我整他的计谋完全实现，我再无告状的必要。军代表心里也踏实了。如果我真告了，场部和军代表受批评将是必然的。但我这样做对自己一定会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会在日后为自己招来麻烦。领导上也会报复给人小鞋穿的。
对周春义的结论是这样做的：问题严重，性质反动，念其年轻无知并肯悔改，故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严重，性质反动”这顶帽子是他一铁锹给自己招来的，是组织上给戴的，与我无关。可偏偏有人说他的帽子是我给他戴的。我有这么大的权吗？我当然要呼冤枉。可我喊冤也没用。有人说我是假喊冤。只有周春义心里最清楚他这顶帽子是谁戴的。最公平的说法是他自己。
在我们被专政的队伍里，我在报复周春义够了本之后，对大家守信用，再未难为过他。连周春义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他偷偷逃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因而我的组内就少了一个组员。可没过几个月，场部革委会派人到兰州把周春义押了回来。他为什么要逃跑，我至今没问过他。他如今在何处我也不知道。相信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懂得自己该怎么做人！
24．牧场文革鼎盛期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是全国夺权和武斗最凶的时期，是全国大乱套的时期，也是阶级敌人队伍不断扩大和兴旺发达的时期。达坂城的胜利牧场也不能例外。
我六五年春从南京返疆后被自治区重新安置到胜利牧场。那时全场仅有少数几个牧主和富牧以及我一个从北京来的右派分子，人数少得可怜，仅是小猫三只四只而已，形不成气候。可下一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花式品种与日俱增。不仅地富反坏右全有，而且多了不少走资派和当权派。再不是昔日的小猫三只四只，而且是走起来是一大串，被斗的时候是一大堆，戴的高帽子要一大摞，挂的牌子成一大串。当我们全体登上批斗台时会站成黑鸦鸦一大片。“可惜”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要不今日之中国早就不是我们无产者的天下，而是正相反。因为阶级敌人队伍增长的速度太快了。
当时牧场领导也被夺了权。牧场的公章被夺了权的贫协主席用根牛筋绳拴在了裤腰带上。场部也常常派汽车装满武斗队员参加武斗。有位场部革委会的委员在达坂城武斗时被小将们捅了一刀子。因为牧场单位小，离乌鲁木齐远，弄不到什么杀伤力大的武器，有的仅是搞头和铁锹把子，当然就要吃亏。为了武斗能取胜，乌鲁木齐市有多次武斗用了真枪实弹。新疆八一农学院弄不到真坦克，就把拖拉机焊上钢板当土坦克用。土虽土，但攻个民房和土堡时威力不比真坦克差多少。在新疆日报社附近武斗时枪弹满天飞，市民只能躲在家里不敢上街。武斗越凶，死的人越多。但死的都不是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武斗的权利，因而也就没有死的资格。
新疆虽是边远地区，但武斗一点也不比内地大城市逊色。连新疆第一把手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的一位公子也死于非命。听我的朋友说他不是在武斗中殒命的，但也不是与武斗没有关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武斗中究竟有多少无知而善良的人上了什么人的当死于非命，至今也无人弄得清楚。这些地下冤魂至今也找不到伸冤的地方。好像是死了白死，该死。如果您家中若有这样冤魂，您能同意是活该死的说法吗？
当时除了武斗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大事各地都搞得热火朝天－－塑像搞得越来越多;
纪念章弄得越来越大越重；语录墙和请示台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语录和红宝书印得越来越多。胜利牧场接到县上通知让派汽车去取维哈语文版的毛选。场部可为难了，不敢派车去取。因为牧场每家每户已经都有好几套毛选，若运回来再发，东西多了大家就不稀罕，而且已经有不少人用着卷莫合烟抽。若再多发保不住会有人当手纸用（大概已有人用过）。牧场领导怕惹祸，说每家已有好几套，不想去领。但县上存着许多少数民族语文版的毛选又不能不发出去，一定要场部派车去领。场领导无奈先给县上打个报告，要求批给钱先建一个存放毛选的库房。等给钱把库房盖好后再去领。场部采取连拖带顶的办法总算把这件要命的事糊弄过去了。
胜利牧场是边远地区的边远地区，在天山深处，交通很不方便，往外的交通仅靠牧场几台破旧的解放牌汽车，除此之外就要靠马车和毛驴了。尽管如此，运到牧场的毛选除人手一部之外，连我这个右派也能不见外地有了毛选，而且还不止一部。我一个人有一部就够用了，把多余的托人带往乌鲁木齐市邮寄给南京的朋友。我万万没有想到被委托的人把书寄走了，却把邮寄费退给了我。我弄不懂寄东西为啥不要邮资。他说当时全国邮局对邮寄红宝书的全部免费。牧场发毛著免费，想不到邮寄也免费，这大概是全世界邮政部门绝无仅有的事。当时红宝书成了红海洋，什么都可以不学，唯独红宝书不能不学。学了红宝书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且立杆见影，有奇效、神效。就像江湖郎中说他们的药能包治百病一样。要是谁不相信，那一定就是阶级敌人了。我是右派分子，是当然的阶级敌人，也就本能地不会相信红宝书能包治百病而奇效无比的神话。
为了让所有活着的人都相信伟大的神，在文革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直到偏远的胜利牧场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造神运动。人们在见面打招呼之前先要念上一段最高指示。在通信时先要写上一段语录。全国不管大小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比牛毛还要多。到处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处都跳忠字舞。沿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成排成列的语录墙……
我们牧场在这场伟大的造神运动中岂敢落后！不但不甘落后，而且还要和邻近的单位攀比，否则对神的忠诚好像就比邻居要差似的。可搞这些表面上很花俏的东西要求有很大的财力才行。而胜利牧场从文革一开始生产就开始滑坡，入不敷出，拿不出许多钱搞三忠于活动。但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牧场尽管条件差，但在三忠于的造神运动中全场上下齐动手，当然也包括阶级敌人在内。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而且要大上快上。于是许多人离开了生产岗位，土法上马，就地取材，大搞三忠于的硬件“建设”。
牧场决定在场部大门外的公路两旁每隔一定距离砌一对语录墙，一直通到第四、六生产队的小拱桥。另外在各队要建一座早请示晚汇报的请示汇报台。在场部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大门。在三队还要建一座过街的凯旋门。对胜利牧场，特别是对当时的胜利牧场来说，工程是非常巨大的。困难是当时牧场又没有多少钱买砖和水泥等建筑材料。但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有无比的创造力，没有砖就用土块代替。好像当时已经预计到这些将要建造成的墙、门和台用不着多长久的寿命，用土块砌足可以对付。为了在这些砌好的墙、门、台上能写上最高指示和什么豪言壮语，就要用大量的白灰将这些土头土脑的泥家伙刷白。有位从乌鲁木齐公交公司下放到牧场的姓徐的司机自己报名会烧石灰。可牧场附近山上没有右灰石。这位老徐就领着大伙在牧场各处的河坝里寻找大概是远古时期从远处被水冲下来的石灰岩鹅卵石。把这些捡回来的石头用强酸进行检验无误后备用。他找了一处一面为陡坡的土岗，将土岗顶面铲平，然后挖一个直径一米多，深度约四米的上下一般粗的大圆坑。在底部装上炉条，在炉条下面挖通水平升火通道。一座烧石灰的窑就算成了。在炉条上先装窑膛容积三分之一的煤，然后装满从河坝捡回的石灰岩卵石升火煅烧。等煤燃尽了，石灰就烧成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一辈子大概也不能学会烧石灰。
石灰仅是表面涂料，光烧成石灰还不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在规定期限内脱出大量的土块。打土块是件非常累的活。有句俗话叫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因为数量太大，牧场能打土块的人总动员，我们这些众多的管制对象当然也得为伟大的造神运动出力流汗。土块场上脱出的土块就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用马车不断地往工地上运。
土块脱好之后我们这些五类分子们立即投入建造语录墙、请示台和过街门的劳动。这种工作也非常辛苦。过街门建得很高。因为没有提升工具，很重的土块单凭人力一块块往上抛，再健壮的有力的小伙子连抛几块就再抛不上去了，就得换人搞车轮战。
有时大家实在太累，负责领工的民兵们或干部就让大伙歇一歇再干。大家一起坐在地上喝些水或是吃点东西，会吸烟的卷支莫合烟吸。唯独我这个从北京来的右派大家不让休息。大家要我给他们讲故事或是说个笑话解乏取乐。这已成了我们劳动中的惯例。不过我也不是白讲。讲过之后若大伙高兴，会在劳动中照顾我，让我干些轻活，我何乐而不为！
有一天民兵领着我们专政对象砌一座请示台。台体很高大，要求很高，式样也很新颖别致。顶端的泥瓦活很细致，工期一拖再拖也无所谓。因为领导上要把这座台成为牧场最好看最出众最气派的艺术品。因为顶端的活过于细致建造的速度就会减慢，在单位时间内用料就会比干粗活时要少得多，因而当下手和做小工的相对要轻松得多。因此领工的和民兵们更有理由命令我讲故事或是说笑话。
在文革未开始前我曾对他们讲过“一个鸡蛋的家当”，结果文革一开始我就成了牧场的小邓拓，所以我再讲故事和笑话时就特别注意免得再给自己惹祸，没有十分保险的把握，我宁可干重活也不讲。就是惹得别人不高兴也在所不惜。
这次在请示台工地已经讲过了不少故事和笑话。但总有一个历史故事老在我脑子里转，拿不准是讲还是不讲。
经过几天的考虑，我还是讲了：
在明朝朱由校当政的时候，有一个人权倾朝野，这人就是一人（皇帝）之下万人之上的宦官魏忠贤。他从小就是个无赖，也是个赌徒，因为还不起赌债，一怒之下自己把自己的小老二阉了进宫当了太监。因为他同皇帝的乳母不干净，再加上他非常善于吹捧拍马和结党营私，连全体东林党人都斗不过他，被他杀了许多，被满门抄斩的也不老少。他在皇城内上街谁也不敢挡他的道，否则有抓起来杀头或坐牢的危险。接着我就重复了相声大师侯宝林曾说过的张好古连升三级的笑话。大家听得非常过瘾。好多人听了笑得前倾后仰合不拢嘴，也有人笑得喘不过气来。侯宝林大师的相声在文革中让我少干了不少重活，至今我没法感谢他。
有人急着问魏忠贤后来的经历。我按史实说他在独揽国家大权之后命令他的党羽在全国到处给他建生祠。有人问生祠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生祠就是在人未死之前就为他建造祠庙向他叩头烧香朝拜他。有哈族问是否就是像他们民族做“乃玛孜”的地方。“乃玛孜”就是伊斯兰教徒向胡大（真主）朝拜的仪式。我真佩服这位哈族的联想能力。
有人问：后来呢？
后来朱由校的儿子朱由俭登了皇位，魏忠贤自知罪不能赦，也只好知趣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对罪恶滔天的人，即使在身前再建造更多的生祠也难逃罪有应得的下场。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古今中外都一样。想当年全世界有多少人崇拜斯大林，而斯大林的功劳的确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但最终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死后被人“请”出了红场。这就是历史的公正！刘少奇主席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保护不了他。被永远开除党籍，死后连个姓名也没有，只给一个编号。但最后还是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裁判。人民是不能长久被骗下去的，不信就请等着吧！
我在胜利牧场在当时很疯狂的造神运动中终于憋不住讲了魏忠贤造生祠的故事，在内心深处是捏着一把汗的。要说我很“反动”也确实如此。
可事隔几十年在牧场谁也未曾向我提出任何质疑。这仅有两个可能：要不就是有人听出了言外之音而有同感故意保护我；要不就是谁也没有听出来。如今细想起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今年我又一次远去新疆重访胜利牧场，特意留心当年造神运动中我亲手参加建造的那些建筑物。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已几乎荡然无存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两处遗迹。有一处被人家改成了驴厩的一面墙，有一处在原址改建成伊斯兰教徒做乃玛孜的地方，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吧！我们当年流的汗总算没有彻底白费，这也不是很幸运的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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