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重庆清华中学坐落于南岸土桥的一个小秃山上
1
重庆清华中学坐落于南岸土桥镇旁一个小秃山上，原在江北胡家湾、1945年正式迁此，距土桥街里还有一小段路。校园环境十分开阔宁静，后山坡下有条小溪，有个美丽的名字叫花滩溪，景色秀丽，还有个小瀑布，是学生游泳的好地方。1991年我回北京后通过参加重庆清华中学校友会的活动，才得知该校最初是1937年由留渝的清华大学校友为抗战建国在重庆筹建的。据说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对此事也比较关心，当时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郝威（郝文彪）曾按照董老的指示参与建校活动，这也许能更好地解释学校的校风为什么如此进步了。教师多是原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校长傅任敢原是清华大学的秘书，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派遣到任的，当时的教学水平在全西南地区都名列前茅。傅校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实施的是相当开明、进步的办学方针。1948年是国共全面内战的第二年，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严厉统治下，山城早已成了一座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囚笼，学校和学生更是当局思想监视的重点，社会空气十分紧张又压抑。可当我从沙坪坝转入清华读高二时，见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校园里充溢着民主气氛，没有政治党团盯着学生的一言一行，没有国民党的公民课和军训课。在“管理民主化”的方针下，学生自治会和班会都实行公开的选举制度。各科的课程量是很重的，代数、几何全用英文原版教材，如《范氏大代数》等等。解题也要求用英文书写，英语课堂上不准说汉语，这在当时重庆各名牌中学里也是少有的。和紧张的课程教学相对应的是课外活动也异常活跃，在学校的倡导和支持下，同学自己组织的各种读书会、壁报等活动如百花齐放、满园争艳；不仅每班都有歌咏队，全校还有话剧团，排演过《雷雨》、《日出》等进步话剧。如此民主自由而又活跃的校风令我今天想来都十分神往，和当时校园外那种让人窒息的社会空气相比，简直成了一个世外桃源。必须指出的是，重庆清华中学这种独特的管理和校风，是和当时的校长傅任敢民主办校的治校思想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它客观上也为中共地下党在校园里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这时整个国内形势已有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进攻。仗越打越大，从经过当局精心审查筛选后的重庆报纸上，仍能明显看出国民党前线失利的消息。与此同时，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争取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得到迅速高涨，实际上形成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虽然采取的基本是合法斗争的形式，如唱歌、演剧、出小报等方式，抗议物价、要求民主、反对美军暴行、揭露政府腐败……，但是在孤立政府、争取民心、甚至为迎接解放进行舆论准备上，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我转读清华那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规定1元金圆券换300万元国民党法币。发行前曾信誓旦旦说金圆券用政府的库存黄金作保证能绝对保值，可是发行后市场物价却涨得更凶，尤其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米面的价格更是一天几变。甚至从家里拿钱去买东西，还未走到商店，价格又涨了，准备的钱又不够了。有资料显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里11年间物价上涨了85000亿倍，简直是个没法想象的数字。仅此一事即可想见，民怨沸腾能到什么程度。而统治者为了压制老百姓，这时已逐步露出了法西斯嘴脸，以战事紧迫为借口（当时正是辽沈战役时期）压制一切攻击政府、要求民主的言论和行为，常有逮捕学生的暴行发生，街上多数茶馆里都在显著位置贴上了“莫谈国事”的告示。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此时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公信力已逐渐丧失，虽然官办的《中央日报》上每天都在痛骂“共匪”、进行种种恶意中伤，但人们嗤之以鼻，几乎没人信他的。在街头布告上、更满篇是逮捕、处决等触目惊心的字眼，白色恐怖气氛嚣张，活显出一个业已丧失民众信任却仍想依靠高压来维持政权的悲哀。在此期间，我家的经济情况也急剧下降，由于父亲相信了政府的公告，银行存款在金圆券的急剧贬值下丧失殆尽，母亲只得依靠变卖首饰来维持全家的生计。所有这些也使我对政府和对社会的怨气更为腾升。
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将失天下！
2
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校背景下转读清华高二的。入学初期很怕大家知道我在南开中学被勒令退学的情况，所以读书还是比较认真的。一是自己也觉得打麻将被退学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同时又怕校方知道后会影响我在清华的顺利转读，因为我的转学证书也是托人在中国中学办的、是假的。不过，实际上想瞒也瞒不住，同班还有丁润生等两位同学也和我同时从南开转到了清华高二，只不过他们是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怕受迫害而从南开转来的。好在同学们对我倒也没有什么议论或歧视的现象，心里也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无论学习或和同学间的交往都比较正常。
不久，我发现同桌周振华同学，经常看些课外小说，可是他看的那些书总是用书皮包得严严实实。偶尔被我看到了书名，却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这些书我此前无论在图书馆或书店里从没听说或见到过，有时借机偷着翻翻，进一步则希望他能把这些书也借给我看看。可是他说这些书不是他的，但过几天后还是借给我了，记得他传给我看的第一本书是高尔基的《母》，看得我爱不释手。因为对于一个过去主要只是看古典、武侠、人猿泰山或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孩子来说，这本书真好像打开了一扇清新的窗子，不仅文笔和内容不同，更和我过去看的那些小说展现的完全是另一番思想天地。接着他又给我看了一本法捷耶夫的《毁灭》，其情节和人物同样深深吸引了我。终于我忍不住了，反复追问他这些书是从那儿借来的？因为我从没见过这些书！有一天他终于告诉我：这个班里有一个同学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有许多好书在组内互相交流。我喜出望外，可又看不见这个读书小组在那里？只得再三央求于他。最后终于通过他的引荐我也参加了一个名叫‘新芽’的读书小组，组织者有我班的李普杰等同学，后来我才知道李是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新青”社员，而且是清华中学‘新青’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振华就是这个读书小组的一名成员，该小组还自办了一张壁报，报头就叫《新芽》，由大家自行编稿、排版、抄报。每期篇幅相当一张对开的印刷纸，共两版，内容多为时事评论和文艺，虽然不敢公开攻击当局，但是对时局的不满和影射言论却跃然纸上。我由于在南开中学也办过《言涛》，对此事当然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就这样，渐渐地也融入了这个集体之中，不仅很快就和同学消除了因插班转学而存在的生疏，还担任了《新芽》壁报文艺版的编辑。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读书会和壁报社，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为了在白区团结同学、宣传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的一种组织形式，将办壁报和读书二者合一，以办报掩护读书，是用合法斗争方式在白区开展的反蒋第二条战线。在读书小组里，根据参加人员的具体情况，先从进步小说入手吸引你接受一些进步思想，再逐渐向你介绍些其它书籍。就这样、我也开始由苏联小说，逐步接触到了由解放区传过来的一些所谓禁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幕桥的《政治经济学》，还有有关帝国主义，以及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的一些通俗性读物。在当时，看这些书是犯法的、将遭受当局的逮捕和追查，在读书小组内部也只能有选择地在小范围内个别传递。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不仅使我感到某种刺激和好奇；更重要的是，这些书上的道理和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对照，简直好像干柴扔进了烈火，一下子把我积郁多年的心田照亮了，头脑里许多问题似乎得到了解释。从江浙沦陷区到重庆国统区，从童年以来就在心里积聚起来的那种朦胧的民族义愤和朴素的爱国热情，似乎统统找到了出路和依托，汇集成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受欺负？为什么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什么美国大兵能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欺人太甚？就是因为现政府腐败，他们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压迫我们中国老百姓。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才能富强，中国人民也才能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道理似乎就这么简单！
在新芽读书小组里我有三位特别要好的同学，一位叫曹贞干、另两位叫高石和张远维。我们几乎成天在一起，相互间无话不谈，尤其在课余时间，经常在校园的山坡上、树林里热烈地讨论着看书得来的心得体会。曹比较寡言、但很沉稳，就我和高石、张远维相互经常争执得厉害，好像就自己懂得革命似的。其实，总体说来我那时还十分幼稚，最明显的例子是：这学期结束回家过寒假时，我竟然把我读到的这些‘新奇’知识，以及一些生吞活剥来名词，也向母亲和家里的人做宣传，说国民党政府如何坏，解放区就是好……。结果遭到全家的嘲笑和斥责，说我受到了“赤化”，并且警告我再参加这些活动就得退学回家，从父母亲来说这也包括了对我人身安全的担心。只是这些警告我当然不可能听进去，而我和家庭在情感上的裂隙却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3
寒假后开学时、时局已急转直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一面公告引退恢复和谈，一面在溪口继续准备借长江天险坚持内战。这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表面上的政治空气也有点内紧外松，我们清华中学的进步学生活动就更加活跃了。同学间以学民歌的名义，到处都在学唱：《康定情歌》、《山那边有好地方》等解放区才流行的歌曲，以及许多直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讽刺小调如：《茶馆小调》、《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古怪歌》……。在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下，全校又公开成立了跨班级的时事、社会、文艺和艺术四个研究会，借以在全校范围内学习传播进步思想，我被推举为全校文艺研究会主席。在研究会里起初是组织大家研讨鲁迅的《孔乙己》、《祥林嫂》、《狂人日记》等，这既是合法的文学著作，又可藉以宣传中国人要振奋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在大家的讨论发言中，更有意识地引导到对现实社会中的封建表现和各种政治压迫上来，指出这就是鲁迅说的‘人吃人的社会’，并加以议论或批判；后来干脆以研究了解民间文学的名义，油印并散发了解放区传过来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供大家阅读讨论。其他研究会的活动方式也都与此类似，用表面上合法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时，由于《新芽》社的人员已发展到十多人，人多了活动不便，而且一个壁报社时间办得太长，也容易引起当局注意，《新芽》决定停刊，人员改组成《开垦》和《晓声》两个壁报社，我和曹贞干等人在《晓声》社，继续活动。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撕下了再次和谈的面具。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了镇压请愿学生的“下关惨案”，4月8日重庆市学生纷纷集会声援，可部分学校在市里游行时又遭到高压水龙的驱散和警棍殴打，特务并利用夜晚到学生宿舍抓人。但是当局越压、学生反抗也越烈，消息传遍了清华，群情激奋。在重庆地下党的串联组织下，4月21日清华中学在学生自治会的统一安排下，几乎全校的学生打着校旗，整队由土桥集体步行20里到沙坪坝，联合了重庆大学、南开、树人中学等多所学校共约万余人，当晚在南开中学的大操场上举行声援南京下关惨案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营火晚会。各校学生除了大唱进步歌曲，高喊口号外，还在会上公开演出了许多抨击当局的活报剧。气氛狂热，真好像这里已不是国民党的大后方而是在解放区似的：黑黑的夜里，南开校园大操场的中央燃烧着熊熊篝火，各色校旗飞舞着，歌声喊声震天价地响，那是上万颗年青的心在黑夜里对天明的渴望与呐喊！直到今天、每当我的眼前重又浮现出那个场面时，总感到浑身发热，由衷地为解放前重庆青年学生那种无所畏惧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所感动。当然，为了预防当局在我们去沙坪坝路上实施拦截或在开会期间镇压和捣乱，事先我们也做了不少准备，把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编成了小组－－小队－－大队，统一行动、设想了各种如何应对的予案，确保同学的安全并防止队伍可能被冲散，我担任了小队长，一个小队又编成五个小组。也许由于参加这次活动的人数实在众多，声势浩大，整个活动期间国民党军警没有动手。但晚会上有不少公开或不公开的便衣，在学生人群中穿梭或围观。其中我也碰到了南开中学的训导主任关性天。当然，这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特务，互相还打了个招呼，他问我转到哪个学校读书了、今天清华中学的训导主任是不是也来了、希望能见见他等等。说过几句就分开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当晚，我们在南开和树人中学教室里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饭后，又整队步行返回清华。
重庆“四.二一”示威活动对社会震动很大，尤其在时机上正好配合了渡江战役的开始，充分展示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声威，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向背，也极大地孤立了国民党在其大后方的统治地位。当然，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的，随着解放军迅速过江，当局立即以‘整顿戡乱秩序’为名，大肆逮捕各学校的进步活跃份子，严刑逼供，不少学生就此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我们班上的黄厚湛同学，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也是清华中学‘新青’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也险些被捕。只是特务把‘湛’字误读成了‘堪’字，被时任重庆清华中学训导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国桢乘机加以利用、故意将错就错，通过误导与特务周旋，拖延了时间，终于使黄厚湛得以闻讯逃跑。总之、白色恐怖下的重庆，这时候的空气已经如同铅石般的沉重了。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