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吉卫
第四节 在电解车间当运盐工
1963－1965年三个年头，我国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使我国困难时期的经济恢复有了很大起色。电石厂的一些在三年困难时期停产的车间陆续恢复生产。七（电解）、八（烧碱）、九（聚氯乙烯）车间重新开车。
1965年1月，电石厂职工学校结束其历史使命，所有人员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我被分配到七车间（电解车间）盐水工段当运盐工。电解工艺是以工业盐为原料，电解盐水产生氢氧化钠用来制取烧碱，副产氢气和氯气。我的工作是第一道工序：运盐供给本工段的下步工序化盐用。这是个纯体力劳动，不要任何技术与技巧，倒班力工。这个活我干的时间不久，到这一年的6月末，因右手掌骨骨折而休假。
起初，我是抱着欢乐和希望的心情来到电解车间，因为我原来正是学无机化工，酸碱是我的专业，以为能有所结合，有个相关的岗位，发挥所长。只可惜，不是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我作了运盐工。
1965年6月下旬，我因骑自行车摔倒，右手的掌骨被车把手扎在地上而骨折。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8月初上班。
上班以后，因为我的手骨折未痊愈，我们的值班主任王师傅照顾我，让我给拉小推车运土的临时工发放木牌，每运一车发一个牌，以计算运土的车数，作为计件工作量的凭证。没过两天，王师傅跟我说：“车间主任姜福章说，不让叫你干这个活，让你还去运盐。主任还批评我不该让你干这个活。” 于是我就又去倒班运盐。但运盐工作量很大，手没全好干不了，于是把我调到醋酸车间。
过后，王师傅对我说，那时，姜福章主任说：“改造的人不能让他干轻活，况且他要是多发给人家牌，那么厂里不受损失吗？”啊，原来如此！我走到那儿，都让人家当贼防。
第五节 在醋酸车间当化工
1965年8月中旬我到了醋酸车间，在小乙炔工段排渣岗位倒班劳动。这个岗位的活，是将乙炔发生器排出的固体沙石放出来，用小推车运到废渣场。每班排两次渣，每台发生器每次能排出一小推车的砂石渣，共两台发生器，每班要运出四小车，这仍是个纯体力活。我在小乙炔工段一直干到1966年5月，小乙炔装置停产，大乙炔车间开车为止。以后我被分配到醋酸车间乙醛工段作倒班化工，这是一个有汞的环境中的岗位。乙炔气体在有硫酸汞的条件下进行水化反应生成乙醛，后者再氧化成醋酸。反应后的硫酸汞，沉积下来的汞泥再回收利用，车间里汞的蒸汽浓度很高。
我这个摘帽“右派”跟没摘帽的没啥两样，照样干苦力。摘帽以后到了三个车间，都是干着很重的体力劳动。干体力活我并不惧怕，我还年富力强，能干动，但为何不考虑我的专业呢？即或外语没有用，我可是学化工的呀，懂点化工知识吧，不比白帽子差吧，可就是不用我，就连稍微需要有一点点技术方面的活儿都不用我。电石厂的其他“摘帽右派”都恢复了原来工作。
第六节 “四清运动”所闻
1965年秋，“四清”工作队进厂。此间，我经历了两件事。
（一）1966年3月某日，这一天我是上4点班。在上班时，车间领导通知我，让我次日下午1点钟来车间，去参加一个会议。
届时，车间的一位姓杨的政工干部带领我到电石厂的防腐车间会议室开会。当时，见到了其他几位“摘帽右派”也有人“陪同”参加。在参加此次会议中，我认识了一位新的“右派”（不知他当时摘帽否）－－王隆浦。
王隆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反右前在化工部沈阳综合有机化工研究院工作，工程师。不知何时调到电石厂来。此时，他在电石厂研究所工作。据知，在沈阳时，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知识分子，这就难免要当“右派”的。关于他的事迹和“右派罪恶”我一无所知。在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他被调到吉林省政府农林水办公厅，任某部主任之职。
这次开会的内容是：讨论给白文郁摘帽子问题。
白文郁，1954年大连工学院毕业，原在染料厂任防腐技术员。1957年在染料厂戴的“右派”帽子，1961年来到电石厂。他是化工区有名的“大右派”之一，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捎带提到的那样。
我在第四章第六节中曾提到：“除夕夜，还真有件事让人感动：深夜时分，染料厂党委书记陈裴（女）来到运输排看望这些‘右派’们。并且说了许多客话，赞扬我们的干劲，鼓励大家努力劳动好好改造。对大家确实有很大的鼓舞。这位书记与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一个技术人员的一段逸事还真令人感动，留在以后叙述。”我现在就来述说这段逸事。
1957年5月，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召集了全市的各部门的较为有知名度的人参加。时任染料厂党委书记的陈斐同志特邀了白文郁一起去参加。在会上有些人发言。白文郁没有发言。陈斐书记让他也讲几句，白文郁本不想讲，但在书记的劝说下，也就讲了几句客话。
谁知，一个月后，暴风雨降临。后来，凡是在那次会上发言的知识分子全被定为“右派”。当然，白文郁也不能幸免。据以后老白自己说，当时在会上他啥意见也没提，只说了几句歌颂赞扬党的话。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都说了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放了些什么“毒素”。难道这就叫“引蛇出洞”？
对此，陈斐书记感到特别过意不去。她多次对老白表示，如果当时不劝说老白发言，不就没这回事了。正因如此，陈书记对老白格外注意，没有让他去长白山修路，也没有让他到运输排劳动，一直仍在防腐车间工作。
在1961年，陈书记调到电石厂任党委书记，她把白文郁也一起调到电石厂。这说明她仍然很关照老白。被陈书记带到电石厂的共有4人，除白文郁外还有赵欣然（“右派”），是位很有经济头脑的老会计，原是工资90元的一级科员，改正以后按离休处级干部待遇；冯锡瑞，后来任吉化公司经理；姜福章，就是在本章第四节中我提到的那位电解车间主任，后来升任到吉化公司副总。
1965年，化工部机构改革，将“块块管理”改为“条条管理”－－指将原来的地方公司管理模式改成行业公司管理形式，取消各个地方的化工公司，成立多个行业性公司，比如，取消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染料厂和电石厂划归新成立的原料公司管理，化肥厂划归新成立的肥料公司管理。此时，陈斐同志调任原料公司经理（驻地天津），白文郁便仍留在电石厂。这就是我要讲的那段故事。
此次会议，名义上是讨论给白文郁摘帽子问题，实际上是批判白文郁的大会。防腐车间全部人员参加，另外“特邀”我们这些“摘帽右派”与会。会议由“四清”工作队的人主持和掌握。先是由白文郁读自己写的《思想改造总结》，然后由防腐车间的人（早已安排好的）发言，列述白文郁的不老老实实改造的表现，还说他抵制改造，扬言“你们还能给我戴上两个帽子”等等。最后由“四清”工作队的主持人讲话。这位“四清”干部一开头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把“……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读成“幼雅可笑的”。弄得与会者哈哈大笑。这位干部总结性的发言中，断定“白文郁这样下去是永远也摘不了帽子的”。
其实，本来就不是，也不想讨论给白文郁摘帽的事，就是要整他一下，表明“四清”工作队对阶级敌人的作为。当初，自1959年到1962年和1964年共五次给“右派”摘帽，以后中央根本就没有再下令给右派摘帽子的事，“四清”工作队怎能会干这个事呢？！
（二）1966年夏，有一次厂里组织职工看内部参考片电影《陈毅答记者问》。全车间人员都发一张电影票，唯独没有我的。当时，车间管发票的人是车间工会管事的叫张喜久。和我在一个岗位劳动的有一位叫李义库的大学生问我说：“为啥没给你票？……我去给你要去”。后来就发给了我一张票。
原来是这样的：李同学向张喜久给我要票时，张回答说，不能让马吉卫看这个电影。李问，为啥？张答，马是“右派”。有正义感的李同学便去问“四清”工作队的人，“四清”工作队的一位姓万的同志是工作队组长，找到张喜久说：“你咋不给人家票呢？摘帽了就不是‘右派’啦，要同样对待。” 就这样，我看着了这部纪录片电影。我这是遇到好人了，又是遇到真正掌握党的政策的人啦。这虽然是个小事，可是对我这个“摘帽右派”来讲，是第一次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让我不能不感恩，也不会忘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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