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伐林
当顶灯、脚灯与侧灯一齐集中在她自信中带有腼腆的笑颜我却想起一束追光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二乐章
1
张海迪上次病危，濒临死亡边缘，是1981年10月下旬的事。
因为长年服用大量止疼片，她药物中毒，间揭性停止呼吸1小时50分钟，昏迷不醒达五天五夜。第五天醒过来一会儿又昏迷过去，断断续续说胡话。张海迪的父母、妹妹流着眼泪守着她，朋友们抹着眼泪来看她。谁都不忍说出可谁都这么以为：这怕是最后的见面了！
生活中却有这样凑巧的机遇：正是她这次病危，成了她被发现、被树立为典型的最初契机。
到那时为止，海迪没有受到任何一级官方和新闻单位的青睐。这说起来难以置信，却是事实。原因自然很复杂，我们在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张海迪的父亲张坦夫，原是济南市文联负责人，1970年受命带领知识青年插队，带着全家来到莘县。后来在这里安排了工作，1981年时他是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而这个县，官场内部矛盾错综复杂。
《山东画报》的女记者李霞到莘县来采访、拍照时，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没有谁向她提到过这位26岁的瘫痪姑娘。
这天，李霞在县招待所门外见几位姑娘满脸紧张地窃窃私语，刮进耳朵来的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却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次发得不轻……”“看来怕是……”“她怎么就治不了自己的病！”“去晚了许是再也见不上玲玲姐了……”谁病危，牵动这些姑娘的心绪？李霞上前打听，她们七嘴八舌地介绍说：“玲玲姐可是个好人！”
半个月后，山东省引黄济津工程潘家闸起闸仪式在东阿县举行，省委书记去参加，还去了一车新闻记者。李霞带着她的摄影器材也去了。记者们聚到一辆车上，李霞谈起了玲玲。同车的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本来凝望窗外秋后空旷而岑寂的苍茫原野，这时一下坐直，侧过了耳朵。
后来老宋对我们回忆了当时情况：
……起闸仪式完了……就告李霞说找找这个玲玲去。我停留在聊城，是带文艺队来地区参加调演。
第二天张坦夫和毕江桥两口子来了，谈时不那么开放，只谈具体事，像治病呀、读书呀，都是客观介绍，主观评论、评价一律没有。
一听我就更感兴趣了。我直觉感到搞这个人物报道，生命力比较强。人物立不立得住，不是看事迹大小，揭示思想基础很重要。所以我很想接着去莘县找玲玲本人。张坦夫、毕江桥说：她病危刚强救过来，你去了她也没法跟你谈。我就说那还是以后去吧。
回济南后过了几天，忙完别的杂事，李霞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一齐去！这次见到海迪，他还底烧38度。采访十天，翻阅了日记书信，访问她的朋友、父母，与她本人谈了两天，感到这确实是个很全面很不错的典型——但也没到今天这个高度。
当时发大通讯很难，我就想用一千多字的短通讯写其主要精彩的侧面。我写了她的精神素质，拼搏性格，实际上写的革命英雄主义。我安的标题是《只要你能昂起头》，《人民日报》改了个标题《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1981年12月29日头版头条给登上出来了。
张海迪一跃而上了全国第一家大报的头版头条！
2
中国有大小报纸多少家？总发行量有多少万份？每天都向读者推出多少人物？
中国又有多少人每天读报？有多少人读了标题一定接着读正文？有多少人读完之后在心里念叨两句？
把一个人物推到版面上并不难，推进读者的心里可就难了。这成功的比率该是百分之零点几呢？
《人民日报》这篇报道也许对张海迪本人的意义最为重大。党中央机关报的报道不啻是对她存在方式、人生道路的正式认可。
这篇报道使张海迪的交往圈一下急剧扩大并改变了主要方式——过去靠面对面的直接接触，现在是心连心的方信往来。张海迪的名字不再只是口口相传，而借助印刷机和现代发行系统一下四海传播了。
在这篇报道的读者中，还有两个人受到了震动。并反过来对玲玲的命运起了重大影响。
一个是王佐良。不，不是那位老翻译家、教授王佐良。这位是个年轻小伙子，但他自学了英语和德语。王佐良初中毕业后从上海下放到安徽庐江县插队，后来招工进了巢湖泵嘴厂当一名计量工。小伙子有内秀，踏实、刻苦，两次救火，平时却不显山不露水，腼腆木讷，沉默寡言，一有空闲就捧起本书——常常还是洋字码的书。1981年12月29日这一天，他下班后照例到厂图书室翻翻报刊，一下被《人民日报》上这篇报道吸引住了，心里埋藏已久的热情火焰一下点着了。玲玲，这才是与自己“共振度相同，燃烧点相同”的人！这以后一连几天，他天天去图书室读这篇报道，张海迪喜爱的诗句“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能化美酒”在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答。1982年元旦过后第5天，王佐良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仰慕之情，下决心提笔给千里之外的张海迪写下第一封信。
此后便是鲁皖两地羽信联翩往返。切磋翻译技巧。探寻人生真谛。真心真意的剖白。有情有爱的回绝。直截了当。转弯抹角。欲说还休。急不择言……其间王佐良数度千里迢迢赴莘县看望张海迪。王佐良的不少同事泼冷水，张海迪的不少朋友鼓热风。而莘县妇联的老大姐们比当事人热心百倍，焦急百倍。半是劝诱半是逼迫，半是怜悯心半是使命感，着力撮合好事……
王佐良与张海迪的大红结婚证书上的日期，是1982年7月23日。
另一位是中共山东聊城地委某书记。他注意到这篇报道，与其说是被玲玲的事迹感动，不如说是被莘县这个地名吸引。自己治下的地区这么一位先进人物，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本地区的宣传部、报社和工青妇居然从未提起过！官僚主义！太不敏感！他下令各个部门好好宣传，推动本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张海迪红了，张海迪忙了。今天被地区妇联接到冠县呀、聊城县呀巡回报告，明天应邀参加团地委的座谈，整材料的笔杆子也络绎不绝地上门了。
3
张海迪这个名字顺着不同的渠道向上流动。
她是莘县广播局的职工，她是女性，她刚满27岁——这就使她有条件成为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的典型。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团委书记的眼光果然都盯住了这位轮椅上的姑娘。抓出了一个叫得响的大典型，对自己所领导的组织、所代表的群众该是多大的贡献、多大的功劳！一级级工青妇组织都大张旗鼓地命名表彰，一是让本组织的群众有活生生的、近在咫尺的楷模，二是互相之间较着劲争这个典型的“所有权”，三也是力图引起上级的重视。他们也竭力向各自的报纸——《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推荐，要求给更多的版面……
共青团这个渠道流动得比较畅快。
198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十届四中全会上，山东省团委书记林廷生在分组讨论中介绍：他们接到聊城团地委整理上报的材料，认准了张海迪这个典型，准备命名为“模范共青团员”。他郑重地向团中央推荐：这个典型完全够得全国级、中央级！
但是团中央领导层此时却无力顾及树立青年典型。8月，党中央把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调到团中央当第一书记，接替韩英。
这个时候，山东省某个还叫不上名儿的偏僻县城里某位半身不遂的姑娘学了几门外语、给多少老乡针治病……这些事儿怎么挤得进新老交替的团中央书记外会议桌上！除了王兆国和韩英，谁去谁留都还是未知数哩。虽说党中央对韩英在位几年没有抓出叫得响的青年典型相当不快，但该走的已没时间抓，该留的反正时间还有的是……
一直到1983年元旦过后，共青团十一大落下帷幕，新的书记处座次排定、新的各部部长们各就各位，才把目光转到树典型上。
王兆国确有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作风。吸取前任的教训，他决心尽快抓出典型来。他督促干部们翻报刊，翻了中央的翻各省市的，从中发现线索；他要求各部门把手头掌握的典型人头好好摸一摸捋一捋；他催策各部赶紧要下面也行动，拣最出色的报来……
他们记起了山东林廷生等人的再三推荐。那个玲玲——张海迪怎么样？
当代青年需要什么样的榜样？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党需要为青年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企业家？道德家？学问家？锐意改革奋力开拓的，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刻苦攻读求知成才的……借用一位青年伦理学家的说法：树立的青年榜样，该是“君子型”还是“强者型？”
别忘了，这是1983年。1983年，人们对开放搞活、商品经济、观念更新这类提法还陌生得很哩。1983年，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局面刚刚松动，大一统的意识还坚如磐石；1983年，知识精英们还大多未出茅庐或者未露头角，石破天惊的见解还只在小圈而被当局与民众目为“异端邪说”；1983年，历史的聚光灯才刚开始打在舞台一隅的西服笔挺的厂长经理和身着牛仔裤的个体户身上……
不妨把视野再拉开一点：从西单民主墙到校园罢课游行风潮，从潘晓人生观讨论到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的争鸣，从邓丽君流行曲《今天》、星星画展、四月影会……年轻的心灵在各个层面都开始了觉醒、躁动、挣扎。青年心乱如麻，老人心忧如焚，对话、引导又颇为困难：他佩服的，你不欣赏；你欣赏的，他又不佩服。青年中本事拔尖的品行不一定超群，品行超群的本事不一定拔尖。“君子”与“强者”，熊掌与鱼难以兼得呵！
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们执着地寻找君子与强者集于一身的青年典型，换用一个标准化的提法，即“既有传统美德又有时代精神”的青年典型。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希图弥合冲突愈演愈烈的两个时代……
把从各条渠道摸到手的各种典型掂量来权衡去，团中央的领导人觉得还得数张海迪为最佳。她多么全面！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全有——四有！她是弱者，却坚忍不拔地成为强者；她是强者，却无私忘我地帮助弱者。这真是既值得弱者仿效，也值提强者学习，拿到各部分青年面前能耀眼，拿到党中央、老一辈那里也能闪亮！
王兆国的视线久久地在张海迪事迹材料的这一段上么复盘旋缠绕：张海迪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整个会场为之轰动，数千名大学生的心产生强烈共鸣，他们发出由衷的掌声和欢呼……唔，这位瘫痪姑娘使大学生们心服口服，这可是难能可贵——高层次青年挑剔得很啊，对以前宣传的许多典型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吹毛求疵哩！
这无疑是使决策者们心里的天平倾向于张海迪的一颗重重的砝码。考虑再三，为慎重起见，团中央决定派宣传部干部卢山和《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王燕生赶赴山东，模一模情况。
他俩倾向于同意山东省团委意见，在全团宣传这个典型。在调查期间，他们又听说《工人日报》正在抓她的宣传。果然，2月5日报了，社论中说：张海迪是“优秀青年工人，是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典型。她的事迹感人至深，很值得学习，希望引起全国广大职工的重视”。这是一个信号：工会系统要先下手为强！
还有迹象表明全国妇联也注意到了张海迪……
是不是这此信息多多少少促使团中央加速下定决心：抓住张海迪进行共青团最高规格的宣传？
也许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把工会、妇联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潜意识一直在我们心底作崇。后来在宣传中也是这样，我们对这两家总有些戒备心理。全国总工会与《工人日报》记者要求采访或安排与张海迪会面举行活动，我们这方面往往有意无意地冷落，或久或暂地拖延。《工人日报》记者也有他们的高招：他们请吴运铎这位老英雄出山，以他的名义要求与张海迪见面……那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垄断与反垄断”、“限制与反限制”的交锋。最后，还是团组织占了上风，在海迪荣获的各种称号中，毕竟还是“优秀共青团员”最为人熟知。
顺便说一句，团中央与总政的合作最为默契。总政打算宣传的头号典型是朱伯儒。张海迪不是军人，朱伯儒不是青年，团中央与总政没有典型所有权之争，相反，倒可以互为补充。于是团中央在为张海迪大造声势的同时也给朱伯儒第二小提琴的位置；总政则全力支持团中央，组织学习张海迪的活动，把学习朱伯儒与张海迪的宣传高潮拉开时间差……
张海迪在19岁的时候曾经对她的一位朋友说过：“我要不就死了拉倒，要不就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从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她到团中央命名表彰，只有一年三个月。张海迪绝想不到：突然有无数双手伸过来把自己的轮椅推得滴溜飞转，一直推向讲台，推向令人头晕自眩的高度——惊人，确实惊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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