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长钊
1963年暑假中炎热的一天，我心中久悬的一块石头落地，邮递员送来了通知，我被录取到湖北省实验中学。
省实验是武汉市最好的中学，从解放前的48年到解放后的65年，升学率在武汉市一直排第一。
进了班不清楚为什么要我当俄语课代表，一位女同学主动告诉我：
“你的俄语升学考卷为99分，是易校长把你录进来的。”
易仲英副校长是全省有数的几个一级教师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
记得中考的考场是在十九中，半小时我就将俄语卷做完。我怀疑是否做漏了题，检查无漏后交了卷，胡捷利后来接替了我的工作。
由王家巷坐轮渡到武昌汉阳门，再步行十五分钟，便来到实验中学大门。
兴奋与忐忑交织，我将在这里住校，开始未知的人生与生活。
一进校门，就见两边合抱大树与夹竹桃簇拥着一条古朴又宽阔的红石大道，一直延伸到远处成为向上的石阶。
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这里有着天生的学习气场－－
这地方曾是清朝的贡院，学校地址的名称就叫西卷棚。
进门向右就看到前操场，操场左边不高的台地上是两幢两层楼的木结构教学楼，对称在右边的是两幢水泥实验楼，教学楼。正前方远处暗红色沙石台基上，鲜红的美人蕉等花卉开满了花坛，刷着白墙，小巧精致而又漂亮的图书馆平房位于其后。绿叶蔽天的粗大法国梧桐树围绕在操场的四周。
入校后不久的一天遇到了一件怪事：
从门房走到前操场入口处时，见一位漂亮的女生正在大树下和人轻声地说话。
这女生风姿绰约，让人眼亮，既清丽脱俗，又显温婉娴淑，应是学校里校花级的人物。
可当我离开他们走到后操场时，吃了一惊：
－－清丽可人的她又在前面正向我袅袅行来。
不是聊斋志异，后来才知道，这是高年级的一对美女双胞胎孙慧与孙敏，两人后去了清华与华工。
后操场很大，它的背面依傍着不算高的凤凰山，山上有守卫长江大桥的解放军高炮连。上语文课时做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凤凰山下春意浓》。
它的前面正对着有着金黄色琉璃瓦宽阔屋顶和高高飞檐的办公大楼背后。
可惜的是，这幢美轮美奂的大楼四年后突遭厄运，－－文革中一天的半夜，办公楼腾起冲天的烈焰，整幢大楼化为灰烬。
什么人干的？至今仍是迷。
后操场的右方有一段下坡的通路，通向我们就餐的有些年头的大礼堂和开水房。
左边就是高高的三层楼红瓦学生宿舍。
我睡在二楼靠窗的上铺。
窗外，梧桐树虬枝纵横，掌状碧绿的阔大树叶伸手可触。
开学后的一份统计让我吃惊，原初中班时的学习委员与团员都各有十多个，而在二十八中我原来的班里，只有一个团员，学习委员当然只有一个。
实中的入学教育是不发声的：
－－第一个晚上就是参观高年级的晚自习，我们列队经过那些安静得连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教室
实中人的学习是努力与刻苦的，用武汉话说叫“擂功”。
这里名师众多，不光给学生引路，还常有许多外地老师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也不时有目光投射到教室里的参观团教师们在窗外静静走过。
高一刚开始我的数学卡了壳，我不理解函数的“函”的意义是什么。易校长任我们班的数学课，她单独给我讲了几次，后来我恍然大悟，一通百通。
易校长松了口气，对我说：
“原来你的数学还不是太差的。”
政治课也有了困惑。
讲台上，老师锵锵有力地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的劳动时间将越来越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越来越频繁。
我觉得这与事实不合：
－－要是越来越频繁，从马克思那时到现在，经济危机就该年年发生；而国外工人的工作时间，我知道也由他那年代的每天十二小时缩短到现在的每天八小时。
但这个问题就不能和老师去论说。
开学后不久，崭新的校徽与学生证发下 ，到手后高兴突变为不乐：
－－我们考取的是湖北省实验中学，校门口横贯大门上方的校牌也是这么写着的，然而领到的这两物件上面，校名却都书为 “武昌实验中学”。
武昌远小于湖北，“武昌实验中学” 哪有“湖北省实验中学” 那样响亮有名？我不快了好一阵。
凤凰山下卧虎－－
后知实验中学里有位民主人士大佬，毛泽东给他写了信，随手写上了这个地址。
学校如获至宝，将信封上这几个手写字用到了新发的校徽与学生证。
至今还有毛主席亲为实中题写校名的宣说。
乾隆皇帝游杭州时，给灵隐寺题匾额，不料上面的雨字头写得过大，繁写体“靈”的下部就不好摆布。一旁有位大学士救急，在手心里写了个“雲”字，乾隆神会，写下了“雲林禅寺”。
灵隐寺的和尚与香客没有买账，灵隐寺还是叫灵隐寺。
个人崇拜潮流在那时的境况下，已如山洪开始下泄，挟裹沿途泥沙细流，变得愈来愈凶猛湍急，以致后来酿成大祸。
书山有路勤为径。记忆最深和最快乐的，是书山长路上的秀色与休息时刻。
第一印象学校对学生关爱深刻。
教室前面的地板上，一块尺长木板一头有些塌陷，那天早自习何为校长走了进来，我正坐在前排。
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何校长瞧见地板后马上退了出去，下自习铃响，木工师傅提着工具箱走进教室。
也记得一年全校到沔阳去劳动，第二天清早却通知打背包马上回学校。
大家一头雾水，后来知道是因为发现这里有血吸虫。
学校对外说法是得到接待外宾的紧急任务。
而将几位成绩品德优秀，却因家庭政审不合考不上大学的高三学生留下来当老师，如慈母般对他们说出 “留在我们的身边自己培养” 的安慰话语，
－－在这与当局意愿相左的做法里，何等的大爱在闪烁！
这要具慧眼，信心与远见，更要冒那个年代令人可畏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这也成为以后运动中打压在他们头上的条条罪过。
操场上我常见那几位在初中上课的年轻教师。
不负学校与师长的厚望，多年后他们皆成精英大器，贡献祖国。
下乡劳动给我很大快乐。
二十八中初中的劳动只是去唐家墩摘毛豆，最远是到了东湖。
而这里是坐汽车去到新州，沔阳，黄冈，住到生产队农民的家中。
半夜醒来是睡在漆黑的农民家的堂屋中。
农村没有电灯，定睛后能在黑暗中感受上方梁瓦空间的高阔，远方有低微鸡鸣传过。
陡然间自家的公鸡响应，激越震耳的的啼叫声将夜空划破。
这里一切都与城里不同：
清晨的洗漱是在薄雾与微寒中拿毛巾水杯小心下坡到屋前的水渠边。
中午与农民同桌吃饭，有一种菜肴是青黑色的小块块，放到口里软绵还有点霉味。
原来它竟是用城里会丢弃的柚子皮腌渍后做成的。
茅缸也只有疏陋的遮蔽，还得小心翼翼不要掉下去。
更多的是好玩，在农村的小孩的帮助下骑到水牛的背上，同时告知黄牛是不可以骑的。
一次劳动，雨歇后的旷野，如墨水泼洒宣纸，天空满是颜色浓淡不同的乌云。
我和张传广被眼前景象惊呆：
一百米外，一卷卷灰白色云团紧贴着地面飞快地朝一个方向奔去，一个一个地接连不断。 一边发生形状大小与颜色深浅的变幻。
这奇景城里从未见过！
另一次摘棉的劳动则是和班上一位女生在一起，女同学温婉美丽，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俩落在了后面，一边从褐色的棉壳中撕摘出棉花一边前行。
她不疾不徐地问了我家和原校的许多事情，话语悦耳温柔。
在小学与女生同桌的桌面上是画了三八线的；在初中，男女同学间也没说过多少话。
而那天的劳动在她与我的问答中觉得十分轻松，如水般淡淡的愉悦和暖意萌在心头。
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收工。
下到农村的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尝到了农村劳动的滋味，体验到远落后于城市的乡村生活。
六年前的夏天，在五彩炫烂的洛杉矶好莱坞游乐场里，我看到十来个活蹦乱跳的中国小学生。
觉得奇怪， 便问过一个舔着冰淇淋的男童：
他们读五年级，来自温州。由老师带队暑假到美国来游学。
我想起我们的下乡劳动，
－－那就是极好的游学，也是现在常说的素质教育。
它让我们在几年后不曾预料的知青下放生活前先试过水温。
给由繁华城市陡然来到荒僻农村的巨大落差和难以接受的生活变化种过思想上的牛痘。
紫阳湖的舢板训练也给我带来欢乐！
小时候常站在岸边羡慕地看着公园湖面上来来往往的游船。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
这首优美的歌曲听唱过百遍。
但口袋里没钱，荡桨的愿望极少实现。
而现在不要钱！
不限时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周的一个下午我们都来到美丽的紫阳湖边， 进行海上民兵的军事训练。
争先恐后又欢天喜地的跨进宽大的舢板里，猛然承重的舢板在湖水中摇曳颠簸，激起浪花，泛起涟漪。
紧握双浆，象皮划艇选手那样整齐用力地挥臂，上身时而俯近膝盖，时而双脚紧抵船底，身子猛然后仰与船几成30度，油漆斑驳，蓝白颜色相间的舢板如箭般向前脱出。
高教练在我们上船前大声细致地给我们讲授各项基本的航海知识，包括舰船的识别，航行中船只的避让规则，绳索的各种打结方法。
他个子挺拔英武，脸上棱角分明，透着军人的豪气，平时对我们很和蔼，训练时要求很严格。
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湖面上满是奋进的舢板，
满是勃勃的青春，
欢歌笑语在碧水上回荡！
同样难忘的还有学校包场的话剧演出。
从未进过剧场，第一次进大剧院百般新奇。
记得很清楚的剧目有《千万不要忘记》和《江姐》。
江姐一身鲜红的旗袍，色彩绚丽变幻的舞台背景，在我脑中留下深深印象；
《红梅赞》这首革命又抒情悠扬的歌曲激动人心，很快传唱在学校教室与宿舍的洗衣间。
“打野鸭子！” 这句台词在《千》剧中各位演员的口中不时响亮出现。
面目很狰狞，－－这是资产阶级岳母娘的教唆。
问题很严重，打野鸭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斗争渗入了生活中的任一件小事并变得不可思议。
但没影响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剧里老少演员们精彩传神的演出。
最撼动我心灵的是几内亚佐利巴歌舞团的演出。
地点是在武汉音乐学院。
我们是上面指派的观众。
大学是中学生的信仰希冀，音乐学院在中学生的眼里有着殿堂般的神秘。
隐居在闹市的武汉音乐学院小巧精致，亭台水榭悦目。
演出厅灯光变暗，
音乐厅静寂无声。
突然灯光骤亮闪烁，乐声大作，激烈而又强节奏的非洲鼓点和多种乐器声中，《几内亚舞曲》优美旋律如天籁，如闪电，如扑面瀑布，让人全身心共振共鸣，心随乐动。
观众激情喷薄，心旌摇动，几欲站起与舞台上激烈摇摆的黑人演员一起律动共舞。
－－除却巫山不是云。
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如此美妙与震撼人心的音乐演出。
心中一直有这样的猜想：
到紫阳湖去荡舢板，到音乐学院听外国乐团的演奏，－－
这是不是上级部门对重点学校的有心眷顾？
1965年6月底的一个傍晚，晚霞褪去，橙黄的天空还透着亮光，晚自习尚未开始。
我在教室外走道的木栏干旁，注视着下面一些人的忙碌，他们在图书馆前面的操场上，竖起一根根长竹竿，在竹竿上端牵起黄色的电线，又拧上一个个白炽灯泡。
天气渐热，65届的高三享有这样的特殊优待，他们可以走出教室，拿着书本，在高大的梧桐树下，在穿越操场的习习夜风中随意坐下，进行高考前最后的复习冲刺。
几天后上午第四节体育课放得早，我拿着碗瓢走进食堂。那时候已建好了新食堂，就在红石大道尽头台阶的顶端处。
走进食堂我大吃一惊，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多张圆桌，每张桌上摆满了许多盘鲜鱼大肉香气四溢的菜肴，离我最近的是一盘喷着香气的油炸花生米，上面洒着白色盐粒，一盘剥好的皮蛋个个圆滚滑溜，透明青亮，令人馋涎欲滴。
这是高三同学的送考饭， 是我从未见过的酒席！家里过年都弄不出这么多好吃好看的饭菜的。
我们在实中吃着9块钱一个月的伙食，平时吃的最多菜的就是黄豆芽与白萝卜。
老食堂的水泥地上放着大木桶，里面是半桶水加酱油的“神仙汤”。
清早不变的是稀饭与馒头，餐碟中有粘裹着鲜红辣椒，油亮脆辣的长条萝卜。
也有可口的美味，那是在每个星期六的“打牙祭”。
平常乏味的萝卜片里放上了小半廋的肥肉。有了肉，泛着油花光泽的萝卜竟会变得如此鲜嫩滑口，散发出扑鼻的香气，引人食欲大振，虽然每个人碗中的萝卜里是只能找得到两三片薄肉的。
“明年就该轮到我们。”
我心中暗想，穿过那些桌还无人光顾的丰盛宴席。
一年过去。
1966年5月，我们高中毕业考试完毕。摩拳擦掌，开始了高考最后一轮的复习。
父亲仔细查阅了各高校的专业资料，把理想院校的好专业写在一张纸条上供我参考。
我心仪华中工学院船舶制造系。
象百米赛起点的运动员，已听到“预备”的发令，将身子躬起。
谁也意想不到的是，6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66年高考暂停。
在此之前，北京第一女中高三学生写信给毛主席：
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封建社会几千年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很反动的教育制度。……
对于中央停止高考的决定，这群堕入狂热的革命女生定会发出欢呼。
那些有志“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同学可能感到沮丧失落，暗暗叹息。
不少苦于读书倦于学习的学生好像来到大森林，听到鸟叫，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
而于我，没想别的，只为盼望已久的那桌丰盛宴席吃不成而深深惋惜。
“我是不是省实验学生里最无志向的一个？”
－－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65届那一桌桌丰盛的菜肴，那盘透明闪亮圆溜溜的青灰色皮蛋，永远铭刻于我的记忆，常出现在我的脑海，虽然我后来参加过无数的宴席。
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的《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近7米。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美风光，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属国宝级文物。
2011年6月，前后两段在台北故宫首度合璧展出。
母校就是这样一幅优美壮阔的历史长卷，它由实中师生共同创作，已经绘制了近百年，长卷的绘作现在还在继续。
卷首始于于1920年，古老的湖北贡院辟出一部，成立女子小学。
1930年后增设初中部，附设幼儿园，名为湖北省立实验学校。
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不忘教育，次年学校初中部与省内他校西迁鄂西恩施利川，几度融合分离，几多颠沛迁移。 1944年定址舞阳坝，定名湖北省立实验中学，校长何斌训导严格。45年抗战胜利，46年2月东迁回武汉，其中恩施至宜昌720里师生徒步而行。
感谢48届学长俞永绶的一篇日记，让我们得以一睹跋涉途中的真实情景：
二月十五日 正月十四日 雨
早晨发现在落雨，使人烦闷异常。我既没带草鞋又没带雨伞， 幸而高以信丢下一斗笠，使我上身得到保障。
买了双草鞋，卖草鞋的店子又籍天雨而涨价，每双50元，平常20元便够了。路上是铺的石板，石板早磨得光溜溜的，打湿了更滑。
我一步一步地往前挨，到崔坝25里，总走了两三个钟头。
1948年7月，第一届高中两班毕业，报考武汉大学，全部录取，震动了湖北教育界。自此开始到65年，始终保持高考成绩武汉独占鳌头。
在实验这幅精美绚丽的长卷中， 每一个实验人或都是图中的一片叶，一瓣花，一块石，一掬水，一翎羽，一缕云。都为美图添彩加色。
美丽的长卷突然被暴烈地撕破！
1966年6月的一天，耳畔突然紧急集合铃声大作，全校师生赶到办公楼下的后操场上。
只见三楼的一个窗口里，三个人的脑袋被几个红卫兵用力揪着头发按着推出。
“啊！”我心中无比惊骇，他们是初中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高宏，张庆圭，廖起蜀。
他们在暴拳的击打下，在头与窗台的磕碰中被宣布为实验中学的 “高廖张三家村反革命集团”。
头天还在微笑着打招呼的人今天就会落到这样的反革命下场，我感到恐惧和惶惑，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越口号声中，我想不少人都会有和我同样的感受。
见过集贸市场上的鸭笼，小门打开，抓鸭的手伸进去，那群鸭里的每一只都惊叫着退缩，都想挤到最靠里面的角落。
每次运动的指标都是百分之五，每二十只鸭中总有一只被捉出杀戮。
就在当天晚上，五十多岁的英语教师葛庸在寝室用匕首自杀！
房门紧闭，一位高三的学生在天窗里看到了染血的蚊帐，他从天窗翻了进去。
尸检的报告单上写着：
左手用大号水果刀在胸口捅了七刀，因失血过多致死。
学校宣布 “葛庸自绝于人民。”
葛老师解放前在海关工作过。
他的妻子从上海赶来，
只带了他的一只烟斗回去。
从以后多天铺天盖地的批斗高廖张的大字报中得知，他们的一大罪状是成立了反革命组织。
63年春学校里几个爱好文学喜欢写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结成交流诗文的“拓荒者文社”。
唐翼明为成立章程写了小序：
借笔为犁，垦精神之荒原；
以诗为号，发时代之新声。
我亦喜欢张庆圭的：“剪裁江山九万里”，它有不亚“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魄。
不幸的高宏比他的难友还罪加一等。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高宏是班主任，他在两节数学课尾的最后两分钟对这篇社论发了议论，并随手在报上写了两句。
他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张报纸带回家里。
实验中学有许多高干子弟。
不少人认为，学生是高干子弟的班主任有可能得到一些好处或便利。
倒霉的高宏恰恰相反－－
那名带报纸回家的学生家长是省委第一书记，他指着社论旁的两行字笃定地对儿子说：
“他就是要横扫的牛鬼蛇神！”
我们66届高三（二）班在高中前后有过三任班主任：
杨建文，朱锡诚，和吴峤老师。
我记得杨建文老师给我们上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 长沙 》那一课的情形。
年轻的杨老师气质儒雅，他站在第一排课桌前，双手捧着课本，深情地朗读，还不时侧过脸看一下我们：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整篇诗词洋溢着年轻，自信，激情，自由与快乐！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
年轻的毛泽东可以指点江山，自由地结社《新民学会》，自由地创办《湘江评论》。
与高廖张同龄的他风华正茂，
在激扬文字中心情愉悦， 独立寒秋，由衷地感叹赞美 “万类霜天竞自由！”。
－－倘若高廖张出生在那一个年代，
诞生在那一个时候？
一颗大树在松软肥沃的土地里长成后，
为什么要对曾经培育过自己的沃壤浇盖上厚厚的混凝土？
还是在文革最暴虐的六六年。
实验中学家属区，
易校长家里。
两名红卫兵拿着木棍，戳向在床上的易校长的老母。
羸弱的老人无助地惊叫着，一边尽力地退缩到最靠里边的床角。
－－这是我班一位同学的亲眼所见，
这是文革千万事件中真实的一幕。
现在闻说真叫人叹息摇头。
对于文革中首批红卫兵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
北京的宋彬彬向被打死的老校长家属道过歉。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写信对当年批斗老师的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郑重的道歉。
道歉信里这样说：
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 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
我的道歉信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作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我们学校的校友，虐打过老师，将木棍戳向易校长老母的红卫兵，
想也会有心中的后悔，
心中的愧疚，
心中的反思，
和心里的道歉。
想也会有一样的觉醒与觉悟！
“等我们到学校去的时候，教室一个人都没有！学校人都走光了！我们也就串连去了。”潘云华在电话中说。
“你和谁去的？” 我问。半个月前，我与潘通了次电话，知青下乡时，她和我同在一个生产队。
“找不到人，我和谢家瑾和她的妹妹，还有张晓明。”
串联刚开始可不是这个样子。
文革开始，各级领导以为是又一次反右，所以就破四旧，抓了高廖张，大批教师和知识分子挨斗。
但主席这次另有筹谋。
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毛主席开始接见红卫兵，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
我在旧物中发现一份当年的串联申请书。
申请人中张杰锋就是张传广，那时候不少人都改了名，我们学校也改名“红旗中学”。胡青云任过我们的班长，胡萍是她的妹妹，也在实中读书。
申请书不是我写的，因我名字中的“钊”错写为“剑”。
目的地是沈阳，是因去北京人太多。
所有的申请人都忘干了这件事，上面代表小组是哪些人现在也不知。
但这件事肯定发生过，它象一块的小小化石证说。
世界上有多少遗忘了的事！
后来的串联是和张传广两人同去的，夜晚九点火车开入了广州。
水银灯的光辉静静地洒在整洁的马路上，高高的椰树叶在凉风中轻轻摇舞。
对面的男孩凝望窗外，
“－－啊，南国风光！”
赞美的话轻轻吐出。
我们住在旅社的大堂，进餐的菜肴凉拌，睡在地上有暗红，深蓝两色大方格图案的凉席上。
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珠江边的沙面。
在卖凉茶街道上拥挤的人群里我与张传广散失。
一个人到了北京，睡在胡同里的四合院接待站里。
清晨的薄雾中，我攀上停在路口的一辆大卡车。昨天这车开往清华，北大，当时有不少红卫兵正用力往上攀爬。
车开后才知今天不去清华，它径直向八宝山驶去。
八宝山去去也行，久闻大名，看看是到底是什么样子。
北京城西的八宝山是一座不高不大的小山。
八宝山陵园在一座仿佛是寺庙的院落里，院里古木高大蓊郁。
陵园正殿的中央是铺着白布的条桌，上面置放着当时已逝去的林伯渠等党，政最高领导人的骨灰盒，盒上蒙罩着深红色的金丝绒布。殿堂的后面与两旁及两侧的厢堂里，存放着一排排一柜柜的骨灰盒。
出我意外的是我有一位逝去的叔祖梅旸春，是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与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家里人常说起他。
我因年小未与他见面或虽见面亦无记忆，现在却在漫步中无意见到他的骨灰盒。
出得殿堂来，四周是划分为区的一片片水泥墓地，我脚下的水泥墓大约长两米，宽一米多，高仅尺余。
而在另几个墓区，水泥墓又因逝者的级别长了，宽了若干，界线十分分明。
在学校一直受着“革命队伍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正面教育的我感到惊讶与困惑：
－－人为什么要这样细致地被分为这么多的等级？
我还是于无意中见到了瞿秋白的水泥墓，那时《多余的话》尚未抛出。
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从历史书上知道，我在瞿秋白墓前伫立良久。
几个月后，更强劲，更疯狂的文革风暴刮进了八宝山，掀翻了这座水泥墓。
找到外交部宿舍。
我大伯住在那里。
伯父梅汝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出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将东条英机等七名战争元凶送上了绞架。
他是全国人民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因提意见“不应全盘照搬苏联”而被打成右派。
因顾及国际影响，没有公开报道，成为“保密”右派，全国可能仅此一例。
文革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
坐在大书桌后的伯父询问了我家中的一些情况。
我清楚地记得伯父黯然的神情，
－－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解与疑虑？
伯母高兴地带我去厨房参观刚安装不久的煤气炉，开关打开，蓝色的火苗窜出。
她给了我五元钱，微笑着说：“北京的尼龙袜子很好，你去买双试试。”
我不敢在大伯家久呆，不敢坐到茶几旁的那个沙发上去。
凳子也只是小心地坐上半边屁股。
出门时长长松了口气。
－－我的身上长了蚤子！
毛泽东11月11日那天接见了我。
事先进行了好几天的队列训练， 负责我们训练与生活的是一位年轻和蔼的海军军官。
那天去得很早，在长安街上排成十多列横队。好多个小时过去，检阅车至，队伍蜂起，后排全被前排挡住。检阅车极快地驰过。
可以肯定的是，我连半秒钟的毛泽东正面像都未看到。
主席的背影见到没有？几辆吉普车风驰而过，上面众多背影一晃而逝。
一部戏剧不会永远是高潮 ，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演唱时不能一直高音。
67年电闪雷鸣，风云诡谲，时局如同过山车一样的紧张变换，令人目不暇接。
68年则相对平静，各校进入了一个“逍遥” 时期。
大的派别组织都无甚动静，我所在的“东方红公社”是实中的一个小组织，更是无所事事。
上周汪新新请我们几个在武汉广场粤菜馆吃饭，席间我拿出“公社成员名单表”。
大家惊叹：“文物啊！文物！从哪里来的？”
汪新新当年读高一，现在是武汉著名的皮肤科专家，退休后还受到外省外县几家大医院延聘。
那时听说有学生去庐山，正无事可干的我们决定也去那里玩玩。
钱不多，怎样去路费最节约？
先坐火车到黄石，－－这趟车当时人尽皆知不要钱。路费便去掉了一半。
从黄石到九江是长江上的小火轮，四五个小站，票价两元。
为了再省钱，我们六个人每人买了一张最近一站五毛钱的船票上了船。开船前，我拿上五张船票上岸将票退掉。
没票了，到了九江怎么办？
到了邻近九江的最后一站， 我第一个登岸，又买了五张到九江的一小站船票赶紧回船。
我们举着船票上了岸。
沿着有名的好汉坡上山，在风景如画的半山亭歇息，大家气喘吁吁，解扣扇风，自诩好汉。
顷见一老村妇挑一小担瓜果，徐徐拾级，走进亭来。从容卸担，朝我们笑笑，心不跳气不喘。
－－老人家叫人情何以堪！
在山涧，我惊喜地发现一只山蛙躲在水石后面一动不动，它竟比武汉的青蛙大好几倍。
在牯岭，店铺里的肉包子也比武汉大得多，馅鲜味美，而且只要五分钱。
我们在仙人洞纵览云飞，在五老峰绝壁顶端观云海，漫步白居易到过的花径，踏上历时千年的观音桥，下到碧如绿玉的玉渊潭。
可以想象从小在平原长大的人突然登上全国有名的壮美大山，心中是何等新奇震撼！
晚上睡在哪里？
庐山上的别墅有千百栋，平时每到夏季，从中央到省市的各级高干轮番到这里疗养避暑。著名的庐山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
而现在，门窗紧闭，全空在那里！
白天，庐山上也都是空空荡荡，少见人迹。
傍晚，依照来过同学的经验介绍，我们巡看了几栋别墅后，选中了一幢漂亮的大别墅，它紧闭的众多的窗户中，有一扇微露出一长条窄缝。
一个个地翻进到了屋里，啊！好多个房间，全为乳白色，整洁高级。只是床单等物品都已收藏干净，每张床只有两个白枕芯。
据说这是朱德的别墅。
我们阔气了一回，每人自选了一个房间。
晚上有点冷，我将枕芯搭在肚上。
沉沉入睡，阵阵松涛传进屋里。
往日的主人此时正在牛棚里监狱里，或遭到幽闭。
从土改起，他们用阶级斗争的鞭子抽打了一批又一批人，先打敌人，后打朋友同志，愈打愈多，愈打愈近。
鞭子最后抽到了自己，抽到自己的儿女。
血痕道道。感到了切身的痛楚，切心的痛泣！
在这漫漫的长夜里，他们中或有人已在辗转反侧中开始了思索：－－这条鞭子是否应该丢弃？
清晨，沐着从树间斜射到身上的金色阳光，行走在庐山的公路上，空气清新，山鸟鸣啼。
我们快乐！
我们年轻！
无忧无虑向前行！
－－庐山游的同学中，现在只记得高三（四）班周武光一人，这么多年没有他的确切消息，隐隐闻说他很早到了美国去。
盛夏到了，仍无事可做，于是每天下午去游泳。
先乘车到武大，我是用的自画的月票，再步行到东湖游泳池。
我不会游泳，学游泳时遇到了难处。
我游的是仰头蛙，不愿把头浸到水里，那样会使眼睛生疼。但无论我如何努力，只能前进两米，多日毫无进展，就象石头永远滚不上山。
然而我终于学会游泳了，是在一天下午的游泳结束前：那天我发现比我晚来的两个女生都学会了游泳，顿感奇耻大辱。知耻而后勇，我横心拼命，奋力一搏，一阵波涛汹涌之后，竟然窜到了五米，游过了一个多栏杆。
第二天20米。
第三天100米。
第四天1000米。
静水中能游一千米就可横渡长江，－－这是当年的经验之谈。
横渡长江在当时已是平常事，几个同学招呼一声，就结伴渡江去了。
我班有位女生裴文雅，名如其人，文雅瘦弱，她每天早上只吃二两稀饭，就可以横渡长江，已经连续了好多天。
招呼我的那一天来到了，一共六，七个人，有我班的戴立章，其余的是别年级别班的同学，名字记不得了。
我们带了两个篮球作救生用，很快来到长江大桥下的武昌汉阳门码头。
下水前的我真是又紧张又激动，凉凉的江水拍打着我的脚踝。
下水后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江水太急，我游得慢，那几个同学和篮球一下就看不见踪影了。
江中只我一人，害怕与恐惧顿时袭来。但恐惧害怕没有用，我很快从惊惶中镇定下来，按照事先知道的要领，斜向上朝第三个桥墩划去。奋力划过一百多米后，就垂直对岸游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在汉口的滨江公园上了岸。
这样的无组织渡江其实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我班同学罗良堃君在那时的一次渡江中没有抢过激流，被冲到下游不远的一排趸船下面，就再也没有出现。
我和同学到过他的家中 ，望着那悲痛欲绝的母亲，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语言。
这些年我们高三（二）班同学每过一， 两年就有一次聚会，我们已步入老年，看到的是一年比一年苍老的脸。
而罗良堃君永远年轻。
罗良堃君不大爱说话，我忘不了说话时他那略为羞涩的脸。
（1968年横渡长江时下水的武昌汉阳门码头，如今游人如织）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一晃过去。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逍遥时期结束，我们离开实验中学的时刻来临。
68年12月12日，学校喇叭播放出毛泽东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想起另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清楚地记得离校时的情景：
－－无情寒风的横扫下，片片枯叶在红石大道翻旋滚动。
实验中学前操场上弥漫着离愁别绪与喧嚷，多辆卡车轰鸣，满载携带被窝行李，不知命运前途，即将远离父母的稚嫩学子。
大哥在车下仰头望着我叮咛。
车队开到潜江县渔洋区，一学校的同学分散再分散，四男三女的我们组天黑时分到前进大队。摸着黑磕磕绊绊地被带到点着马灯的六生产队仓库屋。
四周一片漆黑。
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远去，
树叶从大树上纷纷飘零，
实验中学的学生岁月结束。
沉郁忧伤的“三套车”，“流浪者”歌声渐起，
陌生的生活骤至，
新的人生在迷惘中开始。
许多同学铭记了这一天－－
1969年1月23日。
附：
1月12日，宋彬彬从纽约赶回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在东一楼，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宋彬彬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这是迟到了48年的道歉，也是继陈小鲁之后，又一起标志性的道歉事件，由此引发舆论的强烈回响。
陈小鲁道歉信原文：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8月20日）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歉意，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附：
本文中高宏的初中学生家长，湖北省第一书记为王任重，1967年元月1日他被打倒，在新华路体育场十万人批斗。他在实中读书的小儿子王四龙发疯。文革结束后，王任重任全国政协主席。
文中部分资料数据摘自《我与实验中学》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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