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伐林
图：上世纪80年代宣传张海迪的海报。
她的身影 正闪现在排山倒海而来的春潮的浪尖！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四乐章
1
宣传机器重新上紧了弦，加速运转。
一整套程序在高一个层次上再来一遍。一个多月前，团委发出了通知，现在党委再发一个通知，把“团员青年”换成“党员和人民（职工、群众）”就行了。口气更为严肃和强硬：“×月底要对学习张海迪活动组织一次大检查”，“×月召开学习张海迪活动经验交流会”，还有要与改革结合起来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与别的什么什么结合起来。
唉，不久以后我们就体会到了：从“我要学习”变成“要我学习”，人们的心理、态度立刻发生了令我们瞠目结舌的变化！
团中央马上举行了座谈会，病情好转的张海迪也参加了这个纯属表态性、程序性的集会。老英雄吴运铎、青年英雄周怡（她在北京地铁舍己抢救被人推下站台的儿童身负重伤——高注）发言，德育家李燕杰施展口才，朗诵家殷之光抒发诗情，作曲家王立平放开歌喉，美术家赵士英挥动画笔……主题非常明确、集中：歌颂张海迪。
一切再来一遍。既然事迹内容不会再有新的，那么就在形式上花样翻新。我当时也算是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宣传干部吧，也被各种别出心裁的宣传手段弄得眼花缭乱——
好几家出版社竞相推出张海迪日记选、书信选和连环画、挂图；好几家工厂竞相制成幻灯片；好几个单位竞相录成张海迪报告盒式磁带“内部下发提供资料”，只收“成本费”；张海迪的事迹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张海迪事迹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八一电影制片厂赶拍了纪录片；中央电视台组织赶写了三集电视剧剧本；宣传张海迪的报告团组成了，由张海迪的英语启蒙老师、古稀之年的王充允，她农村的小伙伴刘彪等人，从济南讲到北京……
我们就不必去缕述各地团委、少先队开展的各种诸如“我与海迪比青春”、“比童年”之类的活动了吧，上海最绝，团市委组织了一个张海迪事迹演讲报告团，报告员都是从上海业余文艺骨干中百里挑一选出的佼佼者，据说那位女青年是上海译制片厂的兼职配音演员，模仿张海迪的音色、语气不仅惟妙惟肖，甚至被听众评价为“更像张海迪”！——这倒使我们忆起喜剧电影大师查理·卓别麟去参加模仿卓别麟的比赛只得了第三名的外国笑话！
这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和精力一下爆发得那样淋漓酣畅，学习宣传张海迪的活动给多少人提供了一试身手、挖掘才华的机遇！北京军区总医院宣传科张干事就是其中的一个。试想，她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日常工作能干什么呢？编编简报，写写消息，给政委准备七一、八一大会的讲话稿，如此而已。张海迪住进这所医院，对她来说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好运气来了。
因为张海迪病重，团中央决定在一段时间内谢绝一切采访，把张海迪隔离保护起来了。多少硬笔杆子、摄影大师们只能在医院大门外跺脚、徘徊，不那么硬的笔杆子、摄影学徒倒有了天赐良机。这位从来没摆弄过照相机的张干事，借来机子，弄来一堆彩色胶卷、黑白胶卷，就开始学着干、干中学了。张海迪输液；张海迪读英语；张海迪与医护人员亲切交谈；张海迪在病床上顽强锻炼；张海迪关心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张海迪与孩子（那是哪位大夫或护士的孩子？）多么亲热……正面，侧面，顺光，逆光，俯拍，仰拍，中景，特写，光圈5.6、速度1/100，速度1/15、光圈11，一种姿势、一个场景来个3张5张！熟能生巧，天底下哪有学不会的事。还有文字报道：《来自首都的报告》、《春之曲——张海迪住院纪实》……
然后便投给报刊。这是真正的“独家新闻”、“独家照片”。可以想见，编辑们是如何如获至宝！何况她在稿件后的附信中还要有意无意地提到：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党中央非常重视，即将掀起新的高潮云云……
后来张海迪的病情缓和，医生同意适当接受采访了，宣传舆论战线的正规军重新登场，记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来社会所期望于记者就是通过采访提供真实信息，美国有位记者不是诙谐地说过么：“耶稣基督是个谜，因为没有记者采访过他。”但是一旦失控，泛滥成灾，社会反响就开始逆转——哦，失控虽是事实，但问题似乎还不那么简单：西方电视广播报刊的“新闻战”的激烈程度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法律的界线不得逾越，似乎也无须谁去统一调控。可为什么在他们那儿绝少发生弄巧成拙、走向反面的事情？
或许原因在于：他们那儿读者是上帝——市场机制中的消费需求，就是最权威的调控力量；而在我们这儿，读者是羔羊！
舆论工具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信息还是向社会成员发出提令；是让人们自主选择还是代替人们决断——这二者的结果不可能不是天渊之别。
更何况我们的舆论工具背后，又都是某一级政治组织……
2
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归口由团中央管，口径、内客均由团中央把关；团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由宣传部管。而宣传部几个处各有业务，只有宣传处主管这项工作。题词之后新的洪峰便铺天盖地狠撞着宣传处这小小的闸门。
宣传处两部电话，宣传部10部电话，从清晨到深夜此伏彼起铃声不断。宣传处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四五十个电话。团中央总机接线员包怨说：“外边打进来的电话，80％是要你们宣传处！”
这么多电话，什么事？异口同声——“我们要见张海迪”，请她座谈，邀她联欢，向她赠送礼品，请她签名题词，与她合影留念。每个电话都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10分钟，20分钟，30分钟。
更多的人找上门来。三个五个，十人八人，一拨接一拨，陈述，恳求，奉承，叱责，挖苦，威胁……
团中央书记处有令，严格控制此类活动，一般不得安排。看起来很严厉，实际上大有伸缩弹性。闸门有一条小缝可开，受到的冲击力就格外强大。苦了我们这些办事员，每天口焦舌燥地苦苦劝阻：张海迪大病未愈，身体虚弱……最近她要赶写文章、赶校清样……题词过多，签名太滥会引起青年反感，从大局出发，不要走向反面……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得奉命行事……恨不能把这套车轱辘话录下音来从早到晚连续播放。我们此时的工作与我们的身份职责之间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矛盾：宣传张海迪的人，千方百计地阴挡宣传张海迪！
来联系的人一般都不是等闲之辈，精通公关、外交，如簧巧舌，天花乱坠，软硬兼施，他们可以可怜巴巴地把要求降到最低：“只见5分钟！5分钟——把礼品交给她就走，她都不必开口说话”！可以把张海迪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都信手拈来作理由，可以用乍听无懈可击细想破绽百出的逻辑向你证唯独对我们嘛，应该放行——
“马上快过六一了，海迪不是最惦记孩子们吗？她在农村就爱跟孩子滚在一块儿……孩子们也格外牵挂她，看电视哭天抹泪的，说一定要给海迪献了心意。一个班才推选了一个标兵，百里挑一呀……”
“海迪永远上不了大学，可我们民族学院同学们说：海迪是我们的排头，无论如何要把她请来参加联欢会。同志，这里面可还有个民族政策问题呀……”
“咱们的乒乓球健儿这次在世界锦标赛上又拿了6个大贡，他们的王牌是什么？是海迪精神，敢拼！回国来马上要回各地了，他们一连声嚷嚷要当面向海迪道谢……”
“工读学生信服过谁呀？嘿，这回说了：哥们儿，张海迪不含糊，我服！教育失足青少年真难哪，你们就给‘特殊’一回吧，让张海迪出面讲句话——‘一句顶一万句’！”
“我们是环卫局的，青年人扫马路，见人矮三分，谁也不安心！这次说了：‘看人家海迪瘫痪了也比咱腰杆挺得直！’请她题几个字……”
“……”
辽宁朝阳一位哑吧姑娘千里迢迢孤身上京，安排不安排？京秦电气化铁路建设者专程来馈赠艰苦施工的照片，安不安排？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手在院子里摘了一束花去看望海迪，安不安排？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以海迪的同乡的身份要去探视，安不安排？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张海迪相识的南斯拉夫留学生要去看她，安不安排？还有的手持海迪某年某月回复他或她的信，指点着其中“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和朋友面谈”的话，安不安排？还有新疆来的西藏来的，大包小包，到京第一件事就是摸到团中央来：“天安门广场非去不可，张海迪姑娘非见不可！”安不安排？
渴望的眼神，良苦的用心。要求不高，确实不高。但是一滴又一滴清水汇聚到一起，就是狂涛巨澜！
而且，在这种众口一词的要求背后，我仿佛直感到那么一丝令人悲又不是怒又不是的情绪——可我没有闲暇停下来思忖片刻。
他们旁边往往跟着一个背或者不背照相机的记者。记者，又是记者！他们请记者来的，还是记者请他们来的？
多数时候，我们狠下心来，摇头，送他们怏怏而去。
人们很难明白：通往张海迪之路何以要有雄关重兵！张海迪不是最愿意与青年、少年、儿童交朋友吗？她怎么会抽不出10分钟、5分钟与我们见个面！她怎么就不能为我们一挥而就题签三个字！都是你们有意刁难、阻拦，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们这帮人手里！有些人找我们碰了壁，转而走上层路线达到了目的，更是对我们投以白眼。有一位过去与我关系还不错的摄影记者，后来却重重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狂澜猛涨，闸门又只挤得开一条小缝，势必要从别的地方漫溢、泛溢。而在中国，监狱的高墙都不是铁板一块，遑论其它？要见张海迪，有的是阳关道，何必非走你团中央这独木桥！大夫，护士，宣传科张干事……都可以帮忙向张海迪约个时间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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