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2-11 从未愈合的创伤
－－作者：刘渝珍
[编者按]读刘渝珍的“从未愈合的创伤”心情非常沉重。我下迁合肥后被分到淮南煤矿李一矿，文中提到的物教老师，我几乎都认识。刘渝珍当年随科大下迁时还是6421学生。642有多少学生挨整难统计，因为难给挨整下个明确的定义，文中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学被揪出来，看管的人手严重缺乏，工宣队顾不上‘清理’老物教，反过来分派和强令部分物教老师来监管学生。” 由此可知，被整学生不是少数，恐怕已成多数。但被逼自杀的定义很明确，6422共30个学生，其中被逼自杀的就有闫宝根和郭宝林二位同学，我真不知用什么文字描述科大下迁合肥时的这系列整肃科大师生的运动。希望科大人好好读读刘渝珍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文章，永远记住血的教训，千万不要忘了科大师生当年下迁合肥时付出的血与泪！
阮耀钟执笔
科大下迁安徽后发生在1970年上半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科大64、65两届同学至今不愿回忆和提起的往事……
69年10月18号林彪“一号通令”后，科大在河南、江西、山西等地寻找战备疏散点相继失败，科学院刘西尧和科大军宣队发布一道道指令，催逼不断。12月1日，刘西尧声称“李德生同志欢迎科大去安徽”，下达了疏散安庆的指示。90余名先遣人员12月初赶赴安庆，随后两批以学生为主体的疏散队伍也相继离开了玉泉路的科大校园。
打起背包的我，随同学们坐火车到武汉，再转船顺江东去。途中依舷远眺，见小、险、奇的一石屿独立江中，心想这定是母亲口中常常念叨的安庆长江中的小孤山！我母亲的家本在安庆东城边，1937年12月13号日寇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消息传到安庆，十九岁的母亲途径武汉、桂林、贵州，跋涉曲折难行的山路，随众多难民历时两年，终于逃到了重庆，从此定居四川。科大被迫疏散到安庆，我从没回过的母亲老家，相比同学们我内心自然多了一点点兴奋和期待。
到了安庆，迎接我们的是经历武斗后的马山党校，那里仅有一栋总共七八十间无窗、无门房间的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最多能容纳300人，而且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科大五系的老教师童秉纲，黄茂光担起了烧水的艰巨“任务”，他们68年9月起就一直被工军宣队以莫须有罪名关押在科大专政队“劳动改造”。两位老师每天早晨五点就开始点火，用那台老式炉子给大家烧开水，人挨人席地而卧的900余师生很快就挤满了小楼。住房、喝水、吃饭都存在严重问题，部分同学被安排住在了安庆五中。领队的贾志斌等人通过当地农民了解到，安庆远郊区水地里发现过血吸虫。这里绝不适合科大大批人员居住。多次向刘西尧反映无果，疏散继续进行。
70年1月6日，刘西尧突然指示我校在京的杨秀清等领导，“到合肥去向李德生汇报工作，并办理科大的移交手续。”
人在安庆的四位校革委常委接到消息后，不同意匆忙把科大由疏散改为搬迁到安庆的做法，决定回京向刘西尧反映情况。与此同时，28位单纯、天真的学生自发赶到合肥火车站，希望让杨秀清等人了解实际情况，再去见李德生。没想到杨秀清等人在合肥前一站水家湖就提前被小汽车接走。“四常委回北京”、“28人的合肥之行”这两件事已被省里定性为“安徽省第三大反革命事件“，只是全校师生还浑然不知！
1970年1月底，下迁地址最终定在了合肥。我们乘坐卡车从安庆到达原合肥师范学院，已接管科大的安徽工军宣队宣布，全校师生员工立即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在合肥停留一周后，物理系人员照校工军宣队的指令，坐上了去百里煤城淮南的火车，进入淮南后到一站就下一拨，物理系又再次被“分散”。
我们班（6421）和6422班同学，以及部分物教老师，在谢家集下车后，背着行李步行到了谢三矿。不久，老弱病残、拖家带口的物教人员陆陆续续汇集到这里：江书定老师牵着七岁的儿子江浩，容保粹先生带着九岁多的小儿子容方，还有抱着刚学走路次子的贾成芝老师，葛荣寿老师……
物教？没错，就是科大名头很响的老物教，文革前教过我们物理课，学识渊博、考试打分极其严苛的物教老师。我们与老物教的结缘相识到逐步了解，还得从科大“清理阶级队伍”说起。
68年8月9日首都工军宣队开进科大，掌控全校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58年科大成立后，从科学院各研究所“扫”了不少错划的右派、右倾等人员到科大。文革初期全校被扣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老师、干部、职工不计其数，大多被关进工军宣队设立在玉泉路科大教学楼地下室的校专政队。当年被关押在地下室的童秉纲院士清楚地记得，在那里“按照军队的编制工军宣队把一二三系编为一营，四五六系编为二营。”“地下室没有厕所，不让上主楼，而是指定到附近宿舍楼的地方。一天只规定两个时间上厕所，看管我们的人一的人一鬼哭狼嚎的叫唤，大家到了那里都没有了便意。被关押在里头的时候啊，那种侮辱人格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没法叙述了，这里真是充满了生与死的矛盾啊！”晚上那里时常传出皮鞭声和被拷打者的凄惨声，那是一个至今很少被披露的科大的人间炼狱！
──童秉纲院士的“口述人生”，P86，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被工军宣队称之为“池浅王八多”、 “革命群众”又少的100余人的物教，也是学校斗批改的重中之重。除了几个“重大人物”和 “郭、贾、彭” （郭自强，贾成芝，彭炳文三位本素无来往的老师硬被诬定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由物理系工军宣队亲自专政外，其余的被系工军宣队“下放”到了6421，6422班学生中，并让疑似的“阶级敌人”分别住进了6421，6422班学生宿舍。系工军宣队分别召集两个班学生开会，把物教每个人的“历史”都翻了个底朝天，有科学院右派中所谓的“四大天王”，被取消预备党员的所谓漏网右派，取消共青团员资格、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海外回来的特嫌分子，家庭出身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还有数十面所谓“只专不红”从研究所拔过来的白旗……。系工军宣队还将同学分别安排到被审物教老师的各专案小组中，要把物教老师置于学生的监
控、斗批之中。也许是科大学生心底深处天生对知识的崇拜和敬畏，可能还有对老师们的一些同情，我们班的绝大部分学生对参加专案组调查的积极性不高，只是被迫、被动“出席”由系工军宣队主持或策划的对FangLZ、徐家鸾等物教老师的批判会。私下里我们班学生和物教老师互不来往，相安无大事，物教从此就和我们两个班“绑”在了一起。
1969年上半年在房山铁道兵339工地修京原铁路，物教和我们在一起同吃同劳动，分住各自的帐篷，彼此最大的不同在于氛围不同。自认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红卫兵的我们，有说有笑、意气风发，而被工军宣队驱来进行“劳动改造”的物教老师，不卑不亢、不喜不悲，认真默默地砸石头，搬石头，运石头。郑久仁老师的脚后跟就是在一次夜班中被一个莽撞的战士开着装渣机压坏， 病痛纠缠了他几十年。
所以这次下迁，按惯例科大老物教也来到了谢三矿，和我们两个班在同一个点，学生住在进矿大门后左边的工棚院里，物教老师和以往一样，静静地住在了右边的工棚群，以刘家财为组长的谢三矿五人工宣队接管了我们，大家下煤矿、接受煤矿工人再教育正式开始了。
换上黑黝黝的矿工服，新奇而又有点点豪气的我戴上矿工帽、矿工灯，第一次下到深深的矿底，再弯腰走到不到一米高掌子面，单膝下跪，奋力把煤铲到传输带上。尖利的刚爆破的煤块在膝盖上划下一道道血痕，日复一日膝盖上布满了新旧疤痕。我把贾志斌送给我练排球的一只护膝悄悄套在了膝盖上，另一只给了一位女同学，物尽所用嘛，还能提高铲煤速度。每次下班前，回到主坑道的我们脸上全身都是煤灰，谁也认不出谁了，但一看到远处高高晃过来的三盏微弱的矿灯，就能断定那是物教个头最高的赵保恒、周又元、戴和俊三位老师！下了十次矿后，矿工们反应强烈，说他们吃喝拉撒都在矿下。于是我们全体女同胞被安排到矿上食堂帮厨，而男同学继续下矿挖煤。
春节后应矿宣传部门的要求和安排，我们和矿上工人举行了联欢会。6422班的金嗓子高新意一首深情的独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赢得了开门红。我编排了多口词“挖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李世愚饰工人老大爷，我饰农民老大娘，高新意扮学生女儿，我们班年龄最小、绰号叫小孩的程富华饰儿子，一个“文绉绉”的军人。剧中词照搬当时报刊上的口号，不敢也没有丝毫更改和独创，为了表现全国工农兵学商对刘少奇的批判，我们“一家人”分别拿着道具镰刀、铁锹、锄头，高喊“挖、挖、挖！”，在舞台上从后挖到前，从左挖到右，引得全场哄堂大笑。高新意幕后策划的6422班方祖云（小提琴）、谢华元（黑管）、郭宝林（二胡）演出了乐器小合奏，他们一流的表演让我惊讶，貌似书呆子的科大人实在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不足的是，大家都是第一次登台，有点紧张，尤其是平时老实胆小、不爱说话的郭宝林，在台上腿一直不停地颤抖。“内心压力很大的”程富华组织的集体舞蹈 “北京的金山上” 达到高潮并结束了联欢会（有陈泽涵、王万文等众多同学参加）。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之前，工宣队刘家财等以莫须有的写了“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的罪名，早就开始了对“小孩”程富华的调查，并把他抄写的大字报撕下来作为验笔迹的证物。
春节后谢三矿点上的李国华、李世愚、闫保根等被急调到合肥，参加学校以“反搬迁”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没过几天，校工宣队队长李东林带着五系学生司xx冒雨直扑谢三矿，在6422班宿舍召集两个班学生开会。李东林问大家“春节过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过得很凄惨” ，“过年吃的是冷窝窝头” ，外号“土匪班”的6422几个同学口无遮拦地开起了“国际玩笑”。李东林干笑两声，叫：“小司，鞋子呢？”不离李东林左右的小司毕恭毕敬地拿出布鞋，给李换下了脚上的雨靴。接着李开始训话：“还说过得很凄惨？在合肥校学习班上已揪出了反搬迁的反革命分子贾志斌，谢三矿这儿冷冷清清实在不正常，一定有人在捂阶级斗争的盖子” ， “谁不办就办谁！” 我们班赵恒昌作为绊脚石立即被第一个揪了出来。接着工宣队把大会转移到谢三矿会议室继续揭批赵，狗仗人势的小司乘机从背后给了赵一拳，还踢了赵一脚。赵恒昌文革中并没有干什么事，只是平时热心组织张罗我们班的劳动，人缘很好。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见无人起来，李东林就点名张义权，张站起来答：“赵恒昌让我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立即遭到李的呵斥，李打断张的发言并强令其坐下，我们谢三矿点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李东林的精心策划下拉开了序幕！
第二天在淮南矿机厂大礼堂召开6系（无线电系）和2系（物理系）全体大会，李东林正式宣布反革命分子贾志斌被揪出来了，号召大家起来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还勒令赵恒昌站到前面，让大家继续批判。李东林咬牙切齿，一拍桌子，把我们班正在发言的徐彭寿同学定在了台前，扣以通风报信、进行反革命串供的罪名，徐第二个被揪了出来。前几日一次晚饭后，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包括徐）在矿外聊了聊与“学校运动”半毛关系都没有的小事， 肯定是工宣队多疑了。我急忙给工宣队刘家财说明实情，没用，刘家财阴沉着脸，好像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典型的“流氓无产者”李东林又一声断喝“ 押下去 ” ，头戴藤帽、手拿木棍的一壮汉应声上来把赵、徐二人押了下来。这个一身文攻武卫打扮的汉子不就是6422班的薛＊＊吗？憋屈了两天终于忍不住大哭的赵、徐二人被大棍押着在前，而思想上无论如何也切换不过来的6421、6422两个班的同学，机械木然地跟在后面回到了谢三矿。当晚赵被薛＊＊押到另一工棚关了一日，文革中物教被定为“死老虎”的FangLZ、徐家鸾、靳永涛等早已被工宣队关押在这里，薛＊＊是工宣队钦定的“牢头“。
一场“搬迁反搬迁”、“改造反改造”、 “占领反占领”、“竹筒倒豆子”、“谁不办就办谁 ”，人人过关，逼供诱供，私设监牢的“一打三反运动”，自上而下正式拉开了大网。其实在这之前，每人往日的一言一行，工宣队刘家财早已了如指掌，他让两派互相揭批，分而治之，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包括文革中的逍遥派也无人能幸免！
工宣队锁定642是贾志斌的“老窝”，我所在的谢三矿点是窝中核心。为了揭开工宣队认定的“黑盖子”，踢开绊脚石赵、徐后，又以莫须有的“反标”为借口，将我们班的张义权、程富华（小孩）、康俊忠“揪”了出来，并很快宣布三人被专政了。同学们不知他们被关在了哪里，也不见三人踪影。
文革中整人的规律是上面先把人揪出来，再自下而上，靠逼供信拼凑材料。70年科大的“一打三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贾志斌在合肥戴上了“反搬迁的反革命”帽子，还急需补充刚性材料。当时还是贾志斌女朋友的我，被工宣队想当然地认定是贾在运动中操纵642的黑手，我成了工宣队撬开642“东方红老窝”的关键人物，是抓出更多同学的鱼饵和给贾志斌定罪的 “核心知情人”。虽没单独关押我，那时也没有录音笔、摄像头、手机，但我的一言一行，我与谁接触了，说了什么，全部都在刘家财的掌控之下。要我没日没夜地交代642 的“黑内幕”和贾志斌的“反革命言行”，受到“特控”的我被叫到工宣队受审训是常态。
一次刘家财训我：“有人揭发，你演的那个多口词是大毒草。”说的是联欢会上那个“挖、挖、挖！”我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提醒他“那些词我都是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刘家财愣了一下，马上恼羞成怒，呵斥道：“你们的动作是在美化刘少奇，你这是什么态度，还敢狡辩？” 刘少奇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是中国第一号走资派，借我一百个胆也不敢美化他。我记得联欢会后在食堂帮厨，工人们喜欢到高新意和我的窗口打饭，他们拿着碗先“挖、挖、挖”，大笑之后再把碗递给我。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回忆起来，我们的舞台动作的确有些幼稚可笑，但当时确实没有一点点想法和觉悟去美化离我们太远太远的刘少奇。
一天中午在去矿食堂的路上，物教邓祖淦老师迎面而来，他迅速警觉地回头看看，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午要在系大会上批斗你！”“为什么？”“ 祸不单行，快找师傅承认错误！” 冒着极大风险的邓老师赶忙擦肩而过。原来，头天晚上小偷袭击了女生住的工棚，我损失一条半新的皮带本是小事，不幸的是早上起床后，发现我打成一个大包的过冬被子，褥子，棉衣等，也通通被梁上君子顺走！当年置办这些东西，除了钱外还要一大笔布票，棉花票。如何过冬？我悲愤却又无可奈何，“祸不单行” 四个字脱口而出。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汇报到了工宣队。我三魂吓掉了两魂，哪还敢去吃午饭，急忙去找刘家财认错。刘家财黑着脸逼问我：“祸不单行？小偷偷了是一祸，你说说，还有一祸是什么？”我不敢顺着他的思路回答。刘家财：“贾志斌被揪出来是党对你的挽救，你认为对你是祸？！……贾志斌给你护膝就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你中毒太深，不认真改造，竟还敢戴到膝盖上去挖煤？”经过一通上纲上线触及灵魂的“批判，挽救”，下午批斗我的系会取消了，他要我回去认真“竹筒倒豆子”，深挖思想灵魂深处一闪念。其实，“祸不单行”只是人们在极度倒霉、极度不顺情况下的一声感慨而已。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也想不起当时闪过我脑海的另一祸是什么。不难想象，当时我写的交代、揭发、自我批判材料远远达不到刘家财的要求。
有一次刘家财把我写的材料甩到桌上，怒斥我：“叫你写交代和揭发材料，你写的是些什么？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还美化贾志斌，你还敢放心大胆去睡觉，还说梦话！”经过六、七天不休不眠，我不停地写，实在扛不住就倒头眯了一会会儿，我心虚地问：“我说梦话了？说什么了？” “你自己不清楚吗？这是你灵魂的大暴露！” 看样子他的“眼线”也没听清。人的梦话十有八、九只是“嘟嘟囔囔”而已，别人听得清、自己记得住的实在罕见。
当时谢三矿倒霉挨整的并不只是包括我在内的“一小撮”，整学生的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以“反搬迁”开始的“一打三反”立即转成了全面清查反革命学生的人人自危的恐怖运动……
不知什么原因，“一打三反”开始不久工宣队依靠的薛＊＊也被揪出来，从“牢头”成了阶下囚，他也成了受害者。一天早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工棚，6422班谢＊＊的日记被工宣队得到了。工宣队对该日记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和上纲上线，恶毒攻击红太阳的反动学生谢＊＊一夜之间就被揪了出来。6422班的吴＊受到牵连，被勒令交代，并被隔离起来，没完没了地写自己
反动思想的交代材料。高压气氛下郭宝林开始有些精神失常，6422班方祖云等同学最先发觉，立即汇报给了工宣队。
文革中期迟迟不能复课，64、65级学生厌倦了路线斗争，男生在宿舍里埋头组装收音机，女生热衷于学习手织线衣、线裤的“线路斗争”。调试收音机最后，必须调试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恰好分别是前苏联台和美国之音。“一打三反”中被上纲上线成偷听敌台，而且一人调台，全宿舍连坐，人人都得坦白交代，结果全校98%的同学都偷听了敌台。工宣队在礼堂召开全系大会，公布这一“辉煌”战果。“太嚣张了，现在还有人在偷听敌台，站起来！”随着工宣队的手指方向，戴着助听器的物教单贤刍老师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有人小声提醒：“他听力不行，是助听器。” 工宣队继续发飙：“摘下来！”单老师把耳机取了，彻彻底底处于静音状态的他一直呆呆地站到大会结束。多年后老同学们聚会，提起当年的助听器轶事，忍不住眼泪都笑了出来。可当时工宣队手中的反革命帽子，像悬挂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谁敢笑？谁又笑得出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学被揪出来，看管的人手严重缺乏，工宣队顾不上“清理”老物教，反过来分派和强令部分物教老师来监管。
年4月14日把张义权、康俊忠和我三人分别关在矿区一堆低矮平房内，夏天极热顶晒，再加上窗户被黑色油毡堵死，一点风都不透，我只好用赤膊，用湿毛市往身上抹，然后转动毛巾代扇来降温。我因是南方人耐热些，而来自于东北的康和张都中暑过，被送进医院。”“24小时都有人来轮流看守我，物教的周又元老师时曾看守我一段时间，他就会打开我的房门，让我到两房之间透透风，如果远远有人来，他就急忙让我再进到黑屋里。”
关于当年的“反标”冤案，程富华告诉我：“当时是物教戚伯云老师实事求是，坚持要化验筆迹，是他专门去六安县公安局作了笔迹鉴定，当时公安局的人讲，一般他们不作肯定的‘是’或‘否’，但对这个事件可以肯定不是我写的。遗憾的是无一人敢告诉我这件事，且更可恨的是工军宣队和专案组仍旧死死的对我逼供，在他们眼中，化验笔迹是技术掛帅，不及他们用政策攻心破的案准。当我提出不是我写的‘反标’，就在工人们下矿前的早集会上， 专案组就把我押到工人中间上，摁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我写了‘反标’，不承认就用手打我的头，怕被打傻，我终被屈打成招！”
78年后一次在科大操场见到刚跑步回来的原6422班同学，现已是科大基础物理中心教员的吴＊。谈及当年他在谢三矿被逼写交待材料，他回忆：“工宣队总说我交待问题、竹筒倒豆子远远不够，不让睡觉，逼得我不停地写。交代材料都写了半人高，给自己上纲越来越高，最后我神经都恍惚了，已分不清交代的东西是我真的想法还是凭空的幻觉。”从此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只好借助跑步能缓解一下失眠症。
是啊，当年工宣队最擅长的就是诈和逼供信。
70年科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不知怎么回事，又突然变成了“抓五一六分子”，校工军宣队给贾志斌准备了这顶新的帽子。刘家财精心挑选了三个老师，成立了专属我的专案组，目标就是要从我这里打开缺口。刚一照面，三人中稍年长的物教xxx沉着脸，要我交代文革初期我和贾志斌去解放军报社的经过。我认真做了回忆。
1966年5月初，《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策划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紧接着《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又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中央各大党报纷纷刊登重磅文章。中央是真的号召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是和反右一样在引蛇出洞？会不会秋后算账？帶着这些疑问，贾志斌和我于5月底或6月初到了解放军报社，想去问个究竟。当时按惯例，我们在该报社传达室填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会客单。
“不是66年，你们是67年5月16号去的！而且你们填的根本就不是会客单！” 三人中最年轻的物教xxx老师早就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我的叙述。我坚持说是66年5月底，确确实实只是填写了名字和单位的会客单。“不那么简单吧。你们填写了一个详细的申请表格，不止一页，最后还签了名，你居然都忘记了？这表格现在都清清楚楚在我们手中！”阴阳怪气的声音从一个没有鼻尖、演京剧小丑都不用化妆的人口中吐出来。原来物教挑不出第三个人，此人是地球物理专业的教员xxx。三人轮番上阵，全是逼供的车轱辘话，最后我急了：“你们说有表格，那把表格拿出来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年轻的xxx激动得一啪桌子跳起来，指着我大吼：“你这是在负隅顽抗，是在与人民为敌！”此人和他名字一样，声音十分“宏亮”。在后来的几次“审讯”中，任他们软硬兼施说破天，明明是巴掌大的会客单，非要说成是详细的申请表，我无法承认只能默不吭声。
五月份一个所谓“徐小昆”反革命小集团被拉到谢三矿批判，是与我们同龄的几个五系的学生。紧接着没过几天，一个名为“王学”反革命小集团也被揪到谢三矿来开现场批斗会，是653的几个女同学。她们为什么被揪出来已全不记得，处于高压下的我早已筋疲力尽，脑子停止了运转，只记得组织者反反复复引导大家高呼“打倒xx反革命小集团”。先让她们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然后再由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逐一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王学的母亲是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王学为什么会成为这集团的头头，批来斗去我也没记得她当时有多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斯斯文文的杭州女同学，仅仅因为她是王学的好朋友，说过她想当一名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就被揪了出来，成为该“反革命小集团”一员而被拉出来游斗。我很震惊，吓得都不敢呼吸，要知道在不要命的上科大的学生群里，立志要当居里夫人的绝对是学霸。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叫黄复华，她在74年科大回炉班与我班“小孩”程富华相识相恋，后结成了夫妻。回忆当年之事，她因为王学的事受到了牵连，她不肯揭发王学，在“谁不办，办谁”的大棒之下，她也成为“王学反革命小集团”成员之一。“想当居里夫人”是硬加到她头上的莫须有罪名，是批判她的内容之一。
杀鸡给猴看的两个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会之后，人人交代，人人过关，在我们班迅速铺开。随着运动“广而深”的迅速进展，我班大部份同学每天被迫围着圈坐在一个工棚里，一个人“沉痛深刻”交代完自己问题后，其他同学必须对其进行“咬牙切齿”的批判。文革中逍遥的同学也没躲过，深挖思想根源被迫上升到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态度。高压下人人都是批判者，个个都是被整之人，一个紧接一个，像极了击鼓传花，不过传的是分分秒秒都会被揪出来的追命符，没有鼓，悬挂在每个人头上的是随时都会掉下来的利剑。
这期间工宣队长刘家财找我加压：“你的问题比两个反革命小集团要严重得多，你再不好好交代，信不信我把你拉到全校各地去游斗？”实际上刘家财已经计划好，把我、赵恒昌等几个同学“拼凑”成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押到淮南各煤矿，拉到白湖、马鞍山、铜陵等有科大人的地方去巡回批斗。后来不知为什么没能弄成。
五、六月份的高压，让同学们都不敢喘息。晚上远处“毛主席，我有罪……“的凄厉喊叫，伴随着头撞电线杆的撞击声，传到死一样沉寂的工棚住宿区。因矿上一打三反运动越来越激烈，6422老实憨厚的郭宝林精神失常也越来越厉害了。6422班的方祖云及老物教的盛定远老师无可奈何地轮班跟着他，听了善良年老的戴师傅的建议，方祖云整天陪伴郭宝林到远离谢三矿的野地散步，开导并看护他，让他脱离高压下让人窒息的运动环境。
见我晚上老坐在矿上石板发呆，物教江书定老师牵着一手提竹篮、一手拿竹竿的7岁儿子，坐下来安慰我。江老师文革初期就被揪了出来，谢三矿每次批斗大会他都要站在台上陪斗。江老师反反复复对我讲一句话：“要想开点，千万要想开点！”几十年后，每次在北京玉泉路19号后面航天医院见到因哮喘脸微肿住院抢救的江老师，我脑中重叠的是在谢三矿牵着干瘦幼儿，身着补丁摞补丁的江老师。在谢三矿，善良的高新意也总是安慰我：“没事，今后我们改了就行了。” 程富华也回忆说：“当时我处在困难的时期，她也曾安慰过我，一个人在危难时受到的那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帮助，都是会铭记一辈子的。”
直到7月底毕业分配前，我们班还有徐xx、张xx、我等六人未能过关，全班进行了最后的批判。工宣队不会让我“蒙混过关”是铁板钉钉的，可其余几位同学并无问题，尤其是平时儒雅、稳重、谨慎、近似逍遥的陈xx也未过关，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听说情况是这样的。当年科大64，65级大部分学生被揭发偷听敌台后，工宣队急于揪出一个故意偷听敌台的领军人物，陈xx有一台当时看来比较高级的短波收音机，他因此被锁定为主动收听敌台的嫌疑人。虽经多次逼供，陈同学对莫须有的罪名和反革命大帽子坚决不承认。
高压、高温下的谢三矿，不断有同学高烧不退，被木制板车拉往矿医院。而专职拉小板车的车夫，就是当年的“漏网右派”FangLZ老师。
70年7月底8月初，死里逃生的642同学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档案袋里被塞进各种黑材料，没有合影，没有告别，大家挤上了离开淮南的火车。临开车前才上车的几个6422班同学带来了郭宝林的死讯：1970年8 月2日，也就是班上其他同学分配离校当天，已被移交给物教＊＊＊老师看护的郭宝林因没等到分配消息，在淮南煤矿卧轨自杀。在凄惨的氛围中火车缓缓开动，车上的我们沉默不语，一直到蚌埠换车之前，大家就要分手各奔东西之际，几个要好的同学才在匆匆忙忙中互相留下家庭地址。
70年8月初我们离开了安徽，我们班的程富华、康俊忠、张义权三人却被押回合肥，继续关押到十月，才被分配到最边远的穷乡僻壤。而6422班的阎宝根同学在合肥科大教学楼被逼跳楼自尽。据统计，70年的“一打三反“中，科大有7名学生和教工被逼非正常死亡，6422班就有阎宝根和郭宝林两位。
最近张永谦老师告诉我，谢三矿学生快毕业前，郭宝林把他的冰棍票都给了张老师，并说：“我再也用不着啦！”张老师感到很异常，并立即向上做了汇报。郭宝林去世那天，工宣队让张永谦和赵保恒两位老师在停尸房看守，半夜又送来郭的一条腿。阎宝根跳楼的悲惨经过已有多人回忆，并见诸文字。至今我们老同学一提起毕业前夕永远永远留在了安徽的6422班两位同学，都忍不住想哭啊！
学生走后，工军宣队把科大的教职员工集中在合肥，一场残酷迫害干部、教员、职工的运动登场了。虽然我们没见到，听听现已九十高龄的童秉纲院士的口述吧：
“在合肥劳动改造期间，我有一次被叫去砖厂拉砖。七八月份，大夏天的，太阳很晒。普通群众拉一次，我们要拉两次。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我拉到第二次回来的路上，已经没有体力支撑下去了，就倒在路边的树底下。大概到了夜深的时候，我自己醒来，只好自己爬起来走回家，第二天又得重复先前的活儿。这些都是在死亡边缘上的挣扎，亏得我命大，才熬过了种种考验。”
──童秉纲院士的“口述人生”，P90，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童先生的遭遇只是当年留在合肥许许多多科大教职工的缩影。
我以为自己终于逃离了魔掌回到了四川，但没想到十几份黑材料陆续从合肥发到我工作的单位。还记得当年在“一打三反”中李东林的得力打手小司吧，他因整人有功，毕业后留校继续在专案组“工作”。72年初他居然追杀到成都，找到我工作的盐道街学校的军宣队，把我叫去，诬告并还要坐实老贾是516，还推断我是516嫌疑份子，被我好一通怒骂。我工作的单位对我的预备党员不肯转正，我做为内控人员又被挂了起来。
没过多久，见到了我班分在新津广播电台工作的邓xx同学。仅仅几月不见，他的头发都快掉光了。聊起来才知道，他也被疑是516份子，单位领导把他划分到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一堆，天天扫地打扫卫生。我们分到各地的同学被“高看”成516份子的不在少数，可笑的是我们这批人至今也不知道516到底是个啥组织，全国谁是516。
70年安徽的一打三反运动给科大64、65两届同学的档案袋中留下了黑色评语，给大家带来极大的心灵创伤。幸运的是73年在科大恢复工作的刘达书记指令下，在校的麦汝奇老师率先把强加在我们档案中的黑材料逐一追回，并彻底销毁。
以后历次同学聚会中，大家只聊玉泉路岁月，同窗友情和毕业后的经历，没有人公开提及或问起70年谢三矿被整的伤心往事。那是留在大家心中血淋淋的、不愿触摸的悲惨过去，那是深深埋在大家心中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
另忆：
记得当初毕业离开谢三矿前，我班的xxx同学给我道歉。其实在那样的处境下，不管我在科大哪个系哪个班，工宣队都不会放过我，结局都会一样。全校64、65两届学生都是受害者。对于经历过文革的我们，关键是要清楚地认识到文革的灾难对整个中国是巨大的，并且也对你、我、他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以至于一生的正负面影响，也是不能抹去的。
经过“一打三反“的摧残，尤其是档案中被强塞进过“黑材料”，我对此深恶痛绝。后来被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学院的老师们推为总支书记(兼职)，在位十一年里，无论是函寄的外调材料，退休老师的评定，以及每个老师年终的评语……，我总是认真、仔细、忠实记录他们的辉煌业绩，这是他们努力工作的真实记录和功劳，来不得半点遗漏。
11年里我也总是絮絮叨叨规劝我的同事们，不要去参与校内外与自己的教学、科研无关的大小事情。好在生在文革之后，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长大的年轻人，并没有受我“负能量”的影响，他们原谅了我这个“胆小怕事”的老太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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