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热乎乎的一家人，洋溢着幸福与欢乐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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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纯粹是偶然的机会，2002年元月，我突然接到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通知，邀请我为他们编制的《全国优质大豆生产基地建设规划》（讨论稿）提出意见。事情的由来可能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豆进口量连年剧增，在国际市场上已由主要出口国成了主要进口国，尤其面对入世大形势，振兴国内大豆生产，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更显迫切。此事引起了当年中央领导的重视，批示要求农业部提出规划方案。初稿拟定后部里为完善方案需要征求专家意见，北京专家当然很多，但还是希望找找曾在大豆主产区实际工作过的人参与讨论，经有人介绍，在北京就近方便也就找到了我。
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是部计划司下属的事业单位。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对口计划司负责农业部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的评审组织工作，所以人们又将它称为项目中心。为改变过去项目审批主要由领导安排的方式，组织行业专家评审，该中心在03年正式建立评审专家数据库，入选专家主要以中央直属全国农业院校、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该行业专家为主，为建库所需并印发人员情况调查表。由于张逊的姐夫系该中心常任专家，也推荐我参加填表，但我自觉已退休12年，知识老化，尤其这是中央层次的工作，恐自己难以胜任，当时未敢填表。但03年秋天该中心邀请我参加农业部优质粮食工程计划中大豆良繁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评审时，我还是去了，逐渐地我和该中心种植业处的工作人员也就相互认识了。
其实对这种类型的项目评审我从没做过。作为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的我，也不知道每年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都有数百上千亿元的农业建设项目投资，由中央部委直接掌握无偿分配到县、市或农场，这也许是下面热衷于“跑部钱进”的由来。按照现行管理程序，这些项目都要通过上报可研报告、立项审批、初步设计、批复建设等一系列步骤，期间常需要组织专家对各项目建设方案进行评审。每年项目数以千计，工作量很大。另一方面，专家虽多但也多各有局限，特别某些真正的专业家接触面反可能相对较窄一些。掌握大豆品种的未必了解灌溉制度，搞玉米栽培的可能不清楚修渠和筑路，不像我们在农场里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广而不专。也许因为这缘故，我这个不是专家的“专家”，在某些项目评审工作中，特别对一些综合性的基地建设项目、需要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可能又有着自己的某些优势。逐渐地、我在该中心参与评审的项目范围越来越宽，由大豆扩展到多数农作物、由良种繁育扩展到多种农业建设项目，也由农艺技术扩展到一般农田工程建设。
2006年农业部还给我颁发了项目评估专家的聘书。
这项工作倒很适合退休生活的安排，因为双方都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想去就去，不想去随时都可以不去。每次时间不长，多者三五天，少则一天，通常一年里的天数累计也超不过一个月。通过它，不仅是我一项新的学习内容，可以知道许多在基层时根本不知道的事情：能大致了解中央目前的农业投资政策、管理程序和投资方向，当前全国农业生产建设和科研的发展水平，不至于因长期退休而对形势完全陌生。尤其在共同评审中逐渐认识了许多农业战线上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许多人现时仍在工作岗位上，有的人始终退而不休，依然担负着国家重要的任务。这就再次扩大了我的朋友圈子，还能听到不少在退休生活中听不到的故事，特别像我这种在北大荒退休却寓居北京的人，接触面可以大大扩展了。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参与其中活动的，张逊也很支持我。由于我能使用电脑，有时就在家里通过网络参与评审，更品尝到了现代化办公的滋味。
人员熟悉了，偶尔我还被邀请去参加一些项目评审以外的活动，更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如2006年11月底和项目中心一起去黑龙江及内蒙进行优粮工程项目实施情况的评估，天寒地冻的情况下跑了四市三县五场，达20天方才结束。使我知道了不少当前县市和农场的实际情况。07年8月去大庆、08年2月去武汉、09年5月去三亚进行现场项目评估，虽然时间都不长但都是省级科研单位。特别是07年9月受中心推荐还参加了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组，到河南省安阳和周口市进行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稽查。半个月里亲历了基层对国家发改委稽查组的隆重接待。我们稽查组一行仅五人，但接站车列队编号、下现场警车开道；至于万元一桌的菜肴、每餐堆放着满桌的茅台，丰盛的烤全羊、豪华的宾馆房……，更是我从来没有亲自见识过的。比农业部项目中心的现场评估接待标准显然又高了一个档次，也更深刻领受了现时中国官场的风气。只是在下乡的现场，无论是安阳滑县还是周口郸城的农村里，都见到了穷困的农户和拮据的财政，对比所受到的隆重接待，确实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愧疚和连串的疑问一齐爬上心头，觉得长期来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对种种信条的传统认识，和当今社会现实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图：2007年9月参加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组到河南省项目稽查
不过，我还是乐意参加这些活动的，无论是项目评审还是出差评估，只要身体允许，我几乎逢叫必到。因为这是我继续学习并了解社会的机会。尽管我已年届八旬、尽管我退休已快二十年了，但我依然兴趣盎然地和三十多岁的年青人在一起，共同上网搜索并争论着棉花膜下滴灌新技术的合理工程造价和田间布局，或一起研究笔记本电脑上小键盘的使用和一次发送上百张照片的方法……。进取并有所为、依然是我退休生活的精神支柱和追求，虽然目标和内容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07年9月13日在河南滑县时，我们曾顺路去参观了赵紫阳故居。一座低矮土屋，四壁空荡斑驳，没有任何标识、图片或家具，昏暗的堂屋里仅有一位佝偻老者，指着光秃秃的墙上挂着的唯一一张灰蒙蒙的赵紫阳照片，向参观者述说着什么。如果不是基层干部领着过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是一代总书记的故居；倒是户外那座祖坟，可算高大雄伟。总书记最后竟落得如此冷清地步，有点出乎意料。凑巧、08年2月和项目中心的人员去武汉黄岗农科院时，顺道又去了林彪的林家大院。没想到的是，当地林姓人士都争着向参观者诉说，只有他（她）才是真正的林彪嫡系，并自行修建了“帅府”和铜像，以至出现了好几个林帅故居，一个比一个更雄伟更漂亮，屋里边满墙都挂着林彪的宣传资料和照片，还有各种相关图书出售。虽然当时正式媒体上对林彪的评价和提法，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很大变化，但这里的宣传声势可完全不同。回想起在滑县看到的紫阳故居，两个景象不禁在心中自动对比着，历史上对两位当事人的种种评价和议论更不断在头脑里交替地变换着。不知恁的，心里似乎朦胧地感到，对历史、对人生又增加了一层说不清楚的感受。坐在返程汽车上，心中不觉默默地背诵起三国演义的开卷词来：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些也都是我退休生活中的一些插曲。
当然，对这些评审活动我也会适可而止的。因为，我记住了一位哲人说的话：
“十个老人中有九个都是不幸的。其所以不幸不是因为他老了，而恰恰是由于他自认为自己还不老”。
图：2008年2月和项目中心人员去湖北黄岗农科院，顺路在林家大院参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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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1991年到北京起，我对历史、主要是对现代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内容基本局限于自己这一生走过的时段。就像一个演员转到了观众席上，重新去观赏曾亲自参与演出过的历史剧，尽力琢磨当年编剧的初衷，搜寻导演身后的潜台词，品味剧情的演绎，咀嚼着各种角色的化装。成了我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当然有个过程，因为从上学起我对历史课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总觉得它既没有引人入胜的理论推导，也没有曲径探幽式的公式证明，印象中所谓历史就是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记下来就是了，似乎简单、直白，没太多门道。据查《现代汉语词典》，“历史”词条的解释也是“过去事实的记载”。和我上面的理解似乎也差不多少。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历经风风雨雨，由于心中对党的信念、对所在社会制度的信赖，更因为思想上认为这是自己曾为之奋斗的理想，再加上长期封闭式的灌输教育，确实始终是以某种主人翁的心态接受着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深信党的文件、电视和报纸上说的完全是真实的。党的每一个号召、对事件或政策的每一项解释，都千真万确是以造福人民为目标的。即使曾因此使我屡受政治冲击、直到家破人亡，身受思想和肉体的摧残，也未曾找到过答案。北大荒三十年荒僻与封闭的信息环境，更凝固了上述这种习惯性的理念。尽管1971年蒙古草原上的一声爆炸曾使我的思想有所震憾，习惯性的信念和思维方式开始裂开了缝隙，但根基仍没有动摇。
91年到了北京，退休后充裕的时间和北京丰富多元的信息资源结合在一起，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特别当时北京“六四风波”遗痕未消，表面的平静不能淹没三两知己在家闲谈的话题。尤其和当年在重庆清华中学一起参加地下组织、89年又在北京亲历了“六四”风波的同志一起闲谈时，虽然他们目前社会地位不低、退休待遇丰厚，但谈起“六四”来却总免不了义愤填膺、声音哽咽：“完了，完了！这是蒋介石在重庆对我们都没敢做出来的事，我们共产党竟干出来了，是我亲眼看见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当年北京街头发生的真实情况，是我远在北大荒的电视里、报纸上、上边文件的传达中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原来中央的话也会有假？！
但是感性的谴责终究还不能代替理性的批判。几十年形成的信仰和长达近两万个日夜接受的洗脑灌输，更不是通过对一个事件的了解就土崩瓦解的，可它却大大激发了我寻找历史真相的渴望。当然不仅仅是对“六四”，也不仅仅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主要是理性的分析：亿万中国人民曾无比信任的党，执政后究竟变成怎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变的……？十几年来我带着这些问题如饥似渴地找书、淘书、看书，并在阅读中重新校验自己头脑里过去存放着的“历史”。这才发现，历史要做到“过去事实的真实记载”竟如此不容易。即使是刚过去的几十年，即使是标榜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也是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总要在所谓维护党的利益口号下，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把精心过滤和编辑后的故事，代替那真实的历史，往我们大脑里填塞了几十年！还美其名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至不仅我们头脑中的现代史，连部分近代史都需要重新认识，或者说应该在头脑里重新改写。
千万别以为这种校验是个轻松的过程。相反，它是一场十分痛苦的思想清理和自我斗争。几十年啦！更准确讲是自己这一生，从白区就跟着党；深信党是永远光荣和正确的；他所作的一切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无产阶级，为了解放全人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能是锁链”……！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和灌输，这些理念真可说是“融化在自己血液里”了……。然而今天却要在甚至是血淋淋的事实记载与剖析中，像抽丝剥茧一样重新把这些认识清理校正。懊恼、自责，惊诧、更甚至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汇集在一起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这真是思想上的火中涅槃，而且经历了长达几年的时间。阅读、思考，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逐步深化头脑里的认识。由于舆论、信息等诸多方面仍受到种种封锁和限制，这一涅槃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远未到达终点。但总算对自己六十年来曾如此热忱投身的这场革命，有了些初步的认识和体会。
六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接触到共产党，跟随着参与了这场革命。四大家族倒台、五星红旗升起，城里惩治了奸商、农民分得了田地，真觉得是改了天、换了地，无可置疑。亿万人民热血沸腾，随着经济建设上马、抗美援朝胜利，更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真的要站起来了！现在才明白：这些成绩无可否认，但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因为我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和落后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它的惰性与能量，缺乏深刻的认识。
我不懂得：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决不是搞一场土改、管制了地主、插上了红旗、挂上了为人民服务的牌匾，一个全新的国家就彻底成立了，几千年的封建底蕴就从此清除了。因为这些意识早已浸透在亿万人民的血液和习惯里，也包括那些领导着我们、被称为革命家的官员头脑里，在适宜气候下它们随时都会跑出来重又借尸还魂。到时候，上有所好、下有所迎，相得益彰，这种实际上的“变天”倒是很容易的。并不像我过去想的那样，一定会刀光血影；恰恰相反、在高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红旗下同样可以变天，而且还会召唤你也一起去参加这个变。只不过、这时候的“无产阶级” 成了只有唯一的那位被捧到神坛上的他自己。
就这样，在那几十年里，我绝对地拥护党的领导，完全认为新中国就是共产党的中国，党领导一切天经地义。可就没有想到，党不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党领导一切、也就是由身为官员的党员来指挥并管理一切，实际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党国”。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从监督的党国，很容易就成了各级“一把手”实施专制的温床。因为党就是他、他就是党，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员都是这么当的，况且整个社会体制实际上也还是“官员役民”这样的旧体制。在此情况下，各种封建官场陋习、溜须拍马、顺昌逆亡、堕落腐化更会自下而上随风起舞，就像我在回味里曾多次写到的一样，尽管门楣上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匾依然闪闪发光。
要巩固红色政权、曾是使万众热血沸腾的革命任务。但我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下，巩固政权最终成了要巩固的是各级在位者的地位。他们很容易把各种反对意见、甚至只是和自己想法不同的批评和建议，都看作是对他目前领导地位的挑战。于是忠言逆耳、拒绝一切批评；常有主见的知识分子不好领导，必须对其终身进行思想改造；对那些仍不知趣者更要通过肃反和反右坚决镇压；要使一切文化都只能是歌颂当政的文化，亿万人民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绝对控制社会舆论和信息、封杀独立思考和多元文化，似乎这样才能体现政令通畅、四海太平。因此“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的人最革命，愚民政策和奴隶主义对统治最为顺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治国瑰宝。虽然话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党就是这么做了，还提出要把亿万人民都管教成为绝对驯服的螺丝钉。
于是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实际建成了这样一个严密的社会：通过户籍、档案等各种手段把每个人牢牢地编织在一个个村落或单位里，成为事实上的工奴或农奴，没有自由迁徙、生活和就业的可能，一次分配定终身，即使单位不用你，也扣住档案不放你，活活憋死你。各种单位和组织，都规定为某个森严的等级，赋有相应的身份和待遇，甚至连无冕之王的记者、四大皆空的和尚也要确定究竟是处级还是局级，封建的官本位制在这样的等级社会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专政的强制力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个家庭、以至每个人的大脑。而且对每一项管理，都要提高到階級屬性的高度。
于是、各级地方和单位的领导，都成了党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统管着一方百姓。对上绝对负责、对下就只能凭良心。高指标、高征购，为的是完成上级任务，饿死多少人似乎与我无关；命令主义、瞎指挥、人海战术、浮夸风、大跃进也应运而生。为体现自己的业绩，对下好统治、对上好交差，实施着对广大人民恣意的驱使和奴役。就像我在北大荒遇到的那位牡丹江局局长“王团”、和建设兵团的吴副师长，都是这种体制下的产物。他们和封建朝廷知府不同的是，把衙门里的刑棍换成了阶级斗争的大棒，一面强调那些施棒的衙役不许“右倾”或同情，另一面要求普天歌唱天大地大的恩情。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实际处境。
文革正是这种体制发展的最终成果。最高的领导者成了真正的皇上，党内则发生了在各种路线斗争名义下的争夺权利，残害忠良，就像太平天国进京后所做的那样。也正是在那几年里，我们听到来自“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治国方略最多，而且变成为最高最新指示；也正是在那几年里，有那么多惨无人道的暴虐思想和暴虐行为发生在一个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度里。尽管莫名其妙地遭受“牛棚”苦役和家破人亡，可我仍然没有认识到我所热忱向往的红色革命、这时已经真正成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全面复辟。
这大概是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间我所经历的大致情景，和前面所写的各篇回味内容也可基本印证。如此整理的目的只是想从政治体制上检讨自己过去的认识，并大致勾画出一个政治发展的路线图，这里没有涉及、也丝毫没想抹杀这一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民族独立、经济和国防建设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问题就在于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这样去认识我国的社会基础和体制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完全迷信于光辉的标签与称号，忠心耿耿地认为所信奉的领袖和信服的党绝不会是那样的。从而以一辈子的痴情血泪、思考感悟，总算懂得了一句最普通的真理：“任何人也不是神，不管他说得多么好都必须要有人民的监督，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都不应该有百分百的信任”！因为任何政党和领袖都是人群组成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个人欲望，还有社会影响，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犯罪，偏偏一切跋扈和谋私都可以在神圣又堂皇的口号下进行。可以说，尽管革命成功，若体制不变，只是执政的党变了、执政的人变了，那实际上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随时可能造成事实上的封建专制复辟。
无容争议、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国家的发展确实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经济发展迅速，城市里高楼林立、日新月异，国力明显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和民权意识也确有提高，盛世的赞歌又时有耳闻。但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贪腐之风越治越烈、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底层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在逐步蔓延。好事似乎又在向着某一个坏的方向发展和蔓延，根本原因仍在于当前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古老的社会基础，与前三十年虽有些变化但仍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首先是我感觉到当局为过去三十年所背的包袱越来越重。出于种种考虑，对那三十年历史中的错误，始终采取极力回避的态度，控制舆论、封锁网络，设立众多禁区。甚至连中央曾有定论的文革、反右等等，也一律不让民众在公开媒体上宣传和议论。似乎要老百姓忘记历史，六十年来的新中国永远只有光荣伟大，只能歌颂。这种讳疾忌医的做法，不但遭人耻笑，也无法真正进行有效的自我清算，达到既教育人民更教育自己，彻底认识与纠正历史错误的目的。使党在道义上成了当年受害群体及其亲属的对立面，搞得神经特别紧张，刚过了“xx五十年”、又迎来“xx二十年”。每逢这样的日子，在北京都能感受到当局提心吊胆的心态。决策者似乎是想拖下去，以为只要拖到这批人都死绝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可是历史是无法遗忘的，错误的包袱必须面对和清算，否则只会越背越重。正如德国外长费塞尔访华期间，在中央党校演讲，回答听众提问关于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问题时、说的那句既撞击我心灵也撞击我脸面的话：“一个不愿为自己罪行进行忏悔的政党和民族，是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对所犯的历史罪行忏悔的”！是的！谁企图回避或遮掩历史，最终都将会为历史付出代价！
正因为对前三十年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认识和清算，党内“左”的祸根依然有着深厚的基础，有的反对改革开放，有的提出要搞第二次文革，甚至公然宣告：“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对于深受文革迫害的人来说，听着这种嚎叫，真让人有“还乡团”又要来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如果说对历史问题的遮掩主要引起相当部分知识界的不满，那么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更是遭人们普遍诟病的主要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公平度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莫桑比克等落后国家相当，经济问题已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造成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权力进入了市场，影响着社会地位和国家资源的分配，大官的子女一定做大官、将军的孩子当然当将军，所谓党的天下似乎正在逐步异化成为集体世袭的权贵天下。不仅如此，许多名义上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社会主义成份，实际成了由某些特权阶层掌控的垄断企业，高额的利润被截留，千万元的年薪成了合法的掠夺。由政府和地产商联手形成的高企房价，变成了压在百姓头上新的大山。更不用说应该属于全民百姓的国有资产所遭遇的各种悄然流失了。
于是，权力追逐着金钱、金钱又渗透甚至控制权力，成了百姓最痛恨的官商勾结；最可怜的是亿万农民工，背井离乡、舍弃子女，还要承受为出口经济实施的低工资盘剥。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态，经济发展越迅速，两极分化就越严重，造成的复杂局面就越来越难以掌控，正像有人说的，中国正由一个等级社会走向各阶层差距越来越大的马拉松社会，并随着距离越拉越大，正往一个多层断裂的社会发展，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一个问题丛生、十分不稳定的社会。但要改变这一状态又似乎太难，因为相当一部分公权力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里，社会利益每向大众靠近一步都会遭遇重重阻力，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种两极分化，不仅造成人民的普遍不满，也使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当局希望尽力扩大内需。但基本群众消费无力，有点钱的热衷于炒房炒股，特权阶层则大量进口奢侈消费品、或携款出国定居，我国内需仍然乏力。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的文章，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普通百姓并没有完全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主要的利益被特权阶层所截流，一般百姓没有消费实力。详细的说明与论证不是我回味的任务，但有一点却对我震动很大：我们搞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人民生活与社会福利，不仅比曾遭我们骂得狗血淋头的第二国际、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差得很远，也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很远。歌德派们每天高唱光荣、伟大的赞歌，整整唱了六十年，不觉得这种赞歌已经成为某种讽刺了吗？
贪腐严重，这实际是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官本位政治体制的产物，也和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权力至上的传统相一致的。在权力崇拜的社会里，官员身份本身就是极其昂贵的商品，人们都已习以为常。每当我与朋友们聚谈，谈起我在联络处亲眼见到政府部委倒卖批文，每年我们农垦总局都要用几车皮“贡品”来“跑部钱进”，以及和政府官员下去时，亲身经历的铺张接待，国家稽查特派员在万元一桌酒席前照样入座且谈笑风生……等种种事例时，得到的回答经常是嘲笑。笑我是个十足的乡巴佬，少见多怪！一位同学是北京市政府的退休局长，对我说：河南招待你们喝的茅台才488元一瓶，还有1600元一瓶的，你见过没有？！我只能瞠目无语。至于大吃大喝、公车改革喊了十年，没有丝毫进展，每年的消耗超过了全国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以及国防费用。甚至连情人也成了官员身份的象征，南京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就大言不惭地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这岂不是古老中国的封建传统、当老爷的必须三妻四妾的观念在社会主义重又还魂。
监督缺位、政事不透明，这其实就是官本位体制的具体表现，也是产生上述各种问题的现实原因。因为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度里，人民从来不是真正的主人，更无从监督官员。比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多已实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社会主义却实行不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结果。因为直接涉及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这项意义重大的立法几度搁浅，从最上层就无法通过。同样、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政府的行政开支计划……，百姓又知道多少？这实际上更是权力寻租、贪污浪费、大吃大喝等腐败行为最大的保护伞。难怪有文章说：中国人缺乏纳税意识、甚至偷税逃税也属正常，因为纳税人的钱、政府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豪华高楼、吃喝玩乐，纳税人根本管不上，甚至不知道，因此可以说纳税不是公民的义务而是一种对公民的掠夺！
政事透明、监督到位，这首先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不明白这点，公仆和主人的位置永远是颠倒的。说白了：在现行体制下任何监督只不过是自己监督自己的花样翻新而已。因为党高于国、人大代表也是党指定的，也要听党的。如建国以来一直连任十届人大代表的申纪兰，2009年在答记者问时所说的：“当人民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所以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样听话的代表又如何实施监督。这也难怪，六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谁不听话他也就不可能当代表，因为人大代表也是党指定的。至于民主党派的监督就更是空话了，可以说从1958年反右以后，中国的民主党派就只是个政治花瓶。这同样难怪，因为当一个党的党章里明确规定要接受另一个党的领导，他的一切活动经费、连党主席也都由领导他的那个党的某个部门提出并安排时，还能要求他如何实施对领导他的那个党进行监督呢？如此体制下唯一的希望只有开放社会舆论了，可偏偏改革三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反而是步步紧缩，什么新闻检查、网络监管、出版审查……等越来越严。甚至连我家订阅的杂志和报纸也几次发生了“开天窗”或被停刊一期的情况－－这不是当年国民党在重庆搞的遭到人们普遍唾骂的粗暴做法吗；至于某些县委书记动辄以“诽谤罪”指派专政机构逮捕记者等种种极端行为就更不用说它了；看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节目20年来内容的退化，就能明白实行舆论监督又有多难！但是，恰恰舆论是无法真正控制的，特别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是网络普及的时代！
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正是近几年来各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我感到某种仇官和仇富的心理正在民众中蔓延。无论今年的杭州飚车案，巴东邓玉娇案，乃或是湖北的石首案都说明了这点。当我在报纸或网上看到，不少地方的群众采取“集体散步”、“集体喝茶”……等合法抗议形式时，不知怎么，眼前忽然飘浮起了当年我们地下党在白区对付蒋政权时所采取的某些身影……。同样的手法现在竟然也落到了共产党自己身上，真是令人遐想无限！
显然、中央确实业已感受到了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并且反复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层层建立“维稳办”、 加大投入强化各项维稳措施。中宣部甚至经常发布不准媒体、甚至网络谈论的当前各项热点话题，一些对政府的批评或建议也被封杀，惟恐引起民众不稳的共鸣。以至充斥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是武打和皇上，再不然就是抗日解放战争片，以至如反腐那样的现实题材都被“和谐掉”了，真让人既体会到中央目前承受的压力，却又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难道这些成天对皇上唯唯诺诺的故事，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青少年的最好教材？其实“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历朝历代有关大禹治水的故事早已说得够多了，用堵的办法连治水都不行，更何况民意！
就这样，到北京快20年了，我虽然退休在家，却依然为国家焦虑着，成了每天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着急、担心、甚至生气。但冷静想来，还是我把社会发展想得太简单了。因为所有以上这些问题，在我们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遗产中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由于中国总体上仍属落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决定了要想真正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目标，需要经过甚为艰巨和曲折的道路。更别妄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了。特别许多问题，还是前三十年遗留下来的遗产，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历史事件的公正评价、以及官本位的政治体制等等，历史上积累或透支的各种包袱都需要今天来一一偿还，确实也够难的。我并不企求一步到位，过急是要翻车的。但又必须真正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在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变革上一步步地向前走！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能拘泥于某些脸面和私利。
从我们的父亲曾参加的“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民为民主革命的理想，前仆后继地奋斗快100年了，历史淹没了多少血性的生命？又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迂回？有多少纯真的理想遭受破灭！当然、中国是在进步、在变化，在逶迤曲折中前进着，虽然它是那样的缓慢，缓慢得真让人着急！也许以一个人的人生尺度来衡量历史，实在显得太渺小、也太短暂了吧！但我真希望它能少走些弯路、走得再快一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已经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了！
要权贵阶层放弃既得利益是很困难的，不过也不排除在人民的争取和压力下，渐进改良的可能性。事实上，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改革的某些方面也有些许变化，如免除农业税、增加卫生和教育投入、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等等。当然，距离真正以民为本、信息透明、舆论开放、民主监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这也受到社会基础的局限，因此我赞成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方针。但是：稳定、决不应该成为保护现有体制，保护权贵既得利益的借口；和谐、也不应该只是对百姓不要闹事的片面要求。因为那样的稳定与和谐不但根本维持不下去，最终必将是整个体制的崩溃。六十年前曾经为新中国的到来不怕流血牺牲，并寄于满腔热忱引颈期盼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盼望着自己当年的理想能够在华夏大地最终实现！这可真是：静观溪涧腾幽谷，回首残阳已含山。光阴不待，我垂垂老矣！不过我深信：奔腾的溪流是总有一天会流归大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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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逊是2000年8月30日退休的。退休前是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具体负责图书资料室工作，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十年中各方面都做得很认真。
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回北京不几年，张逊的身体就较前好多了，病少了，也胖了。体重长了15kg，直想减肥。退休后她仍那么喜欢图书，几乎每次书市必去，看到自己喜欢的好书总要千方百计地买回来，甚至还想在家里也添置上一架图书馆用的大排铁书架，只是房子面积实在有限，斟酌多次最终未能如愿。
从小张逊就一直喜欢钢琴，能拥有一架自己的钢琴始终是她的一个梦。我们很快就在她退休后买了一架钢琴，张逊喜出望外，对琴更是爱护备至。先是买些书和光盘自学，后来又参加了近一年的老年钢琴班，学得十分投入。只是去年蔡爽有了孩子后，杂事多了、时间少了、思想也难于集中，才不得不把心爱的钢琴冷落了。
张逊的性格和我有些不同，她喜欢热闹，更愿意广交朋友，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和各种亲友的来往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她的感染和带动下，我们经常一齐参加荒友们的各种聚会，谈天说地，十分热闹。由于荒友都比我要年轻一二十岁，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使我也常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此外，在那几年里，张逊除参加她所在单位对退休人员组织的各种活动外，我俩还自己出去旅游。到过云南、玩过苏杭，还和蔡爽一齐重回过北大荒。
收拾房子也曾成了几年来我家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2000年张逊退休后，我俩曾一起把当年住的那套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全部墙面是我俩自己刷的，两人把靠墙的家具抬过来、搬过去确实很累，但一天刷一面墙还挺有乐趣；2004年单位根据政策又给我家调换了一套较大的房子，距中关村不远，虽然全部包给了装修公司，但跑材料、看施工，也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在平时我俩也感到要做的事情很多，除了各自看书读报，她要学钢琴、我爱玩电脑，还常一起跑商店、逛超市，很少能在一起坐坐。各种家务活也需要不少时间，两人既分工明确、各尽其责，又相互关心和照顾，就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杂事中使生活洋溢着温馨和甜美。即使偶而发生一点小小的争执，一会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化解了。历经严冬我又重新感觉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正像陶渊明说的：“众鸟欣有托、吾也爱吾庐”。被人惦念着真是一种幸福。
图：两人都退休了，却好像还很忙，很少能在一起坐坐。
是的，我忽然发觉自己思想上对生活和家庭的感受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自己认为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但过去对生活的认识更多是在精神上的，它只包含着执着的追求和进取。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年青时曾为追求革命把家庭看成是一种羁绊，在北大荒发奋工作时又曾多少把家务看成是一种累赘。然而人却不可能仅仅生活在精神里，更何况通过这一期间的自我回味和反思，深深感到在我这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支配着自己的所谓理想，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教徒”的虔诚，甚至有着不少虚无和被奴役的成分，对此，在前面的各篇回味里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人不能只生活在精神里，特别在和平建设年代中更是如此。虽然、人之所以为人，又必须要有点精神才行！
三个孩子都长大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和家庭状况虽不富有但还都可以。大女儿晓玲46岁了，一直在佳木斯农垦科学院变电所工作，取得了电工技师的职称。女婿赵静思自原工作单位农垦肉联厂倒闭下岗后，一直在自谋职业，现作为地区的药品销售代理，稳扎稳打，效益还不错。生活稳定，已先后在市中心买了两套住宅，想把静思母亲从虎林接来佳木斯共同生活。1987出生的女儿晨晨，2006年从佳木斯考上了南京林大艺术设计专业，作品曾在比赛活动中受奖。2010年即将大学毕业，也算多少补偿了历史使晓玲未能很好上学的遗憾。晓玲还是我在农垦科学院的联系代表，替我管理着每月需要领取的退休工资、报销医药费用等具体事务。
1968年在文革灾难中出生的二女儿小筠也已41岁了。90年结婚后，随丈夫由佳木斯经哈尔滨又到了天津。目前在天津完达山乳业公司任该厂劳动工资干事，管理着四百多人的工资和奖金。女婿刘兴江曾在该公司任山东省销售总监，后来又到哈尔滨农垦分局任办公室副主任，两人的收入也不错。1992年出生的儿子刘臻在天津市重点中学上高中，身高已近一米八，学习成绩也较好，2011年也该考大学了。他是小筠的骄傲，光是身高这一点，她就不止一次以自傲的口吻说：“我改变了他家的基因”！
我和张逊最感宽慰的是：虽然历史给晓玲和小筠的童年制造了诸多苦难，而且最终使得她们自身的学历都不高，但现在的情况还算可以，两家孩子的学习也都不错。应该说命运多少给了她们一些人生的补偿。
小女蔡爽，2003年取得了口腔医学临床硕士学位，现在是北京市口腔医院主治医师。直到2007年才结婚，爱人张君正，是工科硕士，现在北京一个研究机构里任工程师。2008年10月他们也有了女儿，小名琪琪。本来蔡爽比晓玲要小14岁，这下琪琪更比大姐姐晨晨小了整整21岁。他们买的房子在北京丰台，但每周休息日蔡爽都要带着琪琪到这边家里来住上两天，琪琪成了张逊的一个大玩意儿，平添了她晚年的许多热闹。
尽管分居三地，但相互联系十分频繁，张逊依然是这个大家庭的中心，是名正言顺的户主。晓玲每年都要想方设法找人捎来好些张逊喜欢吃的东北特产：油豆角、面土豆、山木耳等等；每年张逊的生日，总会收到晓玲寄来的一张汇款单，不在钱多少，可那心却是黄金也买不到的啊！由于晨晨在南京上学，无论寒暑假都要路过北京，在姥姥家住上几天，而这几天也是张逊特别高兴和忙碌的日子，给外孙女买东西、做好吃的，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小妹春展好不容易弄到的两张奥运会门票，张逊自己舍不得看，也要忙着打电话让外孙和外孙女快到北京来看。也许是因为天津离北京较近，小筠几乎每个月都要向她妈不止一次地详细汇报当前工作状况、工厂动向和孩子的学习情况。因为她知道她妈最关心她的工作是否顺利、能否胜任。有时是我接的电话，说了好一阵话张逊还没有过来，小筠就会问：“我妈呢？我要跟我妈说两句”，我只得赶紧把话筒交给张逊。总之、热乎乎的一家人，洋溢着相互关怀、思念与幸福欢乐的亲情。
是的，三个女儿都已步入中年，她们都很普通，也不富裕，但这样一个曾经被中国历史搓揉得有点特殊的家庭，能够多少抹平了历史给予的莫须有的伤痛，平和地过着每个公民本就应该拥有的日子，亲亲爱爱一家人，也是对我老年最大的安慰！
钱，是个好东西，但世界上显然有许多比钱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只有拥有了它们，才能拥有幸福！
作为一名随迁家属，我于1990年底落户北京。离开了曾付出一生努力的那块黑土地，来到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京城。我笑着对张逊说：“作为一个农业工作者，在种植业上这叫远距离移栽，而且要栽植在京城的水泥马路上，真难成活啊”！好在晚年有这么一个温馨的家，可以信马由缰地遛着黄昏，不仅重又交结了不少朋友和同学，还能做些自己想做的事，静静地回味和咀嚼着自己这一生。这一遛竟又遛了快二十年。北京确实是张逊的老家，这里有她许多儿时的回忆、同学和玩伴，她与姐妹、亲戚和童年玩伴间的来往占据着她生活的重要空间，似乎又兴奋地找回了她的过去。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儿时的记忆却都不在北京，所以09年11月我们结婚35周年时，我和她开玩笑说：“从1974年到1990年，你在北大荒嫁给了我16年；从1990年到现在，我又作为随迁家属在北京，也‘嫁’给你家19年了，从这点来说，咱俩早已扯平了”……！
到北京就要20年了，我就这样以耄耋之身在历史面前遐想着、旁观着，既回顾历史、也重新品味着自己的人生，像是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依然怀着对祖国无比的热忱和希望，注视着这十几亿人历史大剧的演出，希望最终能看到一个真正民主、富强，既有民族尊严又有社会公平的新中国屹立在这颗兰色的星球上。因为，这原本也是我从孩提时候起、八十年来始终萦绕在心中的－－
一个永未弃舍的 梦……！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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