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振旅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前发展农业的最后一次努力。上世纪70年代中期，响亮提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历史无情地宣告：大寨之路走不通，农业必须现代化。当年，作为湖南资兴县委办公室干部，我在学大寨运动高潮中亲身参与了三年的工作队实践。尽管早在1980年秋已调离该县，今天追忆起来，仍不免汗颜。概而言之，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大寨经验，又不触动旧的体制，运动走的是一条歪路，资兴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与学大寨运动无关。
最高层的部署
早在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就刊出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并配以赞扬大寨精神的社论。同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极为罕见地详谈了处于最基层的大寨具体成就，并概括了大寨的基本经验，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由于“四清”运动和“文革”的冲击，学大寨运动远未真正列入各级党政的重要议事日程，也就从未得到全面普及或形成高潮。
真正当作运动声势浩大全面开展起来是1975─1978这三年。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大寨所在县昔阳开到北京。新任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邓小平发表“真学假学”大寨的讲话，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做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仅过一年多点，1976年12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集党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于一身的华国锋发表讲话，陈永贵作《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总结报告。大寨被称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高高举起的大寨红旗”。两次会议都是高规格、大规模，长时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会，包括省、地、县三级一把手在内分别有3700人和5008人，分别开了34天和19天。
学大寨运动是在最高层直接部署和指挥下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华的报告分三个部份：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时，“建成”的大寨县是316个，占全国县数13.4%。会议规定1980年要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为“大寨县”，宣布了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会上将指标分解到各省、地，具体落实到县，成为上级考核、检验下级的硬指标。陈永贵在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突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强调要彻底揭批四人帮，认为四人帮是破坏、阻挡学大寨的罪魁祸首。两次全国会议上，分别有38个和44个先进单位作了大会发言或印发了它们的书面材料。所有发言和材料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学大寨的过程和结果，没有自己的原创性和独立性。旨在用典型说明：全国各地农村只有学大寨才是出路，才有出路。
大寨经验是最高层一步步概括拔高使之扭曲变形的。大寨本是一个生产典型，支书陈永贵等干部带头，组织社员艰苦奋斗，改土、治坡、抗灾，成效突出。可借鉴而不可照搬，更不可将具体经验变换为普遍性规律。最高层却来了个节节拔高，步步提升。配发《大寨之路》的《人民日报》社论，要求学习大寨的革命理想、革命信心和实干苦干、奋发图强的作风。这已显著脱离了生产典型的实际。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经验再作了拔高，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文革高潮中，《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社论标题：《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1968年8月26日社论认为大寨的基本经验“是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坚持不懈地同人斗。”1968年4月，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发出“会议纪要”说：“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不让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到两次全国学大寨会议，大寨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造中国农村的唯一模式，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又称“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1976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社论写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发表《学大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说:邓小平“把学大寨说成是什么‘老老实实地干’，这样一来，学大寨仅仅就是学一个‘干’字了。这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最恶劣的歪曲。”
高潮之后就是没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明确“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民主”、“法制”和“实事求是”。那喊叫多年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依靠贫农下中农”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路线、方针、口号明显在公报中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1月的全国农业厅局长会议上宣布：今后不再开展大寨县运动，不再评选学大寨县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学大寨运动从此终结。
又过一段时日，人们得知真相：大寨并非全是自力更生，而是接受了国家的巨大支援；大寨并不富足，而是靠改革开放、改变单一旱粮生产结构才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那曾在短期内派出491名基层干部到外省、地、县担任领导建设大寨县重任的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1973-1977的5年内竟虚报粮食产量1.36亿公斤，比实际产量多出24%。神州大地矗立云天的灯塔终于坍塌了！
县委书记带头
资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也是1975-1978这三年。
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县委确定青市公社为农业学大寨点。组建工作队，于10月3日进驻该公社各大队、生产队和直属单位。与此同时，郴州地委包括书记、宣传部长在内的3名常委分别带学大寨工作团进驻资兴的厚玉、黄草、蓼市3公社，并设立总团办公室。加上资兴县委书记也是地委常委，同时在资兴办点的地委常委共有4人。
图：县委书记建设大寨县主题报告
地委把重力放在资兴并选中这三个公社，同资兴的地域特色不无关系。资兴是人口较少资源较多的山区县。当时全县土地总面积400万亩，林业用地317万亩、占79.3%，耕地32.8亩、占8.2%。从人均数看，田多、山林多。农业人口21.9万，人均有耕地1.5亩、山林14.5亩。森林覆盖率57.8%，蓄积量734.78万立米，人均336立米，是湖南重点林区县之一。南面6个公社用材林集中连片，是木材重点产区。北面境内省、地厂矿多而集中，有年产煤二百数十万吨的矿务局、全省最大的火电厂和木材加工厂、水上集材场等多家大中型企业，还有一批县办厂矿。城镇人口多达7.3万，占人口总数25%。人们历来称赞资兴是“林茂粮丰资源多”的好地方。比同区其他县，自然容易被地委选中。三个公社分别代表了资兴县内三个不同特色的地域：厚玉──规模较大、距县城较近的重点产粮区，黄草──县南面6个重点林区公社中，多年名著全省的林业先进单位，蓼市──县北面规模最大的公社，紧邻有铁路外接京广线的厂矿区。
资兴学大寨运动高潮的兴起，地委介入办点无疑是重大促进，但毕竟不能直接发号司令。而时任县委书记朱菊香则起了关键性作用。
1975年9月1日，朱菊香以地委常委的身份，赴任履新资兴县委书记。之前她任地区妇联主任在永兴县办学大寨点。省委第一书记谈话时鼓励她说：“湖南两位女县委书记，北有安乡刘淑元，南有资兴朱菊香，比一比看谁干得更好。”33岁的她，在县委中年纪最轻又是“班长”，既有雄心又有闯劲。到任的首次县委常委会上，面对即将离任的老书记，她毫无顾忌地评说资兴“山河依旧，面貌未改”，“没有认认真真学大寨，县社领导班子存在‘软、懒、散’。”上任第三天，早上在机关食堂喝碗稀粥、嚼个馒头，就头顶草帽步行十多华里赶到碑记公社大丰洞水库建设工地，边参加劳动边了解情况，连续干了几个小时而累晕倒地。在青市公社点上，除有时开会、跑面，她都在所驻生产队吃、住、劳动、工作，连续三年如此。还组织全社干部和千多劳力，先将弯多滩宽、洪灾频繁的青市河毫元段截弯改直、砌成河堤，变滩为田。又将几座荒山残林地改造成数百亩梯土，建起了公社茶果场。及时召开全县社队干部现场会，及时推广这两项重大建设经验。工地上、田土里，经常能见到她赤足挽袖，同社员一块劳动。省报记者采访她，写出《女书记带头大干》的通讯刊在《湖南日报》上。
这样一位干劲十足、吃苦耐劳、联系基层群众、以身作则的县委书记，必然要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制度和纪律。既是县委书记又是平常凡人，她无可能识别和抵制学大寨的错误路径。相反，只会积极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地指挥，带领全县走“大寨之路”。
开完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的当月底，她就主持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建设大寨县誓师大会，县委作出了《全党动员，苦战两年，把资兴建成大寨县的决定》。开完第二次全国会议回来，她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3.9万字的精神传达报告，除最后的0.8万字是联系讲本县外，前面的3.1万字明显是省里的统一传达稿。──对华国锋的吹捧、歌颂，讲得全面、具体、华丽、高调，无以复加。对陈永贵揭批四人帮的报告和大会批四人帮的情况说得甚是详尽，不惜把依靠斗批起家、上升的四人帮说成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从而成为砍大寨红旗、破坏学大寨运动的罪魁。把湖南一些造反派头头定为四人帮的黑手、大乱的祸根。通篇报告稿的主调是阶级斗争。──对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传达稿，作为县委书记，她只能照本宣科，没能超越雷池一步。
主政资兴五年中，前三年的每年春节后，她都及时主持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亲自作大会主题报告，总结上年，部署下年。与青市办点的同时，她和县委其他领导还抽调百多名工作队员，由科局长分别带领，在多个公社选一个或几个大队办点，开展点面结合学大寨运动。青市办点3年后，即1978年秋到1979年秋，她还在坪石公社办了一年学大寨点。这同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省委印发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明显是对公报不理解而唱的对台戏。针对公报中没有重提的几个根本性问题，报告中质问几个“还要不要”，即“还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农业学大寨”、“还要不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并借一个长沙郊区大队贫协主席之口大骂：“谁反对毛主席，我就操他的娘！”县委积极传达贯彻省委的这个报告，不少县、社领导被派下去开展反对“分田单干”、反对“倒退”的运动，压制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这样，县委书记也就去坪石公社继续办学大寨的点。(两年多后，省委书记在一个会议上代表省委就压制联产承包等问题做了公开检讨。)
为贯彻执行上级决定和指示，学大寨，建大寨县，她义无反顾，作了最大努力。
我在运动中
如此议论曾经是直接领导并连续三年在同一点上的县委书记，是今天而不是当年。那三年中的我，也是心朦胧眼朦胧，不识南北西东紧跟着跑的，把自己那点可怜的聪明才智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
1975年9月工作队开赴青市前，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说：为了支持新来的县委书记，又要配合地委领导在资兴办点，县委青市工作队办公室需要既能综合情况，能讲、能写又能出主意、当参谋，能与地委三个工作团办公室水平相近的干部。经县委常委研究，认为你最适合。
这话是加勉又是加压。我在青市工作队办公室苦干了三年。
上图：学大寨典型汇编
全社14个大队我不知跑过几多回，112个生产队都去过。一些当时认为好的作法、经验和应注意的问题，我及时整理成文，三年中刊县委办《情况反映》数十期。刊登数量之多，是其它公社莫望其项背的，起了“点带面”的作用。每次去参加地委工作总团或地委农村办汇报时，我都会精心准备，力争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青市点上的作法、典型和问题、打算。有次，我应地委工作总团办公室主任约请，同他一道赴地委，由我单独汇报。听汇报的地委副书记对我谈的情况表现很大兴趣，当即要我把其中仓田大队以阶级斗争为纲整顿班子的作法赶写成文，很快刊印在地委内刊《郴州农村》上。
除了点上工作之外，我还要参与县委办其他有关工作。全县从1975年起，每年春节后的第三天起都要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县直单位领导参会。我照例参与会议主题报告的研讨、撰写、修改工作。每年大会前，县委办要印发一本汇集先进典型的“农业学大寨”册子。我照例要去采写一些县里最主要的典型，并负责文字修订他人采写的典型材料，成为这本册子不挂名的责任编辑。为了三级干部大会的主题报告和这本小册子，连续数年的春节假期，我都在加班加点，从未轻松度过。遇上全县某些农村会议和需要上报重要典型材料，我也会从点上回到县里工作一段时间。
常人是难以逃脱环境气候控制的。我们做机关文字工作的人那时有一个共识，叫做“吃透两头好文章”。就是吃透上头精神和下头情况，用上头的观点统率下头的情况，用下头的情况印证上头的观点。否则，文字再好、情况再实，文章还是通不过、出不来。这种唯上不唯实的盲从成了思维定式，文字工作者概莫能外。
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我的文章和材料都是遵循阶级斗争观念书写的。拿1976年2月我为县委书记写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主题报告《两年建成大寨县，苦战一九七六年》来说，全文二万字，专讲直接关连阶级斗争部份就达4500字。在全县占突出位置或上报中央和省地学大寨的典型材料，如黄草、香花、厚玉、三都等公社(镇)，大多是我去采写的，都离不开大批大斗、班子革命化的内容。我在县委内刊数十期上刊载的文章，大多数反映的是点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作法和经验。在资兴建成大寨县誓师大会期间，我参加青市公社旁听讨论，将公社书记、干部和几位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发言整理成一期会议简报，把学大寨要抓的几项大批大干举措巧妙地摆列其中，印发后被参加会议的地委领导赞为“最好的一期简报”。其实，主要就“好”在宣扬联系思想、工作实际“抓路线斗争”、“批资本主义”上。只要见到这期简报文章的大小标题，今天谁都会看出它偏激、荒谬和可笑的时代印记。大标题是：联系实际剖析自己，对照大寨提高认识。5个小标题依序是：班子软在哪里？批资不过硬，迈不开学大寨的步伐；干部懒在哪里？不坚持参加劳动改变不了面貌；工作差在哪里？不抓领导班子建设就没抓住关键；为什么“山河依旧，产量复原”？不在条件差，而是路线偏；为什么产量“跳钢丝绳”？骄傲自满情绪害死人。
人都是有某种聪明才智的。遗憾的是，在占支配地位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这种可贵的聪明才智又有多大益处呢？
重点抓什么
资兴学大寨运动，着重点抓的什么？
阶级斗争始终是纲，狠抓不放。具体内容主要是斗敌、批修、批资。批斗四类分子几乎是发动群众学大寨的入门课，能造成政治升温，诱导群众分清敌我，站在贫下中农一边，听党的话，一门心思学大寨。
粮食总产量连续三年下降的青市公社赤足园大队，工作组入队半个月未能打开局面，干部开会到不齐，集体出工劳力少，青年公开骂工作组“开黑会”。通过访问贫下中农和分析，工作组很快统一认识，是没有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近三年中大队没开过一次批斗会。三年前斗争过地主分子李子兴但不成功，李走下斗争台时神情轻松地对主持斗争大会的干部说：“没事了吧？我就少陪了！”李是国民党员，当过保长、三青团分队长和小学校长，又是地主分子，肯定是当地“最凶恶的敌人”、“破坏学大寨运动的根子”。于是，工作组并依靠大队党支部通过个别串连收集李和另两名四类分子的罪状，训练骨干，培养批斗积极分子，而后召开大队对敌斗争大会。全大队只有5个生产队、191个男女全半劳力，排队到会者高达212人。对李子兴，现实问题斗不出什么，就揭发斗争其历史问题。青年陈修义上台斗争母亲兰规兰时，一边走上台一边举手连声高呼；“打倒地主分子兰规兰！”揭发其母两桩罪恶：家养鸡鸭不关好，下田吃谷，破坏集体生产；去年冬唆使他外出搞副业单干，搞资本主义。当场有人赞他“脱胎换骨，大义灭亲”。斗争大会结束前，工作组讲话，说这是一个刨根子的大会，挖了赤足园面貌依旧的根子，同李子兴等阶级敌人的斗争是真心学大寨和反对学大寨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样一抓，学大寨运动便有了新的政治氛围。
上图：学大寨内刊
青市花坛大队在1976年冬整顿大队党支部时，工作组引导联系实际学习讨论：四人帮怎样破坏学大寨？党员们很快揭发：受四人帮影响，当地四类分子兴风作浪，阶级阵线混乱。全大队12名四类分子，8人有破坏活动。地主分子何世范办喜事请客、送礼，腐蚀拉拢干部；何久兰已参加社员大会三年，公开否认自己是地主分子；地主分子何俊凤敢同贫下中农吵架、骂人，是想翻天倒算；还有个地主分子刘俊凤早已改嫁去烟坪公社，被儿子接回花坛养老，逃脱监督改造。地富子弟中有8人已当上了队干部，其中一个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地主女儿何秋菊被安排在大队企业食堂做事。接着，大队、生产队分别开了批斗四类分子大会。赶走了来花坛养老的那个地主分子。由支书深入到地主子弟当了两年队长的生产队，抓住这位队长把集体储备粮1.5万斤分到户、属吃光分光削弱集体经济的错误，又私自开荒土1亩走资本主义道路，撤销了他的队长之职。何秋菊也从企业食堂回队劳动。
全县不完全的统计：1975年10月县委作出建设大寨县决定至1976年5月底，28个公社(镇)共开农村批斗大会1200多场次，斗争阶级敌人393名。从青市公社办点3年看，虽然近百名四类分子挨了批斗，但没有一个被拘捕，说明没有触犯刑律者。同普通社员一样，他们大多也是一些所谓“资本主义倾向”或鸡毛蒜皮错误，只是被拔高到了两个阶级生死斗争的高度。通过批斗这些“死老虎”而直接转化为大干大变的动力，都只是“写在纸上，讲在口上”的效果，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实例！
大批资本主义，是高度集中劳力搞集体，封堵社员自发倾向的诀窍。“个人”与“集体”始终是农业集体化后的一对矛盾。由于集体经济是“看得见，摸不着，得不全”，而“小自由”是“现做现收，全做全收”，何况普遍存在“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的现实，农民们自然乐意把劲用于“个人”。扩大自留地，副业单干、集市贸易等等，都是他们所喜欢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是劳力分散、削弱集体生产的重大威胁。如何高度集中劳力搞集体生产，成为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最为重视也最为头痛的事情。
于是，县、社领导和干部按上面的理论指导，给一切自发现象扣上“资本主义”帽子，开展社、资两条道路斗争，用大批资本主义的办法把劳力高度集中用于集体生产。在反复大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大寨大批大干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抓住社员中的“资本主义”典型人物和事例，大举批判和经济处罚，以“杀鸡警猴”、“祛邪扶正”。
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严密制度，执行处罚。最主要的是实行“两个基本”、自留地定点定量。即规定一年中每个劳力出集体工的基本劳动日数，每个家庭要交队的基本家肥数量，未达者年终分配时扣罚其粮食和现金。自留地按人口在指定地点划上够家人吃的菜地，扩大者没收、罚款。安排外出搞副业者要完成上交金额，副业单干要处罚。普遍规定外出要请假。有的地方甚至限制了家庭生猪、家禽饲养数量。
青市公社还创造了名闻全地区的“社会主义大集”。奉地委领导指示，县委工作队和公社党委组织发动农民将个人、家庭用于交换的农产品，包括粮、猪、禽、蛋、菜、茶、果、药等，全都卖给国家供销、粮食等部门，由国家这类部门组织上市。用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取代“资本主义”的群众集市贸易，造成“赶墟的人少、自由交易少、投机倒把少”，达到“堵资本主义路、搭社会主义桥”的目的。1976年8月11日，“社会主义大集”首次开放之日，正是地委全区农村政治工作现场会议召开之时。到会的各县县委领导都在青市现场观摩，听青市公社书记介绍“大集”的经验发言，以便各县回去照此办理。
在基层，整顿领导班子是运动的关键，也是所谓批修防变的重点。
建成敢批敢斗敢干的革命化县委领导核心是大寨县六条标准的首条。县委成员曾在地委领导主持下开展整风，围绕学大寨、建大寨县的主题，就认识、路线、作风、干劲各自做自我批评，向上级保证端正路线，转变作风，带头大干。其实，“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的说法极具片面性。当年江青反问“县委是关键，那省委呢？”被说成是反对华主席，破坏学大寨。江青有天大罪错，这句话却没罪没错。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自上而下启动的，党又是领导一切的，而中央，省委、地委都不是关键，责任主要是县委的，岂非咄咄怪事！
县委则推而论之，也把“关键”下移。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作报告说：“建设大寨县，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也是关键。……要把公社、大队建成大寨式单位，责任必然落在党委和支部身上。”“公社、大队建成大寨式单位，大寨县才有基础。”县委决定大力整顿公社和大队班子。方法是学理论，揭矛盾，上帮下促，开展“三查”(查斗敌批修批资，查蹲点，查带头大干)。
公社、大队两级班子整顿，主要是通过批修防变，解决“软、懒、散”问题。软，就是不斗敌批资；懒，就是缺雄心壮志，不蹲点劳动；散，就是不齐心合力，甚至勾心斗角。
位于偏远高山区的青市公社仓田大队，是工作队推而广之的整党典型。工作组1975年进队整党从揭盖子入手。这个大队，1971年文革“斗、批、改”时是全县重点之一。从1972年以来，出现了“五个倒退”：集体所有制倒退，田土山林常年划块到户到人，副业单干，自留地越种越宽，家庭个人增产增收；科学种田倒退，晚稻面积减少，草籽播种完不成计划，合理密植又变稀植；农田基本建设倒退，80%水田排水沟大多毁了，三年没搞一项工程；集体猪场倒退，11个生产队11个猪场只剩5个，存栏猪由最高232头减少到43头；粮食产量和贡献倒退，连续3年减产，卖给国家的三超粮也减少了。从倒退中找根子，是党支部“软、懒、散”，不斗敌批资，不带头大干，不齐心合力，关键又在支书钟亮国。他作风飘浮劳动少，带头包产到组、分田包工到户，支持解散猪场，宣布各户可自由扩大开荒种烟150株。国民党保长办酒他当“招待”，出身地主的媳妇夸奖说：“支书老爷当招待，我家鼻子高三尺。”今天来看，处于偏远、高山、居住分散又是手工作业的仓田，钟亮国的这些作法算不上错误，有些甚至是体现群众意愿的先见之明。当时，他却是一位敌我不分、带头走资的支书。工作组用党内批、群众帮、个别谈的多种办法，终于使钟亮国多次流泪当众检讨，带头退出扩种的自留地，亲自把同意散了的猪场重建起来。7名支委都查了“资”的错误，离开所在生产队去外队蹲点学大寨。一滴水真能见到太阳。仑田整党，其实就是通过批修批资，维护旧的所有制和经营形式，恢复和坚持用行政手段指挥农业生产。整党后的仓田，1976-1977两年粮食总产量依然是年比年减产。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当年的重要制度，被说成是反修防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也是大寨县六条标准之一、真学大寨的重要标志。上面从最高层到省、地当权者，从来认定动脑不算劳动，耗费体力干农活才是劳动，硬性规定“一、二、三”的劳动指标，即县、社、大队三级干部每年要分别从事体力劳动一百、二百、三百天。为有利落实县直机关干部的劳动天数，县委特规定：县一级机构干部抽60%％的时间、二级机构干部抽10%以上的时间下乡办点，在家坚持工作的行政干部每人每年下乡当1个月社员。县委机关还在县城边办有小农场，各部委办干部轮流住场搞生产。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都在自己所驻队参加劳动。这个干部体力劳动制度，不但理论上说不通，还严重脱离了实际情况。当年机构和人员虽然明显庞大(却又远不如当前臃肿)，但就多数干部来说，要全面完成岗位工作，就无法完成体力劳动天数。
穷过渡是学大寨运动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和要求。上世纪60年代初确定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中央就讲明了“过渡”理论：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大队-公社-全民，是一个必然的、渐进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陈永贵在任副总理5年多时间里，两次正式向毛泽东提议加快实行大队核算。并在昔阳党的会议上讲，他要搞公社核算和昔阳县核算，实行工农兵学商各界员工都像大寨那样评工记分拿报酬。大寨县六条标准中，关于穷社队生产、收入赶超当地中等社队现有水平的规定，就含有创造条件过渡核算单位的意愿。当时有些省规定有过渡大队核算的指标，全国1978年已有66712个大队实现过渡，其中湖南654个。县委没有提出大队过渡的目标和指标，但对已实行的过渡给以肯定和赞扬。
南面6个林区公社根据大面积成片森林不便分散经营，木材生产任务重，采伐运输技术性强、劳动强度大和更新造林需及时跟上等特点，历来实行山林大队所有制。从生产队抽调专业劳力兴办社队林场或采育场，联合采伐更新，统一核算后收入下拨到生产队。这种形式使资兴多年来成为采育结合的先进县。在学大寨运动高潮中，滁口公社一马当先，林业由大队所有过渡到公社所有，实行公社统一指挥生产和核算。县里给予支持，省林业部门来县召开全省社队采育场现场会议时，将滁口作为先进典型向全省推广，发出“林业比农业过渡更快更先进”的论调。
1977年2月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将上年过渡到大队核算的渡头公社夹于大队命名为大寨式大队，成为当年全县最耀眼的红旗。按人平均，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1007斤)、交国家粮食数(257斤)、社员纯收入(107元)都不高，在全县处中等水平，突出的是“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增长”，有“七个免费”(即碾米、用电、赤脚医生治病、理发、部份农具、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免收社员经费)，是全县率先实行大队统一核算的领头羊。插红旗后，该大队支书很快成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破例跃升为渡头公社副书记，是当时全县264个大队支书中最拔尖的人物。
在生产和分配上，县委坚定执行“三级所有”政策，优先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壮大集体实力是为了实现过渡，为此提倡大办集体猪场和各种社队企业。县委书记在青市公社新建连片800亩茶果场，无偿占用生产队的山地、平调全社各队劳力，所有权和经营权却归了公社。年终分配时，生产队减产减收甚至出现社员口粮不够吃、超支户多等问题，但储备粮、公积金等集体提留部份都需严格按规定的比例提取，不得少提或不提。不少队因而明里暗里抵制，把储备粮分到户。所谓“分光吃光”，有些的确是被逼出来的。增产增收队，社员也不一定能多得多收。像前面说的渡头夹于大队，连续七年增产增收，比例还不低。对国家的贡献、集体储备、集体积累的增加都大幅度高于增产增收比例，叫“三个增加”；社员的口粮和收入却不许相应增加，而是“两个稳定”。1976年比七年前的1969年：全大队粮食总产增1倍，交国家粮食增3.5倍，集体储备粮增4.7倍，集体积累增6.4倍；而社员人均口粮仅增35%，人均纯收入仅增40.8%。
还有一件大事不可忘记，就是推行“评政治工分”。学习大寨“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办法，一年评记一次工分。资兴叫评政治工分。通过批判“工分挂帅”、“繁琐哲学”、“物质刺激”，废止定额记分，实质是搞平均主义。做多做少、做好做差，所得工分差别不大，是人为地拉平个人之间的劳动收入。曾在全县推行，点上搞得更早更久一些。强调按政治表现、劳动态度、出工先后等评定工分。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评政治工分的社员会上，往往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无人开口大冷场，要么争吵大闹扯不清。因毛病突出推行难，未能长期坚持下去，多数队较快地终止了这种搞法。
效果哪里找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成果有多大，表现在哪里？本文最前面已说过：资兴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与学大寨运动无关。虽然资兴如期在1978年被评为学大寨先进县，并不是真正严格按大寨县六条标准定的，主要是得益于人均资源多。按农村人口计算，全县人均产粮、交售国家粮食、交售国家木材和人均储备粮、社员纯收入、银行存款余额，这六个方面均居全省第一位。如按大寨县六条标准，则先进称号的下面并无过硬的数据支持。大寨县六条标准中，增产增收算是最具体、可衡量又能综合反映事物全貌的一条，情况如何呢？
且看事实──
全县稻谷总产量(占粮食总产95%以上)：
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学大寨高潮之前)比1970年增4429万斤；
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含学大寨三年高潮)比1975年增产 2690万斤；
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终止了学大寨)比1980年增产3407万斤。
全县农业总产值：
1975年比1970年增2100万元；
1980年比1975年增193万元；
1985年比1980年增4085万元。
以上数据说明：学大寨运动高潮前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包含普及大寨县三年高潮在内的那个五年计划中，产量和产值的增长是最少的；而其前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增产增收都比它大幅度提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全县三年运动高潮的第一个年度，即1976年，全县粮食不增反减，总量减产700多万斤，28个公社有15个减产。固然有自然灾害因素，但灾害并非超常。减产公社也不是连成一片，而是分布东南西北；减产公社中有增产大队、生产队，增产公社中有的也有减产队。可见减产确有人为因素，学大寨、建大寨县运动未能避免减产局面。
上级下了大力气推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下级和基层干部都作了努力，却没能取得可观的增产增收是有其必然性的──缺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自然不行。斗敌、批资、整顿领导班子、穷过渡那一套，同农民切身利益距离太远，反倒弄得人心慌乱紧张不安，全属思想政治领域的瞎折腾；而生产领域该由农民作主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分配权全由上级和少数干部掌管，春种夏管秋收冬藏都由行政指挥，千军万马的劳动大军只是被驱使的雇工，又怎会有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亲眼所见，普遍现象是：自留地强过集体田，干私活与出集体工两个样，不少工作队员被迫成了催种催收催工员。
有人同我争辩时说：学大寨运动还是有成绩的，那科学种田，推广杂交水稻，农田水利建设不都在运动中搞起来了吗？
我反问：这类生产性举措是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固有的内涵吗？类似的各种生产举措，运动之前之后都有，甚至做得更好，难道千百年厉史积累的土、肥、水、种和精耕细作是搞政治运动的结果吗？
(201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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