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吉卫
第三节 电石厂的“右派分子”的状况
至1958年3月，电石厂已抓了九名“右派”。下面是电石厂被打成“右派”的这一批人的状况：
郭玉甲，广东汕头人，1954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气专业大专班毕业，1930年生，家庭出身地主，当时任电石厂总动力师室技术员。
郭玉甲是在电石厂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前已说过。其另一原因是，郭少年时有过一件风流佚事。
郭玉甲被定为第四类“右派”，受保留厂籍撤职降薪处理，工资由72元降至43元，在厂内装卸队劳动。以后到吉化公司设立的为该公司各单位的“右派”集中改造场所染料厂运输排劳动，进行集体改造。1961年10月运输排解散，成立政治学习班，所有“右派”在那里集体学习改造。1962年春节前学习班结束，他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以后没有回到电石厂，而分配到吉化化建公司。所幸，在“文革”中没有遭第二次劫难，也没有被送下乡。他的婚姻问题长时间未解决，直至七十年代初与一位带有一个孩子的小学女教师结婚。
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有一次老郭在染料厂门前遇见原电石厂党委书记王健全（后为碳素厂党委书记，当时为染料厂党委书记），两人相见，郭问王：“王书记，你还认识我吗？”王答：“呜呜……想不起来啦！”。郭说：“我就是被你硬打成‘右派’的那个郭玉甲呀。”王答：“嗨！那些过去的事情还提它干啥”。郭说：“你是没啥，我遭了20年罪找谁说去？”王哑言，悻悻离去。
与我同在中央实验室工作的浦晋龙同志，是第二个被抓的“右派”。
浦晋龙，上海人，1929年生，1953年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家庭出身“资本家”（其实他家是淘大粪的，收集居民的马桶和清理公厕，维持公共卫生，只是有一些同是干这种活的人归他家管理而已，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工头，却被冠之为“大粪王” ）。
浦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技术上很过硬，就连我的专家瓦纽申都很称赞和佩服他。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并通晓德文。当时已被批准为9级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只待公布，可是他当了“右派”，一切全作废了（此乃当时的人事科副科长鲍文魁对我所言，那时我还没被抓“右派” ）。
以前他曾提过一条建议说：“为了使厂里的技术人员集中发挥力量，发展工厂的生产，应当成立总工程师室，像张盈增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应当进入到里面。” 谁知，这条建议却遭到批判。说他这是要搞“技术设计院”，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同出一辙，是要串夺厂里的技术领导权，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要“专家治厂”，是与“教授治校”一个调子。云云，等等。
浦的另一“罪状”是有“反苏”之嫌。这指的是在向专家请教时，问题提得太“难”了，使专家尴尬，“难为苏联专家”。其实，人的知识层次不同，提出的问题深度当然也不一样，至于老师怎样解答，并非学生所知。
浦晋龙被定为第四类“右派”，受保留厂籍撤职降薪处理，工资由90元降至43元，在厂内装卸队劳动。他是在1959年国庆节前第一批摘帽的，之后恢复原来职务,在电石厂从事科研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由他的爱人孟燕珍同志联系，夫妻二人调到山东淄博化工研究院，后来任该院总工程师。
下面是同一批人的情况：
王跃舜，男，1931年生，设计科职员。他的“反动言论”没听说过，也不认识他，在当“右派”之后才相识。在处分实施之前，大约是1958年6月，有机会见到他一次，他侃侃而谈的说一些事情。其实，从他的言表看，他也不过就是个好说俏皮话的人。譬如他讲，在1957年搞干部下放劳动时他对某人说，“把你下放到东大滩的沙滩上让你一辈子趴不到岸来”。这些话怎么也与政治挂上钩，成了他的“罪状”呢。
在1979年“右派”改正后，8月份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骑着摩托车来厂里，到研究所看一位同志。交谈中得知，他在“劳教”两年解除后，便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并安排工作，当时工资已有70多元了。记得在反右时他的工资才41元，他还得意地说：“‘右派’处理后最低工资还给43元哪，还得再给我长2元呢！” 不知他是如何知道这条信息的，可是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被处分的这么重。他被定为第一类，开除厂籍送去劳动教养。
唐英才，男，生年不详，行政科职员，出身伪警察（是伪满洲国警士，按《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伪警长以上就够得上历史反革命）。对此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见过一次面：在1958年5月我们在清扫厂区卫生时，他去看过一回，说，“让我干这个，我才不干呢！”，随后便离去。对他的处分也很严，开除厂籍送到农村，属于第二类。上世纪六十年代病故在农村。
他的妻子为了子女的前程和生计，留在城里靠卖冰棍儿维持生活。据其妻子讲（在1972年我被遣送下乡归来后至1979年，我们曾是相距不远的邻居），他们的长子在学校时因遭歧视而精神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连工作都没有。——此人现在还经常能见到，一个人在街上低着头走来走去，已是年过六十岁的人啦！还好，在1979年“右派”改正后，电石厂对他家给了一定的抚恤，分给了新楼房。
吴仲簿，男，生年不详，供销科职员，出身伪警士。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右派言论”。在1958年3月，我妻子小产，曾暂借住在丙种楼大约一个月，那时与他是邻居，他家住一楼，我住二楼，得以相识。此人从外表看很忠厚。反右以后他曾很有感触地说：“自己写了一个‘慎’字大字块放在桌上作为座右铭。” 看来以前不知他在哪方面不“慎”而遭此劫。
上面提到的二人，唐英才和吴仲簿，都是伪警察，这是否应验了那句话：“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薄一波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吴仲簿被定为第四类，受保留厂籍撤职降薪处分，工资由66元降至43元。他患慢性肝炎，面黄肌瘦，被送到吉林市龙潭乡天太大队“农业基地”劳动。
他在1961年10月16日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摘帽后就留在“农业基地”做管理工作，一直到退休。“文革”期间没有被送下乡，本来也是被安排下到蛟河县白石山公社的，因他体弱多病，又因他的妻子是革命烈士子女，本不应受牵连，所以全家都没下乡去。
周世昌，男，生年不详，总动力师室技术员，由工人晋升的，伪国高肄业。解放前在电业局学徒电工，解放后到吉林化工厂当电工，因技术较精被提为技术员。其父是伪警察。他的“右派”情况一概不知，反右后在一起劳动时方认识。 周世昌被定为第四类“右派”，受保留厂籍撤职降薪处分，工资由85元降至43元，在厂内装卸队劳动。 他戴帽后，在装卸队干重体力活的时候不多，因为他的电工手艺很高，所以都是干他的老本行电工活，也没去染料厂运输排集体劳动改造； 1960年11月26日摘帽后也继续作电工。也正是因技术高，“艺高人胆大”，后来才又遭二次磨难。
他也算是摘帽比较早的人，但他的工资没有得到一点恢复，心里不会没有想法，也可能表露过，但这不能全怪他。为什么没给恢复，管这方面事的人有责任。都是一样挨整，为啥得不到一样安抚呢？更不应该因为人家有想法就说人家有不满思想。
除去上面的事不说，单说他后来被开除厂籍送往农村的事。
在1962年某时，电石厂电石车间的电石炉发生突然停电事故。经查找原因，是地下电缆短路烧毁，挖开地以后，找出事故点，领导命令周世昌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处理好，他口出狂言，说没问题。结果超出了约定时间才弄完，因此影响了后续的其它恢复工作，造成较长时间的停车。后来周世昌被说是破坏生产，又结合他以前的所谓“前科”吧，被开除厂籍，送往农村。但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因由。
1979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 民政部的[统发文（1979）第143号]经中央批复，对中发[1978]55号文件作了<补充说明>，其中有一条说：“........（二）对原保留公职的人，后来因为新的问题被开除公职或判刑劳改的（包括刑满释放的），应由原处理单位或原判决法院负责进行复查。如新的问题不足以受开除公职或判刑处分的应予改正。否则，仍维持开除公职或判刑处理。”周世昌在农村劳动了16年，直至1979年“右派”改正，以后按上述政策才被恢复厂籍，当时他已到退休年龄。更惨的是，他的妻子在农村因劳累、忧郁，而病故在农村；他的大儿子也因农村缺医少药因病而亡。还好，“右派”改正后，电石厂对其家庭给与了抚恤。
贺大中，男，1925年生，吉林省人，家庭出身地主，1953年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化学系毕业，电石厂技术科技术员。我在中央试验室时与他同属一个党支部并在同一个大办公室里，时常见面，但我们各自被打成“右派”时，我已离开中央试验室，属于另一个党支部，所以对他的“罪行”毫无所知。
贺大中被定为第四类，受保留厂籍撤职降薪处理，工资由85元降至43元，到长白山修公路一年后回厂。1959年10月到染料厂运输排集体劳动改造。他在运输排劳动期间是老老实实地干活，还兼管劳动工具的保管，大家喜称他“贺保管”。
1961年8月他被从优对待，未摘帽就回电石厂，在九车间（聚氯乙烯车间）作倒班工人，1961年9月29日宣布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到中央实验室恢复技术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遭二次劫难，被加戴上“地主”帽子，开除厂籍，遣送回原籍吉林省辉南县，接受当地贫下中农的监督。直至1979年2月才恢复厂籍，返回城里。
贺大中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解放后土地改革的当时，贺大中虽然年龄超过18岁，但他当时正在读书，没有直接参与剥削，本人出身是学生，按土改政策他本人不应划为地主，实际上也未给他定为地主，这是对的。但“文革”时凭什么理由又给他戴上“地主”帽子？ 那都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干的，“文革”后早该平反。但是因为他又是“右派”，所以落实的较迟。
在“文革”时，自1968年5月8日起，电石厂开始揪斗第一批“牛鬼蛇神”时，被揪斗的“摘帽右派”中，他是首批人物。在厂部办公大楼里工作的人是最先被揪，牛棚设在焦化车间附近的一片平房里。 造反派都痛恨他，因为他是另一派的人，掌权的一派报复他，所以对他更狠，使他吃了很多苦头。“派性”加“阶级斗争”，那就更残酷。
到了这年的8月，我被揪斗挂牌示众时，厂部的“牛鬼蛇神”基本就不再出来挂牌示众了。而唯独老贺一个人还挂着牌子出来站着，旁边还放一快黑板，上面写着：“贺大中要为国民党尽忠。” 那么，这是缘何因由呢？原来，在老贺的一次检查中，他写道；“今后要努力工作，要为国、为民、为党贡献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造反派里也有能人，把他的这句话进行剖析，“为国为民为党”，这不是“为国民党”吗！好家伙，在和我们玩文字游戏哪，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于是就产生了前述的节目。这就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的新的小小的文字狱！
造反派说，“帽子”就掌握在群众手里，不老实的话，说给你戴上就戴上！果真，他被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又追加了“地主”帽子，成了“正装”的“双加料”的“反动分子”，被开除厂籍，送往原籍，接受当地贫下中农的监督。累及全家，整整十年。
他的妻子杨素芳，是中共党员，解放前作小学教员，反右当时是化肥厂设计科职员，受老贺的影响，在1958年调到托儿所当阿姨。由干部变成工人。（现在是离休待遇）。他们有5个子女，4男1女。大儿子和三儿子，常因老贺的“右派”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前程而忤逆老贺。家里家外夹攻，老贺的心情可想而知！
老贺改正的较晚，到了1979年10月才落实。还好，把他被开除期间的工资，刨去他在乡下劳动所得工分的钱，余差金额都给补上了。从乡下回来后，在研究所搞科研工作，改进了三氯乙烯的生产工艺。1985年退休。韦少瑜，男，浙江金华人，1930年生，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其父是医生），1953年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电石厂计划科技术员。他的性格内向，无言无语，为人老实，从不得罪谁，是一种逆来顺受型的人。讲话都笨笨咔咔的，“一脚踢不出个屁来”，这样的人也会有”反党言论“ ？ 他是当时计划科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是科里的全才，独挡全面。就是因为“太旺”了，在这个党支部里只有他够得上“右派”，于是就被“推举”上来了。
韦少瑜被定为第四类，受保留厂籍撤职降薪处分，工资由85元降至43元，到长白山修公路一年后回厂；之后我们同时去运输排劳动。
老韦劳动上不太出色，容易让人抓把柄，又不擅于言辞。直至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即中发1978第11号文）下达后，才被摘帽，1979年获得改正。
他在1962年春节后，”右派”政治学习班结束后回电石厂。与他同一个科的一位姓孙的女同志主动与他相好，为此这位女士很受群众议论和歧视，但她不在乎，而老韦却顾虑起来，怕影响对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韦被遣送到永吉县大口钦公社劳动。1972年回厂后，这位孙女士想办法，一起调到江苏镇江工作。
另有二人是1958年末和1959年2月补充抓的“右派”，留在第三章中专述。
第四节 惩罚“右派”的法典
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于10月15日公布。（详见附件一：关于右派的相关文件之1。）
关于对“右派分子”处理的类别：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7年12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第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62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53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统战部会同宣传部、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为“标兵”，拟订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这96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肱、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等等。
或许正是借鉴于什么“样板”，对于“右派”处理分成六类第一类，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第二类，开除公职，送往农村；第三类，保留公职，免职，取销工资待遇，给予生活费，从事体力劳动；第四类，保留公职，撤职，降薪，从事体力劳动；第五类，保留公职，降职，降薪；第六类，只戴“右派”帽子，不予处分。
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的处理有三种：最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较重的遣送原籍或送去农村、工矿监督劳动；轻微的在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仍跟班学习。
“右派分子”中，凡是共产党员的要开除党籍；是共青团员的要开除团籍。
这些“法典”的条文都是以个人意志搞出来的，在那个年代是没有法律可言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人民代表大会也作不了这种法律。毛泽东说过：“要人治，不要法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毛泽东1959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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