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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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上海日军也迅速占领了租界。原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国旗头上，被另加上了一条三角形的黄布条，写上“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听人说这就是汪精卫伪政权的国旗。原来流通的国民党政府纸币也不让用了，要换成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我上学的民智小学，被强令改名为润德小学，并很快更换了课本，书内多是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教育的内容；而且不论中小学，所有各年级一律必须学习日文，我们小学生每天也都要背诵平假名、片假名等日文字母和常用单词。也许是因为在上海大都市的缘故，更或许因为我究竟才是个小孩信息有限，日军进租界后，似乎倒没有听说租界里发生公开大肆奸淫烧杀的暴行，但明显强化了殖民地式的统治。不但把所有的警察全部换成了黑狗子（伪军），马路上还经常能遇到日本宪兵的巡查；尤其在各街道、里弄里很快都建立起了各户相互连坐的保甲制度，一户出事、要大家连坐；生活物资的供应也日显紧张，我们孩子们直接感觉到的是家里每天做饭的米质越来越坏了、有霉味，可听阿月姐说：由于粮食实行配给制，我家人口又多，能弄到这样的米做饭吃就已经不容易了。我清楚记得母亲有一次去排队买米，因人太多太挤、把队伍挤乱了，母亲竟也挨了维持秩序的黑狗子的警棍。我们还常常看到马路上发生抢米的事情，一辆运米汽车开过，就有一群人没命地追着汽车跑，不顾车上几个押运的人用长长的皮鞭没头没脸地朝他们乱抽，硬用铁扦子扎车上的米袋，米顺着扎破的洞淌出来，从颠簸的车上洒到地上，他们顾不上脸上挨鞭打后伤口中渗淌出来的血珠，从地下扫起几把米就跑，怕跑慢了再挨追来的黑狗子一顿更加厉害的狠揍。
在这样的社会下，暴力和血腥也就应运而生了，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抢劫、谋杀、绑票等消息。为了安全，大人成天训示孩子，除了到学校上学外那里也不让去。我还清楚记得1942年春天，母亲有一次带着我和大哥参加一个她朋友的新式婚礼。在二楼一个宽大的礼堂里宾客满堂，起码有二百多人，当披着婚纱的新娘在新郎搀扶下徐徐步入礼堂时，突然从大门进来两个穿黑大褂的人，站定礼堂中央，掏出手枪，主要向新娘所在方向胡乱开枪，顿时硝烟弥漫、全堂大乱，哭的、喊的、中枪倒地的、受惊神经错乱的、夺门逃跑的……。据说当天死伤有十多人，幸好我家三个人都顺利跑出来了，没有受伤。造成这次惨案的原因我至今都不清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议论这事，总感到心惊肉跳、惊魂难定。更觉得这个被日本占领的上海真是危机四伏、惶惶难以终日。总之、空气中似乎老有那么一股黑沉沉的压力压在每个老百姓的心头，连我们这些孩子们也能感觉得到。
图：1940年母亲和我们在上海相馆（左一是我）
对我家来说，更严重的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很快也攻占了香港。父亲在香港沦陷前跑到了云南、后来又去了重庆。不久胡文虎兄弟、杜月笙等股东把在香港创建的华侨企业公司也迁到了重庆，父亲继续在重庆该公司里受聘任职。当时的重庆和已沦陷的上海虽然还能通邮和汇款，但汇款原值按国民党的法币变成上海流通的汪伪储备卷要折去二分之一，两块钱成了一元钱，好不容易接到父亲的汇款，可拿到手里已所剩无几了。面对飞涨的物价，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母亲带着这么大一帮全都是只会要吃要穿的孩子，整天心急如焚。最后决定全家冒险偷越战场封锁线、千里迢迢奔赴大后方－－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和父亲会合。
我不清楚母亲这个行动具体的筹划过程，但直到今天、每当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都不由得对母亲当时的勇气和能力由衷地感到钦佩。要知道那是1942年，母亲才三十五岁，竟敢只身带着五个孩子（十五岁的大哥已先期托付朋友由上海带往重庆），这五个孩子中大姐最大才十七、我十一，我下面不到十岁的孩子还有三个，最小的四弟尚不满三岁，要从日本占领的上海冒险踏上她从未走过的茫茫千里路程。一路之上，危机四伏，凶险莫测，沿途还要摸索路线，穿越（实际是偷渡）步步艰险的战场封锁线，奔赴重庆。更何况此前，我母亲还是一个未曾受过多少生活磨难、按当时的社会称谓，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年青太太，而她所要带领的这一群孩子，当时也都是一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小少爷”和“小姐”！当然，正像母亲事后说的那样：“那也是时局逼的、没得法子啊”！
我们全家大约是1942年10月前后从上海出发的。当时长江流域正面战场的形势基本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也就是自从日寇长驱直入攻陷南京并很快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这几年里湖北、湖南两省没有发生大的战役，日寇为了对敌后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以及入侵东南亚，还从该地区抽走了大量兵力；但西至宜昌、南到长沙以北整个江汉平原的大片国土，尤其各主要城镇和交通网络，仍都在日寇的控制之下。我们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怎样才能平安地从沦陷区穿越江汉平原、越过日寇占领区的边界封锁线，到达宜昌以西的国民党统治区。行前母亲先将外婆安置给仍留居上海的舅舅家，自己带着全家六个孩子和阿月姐一行共八人，首先从上海搭乘一艘大江轮直奔武汉。住的大统舱，同舱还有许多日军鬼子兵，母亲和阿月姐成天把我们这些孩子拢在一起，再三叮咛我们不要乱说话，免遭不测。到武汉后全家住在一个旅店里，有两对年青夫妇是母亲的朋友，在武汉和我们会合后准备一起去重庆。据母亲后来说，最先选择的路线是从武汉乘小火轮沿汉水向西北上行到新堤、好像现在叫渚江市，再向西绕乡村小路越过封锁线；这条路比较近，是当时由沦陷区逃向国统区的人们多选用的。但这时却有消息传来说：日本鬼子可能已经发现了这条路线，近来新堤码头上到处都是鬼子兵盘查得非常严，还派兵在新堤四乡各处围追堵截，据说已抓走了不少人，甚至一些并非是偷越封锁线，只是临时路过当地的某些外乡过客也常难幸免。也许是由于当时偷越的人大多是像我家这样，家属被战争分隔在沦陷区里，例如上海的租界，无奈下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封锁线到重庆等大后方去和亲人团聚。因此鬼子的盘查，特别对那些穿戴比较整齐、模样像城里人，又操外乡口音的中青年妇女最不放过。尤其作恶的是：不仅要把携带的全部财产物品统统没收，人员被押去做苦工，还常在抓到的妇女中挑选一些人，先以“通敌”或“奸细”的罪名借口搜身，强行把她们浑身衣裤扒得精光，一丝不挂还把双臂反绑在身后，拉着她们成串赤条条地绑在新堤闹市上、甚至弄到日伪军营里去搞什么“裸女示众”，任人恣意调笑凌辱后，再送去当日寇的军妓……；更有各种禽兽暴行、令人发指，难以言表！总之、都说当时新堤特别乱，鬼子想以此来震慑那些继续敢于偷渡封锁线的人。母亲当然不敢再往前走了，我们在武汉旅店里一下子住了近20天。母亲和那位朋友多次研究后决定改往南走，经过湖南的藕池绕个大圈子。具体路线我现在已经弄不清了。总之、先是乘小火轮，后改乘小木船，吃住都在船上。换了好几次船，总算到了湖南省洞庭湖旁的藕池。只记得我们住在藕池的一个大仓库里，全家都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可能还是为了寻找路线或是等领路的人，又住了十来天。从藕池出发向西时改成了骑马，妹妹和三弟太小，不能骑马，就雇了一个挑夫用两个箩筐一头一个挑着走。好像是骑了两天马，也不知到了哪里，前面全都是山路了，又改成坐滑竿。妹妹和三弟仍然雇人挑着，至少又走了两天，到了一条小河边，我们三家人合雇了一条小木船，就靠这条船在河杈子里转来转去，直到第三天的深夜里从一个小河杈中偷渡过了军事封锁线。偷越那天夜里大家都很紧张，大人再三叮咛孩子们：“千万不准出声”！可偏偏还不到三岁的四弟忽然被这种紧张气氛吓哭了，怎么也哄不住，全船人都急得要命，船老大甚至多次逼着母亲要把四弟扔下河去，说不然的话岸上打枪过来全船人都得会为这孩子送了命。母亲哪舍得扔，只得把四弟紧紧捂在怀里、不让哭声传出来，心想就算捂死也比亲手把孩子扔进河里强！情急中大姐又顺手把身边的一个枕头扔下了河去，就说是把孩子扔了，后来听妈说枕头里还藏有好些逃难应急用的首饰也顾不得了。好在那天夜里漆黑一片，既没有月亮，更没敢点灯，全船人谁也看不清扔的是孩子还是枕头。就这样总算渡过了封锁线。熬到天蒙蒙亮时我们看到岸上军人的标志，灰蓝色制服、青天白日帽徽，知道已经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了，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是啊！总算从鬼子铁蹄下逃出来了，当时看到那青天白日帽徽真是倍感亲切，连我这才十一岁的小孩都能感觉到，好像鼻子里呼吸到的空气都比日寇沦陷区来得清香。全船的大人们都互相作揖庆贺，像似又拣回了一条命。这时大家再回头看看四弟，他却睡熟了。此后、这条小船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长江沿岸的三斗坪码头，下船后改乘轮船过三峡、经四川万县，就顺利到达重庆了。这趟路从上海出发算起，整整走了三个多月，已经快到1943年春节了，我也快满十二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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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童年，从出生就遭遇着的一个兵荒马乱的童年。从历史时段来说，这十二年、基本上正是从“九一八”到珍珠港事变，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大肆侵略扩张的历史时期。
都说童年对人生，特别对人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更何况我经历的是如此特殊的童年。可回味起来，这个童年以及抚养我童年的这个家庭，究竟给我留下了那些烙印，对我的人生道路有什么影响，应该怎样去认识这些影响？却曾是困扰我几十年也没能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解放以来，尤其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整整三十年间，家庭出身，更明确讲就是父亲是做什么的？曾经类似印度种姓一样成了区分人群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在革命队伍内部更是如此。对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来说，不仅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包括入团入党，都要求深挖家庭对自己思想的影响，批判它对劳动人民的罪行，从思想感情上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在“革命”气势感染下，每个人、当然包括我，确实也都曾自觉地希望自己能和这种家庭及父母彻底划清界限，甚至达到从感情上痛恨。且从此以后，每次参加运动或政治学习，还需要对此谨记在心、随时上挂下连，检讨家庭出身留在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有什么错误都要从家庭出身上找根源。可以说，出身是这群人自娘胎里带来的一项永无终结的原罪，甚至还要延续到第三代，因为“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当然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尽管父亲的出身是农民，伯父们基本上一生也都在乡下种田。但父亲却通过自我奋斗读了书，还在国民党的政府里作过事，在批判时这当然就成了“反动官僚”，他竟还靠薪俸买了地，这更应该是“官僚兼地主”。虽然在抗战期间由于战乱等原因，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仍属中层水平，比起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生活确实仍属好的。在这样的家庭里，我自己能清查到的最明显的家庭教育，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惟有读书高”……等等。一句话：鼓励个人奋斗的思想有之，轻视劳动的观念也有之、就像现在的人一心想当白领那样，从小养尊处优缺乏劳动锻炼更有之。但若仅仅如此来认识自己的家庭影响显然是通不过的。因为从当时阶级分析的理论来说，所有国民党官员不是卖国贼、就肯定是刽子手，而所有收过地租的人也统统都是双手带血的黄世仁，不然就是杀人不眨眼的笑面虎。要划清界限就必须按这样的要求和内容来揭发父母，痛恨家庭，否则就是温情主义、就是立场问题。可偏偏我对家庭及父亲做事的具体情况知道得特别少，家里一向不准小孩打听大人的事，我又排行老三，更轮不到和我来商量或交流家里的事情了。可为了“革命”只得尽量在记忆里寻找蛛丝马迹，再给自己家庭和父母扣屎盆子，连猜想带推断，从所学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把自己父母与家庭痛骂一顿，虽然空洞、倒也能上纲上线。就这样骂了三十年，甚至还真是诚心实意地这样骂过，可骂到最后自己还是没能真正弄清楚：这个家庭、这样的童年，究竟怎样影响着我的一生。因为这种脸谱化的阶级分析虽然简单省事，却无助于说明具体事物内在的真实情况。
我的童年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今天没有任何外界压力干扰下，作一番冷静的思索还是很有意义的。
可以说，旧制家庭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让孩子读书，不让其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可能是为了保护孩子、因为社会太脏太乱；父母更不会和孩子交朋友、交流思想，可能因为既怕孩子出去乱说，又要保持父道尊严。尽管父亲作为农民的儿子，通过自我奋斗、历尽沧桑，进入了中上层社会。期间亲自参加过五四、进入过政界、也结识了一定数量的上层人物。无论对当时的社会、对政治、对处世肯定会有许多认识和体会，暂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但这些话题他对孩子是从来不谈的，只是一味地教训孩子要好好读书，因为他就是靠读书才走出临安那块土地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结果是人为地把孩子封闭在一个和社会基本隔绝的黄金梦里，自己拥有的较丰富的社会经历和知识，并没有传下来，反使孩子成了一块对社会愚昧无知的白板。不明白“世事洞悉均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这或许是所谓“书香门第”的家庭片面重视书本教育的悲剧；相反，穷人家没这么多规矩，读不起书，也没那个迷人的黄金梦，反到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了。而这种环境对我来说，虽然使我童年几乎真正做到了“少年不知愁滋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依然可以“自得其乐”；实际整天只是和外婆一起关闭在一个与社会几乎隔离的亭子间里，失去了在复杂环境下学习和历练的机会，既不了解社会的复杂和世道的艰难、更不懂得应该如何去处世和做人，可以说养就了一个心灵纯洁、处世呆傻的小书呆子！这却使我整整一生，在许多方面为此吃了很大的亏。
父母亲的确爱我们，在如此战乱下要养活这么大一帮孩子，还都长大了，真不容易。为了挣钱养家，父亲远在海外很少回家，偶尔在家住两天和孩子们说话也很少，更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交流。在我记忆里父亲对我们反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做事”、“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这些话原本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写照。应该说，父亲这种为人为事之道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在我的这一生中、在处世做事上也同样能看到父亲上述认知的影子。但除此以外，他基本上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对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有所教导和关心了。而日益下降的窘迫生活、众多子女环绕下生活和精神的重重压力，又使母亲既无心也无力对孩子进行细致的家庭教育和思想交流；说实在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能把这一大帮孩子养大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这是到今天都能回头理解当时父母亲的实际处境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实际上忽略了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应该接受到的处世教育，大姐和大哥在这方面比我要好得多，究竟是长女和长子。不仅如此，由于每天就追着孩子各自读书，姐妹间的思想交流也很少，使家庭和姐妹间的亲情在幼年时就不是很浓，直到现在还留下了某些深远的影响。而我又因为一直是由外婆管养，和兄弟姐妹都少有往来，情况就更有点个别了。
总之，封闭的童年，实际上使我从小就打下了一个书呆子的根底，不懂世事。成天和外婆在一起，陪伴我的就是那些书，主要是那些旧小说，间或也掺杂了父亲早先给孩子们买的一些少年文库，特别像牛顿、爱迪生等一些发明家的故事，我都很喜欢看，甚至小脑筋里也还闪过将来自己也要能搞个什么发明的梦想，在我的世界里除了外婆就只有书。我喜欢书、更相信书，以为外面的世界和社会真的就像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样子，那么线条简单和善恶分明。这种孩提时代养成的天真和幼稚，似乎一直维持和支配了我整个儿人生。在亲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多次被碰得头破血流后，直到今天才好象刚刚开始有那么一点点醒悟。
不过、就在那十二年里，整个中国以及当时她拥有的四万万人民，完全浸沉在全民抗日、救亡图存的悲壮气氛中。“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这种慷慨激昂的歌曲我们小孩就成天唱在嘴上。现实的社会影响比家庭有着更大的教育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血腥的统治和奴役、殖民者的欺凌、亡国奴的屈辱，混乱的社会，中国民众要自强救亡和御侮的呼唤！……再加上自己几乎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亲身经历的逃难和流亡生涯，每天经受的战争惊恐、亲眼看见的血腥画面，经常遭遇的民族欺压，甚至连带着自己家庭实际生活的每况愈下，总之亲身感受那个备受欺凌时代的各种感性刺激，猛烈地冲破一切封闭屏障，在我天真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从小就自然地滋长起了一种民族自尊和自强的渴望。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上海上高小地理课时，女老师指着课堂前挂着的中国地图说：“你们看！我们中国是不是像一片桑叶（当时的中国版图还包括外蒙古在内，形状确实很像一张桑树的叶子）？又把教鞭移到边上的日本说，这就是日本，它像什么”？我们都瞪大着眼珠看着，不知谁喊了声“又细又弯像条蚕”！“蚕吃桑叶”！“蚕食中国”！“踩死小日本”……！课堂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激昂的童声。是的，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老受人欺负和屈辱？！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能站起身来扬眉吐气！？历史和现实全都在激发着民族的血性！也深深地感染和烙烫着我那稚嫩的心灵。
儿童的心灵是最单纯、最善恶分明，因而也是最有正义感的！
在这方面，我成天读的那些以精忠报国为主题的旧小说，无论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乃或是苏武，甚至只是课堂上讲的百年来的历史故事，老人们教唱的满江红、木兰从军等老歌曲，更不用说沦陷前街头的抗日宣传和救亡的动员歌声了，总之，各种传媒都会联系自己那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逃难生涯、和即将或已经当了亡国奴的处境，从另一个侧面更加深了这种爱国和报国、急盼着中华民族自强的烙印。在那样的时代里读那样的书，确实会情不自禁地联系实际的。真的：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能洗刷国耻挺起腰来，恢复汉唐天下！这也可说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的儿童幼小心灵里都有的一个梦想。除此以外，从总体上说这些小说还都是劝人为善、伸张正义、宣扬正直坦荡、坚贞不屈的侠义精神，这也都在我幼稚的灵魂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疑和父亲那要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一贯教导相辅相成。当然，这只是这些旧小说的一个侧面，可以说是它好的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使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心中深深地种下了这样的人生信条，并由此影响了我的整个一生。有心理学家认为：孩提时代无意中接受的思想意识，经常对整个人生，包括思想和性格的形成都有深远的影响。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旧小说里，无论是爱国和报国的思想也好、惩恶扬善的作为也罢，又都是通过浓厚的自我英雄意识来体现的。几乎所有故事里的主人翁，一个个都是以救天下为己任的英雄豪杰，就是用他那把剑或靠他那支笔做到驱除鞑虏、治国平天下的。英雄造时势、救国靠英雄，这种解放后称之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强烈色彩，又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助长了人们的封闭、愚昧和盲从，这种关联我是直到近日才有所认识。其实所有这些本来也是中国旧知识分子自身英雄观和历史观的具体表述；它却又特别符合儿童的心理爱好和思维程式，极易认同。我更是那么全身心地浸沉在这些书页里，更在自己潜意识形成初期，就在这两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我此后一生的道路、以及自己的思想个性都有深刻的影响。从我参加工作后，几乎每个鉴定里都有一条个人英雄主义的结论。现在看来我倔强、耿直、坦荡却又有点孤僻的个性，尤喜争强好胜、不善处世待人等性格上的特色与缺陷，和童年的经历显然不无关系，并在此后的人生旅程中不时会下意识地有所表现。
但是，我那特殊的、经历着深刻民族存亡危机教育的童年，残酷的现实和在此土壤上产生的文化熏陶，使幼小的心灵浸透着朴素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这对推动我此后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可能有着重要关系。这种时代教育有着无比巨大的力量，看看解放前后几乎整整一代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就是最好的说明。我最多只不过是这个历史大潮中的一滴水而已。然而血统论和唯成分论者不能历史地看待这一切，虽然口头上似乎也很讲辩证法，还说什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可在实践中却是绝对的片面与僵化。特别当取得政权后，就把这些人都扣上投机、钻营，甚至是打进来的特嫌等种种帽子。从而撕裂着人群、撕裂着革命队伍，也撕裂着社会。当然就本篇回味来说这些事又都是后话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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