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2-6 “一打三反”亲历记
－－作者：王裕群
“文化革命”长达十年，其间穿插着许多阶段，是一个又一个的小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是其中甚为惨烈的一次运动。这次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对“文革”运动持有异见的人士。1970年早春，科大正处在搬迁合肥的忙乱中。由于合肥的校区容纳不下全校人员，各系学生及部分教工被分散到淮南煤矿、白湖农场、铜陵、马鞍山、寿县农场等地驻扎。我家八口人（公婆、侄子侄女、我们夫妇及两个儿子）挤住在校园西侧的西平房。我丈夫当时属于一分部成员，很快被发配到寿县农场。因两个孩儿幼小，我留在校区老弱病残组成的“留守组”参加运动和劳动。搬运从北京运来的仪器设备和清理校园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劳动任务非常繁重。
第一波冲击
李东林是安徽省著名的造反派头头，他被分配到我校任“工宣队”队长。他似乎对科大怀有天生的敌视。在全校的大会上，他的口头禅是：“告诉你们，这里是安徽，不是北京！”，“谁不办就办谁！谁不斗就斗谁，谁不批就批谁！”，“要坚决反对温情主义！”大约是在二月的一天，我系干事曹洪大同志在主楼三层的大房间里一个人独自整理凌乱摆放的双层床。猛地拉一张床，他没有看到上层放着的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经震动掉落地上被摔得粉碎。他知道这下闯下大祸，心慌意乱之下，用旧报纸包起碎片扔进楼道的垃圾道。第二天，收垃圾的工人发现了这些碎片，他也怕承担罪名，遂将此事报告有关方面。“领导”追查到我系，老曹的问题躲不过去了！我系留守组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系出现反革命事件，要求大家擦亮眼睛，克服“温情主义”，认清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斗争！可是，大家对此意外事故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还是难以接受，批判曹的力度达不到要求。军宣队当时的领导是姜政委、石政委、曲政委。好像曲政委是分管我系的，他给我的印象为人比较温和。他亲自来做思想动员工作，他讲了一个发生在合肥的事情：有一位农民拉着排子车，请了一尊毛主席塑像，放在车上怕摔坏了，就将塑像用绳子捆好挂在脖子上吊在胸前，以此表达对毛的崇敬。可是却因此被民兵抓住，说他“把毛主席捆起来了，是反革命！”此农民被判“反革命罪”。曲书记以此例说明：“动机与行动的一致性”，教育我们：即使曹洪大没有反毛的动机，但行动已经构成“反革命行为”。最后，曹洪大几经严厉批判后，被开除公职，全家被返送回老家。我至今不知道后来如何为曹洪大平反。令人欣慰的是，我得知，多年以后，曹洪大进入中央党校工作，曾与当时随迁合肥的陈瑞生教授会见过。
“一打三反”的开端
大致70年三月份，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来临。“一打三反”的“一打”是“打击反革命分子”，“三反”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但在工军宣队把持下，要通过这一运动把科大人压服。运动的开始是宣传“北大经验”，是对付有“反动思想”的人员，要求交代对“文革”不满的思想，内容有十几条之多。记得有“对问题要上纲上线”，还有一条是交代问题“要竹筒倒豆子”，即要彻底痛快地把自己的问题“倒”出来，不要挤牙膏似的被动交代。负责我系留守组的工宣队员在动员大会上宣称：“你们当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掌握情况！”“有的人长期偷听敌台，有的人看反动小说‘西行漫记’，有的人拉琴竟然拉美国国歌！这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老实交代！”看来，这场运动不再是针对“走资派”、“阶级敌人”，而是针对全体知识分子，所有的教工学生均成为整肃对象。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人人写交代材料。每天开批判会，反对温情主义，实行“谁不斗就斗谁，谁不批就批谁”，形成了人人自危的一片恐怖气氛。看来，工军宣队有一个摸底的过程，一批“革命骨干”是他们依靠的对象，并鼓励群众斗群众，互相揭发，慢慢形成了他们重点整肃的对象。为了发动这个运动，首先被拿出来示众的是三系六五级的一个以王学为首的、由四五个女生组成的“反革命小集团”。她们首先被带到合肥总部，召开全体大会，听她们“现身说法”。这几位同学站在台上，先交代她们的“罪行”。我听出来，原来王学的母亲是我中学母校“北京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令我震惊。早在北京期间就听说过，母校一群初中的造反派（全是一帮十几岁的女孩子）在六六年八月五日批斗校领导时，竟然将卞校长活活打死，成了北京中学生残暴打死校长老师的开端！我一下子就对王学产生极大的同情。一个母亲因文革而丧生的孩子怎么不会对这场惨烈的运动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不知道她的“问题”是怎样暴露的，是否被什么人告密，不得而知。王学的日记及与男朋友的通信全部被搜查出来，她一下子落入深渊，任人宰割。她的思想无处可藏，只有认罪，也只有痛骂自己，狠批狠斗，上纲上线，才能得以存活下去！而那几个同情她的好朋友也逃不出被批判的厄运，与她一起声泪俱下地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她们成了“现行反革命”！她们的现身说法警示着所有的听众，无异于告诉我们：谁要是有类似的“反动思想”，就必须老实交代，如果抗拒，就比这样的下场更惨！据说她们将到其他系所在地轮番现身说法，而后，各系都将照搬这一模式，对有问题的教工和学生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与此同时，跨系地组成了一支“天兵天将”队伍，他们是一批极左的积极分子，斗争中铁面无私。记得其中教工有余××为代表，学生中有陈××。他们是一支特种部队，哪里运动开展不力，他们就打到哪里煽风点火。当时，校一级的两派头头被隔离起来异地办学习班，不准他们与群众接触。只有在全校开大会时，他们才集体入场。这时，我不时看到熟悉的面孔，从前挂满笑容自信的脸，现在变成消沉落寞的模样，知道就是他处于了被批斗的境地。我们不时听到一些校学习班的风声。在北京阶段，“延安派”的头头曾经设法与上面联系，我系的陈×从前认识戚本禹的老婆，曾打算通过她找戚本禹反映情况，这件事李恒昌参与过，也不知什么人又揭发出他曾经说过“林彪头上有反骨”，成了攻击林副统帅的罪行，导致他“畏罪自杀”上吊而亡。李恒昌是我们系干事，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同志，他早年参加解放军，是从部队调来科大的。他一直积极工作，吃苦耐劳，群众关系极好。在搬迁中，他战斗在第一线，是北京站的总指挥之一，起早贪黑地安排运输人员和器材。到合肥后，他又担任“文攻武卫大队”队长，相当于过去的人保部，每天黑夜执行巡逻，保护校园的安全。在我心中，他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他的突然自杀，对我们又是一次震撼！他是搬迁到合肥后，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职工。
腥风血雨向我们扑来！
六系的64、65级同学被安排在淮南煤矿。不久，为展开“一打三反”运动，一些同事陆续被调到淮南参加“教工学习班”。看来事先队伍已经泾渭分明，有的人是革命动力，有的人是革命对象。我们一部分人仍然在合肥留守。从北京陆续运送过来的各系仪器设备、后勤物资不断地到达火车站。只要车皮一到，我们就立即出发去车站接车，有时半夜大喇叭响彻校园，调动我们去卸货。然后再搬着沉重的示波器、稳压器等等抬上三四层楼。当年合肥的建筑非常简陋，楼梯被我们踩得颤颤巍巍，墙壁是苇箔和泥巴糊的，稍不小心就撞出个大窟窿，时时真担心楼板无法承载如此沉重的设备而塌陷。我们就这样边劳动边开展“运动”。记得一件小事。当时除了白天劳动、开会，晚上也要安排活动。俞××是四系项志麟先生的夫人，由于项先生视力严重退化，俞××必得先搀扶他去四系会场再来我系会场，经常因此而迟到，受到批评。有天晚上是学唱样板戏，她又迟到了。而大家都在学唱，她却不开口唱。不知道被哪位积极分子发现了，她被当场责问“为何不唱？”她答：“我从来不爱唱歌，更不喜欢唱京剧。”这下，被上纲上线，曰：“唱不唱样板戏是阶级感情问题，是对江青同志的态度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不是爱好不爱好的问题！”可是俞××梗直脖子，一声不发，任凭别人批判上纲，不卑不亢。当年，就是如此，不知什么事情被抓住辫子，就迎来一场批判。不久，传来了淮南学习班的消息，使我们十分震惊的是铁林挨斗的情况。当时只听到只言片语，根据后来了解的情况，回忆如下：铁林是一位女实验员，她的先生是外单位的，所以她单身带着五岁的女儿来到合肥。责令她去淮南学习班也只能将女儿一起带去。有一天，这个小女孩与另一个比她大两三岁的孩子一起翻看“人民画报”，其上有一幅毛主席的大照片，这女孩指着照片说：“他像胡传魁”。可怜的孩子，大概样板戏里胡传魁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可能是那个大孩子“会告状”吧，这句话就被汇报到上面去了！这下成为严重的问题，涉及到她的妈妈，有人认为“小孩这么说，一定是她妈妈教的！”
断她患了精神疾患“强迫症”。纪风2008年因患免疫力低下的硬皮病而去世。我尚不知道铁林、尤姗琪她们现在可还安好，也不知道那个当年五岁的小女孩受到如此惊吓后，给她的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铁林，仅是在学习班被蹂躏的一个例子。还听到我系656年级有一位学生在被隔离审查期间设法逃出而卧轨自杀的消息。
我的炼狱
在留守组，我被责令“交代反动思想”。我大概早就上了黑名单，是事出有因。早在1968年秋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系60级学生许嘉陵被“专政”，在一天的全校大会上他被示众当场逮捕。此后，他的交代材料中涉及到我。许嘉陵是老干部许涤新的儿子（许涤新同志早年在上海，后来在重庆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我曾是他的授课老师并任政治辅导员。所以，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许嘉陵曾约我在小松林谈过一次话，主要是告知我老帅们和文革小组在怀仁堂吵架的具体情况，并谈及江青及陈伯达当年在上海的一些历史问题。我思想上当然是站在老帅们一边，对文革小组极为反感。但是作为老师，我还是严肃地告诫他：“这些问题涉及大是大非，心里知道，不可到处乱说！”没有想到，他的言论还是被揭发出来，而被专政后他又牵连到许多人，把我也“交待”出来。教研室的积极分子们得到消息如获至宝，随即对我展开攻势。我面临一个艰苦的抉择。在经历了严重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承认与许嘉陵有过这次谈话。我从一个原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这是我的历次政治鉴定的开头一句话）的共产党员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对象”，迎来激烈的批判斗争。之后，接着在其后的“整党”阶段，我进行“自我批判”，深挖思想根源。当时的军宣队某副政委与我个别谈话，他说，在干部子弟中流传一些小道消息，对文革有抵触，可以理解，善意地劝告我放下包袱继续前进。此事在北京遂告一段落。但是，到了合肥，又逢“一打三反”，我的问题旧事重提，也在意料之中。尤其在王学集团现身说法之后，我预感在劫难逃。我曾很想找曲政委谈一下我的想法，但是几经犹豫，没有机会走上前。我成为留守组的重点对象，开了两次大会要我“老实交待”，都不能过关，第三次，我挖空心思，决心更彻底交待，争取过关，精心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文章。在批判大会上，刚念出第一句：“我最大的罪过是错把江青同志误认为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主持会议的胡建凯老师“啪”地一拍桌子，吼道：“王裕群继续放毒，把她拉下去！”我很委屈，好不容易决心“竹筒倒豆子”又不让说下去，怎么才能过关呢？在校园里，我没有垂头丧气的挨整模样，可是凡知道我被审查的同事没有人敢与我接触，很熟悉的同事见到了也像是陌路人避之不及。只有回到家中，见到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的心便充满柔情，忘却世间的冷酷凌厉。在一次在去车站搬运物资的路上，胡建凯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桡桡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我心领神会，他是在暗暗同情我，鼓励我。我理解，一些被推上前台的同志也是出于无奈来担当这样的角色。多年以来，我们始终是知心的好朋友。近年，老同事好朋友聚会，提起往事，李清华也对我说：“当时那样做，是为了保护你呀！”七月流火的日子，我被通知“到淮南学习班接受审查”。当时，我的丈夫在寿县农场劳动改造，家中有瘫痪在床的87岁的老公公和70岁身患严重高血压的婆婆，还有年仅两岁两个月和七个月尚未断奶的两个幼儿（随迁来的侄儿侄女已经离开合肥），我离开这个家，他们如何生存？可是，没有办法顾及这些。当我被押送到淮南学习班，迎面看到“欢迎”我的大标语：“王裕群必须老实交代”、“王裕群不投降就让她灭亡！”我还看到昔日老五系德高望重的同学兼同事顾俊廉，他坐在门槛上目光呆痴而茫然，一脸落寞的神情，显然他也成为批判的对象，令我十分诧异。这个学习班是借用煤矿的一个幼儿园不大的院子，紧紧挨着铁道边。院子里有一个公用的露天水龙头。房间分别做宿舍，各班会议室和办公室。我被分配在一间十多人挤住的宿舍双层床的上铺。我的顶头是一位65级的“反动学生”，不知为什么她被放在教工学习班里。这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姓丁的部队连级干部，人称丁队长。我在学习班期间，没有见过校系领导人光临过，这里成为丁队长一手遮天、指挥役使的阵地，导演着一个施虐、戏弄、逼供的独立王国。全班一共有六七十名六系教职工，被分为四五个小班，每班大约十多人。每班有一两位班长，是工军宣队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我们熟悉的同事，只有两三位男士，以女将为主，可能她们斗争性更强吧！
被批判的对象分散在各组，每组两三名，其他是“革命群众”。初来者先要接受“欢迎仪式”，就是“打态度”。我被分配在65级学生朱某某为班长的班里。当天晚上，我坐在（这对我是客气的了）大家的对面，班里十多人都是平时的熟人。他们念毛主席语录，举着拳头喊着口号威胁我；我却没感到害怕，反而觉得有些滑稽。此后几天，大家帮助我“学习北大经验”，还是要“上纲上线”、“竹筒倒豆子”等等；同时对我宣布“学习班纪律”：“不许与人交谈，包括上餐厅、上厕所”等等。接着，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被专政阶段。第一个浪潮是批判我的“阶级斗争需要论”。因为，我对文革运动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冤枉，联想到所知在革命过程中、延安整风中、历次运动中也多有被冤枉、被误杀的自己忠诚的同志，所以自我解释为“这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罢！”同事们贴出大字报、开会批判这种论调。我心中却暗喜，自己竟然形成了一个“理论”！此后的日日夜夜是难熬的写交待阶段。那年，七八月的安徽盛夏，持续四十度高温的炎热烤灼着我们。有时我们在烈日下劳动，用铁刷刷铁坑柱的铁锈；更多时间，我坐在院子里幼儿园孩子用的小板凳上，窝在小桌子上写交待材料，时间长了，腰酸背痛。蚊蝇也欺负我们这些生客，蚊子特别厉害，浑身被咬过之后留下长期不消失的红包，又痒又痛，最后化脓流汤。难以入睡的夜晚，每每尖利的气笛声划破夜空，运煤火车从窗边疾驰，轰鸣呼啸而过，是又一种恐怖威慑，受到惊吓的65级女生曾从上层床跌落地上。我们与下煤矿的工友们同食堂用餐，幸亏当年对工人同志们尚且关照，虽然炎热难当，中午还是学工人们喝滚烫的猪肝菠菜汤，让浑身出透汗以解除疲劳。这是生存的需要。我坐在小院中写材料，不时会听到从各个房间里传出的叫骂声、拍桌子打板凳的声音，那是组长及积极分子们呵斥被整同事的战斗；有时却听到从办公室传出丁队长与组长们吃西瓜、嬉闹的笑声。这真是悲喜两重天啊！我纳闷的是，有的组长自己的父母或亲人也在受磨难，但她仍能坦然地充当“革命闯将”，她的内心是什么滋味？我的第一批交待材料被朱组长狠狠地劈头盖脸地扔回来，说“不合格”，必须写清楚“何时、何地、何事，如何想的！要具体，不得含糊其词！别想蒙混过关！”随时召开的批判会在敲打着我。我孤立无援，感觉自己像一叶孤舟漂浮在惊涛骇浪中，不知何时迎来灭顶之灾，不得不挖空心思地逐一细细回顾文革以来经历的每一件事。这给了我一个沉思默想的梳理过程。恰恰是这个过程，使许多过去模糊的感觉上升为理性的判断，反而使“反动思想”更加清晰而确定。党的教育，不仅让我们“做驯服工具”，同时也教给我们要“为真理而奋斗”、“五不怕”、“实事求是”、“明辨大是大非”、“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明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坦荡、正直、无私；我最憎恨虚伪、撒谎、阿谀奉承。这些扎根在脑中的理念给我明辨的眼睛，清醒的头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认知并没有错！要把心中的想法痛快地写出来！
从江青装模作样“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到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毛的“无法无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红卫兵的疯狂打砸抢；从老帅们大闹怀仁堂（所谓“二月逆流”）到自己的父亲被打倒被炒家；从“文攻武卫”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夺权运动；周总理日日夜夜接见各地造反派，苦口婆心劝解矛盾，疾呼“抓革命促生产”，他在孤身奋战……。我曾痛心疾首地为这个“文革”自毁江山、自毁长城而痛哭，到认清这是“最高统帅”的有意而为。我认定“文革是一场大劫难”，相信这样的倒行逆施不可能长久，历史将会给出答案。可是，我也悲哀地看到“它对中国的摧残，它留下的后遗症，一百年也洗刷不清。”我不计后果地写下所有的想法。这仅仅是“思想”，我没有向任何人散布过这些想法，难道由于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就是犯罪吗？当我能够不加掩饰痛快地（虽然是被迫地）说出所有的疑虑和见解，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畅快。禁区突破了，思想解放了，反而心中的压抑解除了！我感觉自己浴火重生！这是劫难带来的境界升华，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是一生最宝贵的经历。心里没有了恐惧，甚至也不考虑还有什么在等着自己。不禁泪流满面，挨整以来，第一次哭了。
我要感激老年的婆婆！她与我们一起承受了苦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默默承担起抚养我的两个幼儿同时照料卧病不起的老公公的重负，此后她却从未向我诉说过当年的苦。回校以后，我鼓起勇气，找到系办公室，向军宣队代表王能平状告淮南学习班的领导丁队长，反映他以找我个别谈话之机的非礼行为，以及他与一些女骨干份子的不严肃关系。不久，这位丁队长就离开科大了，是否与我的举报有关，不得而知。到70年秋，开展了文革以来第二次“整党”运动。虽然我在学习班过关了，整党却过不了关。我常常只有在孩子们熟睡以后，半夜起来，写下两万多字的“斗私批修”自我检查。在整党会议上做了近两小时的自我批判后，没有迎来更犀利的批评，但是不能通过“恢复组织生活”，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挂”起来了。其间，开过多次党支部会议讨论我的问题，但是我无权参加。不少同情我的好朋友们与几位坚决要处理我的人意见相持不下。有些同事事后奚落我说：“你真傻，你干嘛承认呢？”
还有当年顺风顺水的人说：“其实我当时对江青也有看法呀！”可能我真是傻，对政治的险恶没有认识，没有经验，我就是我。无论如何，我说的是真话，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在71年初的寒冬之际，毛主席“最高指示”要进行“拉练”，我们教工队伍半个月行程七百余里。我再次抛下幼儿，与方树尧等人担任宣传员，在队列之外跑前跑后鼓舞士气。所到之处，极目望去，赤地千里，没有一棵树木；所到村庄，一贫如洗，少见妇女儿童，四十几岁的男人就被称为“老爷爷”；忆苦思甜会上，老百姓向我们讲述“两次大动乱”之苦。当队伍路经寿县农场十几里处休整之时，我请假去农场探望久别的丈夫。只见他穿着破棉衣，腰中系一根麻草绳护暖。他被分配在名符其实的“老牛队”，与老牛做伴：早春二月冒着冰茬和老牛一起下水田耙地，夜晚趴在老牛肚子上取暖；秋天，驾着老牛打场，跟在老牛屁股后面，一旦祂拉屎便用双手捧着接屎，以免弄脏谷物；同时“老牛”是“批判对象”的代名词。他也曾与刘达老书记同室而居，入夜打点儿白薯酒就着花生米二人对酌，也常常偷“参考消息”来让老书记看点新闻。因为对他的批判尚未结束，我们不便随意交谈，只能淡淡地相互告别，匆匆离去。直到1975年，党支部的一次会议让我参加，显然是要对我做出最后的处理意见。王能平主任亲自出席了会议。有些党员同志们表示：没有听到过王裕群的不良言论，只知道对她扣上的一些大帽子，却不知道她的具体反动思想言论是什么，不好表态。王能平发言讲“她的问题是反对文化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当即发言表态：“我希望将我的交代材料发给同志们传阅，以便让大家了解我的问题所在。其二，我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可能与王能平主任的概念不同，我认为周总理、陈毅、叶剑英等老帅们才是真正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他们当然不会将我的交代材料公开出来，那将使“反动流毒”扩散，而我提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也是大多数同志们认可的。这次会议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不久以后，当时党支部书记通知我说：“已经同意恢复你的组织生活。但是，要给你做一个结论，有如下三条：1.不能正确对待父亲被审查的问题，立场不坚定；2.对毛主席感情不够深厚；3.对周总理感情深厚。你是否同意？”我想了想，回答：“你们这样说，岂不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为什么把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立起来，这是说不通的。”他说：“如果你不同意，也可以不写结论。”我答：“那就不写吧！”我还要求：“将从前我写过的交待材料全部归还给我！”那可是我以生命为代价写出的真实见解，是历史的见证。可是，有关人员告诉我：组织研究决定，运动中所有的交待材料统一烧毁，既不能归还也绝不保留。销毁材料，就是销毁了证据，即湮灭了被整肃对象被迫害的证据，也销毁了造反派迫害群众的证据。这一段历史便难以考证了。令我自豪的是，1976年，在周总理去世的日子里，我和丈夫双双率先戴上黑纱，以致全校响应，使三孝口一带的布店黑布售罄。我们积极参加自发组成的哀悼周总理委员会，策划全校行动。校广播站、图书馆、各系教工学生热烈响应，成功举办了“纪念周总理生平展览”，为总理设灵堂，并违背上级指令，公开举行了全校师生的追悼大会。在会上，钱临照老先生和我代表教工发表演说，我的悼词对总理表达深切怀恋，引发全场震天的恸哭，在悼词中仍然隐含着对中央文革派的挑战。
我系教职工“反革命小集团”
淮南学习班最重要事件应该是打击“反革命小集团”，对这个小集团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我到学习班前，就已展开了。被打成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我记得有七八个教职工：张××、林××、粟××、汪××、苏××等（没有得到过他们认可，我不便写出他们的名字）。这些教师多数是在60年前后从其他大学调入科大的，比我们首届毕业生年纪大四五岁，应该是经历过反右斗争的。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大多是“逍遥派”。无事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打桥牌，打扑克。此间，当然免不了闲谈对文革的看法。不知道起因是什么，据说是从一位姓苏的实验员开始突破的，讲到这几位老师有过“反动言论”。这样一来，这些同事逐渐一个个被牵涉进来。学习班的领导们显然经过精心策划，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把这几位教工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小组，各个击破。最为常见的手段是，首先“打态度”，摆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了你的情况，你想的什么我们都知道（这已经令人感到他们在运用唯心论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老实交待，给你一条生路！”，或者“你们的同伙某某已经把你的问题揭发出来了，你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摸不清别人会说出什么来，于是不得不编造不着边际、莫须有的“罪行”，即使如此，革命闯将们还不放过，于是“逼供”越来越升级。有一天半夜两点，尖利的哨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招呼全体学习班成员起床，批斗“反革命分子”张××。只见张××被勒令站在二百瓦大电灯泡下烤着，无数飞虫绕着灯泡和张××满处乱飞。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要张××交代什么问题，总之不少人挥舞拳头大声喊叫，张××也不知所措，总是答非所问。这样折腾了好几个钟头才收场。这种策略，不知是谁发明的！我在“被解放”后，见证过对我组成员汪××先生的攻关过程。汪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语、非常老实低调的同事，显然他被“打”得蒙头转向，只有试探着猜测“说什么才能让造反派满意”，所以久久不能过关。据我后来听说，他们越交待越离谱，最后上升到“要越境”、“要搞枪”。这些胡编出来的狂言，令造反派们兴奋不已，认为获得极大成果。我不知道后来有关方面对这些被“逼供”的同事们是如何定性、如何平反的。凡是遭遇过这样经历的人们，心灵上受到的伤害是不会被遗忘的。
寿县农场的一位女士
寿县农场是科大“一分部”行政人员的驻扎地。我的丈夫当年算是一分部工作人员，他在1970年初到达合肥不足一个月时就被勒令去农场参加运动，而后于1972年被派往定远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到1973年初才回合肥。他告诉我一些农场的运动情况，讲到一位传奇的女士陈淑慧。陈淑慧是曾经教过我们“原子物理”的江书定先生的夫人。不知她的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她成为一分部首要打击对象。而在长达三四年时间里，她没有屈服过。她白天受批判，还要参加劳动，到晚上，她几乎不睡觉，连夜写大字报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数千字，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就会看到她新贴出来的大字报。这样处于亢奋状态，不服输，不认罪，一直持续很久。有意思的是，当林彪出事之后，报纸上对林彪的报道减少，但是并没有向大众传达，只是党内后来秘密传达。陈淑慧很敏感地发现这种情况，她及时贴出大字报，说：“警惕目前有反林彪副统帅的动向！”这张大字报让人们很尴尬，难以回复，又无法告诉她真相，陈淑慧就借此话题不断出击。大约已经到了72年，对她的斗争一直没有结束。由于陈淑慧“负隅顽抗”，有一天她被揪回合肥，召开全校大会，声势浩大地批判她一人，打击她的嚣张气焰。我所在的位置比较靠近舞台，清楚地看到两个男士抓住她的双臂，压着她做“喷气式”，其中一位竟然是我系的干事（我很诧异，陈是一分部的人，与我系无干，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地主动去充当打手呢？）。为了防止她挣扎、出声喊话，在她的脖子上勒了一根绳子或铁丝，她被勒得舌头半伸出唇外。由于批判会时间很长，陈淑慧被折磨得终于瘫倒，几乎休克，他们不得不用一辆铁皮两轮车把她送到卫生所去了。据说，后来她被送往南京的医院鉴定，证明她患有“精神病”，才放过了她。
结语
我相信，人们对于苦难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在苦难中得到的教益是最深刻的，苦难是人生一笔最重要的财富。我根据自己的记忆，记录下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的这些事实，可以作为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缩影。由于本人当时的处境，无法了解全部真相，更不了解背后的细节。而今，又无法找相关人士核实。如果文中有不准确、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请当事者纠正或补充。在此，对过去所有以各种方式关照、帮助、同情过我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永远衷心的感谢！也对在执行政策中，对受害者网开一面、良知未泯的工军宣队同志们表示感谢！那些参与批斗的当年积极分子们，相信他们能够反思，吸取教训。
2017.8.5 于加拿大
原载《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二章
2-7 回忆“一打三反”（节选）
－－作者：孙进和
〔摘要：1970年初，中国科技大学下迁合肥落脚未稳，近代物理系师生被集中白湖农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深挖“帝修反别动队”。200名学生，120名受到牵连，80名建立了档案，最后有组织处理结论的23名。全校七名学生教工自杀。这一段个人亲历中国科技大学文革历史，文中涉及人物，均为真实姓名。〕
虽然我没有计划参加2014年近代物理系64、65级同学聚会，但是一直关注着同学们的动态。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Email里，一种怀旧的惆怅油然而生。
还是说点什么吧，用自己的经历，给科大的裤档里补上一块补丁。虽然补上了不好看，但是不补就在隐私处留下一个洞，不是更难看吗？
的确，科大的同学是优秀的。就我们6544总共20人的小班来说，其中有的领衔博士导师；有的位列企业翘楚；有的做了幕僚高官；有的发了横竖大财；最不济的也流落中学教书，屈尊杏林坛主，大材小用虽有恨，珠落草莽亦闪光。
相形之下，我则惭矣愧哉。我没有什么瞩目成就可以向老同学展示。如果非要找人生亮点的话，也是萤火微光聊以自慰而已。这几十年我完成了人生的转变，由一个专制制度批量铸造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人，回归了人性。
刚入科技大学，我还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单纯、腼腆青年，苍白的脸上还残留着大饥荒时期的菜色，冬天穿一条北方农民的大裤腰甩裆裤。这种中式棉裤没有制服裤前裆的开门，肚子堆着鼓鼓囊囊的三层褶皱，一些邋遢农夫会在前裆滴上尿液，一个冬天下来会泛白。（说实在的，我在农村倒没有注意这一现象）宋国权就不分清红皂白称我的棉裤是“尿碱裤”，实在是天大冤枉。
除去穿着土气，思想还傻气。从来没有想到接受公平教育是青少年的正当权利，对于能领取18.5元的助学金入读著名学府而对党和政府感恩载德。
然而那时的我也有我的困惑：全国的大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公社的田地荒芜了，《人民日报》却还说连年大丰收？为什么农村干部欺压百姓无处申诉？－－对这一切黑暗面，我曾经善意地认为是因为中下层干部蒙蔽了中央，一旦毛泽东了解了实情，一切都会纠正。
进入科技大学9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让我彻底明白了：原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一条坚持三面红旗、饿死人不偿命的路线；毛泽东是中国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一些基层干部为虎作伥迫害农民的那只虎。毛泽东念念不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是要找一个在他死后还继续奉祀他香火的继承者，目的是逃避被追究历史责任。
以马列主义为标榜的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大本营。毛泽东创造的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是为加强个人独裁专制的诡辩学说，中国政权已经沦为一部法西斯机器。
文化大革命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颠倒，把原来被遮盖到底部看不到的丑恶翻出来了，看的越多，心里的愤懑越多。可是在当时严酷的专政气氛下，表面上还得做出“誓死保卫”、“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样子。喊口号心口不一，让我感到人格分裂，精神痛苦。
忍受不住内心里的熬煎，我试探着和一些同学交流思想。发觉持同样观点的人还不少，而且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在运动初期有“联动思潮”的革命干部子弟，对于毛泽东的认识也渐渐持批判态度。当然他们的转变起源不在于挨过饿，而在于他们的父辈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令他们由红五类一夜之间变为“可教育子女”，政治地位天差地别，骤然从天上掉到地下，摔醒了一些人……
一到白湖农场，我就感到形势不妙。南字127部队要借助“一打三反”运动整肃科技大学的意图显而易见，深挖反革命学生不可避免，我忧心忡忡盘算如何避过这场灾难。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预热期，有一个“公物还家”运动，我主动归还了用公家木板制作的箱子，目的在于早些撇清自己。那些木箱摆在连队小广场上展览。其中大小两只做工精细，人们啧啧称赞，那就是我的木工处女作，同时也是收山作品。
不久，我看到郭伟丰被限制起来，坐在路边呆呆地写交代材料。随后传出郭伟丰、杨积胜、吴理反革命小集团的说法，我估计郭伟丰、杨积胜顶不住压力，会把我给端出来。
大学前４年，我和郭伟丰没有深交。他那种高干子弟的张扬气势，让我疏而远之。科大搬迁，我是留守队员，郭伟丰特意到我的房间住了一夜，进行过一次彻夜长谈。他让我估计未来中国形势，我对他说过一句话：“林彪上台，中国会出现军事法西斯主义统治”。
果然，军宣队很快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再让参加劳动。我很厌恶白湖农场的超负荷体力劳动，我的腰肌劳损就是在巢河船上卸化肥袋子压伤的，以后持续疼了几年。然而参加劳动是一个安全信号，说明你还没有被置于运动靶心。
我认真回忆了和郭伟丰的谈话，捉摸对策。既然抵抗不住，就索性交代了攻击林副统帅的言论。专案组说我的交待和郭伟丰的揭发口径吻合的很好，军宣队认为我的态度老实，就解除了隔离审查。
没几天时间，虞文泽在厕所给我暗示，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被攻破了，涉及到了我的一些言论。在当时气氛下，通风报信风险很大。
果然，我又第二次被隔离审查。我认真回顾与马梅杰谈话的过程，交代了自己和马梅杰议论过“江青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话题。被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再无新的问题揭露，军宣队似乎又有解除我监管的意思。
不料，又一次风云骤变，政策攻心组同学突然开会对我厉声喝斥，要“竹筒子倒豆子”彻底交待问题，在他们冷言冷语的敲打中，我捕捉到信息是秦广文也被围歼了，又扯出我的一些言论。这让我彻底崩溃了。
我在秦广文面前是没有禁忌的，我们两人从文化革命中期就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私下点评时政：毛泽东好大喜功；不懂工农业却瞎指挥，四处巡视乱作指示；大跃进造成大批农民饿死却诿过抵赖......
1958年毛泽东视察全中国，专车曾经过我的老家正定县。正定县干部登车向国家主席汇报工作。妇联主任说：“我们正定县的妇女举行过罢工了，坚决要求成立大食堂，结束妇女几千年围着锅台转的历史，解放妇女。”实际上毛泽东在巡视过程中表扬了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正定县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命令从即日起不许各家烟囱冒烟，一律集中吃大锅饭。妇联主任编造的妇女罢工拒绝做饭的谎话，令毛好生喜欢。全国推行食堂化就成了农民自己的迫切要求。我看到这段史料，感到既好气又好笑，抨击这是典型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例子。昏君佞臣一唱一和，制造民意，整治农民。
那时候天津大学红卫兵8.13收集了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谈话。咸淡不拘，荤素具陈，编篡成砖头厚的油印本，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从那本书里，你可以发现许多毛泽东前后矛盾的论说。有明哲之言，有昏聩之言；有亲民之言，有殃民之言；有诚实之言，有奸诈之言……
总之从那里你可以追踪到毛泽东的发迹历史，你可以找到毛泽东的话去驳斥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让我走向批判毛泽东之路。
秦广文一开口交待，我的最要命的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因为我们一起涉及的话题很多，不好对口了。我怎么交代也过不了关了。连部谢指导员几次吓唬：“你的这些反动言论，拿到外单位，一条两条就够枪毙了。”
既然一条言论已经够枪毙，那么再有几条也就不在乎了。我冷静下来决定换一种策略，系统交代自己是如何转向批毛的思想历程，尽量不涉及具体话语，也不涉及他人。专案组再拿具体的反动字句来和我对证，我就说，“这话符合我的思想，可能说过。但想不起来在那里说的，在什么地方说了。”或者说：“不象我说过的话。”但是态度要诚恳，要痛心疾首表示服罪，愿意脱胎换骨改造，争取从宽处理。
从此我就一直被全天候隔离监视，白天起床就开始写交代材料，深夜坐在烛光闪烁的蚊帐里反省。被揪出来交待问题的学生很多，每人一支蜡烛，在黑黝黝的晚间，形成灯火辉煌的白湖夜景。即使无所交代，也要在床上坐得挺直了，保持^12点钟，不能打瞌睡，专案组同学就在旁边监督。去厕所也有人监视，确保厕所里没人了才放我进去。这样松松紧紧，打打停停，从5月开始，直到8月份结案毕业离开白湖。
军宣队二排长在全排批判会上说：“我们终于把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孙进和挖出来了！”排长没料到这个出身贫下中农、貌似诚实可靠的学生，却装了一肚子的坏水，险些把他这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小军官蒙骗过去。（自我评价：本人本质上是非常诚恳有信的人。）
随后军宣队安排了我在全系“一打三反”会议上发言。我把这次发言当作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机会，一面高声地批判郭伟丰、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一面大泪滂沱地忏悔自己的罪行。我没有其它选择了。
最后公布我的组织处理结论，听起来象是法院对强奸犯的判决书，姑且算是我强奸了毛泽东吧：
“孙进和，男，现年23岁，河北省正定县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反应堆工程班学生。该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放弃思想改造，受到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思想逐渐走向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该生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政策研究决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最后是安徽工军宣队，近代物理系革命委员会的签署盖章。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了。当时，我争取的是不要判刑，赶紧毕业走人。
回忆完白湖的厄运，我特别声明一点。我没有责怪郭伟丰、杨积胜、马梅杰、秦广文等同学的一点意思，没有抱怨你们不够坚强供出了我。相比之下，我一旦陷落，就举双手向军宣队投降，显得更没骨气。重压之下，必有懦夫，这是普通人性。重压之下，宁为玉碎不做瓦全，是圣人一级的高尚人性。可惜我们这些“帝修反别动队”（周恩来语）很难升华到圣人，如果真是圣人，恐怕也活不到今天腻腻歪歪地写回忆录了。
相反的是，我们应该自豪，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我们能做一些离经叛道的思考，十分难能可贵。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我们意志软弱，因为他们连软弱的行列都不敢加入；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反革命小集团不堪一击，一朝分裂，顷刻瓦解，因为他们没有承受过法西斯集团大锤子的打击，更何况那锤子就是他们帮忙装上了手柄。在制止法西斯屠杀无辜的设计上，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让群众进化出更坚硬的脖子，以致崩卷了屠夫的刀刃，让屠杀进行不下去。正当的思路是我们要设计一种让屠夫畏惧的制度，让他们没有胆量举起屠刀来。凡是敢口口声声向民众亮刀亮剑者，就要背负反人类罪，遭到刑法和历史的无情追究。以色列人就在不弃不舍地干着这件事，他们让德国法西斯分子无立足之地，即使改名换姓、畏罪潜逃，以色列人也要追到天涯海角。
1971年“9·13”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汉，中国政治气候开始变化。中国科技大学调回我的档案，我的三反言论中，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和攻击林彪、江青的言论纠缠在一起，难以撕扯清楚。这样工军宣队在白湖用了几个月逼出来的“恶毒攻击”言论，做为“反扩散”材料一并烧毁了。
2014年3月16日
原载《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二章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