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斛建军
作者说明：
我的文章主要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青楼村”为叙事，也夹杂着我在其他村庄的经验。
二十一： 村里村外的“朋亲”
当地把朋友称为“朋亲”，这种称呼说明了朋友的双重角色，即友人和亲人。在今天还能听到四五十岁的人称某人为自己的“磕头弟兄”，而“磕头弟兄”相当于拜把弟兄，是在神面前许愿而结成的弟兄，有点“桃园三结义”的遗风。一般情况下农民的朋亲和磕头弟兄也主要集中在村庄里或者村庄周围，因为传统社会农民的活动范围很小，仅仅局限于村庄附近。磕头弟兄比称为朋亲的人关系更铁一点，是朋亲中来往更亲密的几个核心人物。这些磕头弟兄是人们在村庄里除去自家亲弟兄以外来往最近的人，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点，人们经常说“朋亲之间有什么话都能说，没啥拘束”。亲兄弟可能因为家事而闹翻，朋亲之间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比亲兄弟更亲。这样在传统社会里，朋亲就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磕头弟兄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听不见了，但是朋亲却越来越多。今天当人们开始走出村庄以后，他们接触的人就很多了，这样交朋友的机会也大于以前。上学时期的同学，打工时期的同事，当兵时候的战友，有时一起同乘车的人也因为话题相投有成为朋友的可能。调查中当提到经济来往的情况时，很多人提到自己的朋友，人们说“有时向朋亲开口借钱比亲戚都好点，所以我经常问那些相好的借”。我在一户人家调查时，女主人的现任丈夫（前夫因为车祸死亡，现任丈夫也是同一个村子的）在省内一个煤炭大市的煤矿上工作，她说前几年她有病，丈夫的收入也不高，于是丈夫就经常向他那些工友借钱给她治病，因为关系好，工友在她们家困难的那几年帮了很多忙。调查刚卸任的村支书时，他给我数了一下他最要好的朋友，有附件乡镇的镇长，有县里某单位的领导，他说“我们经常在一块，一个人有什么事，大家都出力，我家去年买了一辆跑县城的客运汽车，都是我那些处的好的朋友凑得钱”，这些人都是在他当村干部期间结识的，后来有的就变成好朋友。他正是有这些关系，才在卸任以后当起了包工头，主要承包国家退耕还林的一些项目，因为上面有关系就可以包到手。他家的日子在村里算上流，他告诉我“一年就五六万收入吧”。我调查的时候，他的一大群朋友正来他们村看戏呢。我在村里时，村里正在硬化路面，工程承包给一个本地人，村民就打听向老板打听他如何搞到工程承包权的，老板就告诉村民说自己会装潢手艺，前几年在县城搞装潢，因此就经常给县里的领导装潢，他就多了个心眼，结账时就少收点钱，因此就揭示了好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还变成了好朋友，这就是他的秘诀。我是在村民们聊天中听到了，老乡们羡慕的表情在聊天中一眼就能看出来。调查另外一个前任村主任时，我问他有没有债务，他说没有高利贷，只有向别人借的债务。他说，前几年儿子结婚时，需要一大笔钱，他和村小学的许多老师关系很好，结果许多老师主动借钱给他家，因为村小学的老师是村里经常有现金的人，因此就没有高利贷。他说多亏这些老师的帮忙，否则就向村里其他人家一样得高利贷给儿子办婚事了。调查年轻人时，他们提起交往最多的就是以前的同学，还有在一起干活过的工友。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在县城某大酒店当厨师，当问到经常和他讨论问题的时，他说就那几个一起工作的人，玩在一起，有事业相互帮。人们经常说“有事找朋友很方便，有事直接说，你可以强行让他帮，比亲戚还方便”。今天在年轻人的婚礼上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朋亲来贺喜，而不像以前只有几个光屁股玩大的老伙伴了。
今天，村民们结交朋亲的机会多了，结交的朋亲也多样了，这些朋亲在他们的村庄外的打工生涯中式他们的一笔财富，也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多了，路也宽了。今天在传统关系淡化，而他们所面对的社会逐步变大变复杂的情况下，村民们能结识更多更广的朋亲，也算是他们自身适应社会的一种策略。
二十二：人情门户：不能承受之重
晋西陕北一代地区把礼物来往叫做“行门户”（我有专门文章对此进行介绍），因此礼物就叫做“人情门户”。而行门户是当地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必要的社会活动，在不断的“行门户”中巩固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在二十年以前，行门户在当地人看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物来往，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上送个三五块钱也不算什么。但是近年来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人们经常对越来越重的“礼”叫苦不迭。近几年回乡和这次调查，这种声音一直能听到。
调查时，村里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多，因为年轻人大多数举家外出务工。当问到这些老年家庭的收支情况时，老人们一直叫苦。他们说“有什么收入呢，就那几亩地，你也是咱们这儿的人，晓得咱们这些地能产多少东西，地里的收入够吃喝就好了，一年的收入连人情门户都不够”。老人们说，一年的收入顶多两三千，但现在的人情门户动辄就一二百，自己家如果一年遇到五六家亲友有红白喜事，就得花上千元。人们说，这个钱又不能花，有来有往，人家都花，你能不花吗？当地几年来红白喜事上的礼钱越来越重，近亲一般在二三百元，朋亲（朋友）和近亲一个行情，也得二三百。不仅仅是礼钱越来越重，而且这些送礼的场合也变多了，传统的红白喜事比如婚礼、丧事、乔迁之喜（暖窑）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比如孩子过生日、老人祝寿等也开始给亲友发请帖。我听一个村民说起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最近几年三个孩子分别结婚，他都去随礼（礼钱二百元），而这个朋友有亲生父母、养父母、以及老丈人（老丈人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此得女婿负责他的后事），这些老人的丧事也得随礼，他说，光这一家得花一千多。
随着人们结交圈子的扩大，人情门户的数量也多了起来。经常有年轻人说，自己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结婚就发来请帖，自己就得参加，而且以后这些朋友的各种红白喜事都得参加，比如他的乔迁、孩子生日，孩子结婚、老人寿辰和丧事等等，总之局面已打开，就得维持一辈子。有的年轻人说，自己有时一天就要参加几场婚礼（比如十一、五一等节日），既有村里边一起玩大的伙伴，也有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还有一起打过工的工友，朋友的礼又是最重的，因此一年下来光礼钱都得好几千元，自己的收入也就一两万，但得硬着头皮掏钱，总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如果把这些邀请拒绝了，自己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虽然这些礼物有返回的机会，但对于收入有限的农民来说，短期内这么多的支出，还是有点压力。
再者，随着村民们走出村庄纷纷外出打工，他们在打工中遇到的“行门户”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因为很多新的关系要靠“门户”来沟通。调查中，老乡们经常提到，现在在一个单位打工，必须和领导处好关系，而这关系必须通过“门户”来处，因此逢年过节就得给领导送送礼，人家是领导，礼品也不能送得差了，因此送一次也得花半个月的血本；如果遇到领导有红白喜事，人家不和你通话，也得主动去“行门户”，而根本不期待领导将来也参加你的事情。现在即使打工也不好找工作，于是找一个体力活也得找人帮忙，因此村民们说，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在调查的时候，县城某企业正招工，招工条件相当苛刻，很多家长就纷纷找关系，准备一些钱物送给帮忙的人，而这种门户动辄就上千上万。我也听说有人家高利贷几千元准备送人，以期待自家的孩子能进去工作，因此走到哪个村庄都能听到乡亲们关于这件事的议论。近几年当地的煤矿由于安全等原因，很多被关闭，许多农民想进煤矿都不容易，因此也听在煤矿上工作的村民说，自己也是通过关系，送了一些礼才进去的。
这几年村民的收入渠道越来越窄，很多人反映现在的钱比几年难挣了，因此收入很不稳定，这样相对于越来越重的“人情门户”，他们就显得有点吃不消，有的根本就吃不消。但是社会规则在那儿放着，谁也不敢破坏，因为大家都想继续“混”，都不想被社会和别人孤立。如此看来，人情门户之重得一直承受下去，村民们得咬着牙扛下来。
二十三：渐行渐远的红火热闹
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正是村子里一年两次唱神戏的日子，省内某小型晋剧团被邀请来唱。总共唱七场戏，前后三天一晚，这也是当地唱戏的固定场数和日子。七八千元的费用由村里一千多口人平分，因此负担不是很重，如果遇到经济形势好的年份很多人家都愿意出超出自己分额许多的钱，但是今年就只能出规定的数额了。每场戏开始以后，只有零零星星的人来看戏，村子里的老年人分散在院子里，只有他们还能懂点戏剧内容。孩子们在院子里乱窜，他们只盯着买小吃的摊子。中青年基本见不到，只有偶尔几个人也只是在聊着天。很多人呆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打牌，地里任务多的人家就忙地里的活去了。最后一晚按照惯例应该表演歌舞，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最爱看的，因此如果哪个村里唱戏，很多人就打听最后一晚的歌舞情况。因此最后一晚来了比前两天多一些的村民，他们期待能看看歌舞，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歌舞，只是清唱了几段经典唱段，很多人很失望，就纷纷提前退场了，三天的戏就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结束了。这和笔者小时侯来村里看戏的氛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仅仅十来年的光景，就变化这么大。前十来年，每场戏表演期间，庙院里都挤满了村里和附近村子来的人，晚上人多的时候很难从大门口插进去。不大的场子里挤了二十来家生意人，从小吃到零用物品都人人在卖，有集会的感觉。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只有三四家买卖人，也就是买点小孩子的小吃和小玩具。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孩子和狗在乱跑，戏剧团的人唱得没精打采，因为没有几个人注意他们的表演。
图：这是俺村的戏台
当地传统的红火热闹有很多种类，比如春节前后的秧歌表演，基本上村村都有自己的秧歌队，即使笔者的老家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小三村都要组织活动，一般在正月十五以前都在闹。平时有盲人说书，这些盲人来村以后，要么村集体出钱让他们说书，要么村子里许下愿的人家请（当遇到家里人生病或者牲口生病等事故时，很多人家就在土地神面前许愿如果能保佑自家，来瞎子以后就给他说书）。每当有盲人来村说书，就是村子里的热闹日子，如果是夏天就在院子里说，很多村民就提着小凳子来听；如果是冬天就在人们的家里，那样整个窑洞里就挤满了人，炕上和脚地（地板）以及家具上都坐满了人，屋子里连出气都很困难，有时人退以后，主人家才发现自家的炕板（石板）被压塌了。还有就是每个村庄的神戏，基本安排在夏天，也就是农历六七月份，这主要出于祈雨的需要，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村子里习惯，每个村子固定的唱戏日子不同，象我调查的这个村子就安排在农历的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也有的村庄是固定的月份，只要在固定的月份里，那几天都行。因此，村子里或者周围村庄唱戏就是附近农民的娱乐日子，这些日子基本处于农闲或者锄地阶段，村民们有的就暂时放下手中的锄头专门看几天戏，有的白天锄地，晚上前往唱戏的村庄看戏，戏完以后一大群人相跟回家，一路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另外一些红火主要是村民们红白喜事上的鼓乐队表演，这也是一个消闲看热闹的日子。
近几年，这些活动要么取消，要么冷清。正月里的秧歌除去县城附近的村庄还在进行外，好多村庄已经不进行了。县城附近的村庄是当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村民可以就近就业，用不着外出，集体经济也很强。而大部分村庄里的人过完年就得去打工地，因此节后不几天村庄里的年轻人就陆续走完了，秧歌也就组织不起来了。盲人说书随着老一辈盲人的老去，已经断绝，现在的盲人基本改行了。神戏虽然每个村庄都还继续唱，已经没有人关注了，只是作为一个约定在按部就班地维持，老祖宗留下的“相习”还不敢扔掉。与这些传统红火项目萧条形成反差的是，近几年消失了几十年的“二人台”（有的地方还叫“弹唱”）表演又开始复兴，而且受到人们的喜欢。村民们的红白喜事上也有很多人家请“二人台”表演队来助兴，有的村庄把庙会上的神戏也改成“二人台”表演了。二人台表演比唱戏通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能理解表演者的唱词，再加上表演的内容一般是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感情等日常事项，因此更能赢得老百姓的喜欢。
随着电视的普及，很多人开始喜欢上电视上的娱乐节目，连中老年人也开始成为电视迷。加上电视上也有许多传统的戏剧节目，比如本地台上的“走进大戏台”以及全国各地地方台的戏剧节目，中老年人通过电视也能满足喜好。
因此，传统的民间艺术由于新的娱乐方式的进入农村，以及农民纷纷走出村庄而导致的村庄萧条等因素的冲击，开始逐步被农民冷落甚至遗忘。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红火热闹真的可能成为历史，成为外来民俗学者笔下死板的文字。那样的话，我的叙事就成为家乡的民族志了，成为一段信史了。
二十四：若隐若现的国家
近几年回乡基本上看不到乡镇干部的影子了，这和我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历相差很大。那时我正上初中，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因此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乡里干部出现在村庄里。那时的乡干部其实只充当着国家剥削农民的工具，主要的两项工作就是收取各种税费和计划生育，因此经常看见人民公仆和村民在这些事情上的争执。看见过乡镇干部抄那些躲计划生育人家的家，看见过乡干部出手打村里和他们吵架的村民，也看着他们驱赶农民去义务干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象工程，其中作为初中生也参加过每年的植树造林。从世纪末开始，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的政策逐步退出农村，另外又按着国际惯例开始象征性地返补农业和农村，这样国家由剥削者的角色转化成辅助者的角色。
图：青楼村村长毛国平
当地是国家退耕还林的主要区域，因此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规模退耕，农民的大部分土地都纳入了退耕的范围。由于退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国家给予退耕户一定的补助，先后补助十年。这是国家在退出剥削地位以后对农村进行支助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当地农民也的确享受到了一些实际。另外一个补助项目是粮食补助，由于当地可耕种土地的减少，这部分补助对于农民来说作用不大，很多人没有当回事。还有一个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农村低保，每年区区七八百元的补助，是很多贫困家庭的期待。这是国家通过直接手段和农民的来往，而更多的交往是间接的。国家在近几年通过修路、植树等工程给当地也带来了一些实惠，而这些项目都是通过承包的方式，因此国家不和农民直接发生关系。
然而，国家和农民的距离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很远了，但是在调查中却不时地还能感受到国家和农民剪不断的纠葛。我在前面提到村庄里有很多贫困家庭眼盯着低保这个指标，而低保指标又往往由于县乡村几级干部的非正常行为不能合理地到达急需这笔钱的人家手里。因此也就有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很多乡亲的抱怨声，其实这个款项对于许多人家也不是救命稻草，而是国家的公平在农民眼中的一个反映，是国家形象在农民心中的一个展现机会。这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纠葛就集中中国家的各种下移资金上了。由于国家的财政改革，乡镇一级没有财政收入，而一切都要依靠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又往往很少，这就导致乡镇一级政府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运转。而对于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来说，法子只能在国家下依给农村的各种资金上想。而信息来源开始发达的农村，也在国家政策发布的时间里了解到了具体情况，当他们发现到手的数额和国家公布的数字出现差距时，他们就知道问题出在何出了。因此，在国家退出剥削转向扶助的今天，农民的抱怨也由“多收”转向“少给”，以前抱怨国家干部肯定多收了自己的钱，现在抱怨少给了自己钱。农民把矛头直接指向乡村两极政府，指向腐败，这严重影响了共产党在农民心中的地位。
由于国家的退出，农村的公共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铺路等工程，也只是国家今年刺激经济政策的一个临时项目。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可能国家很难短期内会把这些事务在农村展开。而即使这些项目也不是能令农民满意的，我听好几个村庄的农民说，这几年硬化的路面，不到一年时间全损坏了。原来，这些工程很多承包给农民说的“关系户”，而这些包工头仗着硬棒棒的后台偷工减料，结果投资上百万的工程没有给农民带来实惠。这种事件的不断出现，不仅仅恶化了共产党在农民心中本来就很恶劣的地位，而且影响了农民的价值取向。只要和农民聊起天来，他们开口就说“现在要赚钱，没有关系不行，只要上面有人，什么钱都能赚”。然后他们就给我讲他们知道的那些通过门路混出来的人的事例，很多人对于那些通过走后门发财的人表示羡慕，而对于自己的没有本事只能垂头丧气。
国家退出剥削的角色进入扶助的功能，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机会，一个发展农村的新起点，一个合理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机会。但由于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共产党党质的腐化，这种若隐若现在农民中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以何种身份、以何种姿态进入农村还很值得思考。
二十五：近亲越近，远亲越远
我的调查侧重于农民的社会支持，因此就特别注意村民对于亲戚的看法。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正好碰到嫁在这个村子里的初中同学，当走进她家时，我开口叫出她的名字，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我自我介绍以后她才调动了她的记忆，记得我是谁了。家里有客人来看戏，她妈我认识，还有就是他婆家姐姐和孩子。当我问到她家和亲朋好友的关系时，全家人就开始发言了。她姐姐说：“能有什么人扶持呢，有事还不是我们自家亲姊妹”。原来她的婆婆公公去世早，留下两个孩子。她妈也插话说：“也就是和我们老人，还有人家婆家姐姐来往的紧点”。结果要她说几个来往密切人家的情况，也就仅仅举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最亲的人的情况。来到一户人家时，他们家正准备吃饭。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他家是村里的外来户，就他们一家，父亲去世早，现在剩下他妈和他们年轻夫妇，几个姐姐已经出嫁，我调查的时候，他的姐姐正在他家做客呢。他告诉我，远房亲戚没有什么交往，就是红白喜事来往一下。平时有些事情就和几个姐姐以及老丈人那边商量一下，经济来往也就在这几家之间周转。
在村里调查的人家中间，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这些人家要么最近几年给儿子办过婚事，要么正准备给儿子娶亲。而当提到遇到资金缺口时，大部分人家说，少部分是几家亲人凑的，而这些提到的亲人也仅仅局限于孩子的叔伯姑和舅姨以及姐夫等最亲的人，剩下的缺口就只能高利贷了，这个我在前面多次提到。人们往往说，现在除去自家最亲的人实在因为亲情难舍，不得不借给你钱以外，其他人家一般不会借给你，如果有钱人家还要高利贷。因此老乡们说，一般只向最亲的几户人家开口，远点的亲戚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我调查时住在嫁在这个村子里的姑姑家，有一天晚上堂妹、表妹一起和姑姑聊天，不知谁问姑姑：“姑姑，你们家现在应该攒下点钱了吧？”因为姑父这几年下煤矿，每年能收入几万元，而家里又没有大的开支，因此大家心里都清楚她家应该有点积蓄。姑姑想了一下，说有呢，全娘家的几个哥哥（我爹也向她借了一些）借完了，结果仔细一数，的确每家都向她开口了。她说，想放点高利贷都没有放成，因为这几家亲戚都需要钱，还没有放出去，就被借完了，全都是最亲的，能不借给吗？
当问到走亲访友的情况时（问卷中有关于谁来家里住至少一天和家里人去谁家做客等），老乡们的回答基本上一样：“现在没有人出门做客了，即使有事也当天就回家了，都有摩托车，很方便。现在赶事圆（参加红白喜事）人们也当天就回去了，不象以前住几天呢”。只有妇女往往会提到自己的母亲会来家里住几天或者自己带着孩子会去娘家住几天，如果父母不在世，也就不去娘家了。
因此，通过调查和在当地的生活阅历，当地农村人际关系在亲戚交往方面呈现出“近亲越近，远亲越远”即“返回核心亲戚”的状态。家族来往也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只在红白喜事上有来往。同时也如我前面提到的，朋友在人们的交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和生产面向已经转向村庄以外的人。调查中，几个在村子里日子算是最好的人家（有村庄里的个体户，有在外承包工程的老板，也有在外面干点小生意的人），都提到自己在外面的朋友是自己经常商量问题的人。只在村庄里务农的农民，他们的交往就呈现出我所说的情况，除去自家的最亲的几户亲戚外，顶多提提同村相处得来的几个人，一般也就两三个。调查中经常听到人们说，现在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了，只顾自己，不象以前那样好亲近了，现在人的亲情好象淡多了。
当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面向已经不在完全放在村庄，农业已经不是很多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农民开始走进城市，从事工业和商业，开始用数字和经济理性经营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时，他们逐步调整自己的交往方式。因此，这种“亲戚返回核心，友朋扩散四方”的交往状态可能是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农民的要求，是农民理性选择、主动适应变化社会的一种策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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