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70．盐城．南京．上海．北京
到北航计算机系一直在一个软件实验室，也就是机房当副主任。我过去从来没接触过计算机，仅在新疆牧场读过一些科普小册子，知道二进制和开关代数等一些皮毛的知识。好在又不必让我亲自动手，只要当好副主任把“家”管好就行。说穿了我就是机房的副总理，是管家，我管得不错。一直管到我退休为止。
我这个人一天到晚总是嘻嘻哈哈的乐天派，在北大荒和在新疆牧区很苦的时候也没能改过来。但仅是限在外面如此。在家里平时我不会如此，除非来了客人。
实验室里人不少，上机的学生更多。我们机房对全校师生开放。上机高峰时虽不是人山人海，也和热闹的市场差不多。但在初开学和快放假时是淡季，我们大家都能喘口气，有空坐下来看报或聊天。我小女儿也常到机房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因而她有一回公开对我说：“爸爸这样的干部我也能当！”我问她为啥？她说您不就是喝水、看报、打电话和训人吗？其实这是误会。我们忙得小辫子朝天时她也忙着上学，见不到我们忙的时候。管总务、管后勤和管人其实是很繁琐和费心的。当时在北航就是购买五分钱的东西，其手续就让你吃不消：先要到有关部门领采购单、填好送批，批准了要借款，光借款的手续就一大串。借钱还要分现金和支票，支票也有好几种。东西买到或领到后还要入库。入库手续又一大串，然后还要再领出来或是直接报销。出库或报销的手续更麻烦，得请示批准，然后销账或领钱（未借款自己垫的现金）。另外如发奖金、医疗、子女日托、住房、吵嘴打架、治安、保卫、防火等等，有一处不留心就会出问题。我一直干到退休总算未捅大篓子。
机房是服务单位，忙闲不会太均匀，也有不太累的时间。没学生上机，机房就冷静了。这时许多好奇的同事们老问我当年为些什么事或说错了什么话被打成右派受了二十多年的罪。我没有必要拒绝他们的好奇，但也不是一时半会一下子能回答清楚，只好有一点空就说一点，直到我退休时也没完全说完。
我出生在一九三三年的苏北盐城，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盐城就成了解放区，那时我八岁。家乡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父亲当了抗日小学校长。我当了儿童团团长。帮助新四军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当时我老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后来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家里曾住过不少新四军。我们小孩一天到晚跟着新四军，他们向我们宣传抗日的道理。连他们开会时我们也不走。他们开会老讲三大民主。即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他们要打盐城，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怎样打。对领导有意见他们可以随便提，当领导的也不急不气。对伙食他们有意见马上就改，可以分到一些伙食尾子。当时在我小小年纪的脑子里受新四军的民主思想影响极大。二黄和鬼子占领盐城后我父亲坚决不当汉奸，宁可饿死也不当。他对我们说，中国人不能当汉奸，再穷也不能当。那时我们生活苦到极点，一天三餐稀饭都喝不饱。我妈唠唠叨叨，当汉奸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就是你清高让家里一家老小受罪挨饿。我父亲说我妈头发长见知短，两个人老斗嘴生气。我当时已经很懂事，老站在爸爸这一边，情愿饿肚子，饿了也不闹。可弟弟妹妹小就闹。我父亲有时也偷偷地流眼泪。
终于鬼子投降了。鬼子们当时归冈村宁茨管，冈村归蒋介石管。我爸在南京光复后立即从敌伪占领的盐城到光复了的南京找朋友谋生去了。他在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八卦洲管理处当了个小职员。当时敌占区和蒋管区还通邮，就老寄钱给我们糊口。在盐城被我们解放之后，解放区和蒋管区成了对立的世界。我们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来源。我们家就在解放区摆香烟摊子糊口。解放后当时样样都好，经济也蒸蒸日上，我家的生活反而比父亲接济时要好得多。麻烦的是当地政权并不知道我父亲在蒋管区干什么，为了以防万一，曾把我抓起来当人质。我妈怕再挨抓，就带着我们偷偷离开了解放区到南京找我父亲。
我到南京傻了眼。原以为南京是中国首府，在想像中是非常美的。可当时的现实并非如此。与解放区反差太大。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饿殍遍野，我家也是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发了不值钱的工资赶快去换袁大头（银元）。后来银元券就用着擦屁股（因为比手纸便宜），后来改了金元券过不了多久也和银元券一样。我父亲有位同事也是家乡人，他家是地主，他问我南京好还是盐城好。我告诉他盐城比南京好。盐城大家都能吃饱饭。可南京不是。南京是有钱人的天下，是穷人的地狱。
我有位四舅舅叫杨传俊。我们在大冈就是住的他的房子。他抗战时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大后方。南京光复后他是国民党组织部的干部。我到他家去过几次。在他家看到过许多小册子，都是剿共手本之类的东西。当时我就想，国民党剿共剿来剿去快把共产党剿过长江了。四舅问我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明白无误斩钉截铁说共产党好。四舅并未反对也未惊呀。只是叮嘱我在外人面前再不能说，自己清楚就行了，说了有危险。不过他又说，小孩子说了就说了吧，大人可不行，要我千万记住！我当时说这些话的地方就是南京绣花巷国民党中央党部宿舍。
四舅后来并未逃到台湾去。他解放后一直在成都。共产党没有逮捕他，文革也未受冲击。盐城党史说他是盐城共产党支部的创始人之一。吴广文将军也是，渡江战役吴领导江阴炮台起义。起义后在军事学院任教。近年来才公布他是地下党。四舅杨传俊是否也是不得而知。不过他在解放后一直未受过罪，直到病故也没事。
我父亲和舅舅及表兄都在国民党的首都任职，但谁也不阻止或训斥我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和解放区好。
南京解放后我十七岁就参军入华军军大。因为我当时仅念过一年初中，程度太低。在新华日报公布的名单中我是备取生。
到了部队我又等于回到了老解放区。因为年纪比较小，领导和同学都照顾我。夜里领导总给我们盖被子。病了领导总亲自给我们送病号饭。自己有了错总是和风细雨耐心帮助。当时我是在共产党的怀里被甜水养大的。我参了军，我父亲进了华东革大。我们俩在学习时没有工资，家中妈妈和弟妹的生活暂时很苦。我每天吃馒头就偷偷藏一些想等星期天回去给家里人吃。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东西藏不了，被同学发现，认为我吃不了糟踏粮食报告了上级。当然要找我谈话，当时我不害羞不怕领导笑话我家太穷，我如实说我不是糟踏粮食。领导一点也没批评我，而是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把国家建设好，让人人的父母姐妹都有饭吃。当时我信任党，什么见不得人的话也向党说。我父亲四五年到南京找事做就是找他法政大学的同学，光复后南京第一任市长马员放，他也是盐城人。抗战时他没离开南京，坐了鬼子八年牢。解放南京时他也没逃跑。他以为日本人都不杀他，他留在南京也准没事，但后来还是被镇压了。大概是不肯出来做事的缘故。这些事我也向党交待了。我深信党是好党，我爱党，所以我把心交给了党。我在当年就入了新民主义青年团。
后来党送我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又让我到北京中央航空工业系统工作。你说我为啥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孙怀民为啥自动为我辩护？结果老孙先自己成了右派。气得老孙一边柏桌子一边声明：“三十年以后再看谁对谁错！”。虽然未要三十年，也经过了二十多年才见分晓。对于共产党，对我们每个打成右派的人，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多年。我们被耽误了的损失能向谁讨回来。改革开放才十多年，我们国家大大变了样，要是再加上被耽误了的二十多年，我们的国家还不知发展到什么程度，起码台湾早解放了。我肯定也会有儿有女有孙子。还必定有汽车和较大的住房，也不会多种疾病缠身。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我们每个人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与损失难道连冤都不许喊吗？！
我祈祷，我希望，当年新四军的民主政治赶快回到我们的身边来。尽管我那时才十岁左右，不太懂事，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的民主政治。所以新四军才能成为钢铸铁打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南京解放后不久就进行了土改。我家在八卦洲农业区。我家分到了土地和地主的住房。我家既是干属，又是军属。因家中仅有我母亲和上学的弟妹，没有劳动力。人民政府让乡里给我家代耕。我们家一下翻了身，饿肚子的事在我们家已成了历史将被永远抛弃。
我五○年参军入华东军大，五一年进三野政治部外文专修学校。五二年被调到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调到上海后我们从供给制变成了包干制，大概按调干对待。除学习和生活免费外，还发衣服和不少现金。比上海原来的同学要多拿一些钱。医疗全免费，连去医院的车费也报销。当时我学习劲头特别大，连说梦话都讲的是俄语。那时看电影都是学校发电影票。我有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穿的是在部队发的反毛汽车轮胎底高腰皮鞋。这种鞋既重又坚固老穿不坏。在影院大厅里等进场时我满脑子里还是俄语。一不小心踩着一位上海姑娘的脚。我随口道歉：“对不起！”。可我忘了用汉语说，说的是俄语。难怪这位姑娘立即抗议，说我踩了她非但不道歉而且还骂人，太无道理！我立即向她解释，我并未骂她，而是向他道了歉。可我太“笨”，这次我又忘了用汉语或是用上海话说，仍然讲的是俄语。这下捅了大篓子。上海姑娘可不是老让人骂的人！她一下了就骂开了我。幸亏这时来了几位女同学。他们把这位姑娘请到旁边用上海话说了一会。这位上海姑娘一下噗哧笑了起来。许多人都围着我笑，闹了我一个大红脸。
当时我曾是学生会的干部。为了提高大家的口语会话能力，印了许多小票（卡片）给每个同学。谁要在校内讲汉语，对方有权向你要小票，一句一张。谁的票多谁的成绩就好。我就是这样逼成到处讲俄语的习惯的。有时各人的词汇不够，而要非说不可，也只好说一些只有我们自己相互间才能懂的洋径滨式的俄语。这种“俄语”俄国人听起来只好皱眉头。我们若要骂人：“滚你妈的蛋！”。因为那时才二年级，读的原文作品不多，没学过多少骂人的话。也只好乱凑胡侃：“你妈的鸡蛋在滚动！”
自己明知道这话问题太大，故在日后阅读时会留心找到合适的语句。学外语如果心、口、手、脑一样不到位也不可能学好。
有一年暑假南京太热，父亲怕我遭罪，不让我回去。我们每天在宿舍里热了就到洗脸间的莲篷头下冲冷水澡。那时上外二部在保山路，我们住在宿舍楼四层。窗对面都是一些门面房，正对面是一处竹器店，有许多女工坐在店外面的廊沿下编暖瓶的竹外壳。
因为天太热，冲冷水澡的人多，又有人不自觉，下水管堵了。水流不下去就慢慢要溢到走廊里。我们学生干部就要带头掏下水管。我们是男生宿舍，掏的时候一边掏一边冲澡，大家全一丝不挂。掏下水管先得把积水排掉。大家就用水桶脸盆往隔壁马桶里倒。有“聪明”人说不必往马桶里倒，因为太慢。反正下层没人（放假了），可直接从窗子往外倒水就快得多。于是有人爬上了洗脸台，下面的人就一桶或一盆地递给站在洗脸台上的人往外泼水。泼水声很大
，窗对面的女工们抬头看见我们这些赤身露体的大学生们站在四楼高处“示众”。她们因为是女性，都害羞，看了谁也当没看见。我们在四楼只顾泼水暂时忙忘了自己的形象，适有路过卖冰棒的小男孩看见了大声嚷嚷：“快看，快看！四楼大学生光屁股泼水！”听了这喊声我们站在台上的人才如梦初醒，吓得闪电似的蹦了下来。蹦下来后我看你，你看我，自己也觉得太好笑，好半天不敢朝窗外看。卖冰棒的孩子走了，对过的女工们还是低着头编她们的东西。我们再也不敢往窗外泼水，只好一桶桶一盆盆往隔壁马桶里倒水。提合理化建议的同学受了好一阵埋怨，其实不能怪他。只怨我们自己忙里出错未穿裤叉。
暑假当然没课上，像我们比较用功的同学在假期中也要松快松快。没事就在宿舍里打朴克牌玩。那时干什么事都较劲认真，打牌也很专心。有人尿憋了半天就是舍不得放下牌跑一段路到厕所里撒尿。偏偏这时要又要吐痰。这位老兄一手拿着一把牌边算牌边走到房门口外走廊里的痰盂边吐痰。我们在房里听到痰盂盖被水流冲击弹跳的声音。有人出去看是什么原因。你猜怎么着？这位老兄一手拿着牌一边算牌，另一只手扶着他的撤尿器具正在往痰盂里撤尿。当看他的人大声斥责他时，他赶快提着裤子往厕所跑。问他为啥往痰盂里撤尿。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你说气人不！他实在是未胡说，因为他打牌思想太集中，误把痰盂当成了小便器。
我们睡的是上下层木床，有臭虫。这些东西住在榫头缝里，掏不出来，打药也毒不死，开水也烫不到，真让人奈何不了。学习紧张，晚上睡不好觉，谁也受不了，成绩当然会受影响。让大家发扬民主提意见怎么才能彻底消灭臭虫，有人说只有下锅煮才行。屁话！这么大的床什么锅放得下。上外管后勤的人真有能耐，他们在暑假让木工把床拆开捆好往浴室大池子里堆。堆满后就大煮特煮。房子里床拿走了也就空了。让泥瓦工把所有的墙缝和小洞全用掺“六六六”的石灰抹死，这下臭虫全部干净被消灭了。谢天谢地！
我的上铺同学打呼噜，影响我睡觉，我就捅他。他当然要告我的状。我对领导说，我怎么能睡得好好地去捅他。我有觉不睡岂不是傻瓜。当弄清楚了事因之后。我们的涂校长让人调查学生中究竟有多少打呼噜的。结果把那些打呼噜的同学全都集中在楼梯口的几间宿舍里。每当深夜我们上厕所时这些房间鼾声如雷。当时苏联有一个足球队叫狄那姆足球队。“狄那姆”在俄语中是动力或是发动机的意思。我们不打呼噜的同学把他们的卧室用俄语称做“发动机室”。
我们在五四年春提前毕业。因为北京急用人。我们大约一百多人一起到北京。黎明前到达天津要等几个小时才能转车。我们这一帮人从未到过北方，什么都稀奇，要逛逛天津。但因太早，大街上没人，不知怎么逛。于是我们乘头班有轨电车。售票员问票买到何处，我们没一个人能回答。只好明讲我们谁也不知道到何处去，仅是想看看天津市容。人家也体谅我们，让我们买来回一趟的票又把我们带回到火车站。因大街上没人，也没啥意思。到火车站一些早点铺已开门营业，我们进去每人要了一碗甜豆浆。可天津人不往碗里放一丝一毫的糖，而白糖就在案子上。我们不乐意问为啥不给糖。人家说我们要的是甜浆，也就是白豆腐浆，不能放糖。我们问若放了糖怎么叫。人家说叫糖浆。我们也只得改口要糖浆，于是往碗里加了糖。我们又要油条。人家说没有。明明就在炸油条为啥说没有。人家说炸的是果子。我们只好改称果子才吃上油条。
我们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后等了一会，将行李装上人力车，走到打磨厂招待所。离火车站很近。我们在车站到处见到红色透明的大柿子，很馋人，晚上就出去买了回来吃。这东西原来是冻的，和石头一样啃不动切不开，根本不能吃。有人说要等化开了才好吃。于是我们洗干净了脸盆，把柿子都放到里面到茶水炉放满了开水。那还化不开？万万没想到等化开了伸手取柿子全拿不出来，一碰就破，结果成了一脸盆柿子汤。老北京人笑话我们连冻柿子也不会吃，说要用凉水拔。“拔”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弄了半天才知道这个“拔”就是放在冷水里，听其自然慢慢地融化。我们住招待所未到单位报导前没人给工资。招待所一人一天给一万元（旧币）生活费，我们得节省地花钱。有一天在街上不能回招待所吃午饭，不敢在饭馆吃炒菜，一人要了一碗面条。人家问要多少。我们说就是一人一碗。人家说一碗有大有小。这把我们难住了。因为在上海一碗面条就是一碗，没大也没小。人家见我们不懂，告诉我们大碗是多少两，小碗和中碗是多少两。这才弄明白人家问一碗是多少两面条的意思。
招待所用大轿车送我们出去玩。告诉我们到北海。大概是事先弄好了的。汽车直接送到公园内，可我们当时不知道已经到了公园里。下了车就请问路人进北海公园怎么进。弄得人家以为我们故意在开玩笑，反而不答理我们。我们认为北京人怪，不礼貌。结果用上海话问了一个上海人，因为他与别人交谈用的是上海话。不问不知道，一问真可笑。这个上海人摸不着头脑说我们已在北海公园内为啥还要找北海公园。到此时我们才知道刚才被我们问的人为啥懒得理我们的原因。
过了几天因打磨场大概是要开什么会，把我们送到天桥的一个小客栈里住。小客栈里没厕所，有一天有位姓赵的同学手里拿着卫生纸问客栈里的人：“大便哪向去？”。他讲的是地道的上海话，人家听不懂，考虑了一会就回答：“您要买大饼出门向东一转弯就有热大饼买！”我这时正端一盆洗脸水路过，听了这两人的对话笑得喘不过气也直不了腰，盆里的嗽口杯被晃得在洗脸盆内叮当响。我在喘过气来后告诉后面有厕所，男女共用，进去把门插上就行。
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分到了当时的二机部四局第四○研究所，就在德胜门内果子市后海边上，是一座很大王府的一半，另一半是卫生部。我们这一半现在是宋庆龄主席的故居。里面有山有水，亭台楼阁俱全。
我到局里不久我家就被洪水淹了。八卦洲在长江当中，五四年洪水很大。结果水比堤高，当然要淹。八卦洲人接受了五四年的教训，历年筑堤不止。今年（1998年）则安然无恙。如果荆州、公安等地也像八卦洲一样历年修堤不止该有多好！八卦洲的实例证明今年洪水虽是天灾，但人祸的因素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各地政府是否要做些反思？平时不烧香，临死再抱佛脚总要吃亏的。谁吃亏，还不全是老百姓！
所里同情我家的遭遇，找个“理由”派我到南京五一一厂出差，每月给我寄工资，而且连寄费都不要我掏。这样就帮我家度过了难关。人民币新币就在那时发行的，一万元变成了一元。我虽在南京，所里也给我调整了工资。
我从南京回到北京就到沈阳飞机厂帮忙搞新机种试制的资料翻译工作。我一生第一次领到了奖金。
这时胡风案上了报纸。有一天闲聊，张敬儒说胡风大概要枪毙。我不同意，说：写封信（三万言书）也不犯死罪，不要墙倒众人推。在后来反右时张敬儒死咬住“墙倒众人推”的话不放，这是我的右派主要言论之一。几年前人民日报社出版了“胡风冤案集团始末”，我给所里写了一封信，让所里图书馆购买这本书送给张敬儒同志先睹为快！
在肃反中我曾被审查了很久。原因是我们的保密制度规定，每天翻译的东西每天先要从保密室借出来，下班前要还回去。我嫌麻烦，并自己认为我翻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所以就不还放在我们办公室自己的保险柜里，肃反就对我产生了怀疑。可调查来调过去，我什么问题皆没有，也不可能有。怀疑错了，照理也该给我道个歉我也就算了。但上级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个意思。因而我很不满。
我们保密室晚上里面没人，可外面有一条狗。这条狗在地上粉笔划的线里面。人在线外它不理你。你一旦越过线它就不客气，咬住你不放。它的主人我们称狗官。我们当时年轻好玩，想讨好这条狗对狗进行情感投资喂它肉。它不理不吃。我们让狗官自己喂它，它也同样不理不吃。那么这条狗吃什么呢？我们弄不懂。以后大概是什么要害部门要调这条狗。狗官不想给，骑摩托车把狗拖死了，因而他受了处分。后来我们问他狗究竟吃什么。反正狗也死了。他告诉我们，狗什么东西都吃。那为什么喂它肉不理？他说喂的姿势不对它就不吃。要一腿跪地一手喂它才行。至于哪一条腿跪，哪一只手送，他不肯说。
因为我原来底子差，仅懂些俄文，要求再考大学。所里也批准了，也给了我假期复习，我就用心准备。为了复习历史，我在故宫就泡过整整十多天。那时还没历史博物馆，历史展览全在故宫午门楼上。我填了高考报名表，报的是南京大学法语专业，体检也通过了。可临考时高教部规定凡是高校毕业生再不准考大学，我也只好吹台了。回到所里正在让人提意见帮党整风。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党对我这么好，态度又如此诚恳，不帮助还是人吗？！因此我写了篇大字报。题目是：五（？）点意见和一（？）点要求。究竟几点我现在记不清了。如果反右档案不烧能给我看，现在写起来就省事多了。重抄或是复印一下就行了。十年前我与北航党委组织部莫书记提过这样的请求，说我要写回忆要用反右档案，他说全烧了。既然写的是回忆录，就完全靠回忆吧！有些资料我也懒得去校图书馆和北图去查。完全靠回忆写才是货真价实的回忆录，考验我的记忆力是否还行。
大字报的内容也没啥特殊的东西。不外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不要靠乱咋唬吃饭等等。大字报贴出后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大不了的反响。倒霉的是参加了宁佩的入党征求意见会。我作为团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原来在伪满铁路上干过。按我爸爸的看法这就是汉奸。我在会上坚决主张这样没民族气节的人不能入党。我当时很幼稚，不懂得在伪满铁路上干的不全是汉奸的道理。要不李玉和咋办？可惜当时的五七年没有江青的样板戏，没人能提醒我。这下我捅了马蜂窝。党支部要宁佩入党，我却说他是汉奸，这不是和整个党支部对着干吗?！结果声讨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可宁佩也不仗义，在文革中说当时的赵主任非要拉他入党。好像他不想入党似的。不知如今退党了没有！
就这样，批斗我这个右派的大会小会就没间断过。会上“揭发“了我许多平时的所谓反动言行。
在起初讨论右派言论时，大概是讨论储安平或是葛佩琦说过的，“没有共产党人民也不会卖国”这句话是否对。我说这句话在语法上没错，在意思上也没错。因为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才有，可人民在共产党成立之前早就有了。早就有了的人民在还没有共产党时什么时候卖过国？再说卖国的是卖国贼，就不在人民行列之内了，就不是人民了。因此更加能证明人民不会卖国。可当时在运动中有谁能和你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谈学问！因为反右运动本身就是不讲理的运动。若要讲理，反右运动就搞不成。批判我的人说不过我就不让我说，老呼口号打岔。但那时还不兴打人骂人，还未暴露凶残的伪善面目。
政治学习曾讨论过台湾问题。我在南京三野政治部时，外校是政治部直属单位。还有不少直属单位，其中有一个单位叫解训团。我们调到政治部的同学说，解训团就是解放台湾训练团。台湾一旦解放，他们就接收台湾。当时三野是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的。偏偏金日成插了一杠子把李承晚一下撵出汉城，美国佬出兵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当时我们的海空军绝对不是美国人的对手，解放台湾泡了汤。别人在会上问我，那台湾就不解放了吗？我回答这就要看我们建设国家的本事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国力强盛，美国人害怕我们，说不定用不着动武台湾问题会自动解放。事隔四十年，事实证明我的这些话非但没错，而且非常正确。但在不讲理的运动中给我套上了崇美恐美的帽子，而且说这些帽子我戴非常合适。其实这帽子我没资格和毛泽东抢着戴，要不他为啥不下令解放台湾。就是到现在也没人下这道命令，总希望自动和平解放，除非他们闹独立。历史证明是我对。就是因为我当时说得太对了，因而别人就说我大错特错，是右派言论。反右的是与非，起码在我身上，就是这样理论的。
当时的刘腾和潘太荣等反右先锋们老追问我，为啥我在各个时期都有反动言论。我的反动言论就是上面所写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胡风辩解；所谓的崇美恐美等。可惜刘腾在文革中经不起批斗自杀，要不他活到今天也该明白究竟是他当年对，还是他当年错！潘太荣多年未见，但愿他长寿，不知他是否有兴趣再讨论讨论当年我的那些所谓的反动言论。
别人认为我的“罪状”已够右派条件，可我顽固不化，死不认账，与他们唇枪舌战死不投降。结果因态度“不”好，罪加一等成为二类右派充军流放到北大荒。二年多以后又弄到新疆。在经过二十多年后我坐在北航自己的办公室向好奇的同事们大致讲了我的右派生涯。
有年纪小的同事问我当时为啥那样不讲理，难道那时不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吗？
对这样的问题当时我该如何回答呢？！我还是实话实说。当时搞阳谋的人是骗子，骗子绝对没有好下场！
71．我要做块试金石
到北京上访第一次比较难，那时也没有钱。我在高中代了近两年的课就有了钱，再也用不着到县上开上访证明，自己花五十一元捌角买一张硬座票，经七十二小时就到了北京，而且是轻车熟路。当时三机部政治部的干部也都认识了我，原单位更用不着说。到北京把自己要求说完之后就又回新疆等结果。
我打成右派后的经历在部里也比较特殊。比别人受的苦和罪，在不少人眼里认为要比别的右派可能多一些，而且一直是单身。所以部里就尽量先把单身的右派弄回北京。不少拖家带口的有些安排到原籍，有些安置到外省市，大都未能回北京。万万没有想到，没有老婆会有如此的“优”势。
上访回到新疆后只好耐心等待。不久我们原单位政治部来信告诉我：鉴于我生活困难，但国家也困难，要补助我人民币四佰元。我当即给政治部老杨同志回信。鉴于国家也困难，我自己不打算要这四百元，因为我二十多年穷惯了，再穷也能活，因此没有这四百元补助我照样死不了。我请求替我把这四百元交给党中央用于修建总理纪念堂。中央收到我这笔钱后请给我打个收条，这也将会是我的传家宝。如果硬把这四百元邮寄来，我也绝对不会动用分文。等我到北京后我将这四百元换成四十张拾元的大团结（那时最大票面为十元，尚无伍拾元和一百元的）贴到天安门的纪念堂墙上，让大家也像我一样为修建总理纪念堂募捐。我深信就是小偷也不会坏良心去撕我贴在墙上的四十张钞票。
政治部很快给我回了信，信中说对我二十多年所受的委屈大家都很理解，对这些气话也不会感到意外。当时给中央提意见要求为总理等伟人修纪念堂的人也为数不少。说中央会考虑的。要求我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免得给他们添麻烦，从而影响政策的落实。有些事当时不易解决，但以后会解决的，要我配合单位把落实政策的工作做好。对如此诚恳的回信我还忍心给他们添乱制造麻烦吗?！再有气也只好慢慢地忍住。落实政策的同志非常辛苦，到处寻找联系不上的右派。安排许多右派的工作阻力也非常大，若我再给他们添乱也实在不好意思。在信上发了一通牢骚后也就拉倒了。我收到了所里汇给我的四百元。四百元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目。人说见钱眼开，应当高兴。我收到这四百元钱时却欲哭无泪。五七年把我打成右派，到七九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给了四百元就想补偿我的九死一生的右派年华。一年连二十元都摊不到，我这个右派也太不值钱了，更何况有不少右派连这四百元也没有给，他们比我更贱，实在可悲可叹！那些被斗倒斗臭的所谓反革命和走资派等全都补了工资，就是我们右派不给补。说是把我们弄错了扩大化了。既然弄错了就应当补，扩大化不知是什么意思?全国故意留下几个右派不摘帽，而五十多万全是扩大化搞错了，这怎么还能说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呢？共产党人应当胸怀坦荡，若知道错了，就应当痛痛快快老老实实地认错，不要尤抱琵琶半遮面，故意留几个人堵别人的嘴。要不言者无罪是谁许诺的呢？堂堂的一个伟大的党也不是三岁的不懂事的孩子，自己说的话不算话，自己老打自己的嘴巴，老百姓能信任你吗？
有不少人，包括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在内，都说我吃亏就吃亏在嘴上，要我记住这血泪的教训。更有人让我见到共产党犯了错误也要一个劲地说好得很，要不断给他抬轿子，顺毛抹。让错误越来越厉害，这样我非但不吃嘴的亏，她还要坏得快。等到坏透了顶，病入膏肓她就舒服了。我不想违心地这样干。我还是希望她好，因为在短期间内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代替共产党。想中国好的人也只能帮助她和监督她学好，因此我还要不怕吃嘴上的亏。好在现在已不是过去的中国，秦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开始稍微注意到个性和人权，所以今天我并不十分害怕再亏在嘴上。就让我做一块试金石，试试我们的当政者近年来许诺的注重人权和人格的诺言究竟是真是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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