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斛建军
作者说明：
我的文章主要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青楼村”为叙事，也夹杂着我在其他村庄的经验。
二十六：退耕还林，能退得掉吗？
近十几年来，当地农业生产上发生的最具有历史性变化的就是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在当地的普遍开展，大大区别于以前小打小闹式的植树造林。这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开始于2000年左右，农民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纳入退耕范围，除去以前有树木的土地和位于河滩的平整地，都被退耕。在退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农民的长远利益，把九十年代的机修梯田都纳入退耕范围，而这些机修梯田是国家花了很多钱才整理好的土地。这些梯田本来就具有保持水土的功能，同时也是很好的可耕地，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山地。更不合理的是，当地县乡政府为了短期的效益（应付上级检查）而在这些国家投资了大量资金的土地上种植上没有经济效益的木材林和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干果林。这样，倒是在三两年内看见了满山的绿，而没有看见长远的绿。
围绕着退耕还林这个国家长期的政策，各方利益在其中进行博弈。退耕初期，部分村民担心退耕后的生计，一直和乡村两级抗衡，但是由于抗不住国家的大政策，也就最后乖乖交出土地。退耕两三年以后，部分农民无法仅凭国家的补贴和剩下的几亩土地上的收入维持日益高昂的生活，因此在自己植上树的土地上插播进庄稼，而这是国家不允许的。当地政府担心无法向上级交代，因此严格管制这种插播，对于农民的插播进行严厉惩罚。但是很多农民出于生计考虑，还是冒着风险继续插播。2006年县政府下令坚决铲除农民的插播庄稼，笔者亲眼目睹了乡村两级干部铲除农民已经种起来的庄稼，这样就发生了农民和当地政府的冲突，我调查的村庄曾发生村妇喝农药抗衡乡村干部行为的极端事情。以后几年农民当地政府放宽了对于插播的要求，而正在这时，国家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停止了大规模的退耕。当地的植树造林也局限在荒坡等公共土地范围内，而以前种上的木材林又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被农民陆续砍伐掉，补种核桃等有很好经济前景的经济林。今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部分外出农民返回村庄开始经营抛荒了 的土地和退耕地，调查中也发现很多退耕地里已经插播上庄稼。
在浪费了近十年的各种资源和精力以及机遇后，当地政府开始考虑农业的长远发展，好多县提出了发展经济林的目标。我调查的县开始发展核桃林，县政府投入了许多资金。调查中得知，政府大力支持农民种植核桃树，采取了很多措施。政府出资修建通往核桃林所在地的路，而且全部硬化，我在当地的日子，几条路面正在硬化过程中。同时在核桃树附近出资打旱井以解决浇灌不便的难题，而且免费帮助农民修剪树木。这是当地政府在煤炭时代为后煤炭时代当地农村发展作出的一项长远考虑，由于核桃等经济林的实际效益，这种政策也得到农民的肯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观察，当地农民对于这种经济林的建设充满了信心，自觉地种植和管理养护自己的经济林，而且自己出资进行施肥等投资。当地农业由于地理环境等天然因素一直落后，而且没有特色，因此也不是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地下的黑金一直维持着县域经济及区域经济。但是一条腿走路终于显示出自己的不足，后煤炭时代的出路就摆在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面前。发展核桃等经济林的举措暂时看来是一个还找不到太大问题的选择，因此作为一个中短期考虑还是比较合理的。核桃等经济林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很多农民种植年代比较长的核桃树已经开始给他们带来不小的收入，调查中很多农民提到自家收入中核桃所占的比例很大，有的农民说自家的大部分收入是核桃，也有的农民预计几年以后核桃收入将是自己的主要收入。而且核桃等经济林使农民摆脱了承重的体力支出，农民只要投入很小的工夫就可以获得比农业多很多倍的效益。因此，这在当地农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这种种植结构如果能产生效益的话，将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解放了农民扛了几千年的体力。但是，在表示欣慰的同时，我还是有点担忧，这种从上到下把希望都投在核桃林上的劲儿，真的能长期来劲吗？
在退耕还林这个政策中，农民的短期生存与当地政府的政治生存、生态环境的长远效益与农民生存的短期利益、粮食安全的政治考虑和生态安全的环境考虑因素等先后进行了博弈。而在这种博弈中，国家和农民都付出了代价，最后还是现实暂时获得了胜利。因此，一个问题就在这种用资金作为实验材料的试验中显示出来，即国家视角下的干预发展是否合理的问题。这种家长式的发展模式已经在我国实行了很多年，然而效果如何，还很难说。正如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中说的：“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踊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因此，是从地方实际出发考虑政策还是从国家（外部）视角出发考虑，退耕还林在当地的遭遇就给了一个计算费用显得有点贵重的答案。
二十七：没有主心骨的村庄
当地农村的宗族文化和宗族意识一直比较淡薄，在几十年的革命运动冲击下，这种本来就淡薄的观念更加淡化，因此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势力就一直没有在当地发展以来。即使有家族控制村庄政治的现象，也仅仅局限于兄弟很多的亲兄弟之间。解放以前的当地村庄，民间基本围绕在村庄里的财主等精英周围，村庄的公共事务也是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开展。解放以后，国家的政权全面伸入农村，因此只有国家势力在农村组织农民的一切。改革开放到取消农业税这一段时间，国家的权力逐步开始退出农村，这一段时间村庄里的公共事务基层两极干部还过问，基层干部还能组织起大部分村民干点集体事务，但是已经不能和集体化时代相比，基层干部的威信也在逐步淡化。农业税取消以来，基层政府由于国家的财政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基本退出农村事务，正式组织在农村基本没有作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公共事务出现了无人理会的情况。
图：结束了几千年的下沟挑水的日子
当地主要的公共实施就是交通、自来水和用电设备，但是由于无法组织村民，因此这些事务经常出现中断好长时间都没有人理会的情况。我所在的村庄近几年由于村干部不能有效组织村民修路，就把雨季修路的事务承包给村民。有的村民连自家院子外的公路也不维修，而这一段路自家必须走，很多人宁愿绕走也不愿修。而周围村庄则出现了村路被水冲坏没人修理的情况，人们的出行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一些村庄本来已经安上了自来水，但是由于村民大部分外出打工，剩下的村民没有人愿意承包自来水事务，结果就出现了有自来水村民却下河挑水吃的情况。我所在的村庄每年冬天都出现自来水管被冻的情况，但是当村干部组织村民开挖渠道找被冻段的时候，很多村民不理睬村干部。有时组织起一部分人，但是到了工地也没有人愿意干活，因此每次挖掘被冻管段，都不欢而散，结果往往只能承包给个人挖掘。有的村民甚至说，自己宁可下河挑水也不去挖掘。因此，在公共事务上，当地农村普遍存在一盘散沙的情况。而唯一能把村民吸引在一块的是村庙，在关于村庙修建和唱戏等事务上村民又能达到和其他公共事务完全不一样的团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当地农村的权威只剩下村庙和神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图：机修梯田现场
在国家退出的背景下，当地农民又没有通过宗族等传统力量自行组织的习惯，再加上当地农业很落后，工商业也不发达，因此也没有依据生产和销售需求组织起来的必要，这样当地没有出现生产合作社等民间组织。在国家退出、传统缺失以及产业落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作用下，当地农村就成了“没有主心骨”的村庄。这种没有主心骨的情况导致农民和其他势力（国家、市场）进行博弈时没有力量，因而往往发生农民利益在这些强势力量面前受损的事情。也能听到当地农民对此的抱怨，他们很羡慕在争取资源时那些很团结的村庄。我在当地听到农民讲，在一些乡镇和村庄干部有隐瞒各种国家下移的资金（扶贫款、退耕补助以及粮食补助等资金）时候，有些村庄里的村民就组织人一起上访，结果往往能把这些东西争取回来。我在村庄里的日子，村子周围正在植树，工程承包给个人，当地农民就打工种树，但是工资比较低，有人提出来一起要求加工资否则就罢工，但是就是没有人响应。事后就有人聊到某某村庄的人就遇到这种情况，人家一罢工，老板就增加工资。因此，从这些事情上看，当地农民也有组织起来的需要，但是这种组织只能靠他们自己，当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十分需要的时候，也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我调查的村庄就有这种趋势，近几年男劳动力纷纷外出，村庄里的妇女和老年人在春耕、夏锄和秋收季节农忙时，就形成了几户人家互相帮忙的习惯，我在村庄里听很多人提起这事，村民们提起这事的时候，就有一种自豪感，“我们村村风很好，在方邻近（方言：周围的意思）也没有几个村能和我们村相比”。但是这种现象在当地村庄并不普遍，因此路还很长。
二十八：村庄里的经济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的人平常基本余钱在手，因为农民们唯一的收入－－粮食，只能在秋天出售以后才能得到现钱。因此也就经常听到人们在谈生意时的条件，秋后给钱。当农民之间发生交易时，购买的一方就向出售方提出条件，等秋天粮食出售以后出钱。这些以秋后给钱为条件的经济活动基本发生在每一个村民身上，春天当春耕需要化肥的时候，村民就向出售化肥的人赊购化肥，条件是秋天给钱，当比当时出钱贵点。这种农资交易在国家的供销社倒闭以后就由私人接手，交易就发生在农民和这些买卖人之间。当急需耕地的牲口等农用工具时，如果交易发生在熟人或者半熟人甚至有中间人的陌生人之间时，人们一般也会以秋后交钱为码。因为余钱很少，人们的日用品也不得不在村子里或者村子周围的小卖铺里赊帐，有时也用家里的粮食换日用品。
近十来年以来，村庄里的一部分劳力开始走出去打工。有的家里还留点地由妇女耕种，有的全家进城务工，土地就转让（河滩地）或者无偿送给其他留在里的农民，有些劳力在农闲时也会出去打打临时工。因此，近几年村庄里的人手里就有点余钱，尤其是有人在外打工的家庭。随着村民手里余钱的增加，这种"秋后算帐"的交易也开始减少，而更多的是当场结算或者等工资到手以后付帐。对于那些只在村庄里务农的人家来说，交易方式还没有多大变化，秋后算帐还是他们的主要方式。我调查的一户人家，前几年一直在外边打工，去年由于外面的工作不好找，老两口就回到村里把自家的地重新拣起来种上。主妇告诉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赚下的的钱也就在那几年就花完了，因为老两口工资也不高，但是在外面开支又大。回到村里就很紧张，什么东西都得在村里的两家商店赊帐，她说已经欠下人家商店上钱元了。和她家一样，村里许多在村里务农的人家都提起自家平时的主要用品也是在商店赊帐。近十来年以来，彩色电视机、摩托车以及洗衣机等大件家用品也开始走进村庄里，到现在基本每家每户都有彩色电视，大部分人家有了摩托车。对于那些在外打工的人来说，他们往往用现钱购买这些大件。而暂时手里没有余钱的人就只能在镇子里赊帐了，由于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加上镇子里的商店也大多数是由本地人开，因此村民也很容易就能赊到这些用品，有时当年没有钱的还可以推迟到下一年。
九十年代每个村庄里的国有供销社倒闭以后，村庄里就开始出现私人商店，有的是直接把供销社承包下来，有的是新办的。因此，每个村都有了商店，人口上大几百的村庄还有两三家，人口少的一般有一家，而那些靠近乡镇集市的村庄就到集市上购买。这样到了近几年，随着村庄里大部分人外出打工，有的村庄里的商店就无法维持下去，也就出现倒闭现象，即使维持也很惨淡。而随着村庄里商店的倒闭，以及村庄里老年人居多的情况，就出现了"大篷车"进村的情况，这些周围的买卖人开着车载着货，过一段时间就来村里卖一次，村民就购买一个月左右的用品，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留守村民的日用品需求。而大篷车和村民之间也开始建立一种长久信赖关系，村民对于质量和价格都很满意的来村商人就比较欢迎，也就经常打电话要求其来村卖货。
图：集体时代的供销社改成了便民店
随着交通条件的大大改善，以及村民外出务工（当地人务工主要在周围城镇）的增加，村民的经济交往范围也开始突破小的范围，向周围城镇扩展。以前，村民主要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村庄附近二十里左右的乡镇和村庄（大村庄）集市上，人们买卖东西（日用品购买、粮食出售、牲口交易等）就通过赶这些比较定期的乡村集市，往往是步行，条件好点也是赶个马车。近几年公共汽车基本遍及每一个靠公路的村庄，很多人家也购买了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因此进城或者到附近城镇很是方便。人们的经济交换圈也随着扩大到镇子以外。当遇到结婚等大事时，人们一般也会去附近县城，这样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大。而一年之内农民最大的一次支出－－年货，人们也开始进城购买，而不仅仅限制在村庄附近的乡村集市上。
图：高原走向现代化
另外，我在前面也多次提到，村庄里近年来高利贷活跃也是村庄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村庄里出现了以高利贷为生的现象，而且这种高利润也使得很多村民把余钱投向高利贷。也出现了专门从事高利贷的农民，他们通过从有余钱人家手里以交低的利息贷款，然后以较高的利息放贷，从而通过利息差赚钱。在这种高利贷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内容的背景下，很多经济来往就通过高利贷。人们用高利贷应付急需的资金支出，比如孩子上学、治病、结婚以及购买大件用品等。因此，现在人们有了余钱以后也总希望放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等传统经济来往就少了，人们的借钱范围缩小至近亲范围内，就象我在前面提到的老乡们的话一样：“现在人家谁肯借给你钱呢，除非你最亲的人肯借给你，他们有个亲字在那儿放着，隔不开这个亲字，一般人家就只能高利贷了，你都不好意思向人家开口借，人家明明能放高利贷收利息，借给你什么都没有”。
经济理性开始随着村民和市场的接近也在村民心里开始扎根，这也能从那种义务帮忙现象逐步消失看出来。九十年代左右，村庄里开始普遍新修房屋，在每家每户的工地上就有许多村庄里的乡亲来义务帮忙，有的是主动来帮忙，有的是主家提前邀请帮忙，户主只要提供一日三餐以及一两盒烟就算是犒劳了。这样，人们之间就形成一种“变工”的习惯，互相帮忙。笔者也曾经代替父亲去帮助村里人盖过房子，而且不只一次。近几年村庄里这种义务帮忙的事情基本没有了，除非近亲才肯，这样人们在遇到一些急需劳动力的事情上就只能雇佣别人了，这样就出现了同村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人们会对这些临时帮忙收钱的行为嗤之以鼻。
总之，村庄里的经济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并不太明显，但还是区别于十来年前。“钱”在村子里活跃了，人们也开始向钱看了，看来经济理性化是一个趋势，乡土社会在“情义”的之上要加个“利”字了。
二十九：“众神相争”的村庄信仰
我在前面提到当地村庄近年来村庙及其相关活动相当活跃，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对传统神庙信仰的复兴，在这种活跃背后有着其他的因素在支配着村民的行为。村民把自己在村庙活动上的表现作为一种社会表演，而不仅仅是出于信仰，这可以从人们日常对于神庙的态度看出来。据当地老人回忆，以前村里人对于村庙很重视，一年之内去庙里烧香的次数很多，人们会在不同的节日里进庙烧香，而且相当虔诚。解放以后的无神论教育和各种运动大大冲击了人们对于鬼神的信仰，文革时期所有村庄的神庙都被破坏，大多数村庙改为学校。文革以后，村庙活动在当地逐步恢复，直至当前的修庙热浪潮。从当地村民对于神的日常态度来看，人们对于神庙信仰已经相当淡化，村民们没有了老人们记忆中那种虔诚，对于神庙的信仰只在建庙和神戏等活动中能得到体现，平常日子基本疏远了神庙。只有当个人或者家庭遇到困难或者面临重要关口时，人们才能记得神庙，这时很多人才会去许许愿、求求卦、问问药，也就是“临时抱佛脚”。
在村民们对于传统神庙信仰“或冷或热”的同时，基督教信仰在近二十年来开始走进部分农民的中间。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户人家信基督（当地人称“信神”），据笔者的观察，信仰基督的人家基本上是家庭有事故的人家，要么是家人有疾病，要么有病故，要么家庭不幸福，也有家庭经济比较贫困的人家。笔者村子里的老主任，两个儿子先后得同一种病去世，老人家难耐痛苦，头发几天之内掉完。后来信基督，经过几年的心理调整，六十几岁的老人头发居然慢慢出来。他的嫂嫂，因为抱养的儿子不争气，把整个家产都折腾完了，老人家很是伤心，也信了基督。因为基督信仰和传统的信仰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当地基督徒的信仰习惯就和非基督徒的理念发生冲突。基督徒不参加祭祖活动，不过春节等传统节日，不举办红白喜事，也不参加其他亲友的红白喜事，更不参加村庙的活动，这些在当地村民看来很奇怪、很不合风俗的信仰使当地人对于基督徒很是排斥，也发生过纠纷。当地有一个村庄唱神戏，要求所有村民平均分摊开支，当庙里的负责人向村里的基督徒收钱的时候，基督徒拒绝交钱。这下惹怒了其他村民，村里一个流氓性质的青年就用威胁的办法强行向基督徒收钱，基督徒由于害怕流氓的报复就不情愿地交钱了。类似这样的冲突经常发生在当地村民与基督信仰的村民之间，而更多的是基督信仰习惯和当地风俗的冲突。由于当地基本没有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因此伊斯兰信仰还没有进入人们的信仰视野。
在当地消失了几十年的“巫婆”“神汉”等活动也在近二十年来逐步兴起，而且市场很大，很多人相信这种神奇人物的诊断。当地就有几个这样的神奇人物，其中一个女人很有名气，笔者十几年前曾在同学家中亲自观看了她的诊断表演，而要她看病的人居然是当地镇卫生院的院长。当人们家中发生变故或者事业不顺时，很多人会去求助于她。据很多让她诊断过的人说，她居然能把让她看病或者看其他事情人的情况说得很准确，你不得不相信。这两年回乡，听说她已经不在村里住啦，随着农民进城去了，把生意带到了城里，而找她的人也更多了，听老乡门介绍，居然有大官让她诊断。而随着人们走出村庄进入更大的世界，他们遇到的危机也逐步增加，因此很多人在变故面前只能求助于这些神奇人物。经常听到村民讲，当人们得了某种病医院都治不好时，或者当发生其他事故而通过正当渠道不能得到解决时，人们就会去这些人那里碰碰运气。
而对于鬼怪的信仰基本退出了当地人的视野，人们在遇到事故以后，首先通过正当渠道解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去求助于神庙和“巫师”等，但不会想到向祖先等鬼怪求助，因此以鬼怪治疗为业的人也基本消失了。
因此，当地的民间信仰就表现为传统佛道信仰的“或冷或热”、基督等外来信仰的进入、各种巫师信仰的部分复兴以及鬼怪信仰的退出，呈现出“众神相争”的信仰格局。
三十：村庄里的家庭结构
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是家庭，因此在调查中就特别关注村庄里的家庭结构，结果调查结果和我对当地家庭结构的观察基本一致。当地的家庭在传统社会也基本没有出现那种四世同堂或者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这主要是因为当地没有出现大的地主，一般只有一些小地主，当地称为财主的人家，这些人家的财力也不能组成一个特大的消费家庭。因此，传统社会也主要以小规模的家庭为主。通过调查和生活观察，当地主要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和复合家庭为主。
图：农闲时节唠嗑
核心家庭占主要，主要是由夫妇和未成年子女组成，这也包括由于离婚或者死亡等原因形成的单身父母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有因为离异或者死亡等原因而再婚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包括再婚夫妇和双方的未婚子女，或者单方子女。当地再婚包括几种形式，传统上主要有男到女方的家的“招”和女到男方的“撤”，当代也有流动于双方家庭的再婚形式。
已婚夫妇和男方父母的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如果男方父母只有一个儿子（有女儿和没有女儿没有区别，因为主要是儿子负责父母养老送终），儿子结婚以后大多数情况下是同父母居住在一起，经济收入和支出也在一起。除非儿子和老人不在一个地方居住或者儿媳和老人不能和谐相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才不在一起居住。如果老人有多个儿子，老年人的家庭组成就不一样了。首先结婚的儿子在婚后几年（一般在有孩子以后或者其他兄弟结婚）一般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但也只是在一起共餐，经济收入和支出考虑到老人还有其他儿子，年轻夫妇和老人就分开计算。老人一般和新婚夫妇居住不长时间，双方就分家，老人给新婚夫妇一些家庭基本用品和粮食，过一段时间双方就各自过日子，经济上就没有纠葛了。在当地，老人往往和最后结婚的儿子住在一起，这样老人和这个儿子就在经济收入和支出上混在一起，直到老人离世。这种情况下，其他儿子在老年人丧失劳动力以后，平时基本不负责老人的生活，只有当老人出现疾病或者死亡时，其他儿子才平分老人的开支。也有老人在儿子们都成年后，夫妇（如果丧偶，也有单身老人）就单独过日子的，只有当老人不能自理生活时，子女才商量供养老人的方式，主要有轮流供养和其他儿子出资而其中一个儿子和老人共同居住两种形式。当地老人不到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地步是不会让子女养活的，因此很多老人基本靠自己，当劳动力丧失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也没有多少了。
村庄里的单身汉父母在世时，和父母住在一起，当父母去世以后，他们往往单独过日子，基本没有和其他已婚兄弟在一起的。当村庄附近有离异或者丧偶的妇女时，单身汉有结婚组成家庭的机会，主要有我在上面提到的两种形式，即男到女方家和女到男方家，现在也有流动于双方家庭的形式。这种情况下，当女方离世后，男方如果在婚后生下子女，一般和子女居住在一起，如果没有子女，他们往往单独过日子，也有和“前家儿女”（女方原来的子女）在一起的，但是比率很小。
当地的家庭结构也和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趋于核心化。家庭人口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也逐步减少。计划生育政策以前，人们的生育不受限制，出现很多生育六七个乃至更多子女的情况。八十年代以来，虽然生育观很难转变，但子女数已经降到平均每户三个左右，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结婚以后，子女数就降到两个甚至一个。因此，当地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就限制在四五个左右，即使三代同堂也就只有五六个人。人口的减少使得家庭的人均消费就能得到比较好的满足，当地经历过大家庭生活的中老年人对于这点尤为赞赏，他们感受到了家庭人口少的实在好处。
另外村庄里的家庭居住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一个家族的人家基本居住在村庄里的某一个固定区域，家族联系就很紧密。近三十年来，人们开始新建房屋，而新建的房屋往往远离旧村，这样很多人家就和其他家族里的人家在空间上拉开了距离，有的甚至同父母和亲兄弟都不在一个区域。
随着核心家庭和小型复合家庭逐步占主导，农村常见的家庭纠纷也在逐步减少，同时亲情也局限在家庭内，以前那种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氛围也基本消失了，家庭亲情的情感支持当然也少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种家庭趋小和人口趋少的背景下，家庭劳动力的负担在土地的单独经营上就落到了男主人身上，同时其他家庭负担也要夫妇两人面对，因此户主肩上的压力就很重了，在和调查村庄许多户主的聊天过程中这种感觉尤为明显，这也是家庭结构变化以后一个不利的表现。这种结构的变化有利有弊，但这是一个趋势，村民们只能适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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