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5-1 致包信和校长的信
－－作者：郭光灿等
尊敬的包信和校长：
您好！
我们六位科大创校头三届的老校友，当年随母校从北京下迁合肥，是科大下迁的亲历者、见证人，今致信给您，是向您反映困扰我们的一件事，并期盼您能指示相关部门予以纠正。
无论是下迁之前科大军工宣队领导、校领导所作的搬迁动员报告，科大师生的讲话闲谈，还是下迁合肥后安徽军工宣队的所有讲话，无论是科学院致中央的报告 (附件一) ，科大党委致科学院党委的报告(附件二)，还是科大官方大亊记，都一直将科大从北京搬迁到合肥称为“下迁”，“下迁”一词在校方资料、校友作品中已沿用数十年。
2008年科大50周年校庆时，校庆纪念资料大多使用“下迁”。由韩荣典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五十年》一书，全部都是“下迁”，没有出现一次“南迁”。
2012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回顾》一书“前言”中，用的也是“下迁合肥”。
后来，“南迁”一词开始出现在一些文章中，有的文章“南迁”与“下迁”混用。这些文章传播有限，当时并没有引起广大老校友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现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南迁”一说在校内外蔓延扩散，似有取代“下迁”之势。科大校史馆已完全用“南迁”替代 “下迁”(附件三)。2018年校庆60周年建的文化长廊中用的也是“南迁合肥”(附件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老一辈科大人的关切。
据我们了解，一些校友在行文或编辑资料时，将当年的搬迁写成“南迁”，只是出于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并没有政治上的原因或刻意纠错的考虑。诚然，“南迁”与“下迁”仅一字之差，从描述学校地理位置的变化上看，“南迁”一词准确无误，本身无可厚非；可在我们亲历者心目中，却有着太大的差别－－一个“下”字，饱含了当年科大人太多的无奈、辛酸甚至痛苦，足以让我们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为了尊重史实，尊重亲历者的心理感受，我们恳请包校长指示相关部门纠正校史馆中相关表述，将“南迁”全部改回“下迁”。也希望年轻一辈的科大校友们不再使用“南迁”提法。
感谢校领导和年轻校友的理解和支持！
祝愿科大在您的领导下越办越好！
科大校友：
6005郭光灿
6005许子明
6001朱栋培
5912寿天德
5912余明琨
5802阮耀钟
2019年10月19日
附件一：科学院和科大党委的文件
005
附件二：
006
007
附件三：科大校史馆展品截图
008
附件四：校史文化长廊
009
包校长21日给朱栋培的回复：
刚刚看到您和另外5位老师写來的关于`下迁＇和`南迁′问题的邮件，真是很抱歉，以前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没有亲身体验，感受不深的缘故。我会将你们的意见和建议转办公室，请他们认真研究，必要时还会跟你们交流讨论。 谢谢大家对学校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5-2 关于学校迁址办学的有关问题回复
－－作者：党政办
[编者按] 6005郭光灿和许子明、6001朱栋培、5912寿天德、5912余明琨、5802阮耀钟为科大“下迁”改“南迁”，写信给包信和校长。包校长批转给党政办公室处理。本文是科大党政办公室给6001朱栋培的回复。
──阮耀钟执笔
朱老师您好：
包校长将您和其他几位老师联名给他的信转给党政办公室，责成党政办公室回复。
首先衷心感谢各位老师、各位校友对母校建设与发展的关心！你们的殷殷爱校之情尤其令人感动。中国科大是一所值得敬重的大学，不论身处何时何地，科大人始终坚持了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初心使命，也正因如此，所以不论是在北京办学，还是在合肥办学，中国科大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针对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报告一下学校的考虑：
一、历史不容忘记，学校充分尊重各位校友的感情、体会。1969年是建校以来比较艰难的一年，按照中央的决定，学校被列为“战备疏散”高校，开始进行选址疏散。学校先后在湖北、河南、江西选址考察，最后落脚安徽。正如各位老师、各位校友所言，从北京到合肥的过程，“饱含了当年科大人太多的无奈、辛酸甚至痛苦，足以让我们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二、值得纪念的是科大二次创业的精神、成就，而不是从北京到合肥的搬迁过程。到2020年，中国科大在安徽办学将满50年，过去50年间，包括各位校友在内的几代科大人可以说几乎是从零开始，又重建了一所世界知名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校史上也把学校在合肥办学描述为二次创业。为纪念过往、激励后人，我们应该认真梳理、总结科大人二次创业以来形成的身处逆境而不沉沦、远离中心而坚持创新，潜心立德树人、执着公关创新的科大精神。
三、从接受科大在皖办学，到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科大人应对安徽怀有感恩之心。学校从北京迁出后，最初选址的河南、江西、湖北等地都因各种原因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后经与安徽省磋商协调、中国科学院研究同意，中国科大辗转数地来到合肥。安徽方面在自身很困难情况下，对学校表示了极大欢迎，并将合肥师范学院、银行干校校址划拨给我校用以重建。安居方能乐业，在安徽人民的支持下，钱临照、杨承宗等老一辈科学家和一大批科大人，从此扎根江淮大地，以孺子牛的精神，艰苦奋斗、创新发展，开始了迁址重建后的二次创业。如今，随着安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安徽省、合肥市对学校发展也给予了更大支持。从西校区、中校区，再到高新园区建设，从省立医院并入到量子创新研究院筹建，再到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落地，校地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局面，一城一校，共进共荣，得到了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扬。
四、使用“南迁”的说法是着眼于发展。在决定科大从北京搬出，开始了另无数科大人倍感“无奈、辛酸甚至痛苦”的这一过程中，安徽人民并不知情，也未参与决策。反之，正是安徽人民及时伸出援手，才解决了科大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才有了后来的“二次创业”。因此，学校经慎重考虑，在宣传口径上统一使用“南迁”替代“下迁”。1.使用“南迁”是遵从历史事实，确实是从北京向南迁到合肥。相同的情况如上海交大从上海迁到西安也用了地理方向“西迁”，这代表一种过程；2.表达我校对安徽人民多年付出的回应和尊重；3.着眼未来发展，有利于我校安心扎根江淮大地治校办学，再创辉煌！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各位校友对学校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党政办公室
2019年11月8日
5-3 与“倾城之恋”一文作者凌云市长商榷
－－作者：阮耀钟
去年12月13日，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凌云在《学习时报》撰文“倾城之恋－－一座城市与一所大学半个世纪的情缘”（http://www.hefei.gov.cn/ssxw/wghf/104497163.html），写出了作者对一座城市与城中一所大学关系的认知。回望50年前，建校仅十一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被迫下迁，四处寻找安身之所，无人收留，真可谓凄惨。现如今，凌市长以一种轻快的笔调，对科大多加褒扬，令我这样一位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多年的老科大人，随母校由北京下迁合肥的亲历者，当年的“臭老九”思绪万千，五味杂陈。些许欣慰，些许荣耀，但也勾起了当年的悲惨记忆。
凌市长文中有的地方的描述与历史不符，或与亊实出入较大，我作为一位亲历者仅指出以下五点，供市长参考，与市长商榷。
1、“一座城市，一所大学，风雨携手五十载。合肥，把倾城之爱给了这所大学。”
在1970年的文革非常时期，当时执行极“左”路线的党中央将教育系统定性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师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史称“两个基本估计”)因此，全国的大学师生成为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而当时接管科大的安徽省工军宣队更是左上加左，视科大为反革命窝，将刚下迁安徽的科大师生当作敌人，以“反搬迁”为突破口，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谈不上和科大能有“倾城之恋”。这是60后的人们没有体验和很难理解的。但那是科大人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
在此，我简单回顾一下科大下迁的历史。
1969年底，科大被迫离京疏散搬迁。先下迁到安庆马山党校。当时的马山党校，只有一栋仅能容纳300 人的三层小楼里。该小楼位于郊外的一个小山上，没有公路与外面相连，交通很不便利，总共只有七、八十个房间与一个小食堂，而且自来水不通，生活用水要越过一条沟到对面的山上去挑。房子门窗在“文革”的武斗中被全部拆除，有的用砖石堵死。 [1]先期到达安庆的四位革委会常委毅然回京，准备向科学院和科大军工宣队领导反映在安庆疏散搬迁的困难，此事后来称为“四常委回京”，被安徽省领导定为“反革命事件”。
1970年1月国务院科教组长刘西尧指示科学院领导和科大领导到合肥，与安徽省领导办理科大移交手续。得知上述消息后，有29位学生从安庆赶赴合肥，其中一位是合肥人，回家了。其余28人赶到合肥火车站，等北京来的领导，希望北京来的领导先去安庆看看办学条件，再办理移交手续。但学生并未接到北京来的领导。因为火车在水家湖站紧急停车，安徽省革委把北京来的领导用汽车接到合肥了。此事后来称为“28个半合肥之行”，也被安徽省领导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详见朱柏生的“不堪回首的安徽”。[2]
获知安庆确实接纳不下科大这一情况后，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这才决定科大改迁合肥，并将合肥师范学院(现科大东区)和银行干校(现科大北区)划给科大。
科大只有少数骨干在合肥参加“彻底揭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绝大部分师生被分散到淮南煤矿、马鞍山钢铁厂、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等地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这种跨地市，跨行业 ，跨部门的安排，只有安徽省领导直接出手才能完成如此精心的调配。把科大师生分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目的是为了便于整肃。以物理系为例，6421班、6422班60名学生与部分物教老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谢三矿。6521班、6522班共80名学生与部分技术物理教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李一矿。6523班地球物理专业37名学生与部分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师分到淮南矿务局机修厂。6423班生物物理专业 26人和6424班地球物理专业 26人，加上部分生物物理教研室老师共约70人分到淮南新庄孜煤矿。分散得是何等精细。
安徽省领导对科大师生如此精心的安排，正好证实了淮南煤矿工宣队领导多次在大会上讲的，安徽省领导的布署就是让强大的工人阶级包围你们，改造你们，如果不老实就发动矿工开大会批斗你们。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64级物理系的一名同学就受到谢三矿工人的批斗，又坐飞机、又打嘴巴。
安徽省工宣队队长李东林从合肥多次来到淮南煤矿，马鞍山钢铁厂等地，对科大师生训话。李队长有三句名言。一句是“下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反对下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另一句是“谁不斗，就斗谁！” 第三句是：“告诉你们，这里是安徽，不是北京！”。[3]
李东林队长多次来到淮南谢三矿坐镇，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安徽省工军宣队采取背靠背相互揭发，无限上纲，随意隔离审查，逼供信等手段，在师生中大抓反革命小集团，弄得科大师生生活在恐怖之中。 物理系642成为科大的重灾区。刘渝珍是当年随科大下迁的64级物理系学生。她在“从未愈合的创伤”中写道，多少学生挨整难统计，因为难给挨整下个明确的定义。文中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学被揪出来，看管的人手严重缺乏，工宣队顾不上‘清理’老物教，反过来分派和强令部分物教老师来监管学生。” 由此可知，被整学生之多。但被逼自杀的定义很明确，6422班共30个学生，其中被逼自杀的就有闫宝根和郭宝林二位同学。我真不知用什么文字描述科大下迁合肥时的这系列整肃科大师生的运动。我是含着泪读完刘渝珍写的“从未愈合的创伤”，心情非常沉重。希望科大人永远记住血的教训，千万不要忘了科大师生当年下迁合肥时付出的血与泪！
化学系师生分到马鞍山钢铁厂。时任65级放化班主任的5808刘清亮回忆，65级化学系学生陈孝君曾对他说：“把同学斗得太残酷了！我们甚至出现过寻死的念头。”陈孝君生前发表“我也是科大人” [5]一文，他写道：“我也是在马鞍山带着创伤逃离科大的。我还想写篇‘科大噩梦’，可我能力有限，不知从何处下笔。”
近代物理系师生被分到白湖农场，这原是个劳改农场。6544孙进和回忆，“200名学生，120名受到牵连，80名建立了档案，最后有组织处理结论的23名。” [6] 644朱柏生回忆，“我们班有40人左右被审查，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专案组第一次找我谈话说：‘念你一贯表现较好，一时误入歧途，初步决定判你１５年徒刑，第二次找我谈话，说有可能只判七年；第三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不判刑了，可能要留校管制劳动两年。’若干年后，我才听说，我们中科大的这批学生能够被从宽处理，还要多亏周恩来的恩准。” [2]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安徽省搞得特别“左”，简直视科大为敌对势力。大批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几位师生含冤自杀。对此，北京留守的工军宣队和中科院工作组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向中科院反映，当时中科院革委会主任刘西尧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科大的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他们还不会游泳，呛了几口水，现在是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不是整他们的时候”，正是这个批示，挽救了科大学生。[2]
闫宝根、郭宝林、陈孝君、朱柏生、孙进和他们都是学生啊，还算不上“臭老九”，都被整得如此恐惧，可见当年科大刚下迁合肥时，科大师生，尤其是学生，被整得多惨。因为科大学生都是聪明才智一流，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很多学生对文革、对毛泽东、林彪、江青等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有时难免会一起小声议论几句，有的还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思考。这些行为本不犯法，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正当权利。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可是大罪－－能判15年徒刑还不是大罪吗？他们当时都才二十三、四岁啊！今天写到这里时，我这八十老翁，还为他们揑一把汗，甚至忍不住流下眼泪……
1970年初以“反搬迁”运动开始，接着是“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随后又“抓五一六”，宋佩章说，科技大学是516分子的窝[7]，科大大抓“五一六”，结果虽然一个516分子也没抓出来，但是科大师生被整得夠惨。据统计，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短短五个月，科大下迁的2800名师生中，有7名学生和教工被逼自杀。他们是6422学生阎宝根、6422学生学生郭宝林、6435学生韩光增（女）、6566学生贾树国、人武部干部李恒昌、四系干事张乃安、5804毕业生、留校教员王世伟、房产科干部孙立本共7人自杀 [8]。我们科大人不能忘了在下迁中付出生命的这7位科大人。
当年安徽的党政领导和军工宣队领导“左”得出奇，科大师生刚到合肥时遭受的苦难，我们终生难忘，我们这些亲历者永远忘不了科大刚下迁合肥时的血和泪！
前面我回顾了科大师生刚下迁到合肥时遭受的苦难，决不是算旧账，追责任。一则凌市长没经历过下迁，向她介绍一下科大下迁之悲惨，让她了解科大师生刚到合肥时遭受的苦难。另外，如实记下这段下迁的真实历史，也很有必要。我们垂垂老矣，趁经历者还在，尽可能地把科大下迁和“一打三反”运动的真实情况留给历史。如果现在不做，再过些年，当事者先后逝去，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淹没。“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 希望“青史成灰”者必是做孽之人！只有敢于记住历史、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2、“此时，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来皖。”
我不知道凌市长此说有何依据。据64级近代物理系学生朱柏生回忆，主管科学院的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科大到现在还没找到疏散的地方。正在汇报时，李先念的老部下李德生进来了，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先念随口说：“小李，中科大没有地方搬迁，去你那里怎么样？”李德生答：“行啊！”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2]我在下迁时听到的小道消息，与朱柏生说的非常类似。
事实上，中科大搬到安徽，安徽省一点准备都没有。若说李德生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科大来皖，无法解释科大下迁怎么先安排到安庆，仅一幢破烂不堪的三层楼，怎能办一所大学？
科大刚下迁合肥，许多师生被整。短短五个月，有7名学生和教工被逼自杀。难道李德生力排众议，力邀科大来皖，就是为了整科大师生，改造科大师生？！
我们查阅了《李德生回忆录》，回忆录中找不到一句关于科大的话。如果当初他“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科大来皖”，为何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科大？实在太不可思议！
3、“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
不知此话凌市长引自何处？科大下迁，四处漂泊，无人收留，是安徽和合肥收留了我们，科大感恩安徽，感恩合肥。今年是科大下迁合肥50周年，几十年来科大人在合肥几乎是从零开始重建科大。同时也努力想为合肥争点光，以答谢合肥人民收留之恩。如果说，合肥人民“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此话也许有些过分。我们从北京下迁合肥，户口和粮油关系确实没有转到合肥，我本人的户口至今还在北京。但当年我们领的是北京工资和全国粮票，恐怕没有必要让合肥人民省给我们吃吧？！
4、“寒冷的冬天，在没有集中供暖的合肥，中国科大却拥有了安徽省第一条‘温暖专线’，享有专门开放暖气的待遇。”
科大人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大学生宿舍能装上暖气，是管惟炎校长的功劳。
管惟炎校长故乡档案馆有篇文章“用诚心演绎多彩的人生角色－－记低温物理学家管惟炎” [9]，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改善科大办学条件，他身先士卒，埋头苦干。上任没几天，他就满学校到处跑，亲自到学生宿舍,见到学生们蜷缩在宿舍瑟瑟发抖地上自习，他连臭气熏天、尿屎横流的学生楼的厕所都去了，都看了，他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没几天，厕所就整修了；没几天，学生宿舍全部装上了暖气,而后教学楼有了暖气，最后安装暖气的则是行政楼。那时，学生们见校长很容易。管惟炎住在学校，每到开饭时，他就会提着饭盆在食堂里和学生一起排队打饭，和学生们一起边吃边聊，征求同学们对食堂伙食的意见，对学校教学改革的意见。在管惟炎即将离开科技大学的那几天，许多教师、学生自发地赶来为他送行，他的住处依然是那间水泥地的小而简陋的房间，他的面庞依然那么和蔼可亲，只是苍老了很多，白头发也增加了许多……”
时隔三十多年，同在一城的安大和合工大至今还没安装暖气，合肥不会如此偏心吧？！
5、“‘是合肥的环境以及决策者的眼光，促进了量子通信的发展。’多个场合，‘量子之父’潘建伟都对合肥不吝赞美之词。”
我曾在科大物理系与郭光灿院士共事。郭光灿是科大第一个研究量子光学的，郭院士才是科大研究量子光学第一人，但也不能称郭光灿为“量子之父”。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人被称为“量子之父”，量子之父称号己沦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笑柄！
称潘建伟为“量子之父”，类似于“厉害了我的国”，自吹自擂过了头，反倒自取其辱。建议凌市长慎用。
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蒋方忻、朱天相等提供了不少宝贵数据，张家干和寿天德二位先后对全文作了认真修改，最后由林钟光作最后的修改并定稿。本文在科大校友组建的“科大专题群”中，从2019年12月20日开始讨论本文，直到2020年1月5日定稿，林钟光、刘祖平、王会、许子民、寿天德、刁杰东、刘清亮、华新民、郭东日、蒋方忻、佟海龄、薛晋堂、方強、朱天相、齐兵书、膝春晖、吴国城、乐天博士、沈越、戴启贵、林小滿、褚耀泉、谢文梁、方祥、杨碚芳、朱栋培等校友提了许多宝贵意见，深表感谢！
本文实为集体之作。
参考文献：
[1] 柯资能、丁兆君：科大下迁合肥始末(《我们心中的科大》3.02)
[2] 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我们心中的科大》2.25，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01 期，2014 年12 月8 日)
[3] 王裕群：“一打三反” 亲历记(《我们心中的科大》2.30)
[4] 刘渝珍：“从未愈合的创伤”(收将发表在《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二集第三章)
[5]陈孝君：我也是科大人(《我们心中的科大》1.42，科大626 博客http://keda626.blog.163.com/blog/static/9877944120123785553269/))
[6] 孙进和：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我们心中的科大》2.31，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13 期，2015 年3 月2 日)
[7] 忆刘达和科大－－宣雅静访谈录
[8] 周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1966.6-1970.12）(《我们心中的科大》2.36)
[9]边妍：用诚心演绎多彩的人生角色－－记低温物理学家管惟炎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369422/discussion/16815434/
执笔：5802阮耀钟
2020年7月7日第26稿
于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