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2、学工学农
①、学工
平生第一次学工劳动是到上海以后。
那时在翔殷学校已经升上初中，学工地点在军工路上的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仓库。
当年的军工路路面狭窄、凹凸不平，两侧的人行道都是泥巴地，也没什么行道树，有些地方草长得比人还高，一副荒郊野外的景象，白天多是些运货的卡车来来往往，天黑以后，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道路的东边有水产大学、机械学院、水产研究所、上海机床厂、上海电缆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等企事业单位，西边是五角场公社洪东大队的大片大片的农田。
第一次学工劳动的详情大多淡忘，只记得是在仓库的一间大屋子里面分装袋泡茶，很轻松，跟着一群中年妇女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工作台前，她们一边嘻嘻哈哈的聊天，一边把袋泡茶装进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印刷很粗糙、上面有个“茶”字图案的纸盒子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袋泡茶，当时觉得很奇怪，怎么茶叶还有这样喝的？现在想想，那会儿中国就有袋泡茶了，几十年过去，却被“立顿”打得稀里哗啦。
这样的工作并不难学，就是要注意数量不要放错，纸盒子要盖好。
我们去之前，老师再三叮嘱，这是出口的商品，不能出差错，否则会影响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云云，还拿《海港》里面的那个青年工人的疏忽导致玻璃纤维进了出口的粮食包举例，弄得我们一度有些紧张，但那些工人干活的时候却是漫不经心，让我们颇困惑。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食堂吃午饭，我们也夹杂在那些工人中间排着队，大约是来了我们这些学生使得排队的时间增加了，一些男职工很不耐烦，一直在骂骂咧咧，后来有个家伙嫌打饭的人速度太慢，干脆扯着嗓门破口大骂起来。听着他嘴里蹦出来的那些脏话，我们在一旁面面相觑：这跟老师要我们好好向他们学习的领导阶级的形象相差太远了。
第二次学工是到少云中学读高中以后，1974年初刚一开学，工厂就是中学南面、一箭之遥的上海乳胶厂（现在那个地方都是高层住宅），是当时国内生产橡胶手套、乳胶手套、气球、橡皮筋、避孕套之类产品的主要厂家，也生产一些其他东西，如汽车坐垫里的海绵等，总之应该算个化工企业。
大家被分到各车间、班组，我独自一人被安排到一个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叫什么的车间的什么班组，只记得是在车间角落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跟一个40
来岁的中年男人将一个个已经涂好了橡胶液的手臂模子放在传送带上，送进一个大烘箱，过一段时间将模子从烘箱里拿出来，将已经成形的橡胶手套从模子上剥离下来，放进一个个大盒子里，有人来运走。
工作很枯燥，还有点儿累，车间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浓重难闻的熬橡胶的味道。最主要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干着这个体力活儿，让我很不愉快（班上其他几个哥们儿的工作似乎都比我轻松，而且还在一起，如今回想起来，应该是被老师整了一下）。那个工人一来就戴着帽子，穿着工作服，还蒙着一个大口罩，看不见脸，我始终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儿，他除了告诉我要干什么、怎么干以外，就不再跟我说话。
工作的间隙，我就站在车间门口晒太阳（也懒得跟那个工人沟通交流），那两天我看到最多的本校学生是另外一个班的一个空政干校的女孩子，她干活儿的地点与我为邻，这是个胖乎乎、活泼好动、擅长打羽毛球的女孩子（好像进了校队），她穿着一条蓝色的背带裤（应该是发给她的工作服吧），时不时一脸快乐、蹦蹦跳跳的跟着师傅从我面前走过。看她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不免有些纳闷：“学工”有这么可乐吗？她有时也好奇的看我一眼，似乎不明白这家伙愁眉苦脸的站在那发什么呆。
忍受了几天之后，我去找班主任，要求更换一个工作，理由是我的右手不久前骨折过（在大操场攀爬绳梯玩耍时不慎掉下来摔的），他竟然没有满足我的要求，我一气之下到长海医院去开了一个月的病休证明，将病假条一交，回家“修养”去了。
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白天基本上就是在家呆着看书（那年月也没地方可去），下午听几个同住东村的同学回来告诉我一些劳动时发生的“新闻”。有一天一个家伙很神秘的告诉我，说有个车间不让学生进去，一了解原来是生产避孕套的！
学生进厂以后没多久就开始偷厂里的产品，对于橡胶手套大家不感兴趣，偷得最多的就是气球和橡皮筋，橡皮筋用来做弹弓，气球自然是吹着玩。
他们偷东西的行为很快就被发现，工厂先向校方反映，但收效甚微，于是便派人在工厂门口守候，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对象一律拦住搜查（那时似乎没人意识到这是人身侮辱）。这一招果然很灵，不少顺手牵羊的家伙纷纷被擒，从他们的书包、口袋里搜出了大量的气球、橡皮筋，被擒获的倒霉蛋便被交给老师处置（说是处置，其实也就是训斥一顿完事）。最不走运的是某位住在沈家巷的女生，被搜出了避孕套，一时轰动。
②、学农
以前在小学、初中也有过学农劳动，但那都是在学校附近，时间也短，也就三、五个半天，类似玩耍。到了少云中学以后没几个月，就体验了作为高中生的第一次学农劳动，跟以前的过程完全不一样。
1973年5月23日，一个由数辆铰接式公交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我们中学新高一年级7
个班级的学生，从五角场驶向宝山县北部的月浦公社，那里就是我们这次学农劳动的地点，我们要去参加“双抢”。
“双抢”是抢收抢种的简称，江南一带到五月下旬时早稻成熟，这时要尽快收割，然后将晚稻秧苗插下去，整个过程大约20
天左右，农活不能误了节气，所以这个过程是很紧张的。一到此时，生产队里所有的劳力都用了上去（农村学校停课），甚至还需要一些企事业单位、部队、院校组织一些人去支援（这种场面今天的朝鲜还有），我们在这个时候去“学农”，其实也就是帮着干活儿而已。
忘记了本班被分在哪个村了，我们班被分成两组，我所在的组被安排在一间堆柴火的屋子里住宿，就睡在地上。尽管只是5月，农村已经需要使用蚊帐，我们躺在有些闷热的蚊帐里，无数只被我们的体味（干了一天的活却不能洗澡）引来的蚊子在蚊帐外面“嘤嘤”的飞来飞去，令人感到非常恐惧。挨着我睡的一位同学抹了许多防蚊油，那种混合气味足以把人熏晕了，但驱蚊效果并不理想。有些蚊子很狡猾，会沿着蚊帐横向移动，最后找到门缝钻进来，上来就狠狠的叮上一口。所以过不多久就会有人一边咒骂，一边打开手电筒在蚊帐里“啪啪”的打蚊子，离家的兴奋加上蚊子的袭扰，使我们久久难以入睡。
第二天，我们这拨人集体向老师进言，把这间柴房形容的简直就像地狱一样，强烈要求搬到住宿条件相对较好的另一组那边去，那一组的男生也帮着我们说好话，老师居然同意。那天下午劳动结束以后，我们就兴高采烈的搬过去了。
那一组住在一所农村小学的空教室里，把课桌拼起来就成了一张大通铺，躺在上面的感觉简直幸福死了。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些男生就像欢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一样的欢迎我们，大家会师以后感到无比喜悦，对胜利完成这次学农任务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女生们住在前面一排教室里，虽然那时男生女生之间都不讲话，但看得出来对于我们的到来，她们显然是高兴的，至少增加了我们这几个彪悍骁勇的男生，可以让她们晚上睡得安稳一些。
参加劳动的情况平淡无奇。江南都是水稻田，光脚丫子踩进凉飕飕的淤泥里面，感觉还是挺好玩的，只是蚂蟥的威胁又让我们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我们比较幸运，没有参与割稻子，好像也没有插秧，因为这两项都是体力活儿，既需要速度和技术，又容易受伤（割破手脚或被蚂蟥叮咬）。我们就是帮着搬运稻捆、脱粒、扬场。早稻收割完以后，接下去再往水田里撒肥料，那可不是化肥，而是从猪圈里、粪坑里运来的又黑又粘又臭的有机肥。我们两人一组把满满的粪桶抬到田边，农民们直接用手抓，我们则找了一些铁锹、木棍，屏住呼吸、犹犹豫豫的挑起那些秽物往田里抛撒，撒得不均匀不说，还溅得身上斑斑点点的都是，心中暗暗叫苦，面上还要装得满不在乎。至于女生们，就更别提多狼狈了。社员们一脸的不以为然，那年月，怕脏怕臭可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你表现出来有这种思想是很可耻的一件事。
只有抛秧比较好玩，我们站在田埂上，将一捆捆葱绿的秧苗以抛物线的形式扔到水田里，插秧则由社员完成。那些女社员们撅着屁股，一边插秧，一边聊天儿，有时不知说了些什么，众人皆大笑。那些当地土语我们也听不懂，不过感觉好象是在拿男女之事打趣。
当然还有一些花絮。
学校在一个村子里设了中央厨房，负责烹制一日三餐，各个班的学生按照规定的时间自己到那里去打饭，不过不是人人都去，而是派几个代表把全班的饭菜一起打回来，再自己分。这个形式事先没人告诉我们，临到要去打饭的时候，忽然发现没有那么大的盛器。为了不至于饿肚子，加上那时饥饿感又特强烈，到吃饭的时候就要进食，看来看去，只有拿脸盆去打饭了。只是我们那时都只带了一个搪瓷盆子，既洗脸又洗脚，但为了吃饭也顾不得这么多，几名组长挑出几个看上去新一点、干净一点的脸盆，叫上几个弱小的男生跟着一起打饭去了。
幸运的是打饭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不算太远，可提供的伙食只有大米饭、炒卷心菜（基本就是水煮，不知是哪个班的学生在老师的指点下做出来的），跟喂猪似的装在搪瓷盆子里。端回我们居住的教室以后，让老师先盛，然后是我们这些组长盛，我们盛完以后就不管了，让其他人围着脸盆抢成一团。
出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吃不饱（数量是不缺的，有几次女生还吃不掉，端过来问我们要不要），而是因为大家争着抢处于脸盆中心部分的饭菜，因为从心理上觉得那个部位的饭菜没有接触到又洗脸又洗脚的脸盆，比较“干净”。可怜那几个弱小的男生，每次都刮脸盆底，不知吃下去多少别人脚丫子上脱落的皮屑。
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不光一日三餐是米饭和卷心菜，那以后的每一天的三顿饭居然都是这两样东西！数日之后人人嘴里淡出鸟来，更令人骇异的是拉出来的“巴巴”都是碧绿碧绿的卷心菜色儿。我们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偷偷跑到月浦镇附近的一个小店去买糖糕吃，到后来是每天都去，把那个小店的店主乐得眉开眼笑。在那段日子里，几分钱一个的糖糕，简直就是世间最美的美味了。为此，我很快用光了带来的零花钱，不得不写信跟家里要钱，结果劳动结束回家以后还被父亲数落了几句。
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生产小队的队长是个个子不高却十分壮实的中年汉子，有一天中午，他捧着一个里面米饭堆成了一座小山的陶碗出现在我们面前（菜肴就是一点儿酱菜），他问我们一顿能吃多少米饭，我们回答是四两（这已经不算少了），本以为他会夸赞我们一下，没想到他鄙夷的撇了撇嘴，说：“就吃这么一点啊？我们一顿起码要吃一斤”。我们几个听了，面面相觑。那时在农村中这样的壮汉饭量大倒也不是吹牛，一来他们每天消耗的体力很大，需要补充。另外就是那时吃的东西中油水很少，只能靠大量的主食来提供卡路里。
前面说过，我们干了一天的活儿，晚上却没有地方可以洗澡（我们住的那所学校连自来水都没有，只有一口井）。头两天我们就用湿毛巾擦擦，几天以后，个个都是浑身酸臭，大家实在无法忍受，就由班长带头，集体向老师提出要洗澡的请求。老师起初不同意，说是怕我们感冒（因为只有冷水），后来耐不住我们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了。那天晚上，我们一群男生在黑暗中围在井边，用打上来的凉水简单的洗了一个澡，虽然有些冷，但把那股积蓄的臭味儿洗掉了，还是让人高兴的。我们在这边洗得热闹，女生住的那排教室却始终是一片漆黑，我们有夜色掩护，穿个裤衩就可以在外面洗澡，她们再羡慕，也只有忍耐。
我们所在的那个生产队距离长江边不远，可以远远的看见江堤上种植的茂盛的树木。有同学说那边有个地方叫“狮子林”，驻有解放军的一个海岸导弹营，我们就酝酿着要去看一看。
在劳动快结束的前两天，好像那天上午没有“任务”，一帮哥们儿就决定去狮子林。记不得我当时是因为什么事给耽搁了，等我追出去一看，居然一个人影儿也见不着了。我也不高兴去追他们，就沿着一条小河漫无目的的走着。为了解闷儿，我逮了一只当时在当地常见的一种红壳儿小螃蟹，又逮了一只正懒洋洋的爬动的癞蛤蟆，我让螃蟹的螯足夹住癞蛤蟆的后腿儿，然后把它们放在地上，自己蹲在一边儿看它俩谁能斗得过谁。癞蛤蟆其实也不会斗，被夹得生疼却还是慢腾腾的爬着。那螃蟹见没什么威胁，就要松开。这时我就用树枝儿捅捅螃蟹，它便又紧紧的夹住癞蛤蟆，而且越夹越紧，我也越看越来劲。
万万没有想到是，就在我凝神专注的观察着它们时，那癞蛤蟆忽然从脖子的部位喷出一股白色的浆液，不偏不倚，正好射进了我的右眼。当时眼睛就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我捂住眼睛，半天儿才稍微好了一点儿。你说这癞蛤蟆还真聪明，它就知道是我害的它！
我捂着眼睛，跌跌撞撞的跑到井边，打了一些井水，把脸浸在水里清洗了一下，然后就倒在席子上，心中充满了恐惧：我知道，癞蛤蟆喷出的浆液叫蟾酥，是一种带有毒性的液体，当它感到必要时就会喷出来，在自然界里，这往往就会吓跑它的天敌，保全自己的性命。那时候有些中药店就回收这种浆液，有些小孩儿就拿着工具，抓到癞蛤蟆就用工具把它的浆液夹出来，装在一个容器里，然后拿到中药房去卖，可以赚一些零花钱（就像当时卖晾干的桔子皮一样）。现在我的眼睛里喷进了这种毒液，我担心眼睛会瞎了。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先是传来了那帮男生的说话声，然后他们就进来了。看见我躺在那里，他们有些惊讶，问我刚才怎么没去，是不是不舒服。我有气无力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没想到这帮狼心狗肺的家伙居然哈哈大笑，安慰我的很少，大部分人都一致认定我的眼睛肯定会瞎，至少我的视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以后当兵绝对没戏。我听了以后，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更可气的是有几个平时一贯被我“欺压”的弱小男生，虽然一声儿不吭，但都在一边窃喜，估计是在心里咬牙切齿的嘀咕“活该”吧。可那时的我对这一切毫无办法，只好忍气吞声的躺在那里任他们奚落，为自己的未来而忧心忡忡。后来老师进来了，问明情况，安慰我说不要紧，过一两天就没事儿了。他好像懂一点儿中医，所以听他这么一说，大大缓解了我紧张的情绪。回来以后我惴惴不安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参军体检时也没发现眼睛有什么问题，我才彻底的放心。
熬了两个星期，终于熬到了学农结束的日子，当时的感觉，估计苏东坡听到皇上开恩结束自己的流放生涯时也就这样了。在回家前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决定通宵不睡，彻夜狂欢（奇怪的是不知何故，我们的老师那天晚上居然不在，可能是家里有事先走了吧）。“狂欢”的整个过程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吃完最后一顿米饭、卷心菜以后，大家在井边洗了最后一把露天浴，然后好像是打牌、下棋，打打闹闹。女生那边儿也没睡，灯火通明，当然拉着窗帘儿，也看不见她们在干什么，只是偶尔能听见笑声。到后半夜，有的同学坚持不住，睡了。我们十几个人溜出教室，跑到教室旁的一条小河边，那里停泊着一条水泥船，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要划划这条船，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了。
初夏的夜空中，银河横贯而过，微弱的星光下，田野一片漆黑，到处是青蛙的歌唱，更显出一种宁静。我们蹑手蹑脚的上了船，解开缆绳，找到竹篙，大家七手八脚的忙了一阵儿，终于把那条7、8米长、十分简陋的小船撑离了岸边，沿着那条只有6、7米宽的小河歪歪扭扭的缓缓前进。河岸边长满了芦苇、茭白之类的植物，有时候还有树木，黑乎乎的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就像走在一条狭窄的峡谷里，只能看到头顶上的夜空。夜风吹来，加上对黑暗以及掉下河里去的恐惧，大家挤在一起，很少有人讲话，竹篙撑船时溅起的水声显得很响。走了不知多久，我们来到了一个“T
”字型的河道口，这里已经离我们打饭的地方不远了，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返航，于是循原路回到了小学校。
栓好船以后，大家意犹未尽的回到了教室里。那些没跟我们出去的人大部分都睡死了，于是我们又将“狂欢”的余兴转移到他们身上，拿稻草捅捅这个的鼻子，捅捅那个的耳朵，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一看是我们，也不敢发作。
尽管那时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得很当回事儿，但实际上我们的“学农”也就是去充当临时劳动力，贫下中农忙得脚都举起来了，天天累得筋疲力尽，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教育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当然，干农活儿本身对我们这些15、6
岁的学生来说，在思想和身体方面都还是有正面作用的，真的是明白了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尤其是当大粪溅了一身也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达到一定的境界了。
记得有一天下午，干完活儿以后，我和班上几个空军子弟坐在一个大粮食垛前面，凉风习习，夕阳西下，收割过的田野阡陌纵横，上面漂浮着一道道灰白色的烟雾。远处的大喇叭里，传出了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我们听得很开心。那是那一次学农过程中，我记得的最优美的一幅画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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