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吉卫
第一节 改正之说探源
俄罗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曾说：“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 这句话虽然不是名言，但被许许多多政治人物的行动给验证了。自己不悔过，就只能由后来人收拾残局了。
1977年12月15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不久，他就问中组部过去抓“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展示了胡耀邦同志要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民政部配合，构成了“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遗留问题。
烟台会议上发生了分歧。这个小组的某些成员的指导思想深深打着“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妥善安置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在闭幕总结会上参加会议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说：“反右”运动已过去20年，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杨士杰还引用胡耀邦同志刚到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但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的圣训，会议仍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以（1978）11号文把这个报告转发全国。（此文件见附件一：有关右派的相关中央文件选摘5.）
此时全国尚未摘去帽子的“右派”约有10万余人，但在这之前已摘帽子的人，头上依然寇着无形的紧箍“摘帽右派”，仍被看作是“异类”。摘了帽子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对这一点我本身有深刻的体会，以我的经历验证了这一点。而且某些共产党人还有一套说法，他们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们仍然还是‘右派’，只是摘掉他们的‘分子’的帽子而已。” 云云。一切命运并无改变。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与国务院公安部、民政部又共同组织召开了烟台会议。草拟了一份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实施方案》。
看过此《方案》的、在1957年反右当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认为，“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对错划为‘ 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指示，以中组部名义再写报告给中央对此再作定夺。
两个月后，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会议是就近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的。会上一些坚持‘单纯摘帽论’的人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了”。会议牵头单位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但是，针对这些议论，参加会议的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认为：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终，杨士杰的意见获得了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壁、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
经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共同修改，《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新稿于1978年8月25日再度呈送中央。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78）55号文件批转全国各地。（文件全文见附件一：有关右派的中央相关文件选摘6.）
到1979年2月中央又对中发[1978]55号文件又作了《补充说明》，即统发[1979]第143号文件。（文件全文见附件一:有关右派的中央相关文件选摘7.） “右派”改正工作全面实施。
上面是附件一中的有关右派的中央相关文件选摘5 .6 .7三个文件是有关“右派”摘帽和改正的文件的原本，就中提出了“右派改正”问题。到底是在上报的文件草案里，已经出现“改正”一说，还是在中央批转下来后才出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据透露，当时在高层讨论时，时任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一个人，不同意给“右派”平反，他称：某年某月某日毛泽东在何地对何人说过，“右派”的问题不能平反。
邓小平说道：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错划了的改正。
“改正”一词由此滥觞。
据说。“改正”一说还深得当时的国务院一位负责人的垂青。务实的他，早在肚皮里算了一笔账，如果得给全国错划的“右派分子”补发工资，至少得四.五十亿元。十年浩劫，万般重创，百废待兴，国家拿不出这笔巨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便有了一个说词：你就不能像平反者一样享有经济上的补偿…””（此段文字引自《禅机》－胡平著）
第二节 恢复原来工作
1978年12月8日，继3年重体力劳动改造（1958年9月19日至1961年10月16日）又接续长达17年（自1961年11月起至1978年12月）的在生产车间的化工倒班劳动（这中间又插入1970年7月至1972年4月共22个月的下乡劳动）之后，我被调到电石厂研究所技术情报组工作。此时，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已较平和，虽然“右派” 还没有改正，但人们见这些人已不再用斜眼相视了。可是所期望的尚未见音息，充满狐疑的“ 老右”们的前途尚不明朗。
1979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廿六，周三）晚上7点，在吉化公司研究院礼堂召开为错划“右派”改正大会。吉化公司的全体“右派”参加。这是吉化公司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为错划“右派”召开改正大会。这是利用业余时间开会，看来是不太被人看重的一件事。大会由吉化公司党委书记贾庆礼亲自主持。会上为35名错划“右派”改正，电石厂有5名：洪钱林、周世昌（缺席}，另外3名不是正式“右派”，而是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工人被打成的“右派”，其中我所知的一人是四车间的工人XXX，就是被四车间书记齐发海硬送去劳动教养的那位。会上让被改正的“右派”到台上与大家见面。贾庆礼书记讲话，表示对错划者道歉并祝贺。并说以后将逐步给被错划的人予以改正。
1979年1月26日，电石厂“落实政策办公室” 的一位同志（忘记姓啥了）找我，让我把1957年被定为“右派”时的事情经过和言论写一下，并写一份“改正申请”。在这年的春节，正月初二（1979年1月29日）我乘假日之机来到办公室，按照“落实政策办公室”那位同志的要求，把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时的情况详细写出，并写了改正申请。
在1979年3月5日，我收到通知，内称：“马吉卫同志在那时所讲的某些话，不仅在当时是对的，而且在现在也仍然是对的”。并称，对其被划为“右派”純属扩大，决定予以改正。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
于是，21年的冤案得到“改正”。
错划“右派”获得改正，感谢小平同志，感谢耀邦同志。
据以后统计得知，全国共有557822人被错划为“右派”，获得改正（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只有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柄、林希翎等极少几人未予改正。中央统战部的一位有影响的人说：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
邓小平说：“划右派是需要，平反同样是需要”。我按党的“需要”当了21年“右派”。还算幸运，有多少人让把脑袋借去用了！
第三节 我患上“癌症”
1980年4月20日，周日，上午9：00许，我突然发起烧来近38度，去医院看急诊，一位叫张贞的大夫看，诊为感冒，开药让休息。此后，连续二十来天体温时退时升，也既上班既休息。
时值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性的为部分低工资者长工资，按以前的级别标准进行（“文革”以后的第一次长工资是在1977年，凡长上工资者增加7元钱），我不在长之列，但因为很关切，也时常坚持参与。－－顺便提一句，在这次调工资中，安娜工资由54元长到64元。
5月10日，周六，下午骑车去土城子医院看病，归途到幼儿园接我的小儿子肇安，突然觉得胃痛，路上见易淑文大姐，痛得连车都没下只打个招呼。大约4：30到家，以为是饿了，吃几块糖块（因无点心）也未减轻，我就开始做饭。此时恰好肇武放学回来，我让他做饭，我上床休息。
次日5月11日，礼拜天，我仍然发烧并加之胃痛，到铁东化工医院看。只有值班大夫，是一位姓马的女士（在五十年代她原是眼科护士，不知何时升为大夫；她是电石厂技术科长刘福根的夫人），说是胃炎，开些胃药，她建议去土城子总院看。在离开诊室走到楼梯上碰到该院原结核科高殿举大夫，他看我痛的这个样子说：“你是有炎症，仔细检查一下吧。”
到土城子医院，已10：00，在内科看，经化验血和尿，WBC9600，淀粉酶128，转外科，说是胰腺炎，收住院，住513－4床，陈英明大夫（女）负责。
住院后，11－18日天天胃痛，不能进食，每天打吊针四环素。18日晚7：00时左右，痛得实在忍不住了，我妻子跟正好值班的外科孟主任说，请求给打一针止痛药。怪哉！打针过后逐渐就不痛了。19－26日，病情好转，完全不痛了，也能进食了。打算下周就可出院。
在此期间，我们情报室的同志们都来看我；研究所的四位所长：张士烈、徐洪铎、鲁俊儒、史汝河都来看我，并与院方打招呼，述说我的经历和境遇，请加以关照；我妻子单位的老同志和领导也都来了。我特别感激。
5月27日周二，这天午餐洋葱炒肉，油挺大，当日下午2：30胃又开始痛，到4：00时痛得已难以忍受。大夫来看，并联系电诊室拿来移动式A型超声波诊查仪（那时还没有B超），检查未见异常。让打一针止痛药。但效果不显著，自此以后，终日更加疼痛，外科马春荣主任认为是胆囊炎，陈英明大夫还认为有胆结石。
至6月1日晨，出现黄疸，全身都黄啦，大夫们就更认为是胆结石了，建议做手术。外科党支部书记张万学大夫建议保守疗法，服中药。厂里研究所徐洪铎主任来医院，共同研究决定暂不手术。此后，每日服中药“利胆1号”一剂。我的妻子安娜每日忙碌，又上班，又照顾孩子，又来看我，夜里煎药，一早送来再上班去，大孩子读书住校，无帮手，十分辛苦。我黄疸虽然减轻，但疼痛未止，体温稍高，不能进食，每日点滴4瓶四环素葡萄糖液，尿黄如豆油，皮肤如鸡皮之黄色。
此间，接三姐夫信，提到黄疸致因之一可能是胰腺肿大。
6月10日，周二，第二次出现黄疸，比第一次更重。徐洪铎主任来，大家研究，决定做手术。我根据三姐夫信中的看法，提议，除胆结石外，应考虑胰腺引起的黄疸。当日下午3：00做手术直至5：00。由马春荣主任主刀。进手术室我头脑清醒，注射麻药后睡去。当我第一次醒来时，见我的妻子安娜站在身旁，瞬间我又睡去。待再次醒来，见研究所陶润河同志陪患坐在床的左侧，我问什么时间了，答曰九点多啦。他告诉我说：“你的病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大夫们意见不一致，不一定是胆囊的病。”我压抑心情，不去想它。
自此，每日打吊针六瓶，有厂里派来的同志早晚轮流看护，他们是：陶润河、马英德、王学才、张家驹、蒋恩俊、刘振义、孙殿富、李森、李凤武等人。至6月15日周日，白天不再有人看护，夜里延续到6月24日也就不用人照看了。这里我再度向他们表示谢意。对组织上的关怀表示感激！
6月14日开始通气，有人搀扶让下地活动；17日第一次拆线（陈大夫拆），可以喝水了；18日灌肠通便，做腹部拍片；19日做超声波检查，允许吃流食；20日第二次拆线（由一个小大夫拆的）；24日院方为照顾我，搬到315小房间，3张床（原在513室8张床），原有一人是染料厂烫伤病人，另一床空着。此后，身体逐渐恢复，开始能下楼到外散步。
在此期间，6月15日我的二姐姐的儿子李宝庆恰巧来吉林到医院看我。18日我三姐夫来医院看我，并与院方了解我的病情。自20日起，研究所的同志们纷纷地来医院看我，每日数人，几乎全所同志都来啦，一些老同志还送来礼品。我的师母已近八十高龄也来看我。在此，我对所有人的关怀再次表示感谢。
我住院直至7月15日，周二，出院。共住院二个月零五天。另开诊断书一个月继续休息。诊断书上写的病名是硬化性胰腺炎。为感谢医院的热心关照，送给医院一个大镜子，上面写：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出院以后，仍不能太活动，不能迈大步走路。自术后，虽然黄疸消除了，但每逢餐后就腹胀。为了消化食，总得来回的走路，非两个小时下不去这个食。这种状况延续好几年，才有所改善。手术后的几年里，胃部时常疼痛，甚至毫无原因就痛起来，说说笑笑之间突然就就痛，直至八十年代末，病情才基本稳定。
我在家一直休息到11月末，医生让继续休息，但已劳保开资，所以便上班了。因上班往返不敢骑自行车，路远又走不动，所以就乘厂里的福利车上下班。自我生病以后，厂里和研究所的领导对我非常关心，告诉我，能上班就去，去不了就休息；并且多次安排让我去疗养：去大连一次，北戴河3次，丰满2次，兴城1次。这对我的身体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确切的弄清我的病，到了1985年厂里和医院还特例让我到北京协和医院作一次专门检查，做了胆总管造影（ERCP），和其它检测，确定并无令人担忧的病变。我永远记住组织上的关照，感谢党对我的关怀！
以后了解到，事情另有因由。这是1980年底知道的。12月29日研究所的工会主席刘振义（住院期间他曾护理过我，并且很尽心，时常关心我）来我家看我，谈到我的病情，他说：“化工医院大夫真够呛，说你的病是癌症，是什么胰腺癌，就能活三个月，纯属误诊。” 他的本意是说化工医院的错诊，但他给我透露了这个信息。 1981年元旦后，我与徐洪铎主任谈，了解详细病情，他说：“给你做手术以后，医院向我们介绍你的病情，主刀大夫马主任说，开刀后未见有胆结石，胰腺肿大，认为你患的是胰腺癌，压迫胆总管造成黄疸。为了消除黄疸做了胆总管吻合术，即把胆总管接到十二指肠上，胆囊也未切除，胆汁从肝胆管直接流入十二指肠。这是权宜之计。但外科张书记认为，是硬化性胰腺炎。根据所作的病理检查，不是癌症。但按马主任的意见，为了慎重对待你的病，我们派王金辉同志去朝阳将你姐夫接来，共同研讨一下，你姐夫认为也不是癌症。你可以放心，厂里很关心你，医院也很关照你，有情况及时去检查。你姐夫这次的来往路费都是厂里报销的。”
至此，我才了解到病的情况。对这些过程我原一无所知，原本大家是善意的隐瞒，不想让我知道病情，怕我思想有负担。后来，贺大中同志告诉我：“当时大家都上医院看你，对你十分同情，觉得老马当了20年“右派”，好不容易得好啦，又患上这个病，实在太不幸了。” 但我自己想的却很开朗，对病毫没在意。
电石厂卫生所职业病科，有对全厂职工患癌症的统计，共35名，我是最近的一名。其中主要是肝癌，有的已故去。被确定为胰腺癌的只我一人。卫生所的大夫对我也十分关切，每逢我去看病都给我拿好药，别的患者都不给。我万分感激同志们的关怀与同情，也感谢厂里的照顾，特别是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如今，又过了近三十年，可以说“挨”了三十年，那就不会是真“癌”了。
过后，有一次我去医院见到张万学大夫，他说：“给你做手术时我进去看了，不像是胰腺癌，但至今仍然有人认为你患的是癌症。他们也是有根据的。” 后来我自己查阅一些资料，据一个英国人著的一本书记载：引起黄疸者，不是胆结石，便是胰腺癌。而胰腺癌不手术只能活24周，手术者也只可活25周。但我既无结石，又非癌，却又有黄疸出现，作何解释呢？故此，我死后愿将遗体捐献供作医学研究，以探讨对此之新说。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