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来
作为一颗螺丝钉，我被党组织安插在不同的岗位上，几年中，工作调动频繁。
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五五年三月，在中共广通县委宣传部工作。
一九五五年三月至五八年五月，任广通中学校长。
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五八年八月十四日，任广通县化肥厂厂长，负责组织生产“脱氟麟”。
就是这服从组织安排的又一次工作调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为我引来了一顶“右派”帽子，让我陷入了长达21年的蹉跎岁月！
脱氟磷外传
我是因为生产脱氟磷的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当时，全国“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全国主要报刊大张旗鼓宣传“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敢想敢干，超英赶美”、反对“小脚女人走路”、“一天等于二十年”。云南火速跟进之外，省委领导并宣称：“除了军舰，原子弹之外，云南样样都要制造”。广通县也拼命追赶，大行其道，搞“遍地工业开花” 、“钢铁元帅升帐”。
广通县委工业部为解释一道生产脱氟磷的化学反应式，到中学请我参加研究。该反应式大致说：天然磷矿石，在摄氏一千五百度状态中，通过水蒸汽，磷矿石中的元素氟游离，得脱氟磷。也就是说元素氟脱离了磷矿石，其中的磷变为有效磷。这种有效磷能如食盐溶解于水一样，迅速溶解于土壤中，便于农作物吸收。
这是一则小报新闻，刊登在贵州省“多、快、好、省干社会主义”的技术经验交流简报上。中共云南省委工业部决定加以推广这个新技术，消息也传到了广通县。除了这则新闻，简报还具体介绍了某厂一位技术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成功地用土方法完成了上述反应，生产出数千吨速效磷肥——脱氟磷，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超英赶美的号召。
简报将他使用的方法介绍如下：
“在坡地上掘一个直径二公尺、深四公尺的桶形冲天窑洞，窑底安放一个十字形多孔钢管，钢管连接窑门的蒸汽发生桶（用一个五十三加仑的汽油桶烧水，将蒸汽引入十字形钢管），十字形多孔钢管之上，一层煤，一层磷矿石，每层厚约二十公分。一层复一层垒至窑口。从窑门点火，自然通风，延烧七天出窑。即得脱氟磷石。然后加以粉碎，通过二百号筛（每平方公分二百个孔的筛）。该筛粉就是速效磷肥，化肥脱氟磷。”
这则新闻激动人心，因为生产脱氟磷成本昂贵，国外当时也鲜有大批量生产者。此公杰作一出，红头文件宣扬它“大展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威风，是大跃进运动中一朵璀璨的礼花”。在县委工业部的办公室中听到这则新闻时，我也着实与大家一起异常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调我担任广通县化肥厂厂长，专门负责组织生产脱氟磷。我本不堪担此重任，既然组织信任，也只好勉为其难，怀着兴办一桩事业的心情，风风火火就职。厂址选择在距一平浪三公里的舍资镇，说干就干，一面组织人力、物力上阵，一面试烧一窑。我不懂化肥生产，手捧这份简报为蓝图，完全依法炮制。县委王书记指示：必须在三个月内生产出两万吨脱氟磷，供全县中耕追肥用，以确保广通县当年平均亩产超千斤。
我大略计划了一下：按此时限，我厂每天至少出厂二百二十吨脱氟磷。以每窑出产四吨计，每天必须出五十五窑，出空一窑再装一窑的过程少不了四天，七天一周期，至少要建造385个窑。按每个窑至少需要一百平方公尺的工作面计算，加上必要的道路、料场、工场．车场，这个化肥厂的总工作面至少二十万平方米，需要占用南起一平浪北至舍资镇这整座山脉。
以挖一个窑必须30个工计，单挖窑一项共需11550个工。而让385个窑运作畅通需兴建的道路、工场、料场．车场少不了10000个人工。采矿点在60公里外安宁县附近的青龙哨，每天必须20辆卡车运输矿石；煤从15公里外的干海子煤矿运来，每天必须20辆卡车运煤。每天采矿、装矿石上车、装煤上车、卸矿、卸煤、装窑，不少于一千个人工。把这个巨大的工场布置在舍资山之前，首先必须削光这座山上的所有森林植被，这还不知需要多少人工。要完成王书记三个月生产两万吨脱氟麟的指示，青龙哨采扩工程筹备和在这座山上布满冲天窑的计划，必须不能超过七天实现。
工业部领导看完我的计划，摇摇头说：“不对啊！照你这种核计，就没有大跃进了。老李，你的精神状态还没有转变，还停留在按部就班的老规矩上，现在是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要发动群众的想象力，群众运动万岁嘛！正在批‘小脚女人走路’，提倡打破常规办事，为大跃进开道。现在农村中的劳动力凡可以调的都上了炼钢工地，一个也没有给你的。你这个计划赶快收起来。王书记的要求并不高，你可以‘放卫星’，你一定要在栽秧前放出两万吨脱氟磷的卫星，你可不要拉大跃进的后腿哟。”
那时，白天搞大跃进，晚上开斗争大会，斗右派，人人自危。上述谈话，后人没有经历过当时的氛围，自然完全不明白其中“话中话”的含义。
此位仁兄的开导和忠告，总体是劝我不要不识时务。“发动群众……”等语的意思是说，人云亦云，万事有“群众运动”顶着。“王县委的要求不高，……你可以放卫星，”等语是暗示我，应该回报一个更高的指标，王县委说两万吨，你可以回报三万吨、四万吨。“不要拉大跃进的后腿，”说得更加明确，就是让我跟随大跃进的步伐朝前走，否则就要倒楣。
但我当时完全“不得要领”，只感觉如坠五里雾中。我打的主意是尽力而为，绝不乱来。
县委工业部给我的所谓“工人”，是从四乡八寨扛着锄头来的农民，总共不到三百人，一个技术工人也没有。省运输公司来了一个车队给我们运矿石。我搬到工地，吃住到在那儿，专心致志研究脱氟麟，边试验边生产。
首先，我发现点火之后，冲天窑不会自燃，必需鼓风，四个班轮换，日夜鼓风吹火；用比色温度计观察，全然达不到摄氏一千五百度，个别红点可到一千度；汽油桶做的蒸汽发生装置，根本送不进蒸汽；好不容易烧出了第一窑矿石，一出窑，赶快送昆明化验，结论是：有效磷含量与天然磷矿石无异，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脱氟。我们桩桩件件无一不按照简报所介绍的方法进行，但无一能达到简报所称的效果。我发现这“简报”有问题，我们被它戏弄了，这场兴师动众的脱氟麟大跃进，简直就如同“烽火戏诸侯”。
我找县委工业部反映，县委要我找省委工业部；省委工业部介绍我找云南磷肥厂；磷肥厂书记领我找到一位工程师；工程师不置可否，面部毫无表情，一言不发。他推开窗子指给我看他们依照那份贵州简报挖的冲天窑。窑口在不远的山脚，依稀可见，但现场杳无人烟。他耳语般地对我说了几个字：“没有烧了”。转而领我到实验室，从玻璃柜中取出一块大如拳，色如碧玉的溶结体。他说这是他们在实验室生产的脱氟磷，只此一块。我问：“贵州推广的那个土法不可靠，是吗?”他说：“不知道”。一看就知道，他的顾虑很大。其实他已经证实了那个士法不可靠，只是不敢说。云南磷肥厂是云南生产磷肥的权威单位，它搞不出脱氟磷，省委工业部难道不知道？我又去找省委工业部，他们说：“谁敢下结论说那个土法不可靠? 楚雄县正在烧，你去看看”。我想云南磷肥厂搞不成，楚雄还在搞，一定有绝招，当天下午四点半钟赶到。
楚雄县也新办了个化肥厂，正在生产脱氟磷。围墙上一道大红标语，斗大的字写着：“苦战七天七昼夜，迎接省委检查团”。平地上掘了许多三、四十公分深的坑坑凹凹，是为冲天窑。窑中架着七八根柴火，不见有蒸汽发生装置，矿石垒了高出地面约一公尺，馒头状、烟盛火弱，工场笼罩于浓烟之中，遍地是出了“窑”的磷矿石，七八十人正在忙碌。我问厂长：“你们化验过有效磷含量吗？”回答：“我们不化验”。又问：“省委检查团来过了吗？”回答：“来过了，省委地委检查团都来过了。”我问：“他们怎么说？”回答：“他们夸奖我们是真正的英雄！”这就是我转了一大圈，最后看到的“脱氟麟”的生产现实！我不禁喊天！
楚雄是楚雄州十二个县的州府，他们敢于这样弄虚作假，其他县可想而知。是我不正常? 还是他们全都疯了！
回县径直找县委书记王健。见他在宿舍前台阶下的篮球场上，我们就坐在篮球架下谈。我的结论是：“搞不得”。我对他说：每天数十辆卡车跑运输，人民币像水一样流，生产出来的根本不是脱氟磷。想不到他冷淡之极，如听无聊的陈词滥调，他大声说道：“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现在厂也办起了，”他反问我：“你说怎么办？”然后极不耐烦地站起来，横蛮不讲理地丢下一句话：“烧过总比没烧过好！”绝决而去。
我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感到天旋地转，头脑顿觉空虚。我的感观，我的常识，一切都无用了。我木然，独个儿呆坐了许久。
显然，王书记只顾自己的思想得胜，他把生产当作政治来搞，在他头脑里，政治需要什么，就干什么，结果无所谓，不必求证。生产必须服务于政治，这就是他理解的责任。
我的人格在党校没有被扫除，积威不能劫我，服从是有前提的，服从决定于真理。要我也像楚雄化肥厂那样做，无论如何实难从命，我不能明知故犯。
三天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县委“工业大跃进大会”开幕。礼堂门口，贴满了大字报。一连数张都是“声讨大跃进的拦路虎绊脚石李泰来”，条条罪状，一律以“背劳改包袱，对党不满”开头。县委王书记在开幕词中批了“秋后算账派”之后，昭告同志们：“现在就有人要和我们算账，恶毒攻击大跃进是劳民伤财”。他说完话，会场上一片口号声、喊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突然，有人带头大叫：“ 把大跃进的拦路虎，绊脚石李泰来揪出来！”“把李泰来揪出来！”接下来，一连两天批斗我。
大会结束时，主持人宣布：“经县委批准，划李泰来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实在太冤了，我据理力争，说县委无权批准，我是省管干部。为这一句话，又挨了一天斗。
我妻闻此噩耗，四肢猝然僵直。
右派斗右派
被斗之日，已不准许回家，第四天被押到一平浪小河边炼焦场，投入劳改。这里聚集着一年前被划的右派四十多人，其中有前县委书记仇开明，县长丁钧，新华书店经理，百货公司经理，县供销社主任，邮电局长……，除卫生院长王祖武之外，全部是原来县级机关的负责人。
广通县有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在报导有关“脱氟麟”的消息，有一天，我听到这样的报道：“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广通县化肥厂踢开李泰来这个拦路虎以后，大家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创造了容量五百吨的爬坡窑。”我惊叹自己无能！
就在报导这则新闻的当天晚上，炼焦场组织在这儿劳改的全体右派分子斗争我。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拿着大跃进的小报，一个接一个，振振有词地开始声讨：“李泰来要和大跃进算账，我们决不容许。我们要揭穿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看看他在化肥厂的所作所为。他规定的冲天窑，要二十个工才挖得出一个，一个冲天窑只能装四吨矿石。现在革命群众的爬坡窑，不必挖，直接铺煤架石在山坡上烧，一窑可装五百吨矿石。若按李泰来的办法，装五百吨矿石需要挖一百二十五个冲天窑，就需二千五百个挖窑工。大跃进当中，万马奔腾，劳动力紧张，李泰来是有意在化肥厂大量浪费劳工。大家说！李泰来是不是有意拉大跃进的后腿?是不是阴谋破坏大跃进？”大家齐声呐喊：“是！”“他的冲天窑其实是埋葬大跃进的陷阱，他叫工人埋下矿石又压上煤，一层煤一层矿石铺到顶。煤被压得贴贴实实当然烧不着，他叫工人分四班，一班又一班二十四小时拉风箱，故意滥费国家物力人力。大家说，李泰来是不是蓄意破坏大跃进?”大家再次高声响应：“是！”“他在冲天窑底上装十字钢管，窑外用汽油筒烧水给冲天窑送水蒸汽，这是'瞎子戴眼镜，多余的圈圈。他是在存心愚弄群众，我们绝不答应！他做十字管、蒸汽发生炉，大量浪费国家钢材，要向他算账，要他赔偿！”有人开始喝令：“李泰来跪下来！”有人吼叫：“把他按下去！把他按下去！”
虽说批斗我的人都是右派，但他们斗争的火力的确比左派凶猛。他们掌握小报文章要领，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文武交加。他们抓住机会声嘶力竭地表现自己衷心热爱党、热爱人民、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握拳挥臂，争先恐后地表白自己的立场、观点实实在在是左派；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表明：自己痛恨右派分子，自己实非右派。倘使顶头上司英明，把他们立刻放出去，他们一定比“革命群众” 还会搞大跃进。
鞭炮锣鼓轰鸣喧天，红旗漫卷。“钢铁元帅大升帐”的大游行过后，县委动员机关干部和一平浪镇居民，一窝蜂上山伐木。大家拿着各自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刀锯，乱砍乱伐獭猫山及舍资镇两面山上的森林。这些树木是解放前一平浪林场的人工造林，差不多一般高，多半是十年左右树龄的小树。擦地皮砍倒，修去枝条，正好一人扛一棵，马上送到舍资河边，供给那里大炼钢铁的小高炉使用。不过六、七天时间，这两座大山被剃成了光头。
土法的炼钢小高炉像一个小碉堡，中央用砖头砌炉膛，炉膛外填土。数天后，一座座像模像样的高炉群拔地而起，炼钢工地上，火焰冲天，日日夜夜人声鼎沸。
我们这群“右派大军”自然也在这砍树、扛树的人群中。这队人马，不久前一个个还是此地显贵，经过几个月劳动“改造”，如今个个垂头丧气，形容枯萎，好似斗败了的鹌鹑。在山上劳动时，我远远看见了高音喇叭宣传的化肥厂的爬坡窑，它像一条大蟒躺卧在山坡上，周围火烟缭绕，看样子，的确比楚雄化肥厂“道高一丈”，比贵州的发明“更胜于蓝”。我不得不佩服我的后任厂长，他跟随大跃进的步伐，真是具备了所需的胆量和勇气。
但马上就听说，这位王厂长对出现的几个难题束手无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得力于王县委的英明果断，才迎刃而解。这串难题是：他们辛辛苦苦烧出窑的这些“脱氟磷”大石头（矿山来的天然矿石为便于运输，每块不超过五十公斤，到了窑边，为便于装窑用大锤花开，每块约二十公斤），必须要经过粉碎、磨粉，通过二百号筛，才可能称之为“脱氟麟化肥”，可这需要数百台机器才能办到，因为用手工敲打，无论多么敢想敢干也不可能砸成粉末。冲天窑可以忽悠为爬坡窑，大石头怎样忽悠为粉状化肥？这一下，难住王厂长了。而不粉碎，对农民说这些大石头就是速效化肥脱氟磷，要农民花钱来买去压田，他们会相信吗？要是没人来买走，出窑矿石已经堵塞道路，新矿石运不进来，如何继续进行大跃进？
王厂长没有办法了，他顶风冒险去找县委工业部出主意，工业部也发挥不出想象力，无奈，只好胆战心惊请示王书记。很意外，这一次王书记没有发什么脾气，因为他已经计划好要将这场好戏继续演下去，只听他胸有成竹地吩咐到：“分配到各乡，打电话喊他们派车来马上拉走，自己组织力量敲碎了撒在田里！”王厂长如释重负。他立时用工业部的电话将县委书记的“指示”通知各乡，虽然忙活了大半天才打完电话，但他欢天喜地。
他明白了，只要与上司的步调保持一致，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都不用怕！
一天，从张武庄煤矿背煤返回工地，在经过煤矿至一平浪的公路时，我忽然看见母亲抱着一岁的二女儿小娟站在对面的路边上，那是一个风口处，她不知已经站在那儿等了多久。看见母亲，我心里一惊，母亲肯定是知道我又出事情了，专门从下关赶来看我。那一刻，我多想奔向母亲，向她说一句：“妈，儿子又让你操心了。”可是，我是走在押送队伍中的人，我连跟母亲打个招呼也不可能，更不可以拽下揹箩，朝母亲奔跑过去，我什么举动也不敢有。母亲也懂，她表情凝重地呆呆望着我，眼中饱含泪水，她望着我，我望着她，我们彼此无语，仅此而已。我的双脚不敢停，跟着大队伍继续前行着，当母亲抱着女儿的身影消失在我身后时，我心如刀割，眼前一片模糊，……。
打好命运这副牌
有人说，人生好比打纸牌，每个人都拿到一副非接受不可的牌，命运系于如何打好这副牌。现在，分到我手上非打不可的这副牌，就是戴着右派帽子做人，我如何打好这副牌？
记得哲人格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今天遇到最糟的事，那末，今天是个好日子。” 这是大丈夫的英雄誓言！就把厄运当作天赐良机，把厄运化作进取的动力吧。不是常说吗：苦难对于强者是机会，是缎炼；对弱者则是万丈深渊。我绝不能沉沦，绝不能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悲伤。
在从天而降的灾难面前，在那些十分难堪的时日，妻子不断提醒我，真金不怕火来炼，打起精神生活。
我妻李善徵一九四八年毕业于昆明昆华高级医士职业学校，一九四九年在金碧路法国人经营的甘美医院做实习医生时，逢“解放”，她回盐丰老家看望父母，与我相识。我们俩订婚后她仍返回甘美医院。后她从甘美医院参军，在部队医院先任教员，后当妇科医生。
早在一九五一年五月我突然被捕、无辜劳改两年、与爱人隔绝时，某些领导人就曾屡次做她的工作（当时她在解放军十四军医院任职），告诉她勿需再指望我，她一概拒绝，她总是坚定地说：我要等他，他是好人，我知道他没有问题。
这次我被打为右派，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这是一家人在生活、经济上最需要当家的男人给予他们保护、支撑的时节。霹雳之下，被摧残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妻子要面对的，是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瞬间跌入最底层的处境。只要一想到她们母女三人因我而无辜必须接受的命运，我就一遍遍告诫自己：万事我都得想到她们，我必须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的铜豌豆”，只有这样，方对得起坚贞爱我的人。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开始的右派生涯，简记如下：
在一平浪张武庄煤矿劳改一年；在元谋县棉花作业试验站劳改二年；在楚雄州农业试验站劳改二年多；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四月，被安置在禄丰县秋木园乡当农民；一九六六年五月，奇迹般地对我的束缚放松了，允许我回到昆明家中。
昆明的“家”，我本无资格拥有，那是三弟景华维持的家。父亲去世几年后，在昆明高中毕业刚刚有了工作的景华，把母亲迁移到昆明，从此，以母亲名字为户口的这个家，就成了我们已婚或未婚的弟兄姊妹的家。一提到这个家，我的心里总是立刻充满感恩，因为幸亏有这个避难的“兔之一窟”，我划右后，两个女儿被母亲接到了这里（妻子一直在专县工作），靠三弟微薄的工资由母亲扶育，她们才有机会接受教育。也因为有这个家，我遭遇二十年右派劫难后才会被安置到昆明。
回家后，我流落民间，做“散扁担”、当木匠三年多。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央发布第一号通令“战备疏散”，我又被街道革命委员会强迫离开这个脆弱不堪的家，遣送到陆良县龙海山区当农民两年多。三弟建立的这个家，由于我遭遇牵连，一度关闭。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我被调到陆良县农具厂制造我发明的点播机。
一九七三年一月我自行返回昆明，作为一名没有户口的“黑人”，在民间流浪七年多，靠卖劳动力谋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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