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庆成
文革如火如荼期间，师傅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乱开无轨电车，我听到过不少，开始有点惊诧，渐渐也就习以为常了，而且常常会有意无意激活他们的记忆力和表达欲，因为我很喜欢听从前的故事。我们从纺织厂运来的坯布，进厂后要卸在坯布栈房。管栈房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容貌很有特色，满脸络腮胡，大鼻子，凹眼窝，翘眉毛，一对铜铃般的圆眼目光炯炯，似有混血嫌疑。是不是混血无从查考，不过他解放前做过的几份工作，却真的都与外国人有关。有一份工作是在外国人开的加油站里做加油工，也就是拿着油枪往汽车油箱里戳的那种工作。我以为在外国人那里工作待遇一定不会很差，他却告诉我，固定工资很少，几乎是象征性的，主要收入来自克扣顾客的汽油。方法很简单，关键在于眼疾手快，“眼睛盯牢加油机上的加仑表，客人要加的数目一到，快点抽出油枪，再往上举起来，表上显示的数目其实并没有全部进入汽车油箱，有一些留在了油枪的管子里。虽然不多，但是积少成多嘛，一天下来也值不少铜钿了。”我疑惑：“这是汽油，又不是钞票，哪能进侬袋袋啊？”“这个老板是知道的，大致估算每一枪能克扣多少油，折算成铜钿，一个礼拜结算一次，所有加油工平均分。这笔收入比固定工资高多了，假使没有这种花头经，这点固定薪水吃西北风都不够。”
他做过的另一份工作是西餐馆的侍者。据他说固定工资更少，但是花头经更透。这家西餐馆开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南京西路上，在那里做侍者，小费自然不会少，也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小费是明的，另外还有暗的，那就要靠自己脑子活络随机应变了，“眼光要准，不是每桌台子上的客人都可以做手脚的，要盯牢那些带了女人来吃饭，而且吃了不少酒的外国客人。结账的时候，账单和找零的钱是放在一个硬壳的皮夹子里的，我把找零钱里的纸币抽出来捏在手里，皮夹子放上台面的时候，像变戏法一样把纸币压在皮夹子下面，皮夹子里只放硬币。有辰光客人大路，手一扬就走了，意思找零都算小费了。有辰光客人吃酒吃得稀里糊涂，看都不看就走了。也有些客人仔细，又要看账单又要算找零，算起来肯定是对不拢的嘛，招我过去问，我就告诉客人皮夹子下面还有钞票，我是怕被天花板上的电风扇吹掉，所以压在夹子下面。其实这都是鬼话，夹在皮夹子里哪能吹得掉？但是外国客人从来不会追究，反而还要笑眯眯来一句thank you。”
这位师傅绰号不少，促苛鬼是其中之一。促苛，沪语刁钻刻薄的意思，再加上一个鬼，可想而知有多刁钻刻薄了。在坯布栈房做了几年之后，他被调去钉木箱。这种木箱是用来做出口印染布的包装箱的，由三夹板和木条构成，进厂时是一片片的半成品，要靠人工拼接起来钉成一个个大木箱。通常是两个人搭档，面对面坐着，一人钉一头，钉好后一个个叠起来堆放。因为是空箱子，占的空间很大，所以要叠得很高。这份工作相对比较简单，两个人配合得默契点，手脚快一点，通常半天就可以完成一天的工作量。有一次他与搭档意见不合，他要上午钉，下午可以荡荡白厢厢等下班。搭档认为钉好的空箱子已经够多了，堆都没地方堆，主张等包装车间用掉一些空箱子再开工。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搭档无奈，说你要钉就钉吧，反正一家一半，你钉你的，我钉我的。哪知一句话埋下祸根。搭档的意思是，假如这批箱子是四十个，一家一半，你钉二十个，我钉二十个。哪知促苛鬼把几十个箱子全钉了，但是只钉一头，然后把这几十个半成品的木箱层层叠叠堆到了天花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堆上去的。搭档下午开工的时候惨了，先要把上午刚刚堆上去的箱子一个个拿下来。搭档人矮，箱子分量又不轻，搬得他焦头烂额筋疲力尽，气得边揩汗边骂娘。促苛鬼在边上冷眼看热闹：“嘿嘿，侬不是讲一家一半吗？没错呀，阿拉平常不就是侬钉一头我钉一头一家一半吗？”事情传出后，知情者无不捧腹：“迭只促苛鬼实在太促苛了，也亏他想得出。”
他还有个绰号是死话大王。沪语死话，很难含义精准地转化为普通话，有点俏皮话的意思，也有些冷幽默的意味，反正是逗人开心而自己装傻不动声色，上海人称为冷面滑稽。有一次卸完坯布，后面没有任务了，离下班还早，我便在坯布栈房里与一帮老师傅嘎山湖（沪语：聊天）。某师傅提到厂里某人的儿子因为轧轮子（沪语，在公交车上扒窃）被派出所抓了，有人感慨生儿子不如生女儿，有人脱口而出养不教父之过……死话大王一听来了兴趣，问我：“读过《三字经》伐？养不教父之过是啥意思晓得伐？”我当然不晓得，从来没读过《三字经》，《百家姓》也只读得出开头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个姓。他便开始拿腔拿调背《三字经》，背到“教不严师之惰”戛然而止，说后头没啥意思了，最深奥的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十二个字。他面对着我一本正经开始解释：“养不教，侬晓得为啥羊不叫吗？无嘴故（沪语父无同音，之嘴同音，过故同音），是因为没有嘴巴的缘故。但是，叫百年（沪语不百同音，严年同音）狮子杜（沪语惰杜同音，沪语大读音杜），也就是说，羊要么不叫，叫一百年就像狮子嘎杜（那么大）了。”周围的一帮老师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三字经》都是读过的，听罢这番奇葩解释，个个笑得前俯后仰，只有我一脸茫然，因为没读过《三字经》，这几个字怎么写我都不知道，更不要说用沪语谐音来戏说《三字经》了。回家后讲给父亲听，父亲也开怀大笑，随后为我写下这十二个字，这才恍然大悟，忍俊不禁。笑过之后父亲说，你们厂里的老师傅胆子蛮大的嘛，这种时候还敢瞎七搭八开这些封资修的玩笑？我无言以对，但心里明白，这种时候父亲不是革命群众，而那些老师傅个个都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
类似这种瞎七搭八，我听到最多的是老司机的口述，因为平日里天天在一起，他又喜欢与我嘎山湖，虽然绝大多数时候是他说我听。当然也不全是瞎七搭八，也有很正面的口述历史。比如他曾讲过被日伪特务机关极司菲尔路76
号抓进去的经历。有一次卡车在上海西区万航渡路上的一家织布厂装坯布，他告诉我，这条路早先叫极司菲尔路，老上海没有不晓得的，因为这条路上的76
号是东洋人的特务机关，被捉进去的人，绝大多数直的进去横着出来。里厢的特务头子吴四宝手条子辣得不得了，落到伊手里，难得有活着走出来的。我也被捉进去过，还好没死勒里厢。极司菲尔路76
号我是听说过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很简单，凡是反动派都是与共产党为敌的，于是脱口而出：“侬是共产党？”老司机笑了：“我哪能会是共产党，我是因为到乡下去买米被汪精卫的和平军捉进去的。东洋人打进上海后实行户口米，按户口配给，根本不够吃。有一次我偷偷跑到嘉定，想钻过铁丝网到江苏地界去买点米，刚刚踏进江苏地界，就被和平军捉牢了，直接把我送进76号。一进去就上老虎凳，上好老虎凳还要吊起来打。还好我的一个朋友是南通人，与吴四宝是同乡，有点老交情，把我保出来了，否则我肯定死勒里厢头了。”
有一次到虹桥的一家化工厂去提染料，因为货不多，老司机让我跟车，其他装卸工就不用去了，这样我就成了临时车长，坐进了驾驶室。虹桥一带有不少漂亮的别墅，老司机告诉我，这些别墅原先的主人都是解放前的大资本家和社会名流。他故意把车开得慢一点，指着路两边的一幢幢别墅告诉我，这以前是谁的乡村别墅，这以前是谁的住宅……经过一栋尖顶的小洋楼时，他说这栋房子以前是某资本家的别墅，主人与上海滩上的一些大老板关系很好，经常在这栋别墅里设宴招待他们，其中也包括永安公司的老板，所以他来过几次。当时富贵人家请客有规矩，要为送客人来的私家车司机准备一份饭钱。对司机来说，这份饭钱也算是小小的外快了。老司机说，这份饭钱在小饭店里吃三顿都绰绰有余。但是把老板送到这家之后，老板进去好久都不见有主人家的管家出来发饭钱。等着发饭钱的不止老司机一个人，还有好几个私家车司机，而且彼此也都熟识。一帮司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发牢骚，老司机出主意，阿拉饭总归要吃的，吃好饭在外头荡荡，晚点再开回来，让老板等阿拉。一帮老板吃完饭出门找不到自家的汽车，又回转去休息。等了一个多钟点，才看到汽车开回来。老板问为啥这么晚，老司机回答：“附近都是高级饭店，阿拉又没领到饭钱，哪能吃得起，只好开到老远的地方去寻小饭店，所以晚了。”这都是大家事先商量好的套话，其他司机也都这样回答自己的老板。后来再去，老板刚刚下车，还没踏进房间，管家就出来发饭钱了。我很奇怪：“老板被你们这样捉弄，难道不发火啊？”“迭戈侬就不晓得了，解放前老板最怕三种人，一是厨师，两是司机，三是开电梯的。所以老板不大会对司机发火的，性命交关的事体。最狠就是叫侬卷铺盖走路。不过也很少这样做，新招的司机不晓得底细，总归不比老人马来得放心。解放前经常发生有铜钿人被绑票的事体，有些就是黑道上的人同老板的司机勾结起来做的，否则啥人晓得老板今朝去啥地方明朝去啥地方？”
想比之下，老板的夫人待司机比老板更和善，因为她视司机为掌握老板行踪的耳目。她经常会问老司机：“老板昨天很晚回家，在哪里应酬啊？”“老板今天上午没在写字间，到啥地方去了？”这我听得懂，笑问老司机哪能回答。“如果老板没啥花头经，只不过是正常的应酬，那就没问题，是一说一，是两说两。如果老板确实有花头，我就很尴尬了，不过还是要为老板挡一把的，毕竟是直接管我的老板嘛。不过凭良心讲，老板娘待阿拉司机还是不错的，所以阿拉有啥困难事体，也会寻机会请老板娘出面解决。有辰光老板娘发条头（沪语发条头意为要求某人办某事，类发命令。）力道比老板还大，下头人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知道一段趣事又将浮出水面。“有一次老板带着老板娘一道去参加宴会，忘记是啥人请客了，排场老大的，饭店门口停满小汽车。我晓得机会来了。那时候大公司里为老板开车的司机都是发制服的，深藏青毛呢料子的制服，纽子是金颜色的，还有一顶呢帽子，一副白手套。但是老板小气，一年只发一套。我想今朝机会来了，老板娘最要面子，我就做给老板娘看看。伊拉在里厢吃饭，我寻了块大石头，把制服的袖子管放在石头上磨，磨得袖子管发白，再弄点机油和泥灰揩上去。老板老板娘吃好饭回来，我为老板娘开车门，故意让龌龊的袖子管在她眼门前晃来晃去。老板娘一看到迭只袖子管就叫起来，侬迭件制服哪能又破又龌龊，今朝场面这么大，被别人看到坍台伐。我说没办法呀，只有一件制服，汰都不敢汰，汰了不干，穿啥衣裳来开车子？”立竿见影，老司机第二天就领到两套新制服。发制服的人传老板娘的话，那件又破又龌龊的制服就不要穿了，以后每年两套制服。
我不知道老司机解放前月薪有多少，他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我进厂时老司机的月薪我是知道的，一百二十多元，很高。卡车上那些与他年龄相差无几的老工人，月薪最高的不过七十多元，最低的仅五十多元。这也是周围的人对他另眼相看敬重有加的原因之一。据说他是有保留工资的，只是直到今天我都没真正弄清楚保留工资的来龙去脉。老司机不喝酒，是因为不能喝酒，对酒精过敏，一口啤酒下肚就会满脸通红头发晕。除了正常的生活费之外，老司机最大的开销是抽烟。他一天要抽三包烟，我与他相处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他鼻孔里不冒烟的时候，甚至开车时也抽。只有进入禁烟的仓库，他才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大型仓库防火制度很严，卡车进入时，车上所有人都要交出随身携带的火柴，然后发一块写有号码的牌子，出仓库时凭牌子取回。大型仓库入口和出口相距较远，入口处的门卫要骑自行车将收到的火柴及时送到出口处，便于卡车人员领取。即便火柴盒里只有几根火柴，仓库门卫也绝不会不送，卡车人员也绝不会不取。虽然一盒火柴仅两分钱，但是要凭票才能买到，谁也不会放弃。
老司机抽烟不仅抽得多，而且抽得好。当时香烟是凭票供应的，上海每户人家每一旬有一套烟票，包括甲乙丙三种等级的香烟各若干包。甲级烟有牡丹、凤凰、上海等品牌，乙级烟有大前门，丙级烟有飞马、勇士等。老司机大多抽四角九分的牡丹，难得抽三角五分的大前门，两角八分的飞马碰都不碰，一角七分的勇士看都不看。我很奇怪，牡丹是甲级烟，每户人家一旬只有两包的配额，老司机每天要抽三包烟，哪来那么多烟票？而且全是甲级的。别人告诉我，老司机有钞票，可以买嘛。有些家庭没人抽烟，有些人经济拮据，只抽便宜的丙级烟，这就为烟票的调剂和买卖提供了隐秘却很广阔的空间。
香烟在当时功能很强大，堪称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家里水龙头坏了，到房管所去报修，要敬烟；给插队的子女寄点粮票，到粮管所去把上海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要敬烟；想换个工种，找领导勾兑勾兑，要敬烟……所以厂里烟民很多，即便不抽烟的良民，有时候也会放包烟在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最有趣的是，有些师傅敬烟也要看对象分三六九等，在我们厂里，这叫三套色。三套色是印染工艺上的专用术语，简单的说，就是有三种颜色的印花布，印的时候是一色套一色套上去的，故称三套色。敬烟的三套色，是指有些师傅任何时候口袋里都有甲乙丙三种等级的烟。遇到有事求人或上级领导，敬上的自然是甲级烟；遇到平时常有互相敬烟的同事，则是中等的乙级烟；自己抽最便宜的丙级烟。当时我还没有堕落为烟民，但是在众多烟民中耳濡目染，听到看到许多三套色的趣事。一位师傅找领导帮忙解决住房的事，照例是还没开口先敬烟，岂料心急慌忙摸出了一包一角七分的勇士牌，一看不对马上换，又错了，摸出一包两角八分的飞马牌，最后才掏出红彤彤的牡丹。这事在厂里一时传为笑谈，这位师傅也因此多了个三套色的绰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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