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死亡体验
（一）
事情发生在我17岁那年，时值国民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我正在从高一升入高二年级的暑假。
原由还得从1961年8月11日说起。那天，我饿着肚子，参加了首都北京举行的，尼伯尔首相－－克依腊拉到京的群众夹道欢迎仪式。
在长安街上，在首都电影院门口。刚过中午，就听到了整理队伍的指令。队伍很快就列队完毕，等待着贵宾的敞蓬汽车的到来。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欢迎队伍一阵骚动，我们学校带队的刘主任，在大声呼喊：“谁也不许动！”大家都站住了，迎着冷风，机械地站在大雨中。几分钟后，传来了上级的进一步指示：就近避雨、待命。时紧时慢的雨，一直下了半个多钟点儿，才逐渐停息了。
约三点钟前后，周恩来总理陪同克依腊拉首相，乘着大“红旗”敞蓬轿车，在几十万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中间，缓缓地开过去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迎接贵宾的政治任务，兴高采烈地解散队伍，三三两两地回家了。
我只用了二十分钟，就走到家了，一度被雨水淋透的衣服，已经熥干了。跟母亲招呼了一声：“我挺累，想躺一会儿。”没等母亲点头，我就径直往居室走，爬上床，倒头便睡，我连一点儿精神都没有了。
朦胧中，听到妈妈叫我起来吃饭。“不想吃。”我疲倦得很，不耐烦地嘟噥了一句，还不知母亲听清了没有，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起来吃饭！”妈妈用力摇晃着我的肩膀，“你看，到几点了？”
我睁了一下眼睛，屋里的电灯已经亮了，窗帘什么时候已经挂起来，怎么？这觉睡了这么长？懒塌塌地渺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八点已过。
“不想吃，还想睡。”我依然没有歇过来的感觉，连眼睛都不愿睁开。妈妈摸着我前额，我体察到了凉爽的感觉。母亲却吃惊得很，头这么烫！
妈妈找来了同院的刘医生，那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医生，只不过是耳鼻喉科的。他也摸了一下我的额头，“有白酒吗？”他问。
母亲找来了“二锅头”白酒，倒在手心里，搓我的头，搓我的前胸，又搓了我的后背。我真感到了一阵轻松，深深地出了几口长气，我又睡了。
昏沉中，我听到了母亲的呼唤：“醒醒。”这次清楚地听到了。听到了，妈妈略带焦急切地呼唤。我不想回答；不，我不愿回答；也不是，我此刻正体检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放松”。
刚刚还是热得烦躁得很，脑袋好象不停地在涨大，胸膛像有把闷火在不断地积聚。而现在，胸膛里的那团火已经平和，从头顶开始，有一个“界面”缓慢地向脚的方向运行，像一瓶什么液体的表面，以近似“渗漏”的速度，正在如此平静地下降；又像远离大海的港湾里的潮水，正在悄悄地退去。界面以上，好像痛苦全解脱了。我脑海里慢慢地闪现出了一种安乐的气象，那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这里没有了争斗，没有了一切痛苦，是一条安详地通向“极乐世界”的路，那是如此地平静、平和、平安。我此刻真是不愿有人打碎我的美好的梦。任凭那凉爽的界面，像退去的潮水，随它自由的飘泊去吧。
我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翱翔在浩瀚的天空里。从遥远的地方，从我耳际的深处似乎传来，母亲一阵紧似一阵的焦急地呼喊声，我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却没有答话。此刻，我已经不再是不愿答话，确实没有一丝开合嘴巴的气力了。
夏天的夜晚，时间似乎过得很快，不觉中已是十点多钟了。邻居们大都开始上床休息了。母亲可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把好几位“邻居大哥”都从床上叫了起来。匆忙间，找了块门板，把我拽上这付“担架”，赶紧往医院送。年近五十的母亲，紧捯腾着她那半大的“解放脚”，扶着担架急走。好在北大医院门诊部离我家不远，顶多也就有两百来米吧。
六个大男人换班抬着我，中间没有歇息，我清楚地听到了他们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在困难时期，在人们肚子里已经没有多少食儿的时候，抬着个百多斤重的病人，他们所付出的体力，是今天的人们不能体会的。也许，他们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在邻居遇到了重病的关头，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的。
我被人们小跑似地抬着，从许多还在便道上乘凉的人中间通过，直接送进了北大医院急诊室，当即就把我抬上了观察室的病床。
不知是经历了这么一折腾，还是呼吸到了外面的新鲜空气，我的精神又兴奋起来。
首先是量体温，体温表在舌下含了几分钟之后，护士告诉医生：（体温）42度。医生又问了其它反应，当时什么异常反应都没有。先打了一针退烧针，约十分钟后，体温降到40度。打一针，降一点儿，一个半小时，断续打了五针，体温降到了38.3°C。
“现在，看不出什么问题，先回去吧。”医生说。我的身体轻松多了，没有发现其它征兆，看看时间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大家都累了。我在母亲的陪伴下，慢步走回了家，又是倒头便睡。
天刚刚放亮，妈妈就起来了。当然此刻她最不放心的是儿子的病情。今天早晨怎么样了，伸手摸一摸我的额头，依然很烫。
赶紧找了一位蹬三轮车的老头儿，把我再一次送到了医院急诊室。夜里值班的医生、护士还没有换班，于是又量了体温，超过了41度。呵！我“烧”了一夜。
医生问了我夜里的情况：后半夜拉了一点稀的，现在肚子还有点痛。医生进行了紧急处置：立即在急诊室给我加上了“吊瓶”－－开始输液；接着联系住院部。
八点钟，医生交接班后不久，医院的急救车开来了。我被医护人员用担架抬上了急救车，当然，输液瓶依然陪伴着我。
汽车迅速地开动了，响着警笛，在夏日早晨的街道上急驰。我平生第一次躺在奔驰的救护车里，亲身体验被救人的心理。
车顶回荡着不紧不慢的警笛，很快地转了一个弯，我想这是进了西什库大街，很快开进了北大医院住院部。我被直接抬进了传染病房。
（二）
急救车一直开到了北大医院住院处，开到传染病房门口，我被隔离了。
我是被直接送上三楼，推到病床边，由医护人员抬上病床的。那是一间靠走廊西侧的一个大房间，共安置了七张病床。我就被安排在一进门右手边第一张病床上，那是一张紧靠角落的病床。
当然，那输液瓶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旁，体温已经降下来了。输完液的时候，护士撤掉那套输液针具，很快拿来一套病号服，帮我换上。我默默地躺在床上，安静地躺在四壁皆白的病房里，病房里安静得很。突然肚子疼得好难受，于是蹋拉着双拖鞋就往厕所“跑”，蹲了好长时间，就阿了一点儿带着泡沫的稀“汤”，只好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一阵阵跑厕所，一次次无“功”而返。当天夜里，大约十二点已过了吧，我是“跑”得不耐烦了，索幸坐在厕所里的台阶上，不回病房了。
顶多有几分钟的功夫，值夜班的护士找到厕所来了，“你怎么坐在这儿？”“我拉肚子。”“不行！回去睡觉！”完全是下“命令”的口气，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算了，争不过她了，乖乖地回去吧。
第二天上午，到了护士查床的时候，量血压、测脉搏、测体温、记录大便次数。当轮到我时，一天来的大便次数是记不清了，就写20次吧。
妈妈到医院来了，她对我的住院很不放心。她谈起上午区防疫站到家里去了，对屋子、对厕所都进行了消毒。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内急，赶紧往厕所跑，还没有来得及褪下裤子，稀屎已经冲出来了，我弄脏了病号服，有同室的病友去找来了护士。一位很年轻的护士很快拿来了一条裤子，辅助我擦洗干净，替我换上。我也是满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我还真有点抹不开面子。
原来还真没听说过，打针还有往肚皮上打的，我这一次就碰到了。几天以后护士就往我的肚皮的什么“穴位”打过消炎针。听说，有的人因为痢疾很“顽固”，还需要“穴位埋肠”治疗，就是把一段羊肠线“埋”进特定的穴位那里。我大便次数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只是开始容易感觉到肚子饿了。因为是传染病房，楼是一定不许下的。不同的房间住的是不同病的病人，门当然也是不许串的。每个病人只允许在病床跟厕所之间“运动”，去其它地方是不行的。
这个病房住的都是“痢疾”患者：我患的是急性细菌性痢疾；老刘是本院的清洁工人，患得是阿米巴痢疾；老王是西单商场乐器店的职工，患得也是菌痢；张老师是哪个中学的教师，患得是慢性痢疾……。听老病友们说，在这个传染病房中，医院工作的职工约占10%，比其它病房的比例要高得多。这个传染病房里还住着几个“北大”的学生，是脑膜炎后遗症，都住了好几年了。据说那一年，给学生打预防脑膜炎的疫苗，医生没有进行“灭活”，就给他们打进去了，造成了大事故。
我的急性期一过，住在这里就感觉到很单调和无聊。不过，病房也是铁打的“营盘”，病人就是流水的“兵”，不长不短的就有出院的，入院的，也算是有了一点新鲜感。
几天后，病房里就来了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头儿，他进来的时候，病情就不太重。我很乐意跟他聊天，他自我介绍是“民革”中央的，我相信得很。他对我讲了宋氏三姊妹的事，他说，宋老太太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多少年后，我看了电视剧《孙中山》，才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人生，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原来那老头说得一点都不假。老人精神很好，饭吃得却不多，经常把晚饭的两个小馒头匀一个给我，在那个“经济困难”时期，我正处于吃不够的年龄，吃三个棋子大的小馒头，是远远不够的。我还从老王那儿，了解了一些乐器知识，知道了什么叫“萨斯”管儿，他约我出院之后一定去西单商场，一定要到中间的乐器商店去找他玩儿。
除了聊天之外，打发一天的光阴还有什么法子呢？刘老师会下相棋，这可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他找来一付棋子，我们就“填空”似的下开了。时不时的碰上护士来量血压、查脉搏，只要是正在下棋，高压部分就比平时多十几毫米水银柱，脉搏每分钟也要多十多次。我开始以为这是碰上了，可好几次都是这个规律。我好奇地去问大夫：这是否跟我神精系统有关？她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这也算是另一个未解之谜吧。
约十天后的一个下午，又推上来一位重病号，直接推进了对面的单人病房。只见有医生、护士出出进进地一阵忙碌。平常那间病房里没有任何声息，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大概是第四天吧，那是一个下午，午睡时间刚过，人们还都躺在床上的时候，轻轻的歌声传来，虽然断断续续，还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旋律可是大家很熟悉的：“娘…啊…儿…死…后……”哦，是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女主角韩英在牢房里的唱段。
在那样的环境里，在那样的氛围中，在许多病友刚刚脱离死神纠缠的时候，听着这对生命渴望的召唤，不约而同地想起自己“昨天”跟死神进行的较量，我们都深深地沉醉了。
又过了两天，对面病房的那个唱歌的女孩子，开始在楼道里走动了。她脸色黄黄的，在洁白的墙壁的映衬下，更显得没有一点儿血色，想来身体仍然很虚弱，到底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是刚从死亡线的边沿返回来的。
负责给我看病的王医生，约30来岁的样子，漂亮的卷发从医生的白帽子边缘露出来。今天她要为我作直肠镜检查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她让我跪在比桌子还高的检查床上，她带上一双塑胶手套，拿起一根外壁镀得亮光光的金属管子，先用食指在肛门处，涂了一圈“凡士林”，接着把那管子慢慢地插了进去，我能感觉到随着管子的逐步进入，她在观察那肠壁的恢复情况。随着那根凉凉的管子的深入，我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心里止不住想笑，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咯、咯……”地笑出声来。不知是什么我不懂的原因，那根管子再也插不动了，“镜检”到此结束，反正也快到底了。“行了，恢复得很好！”王医生说。闲谈起上班，她就开始“诉苦”：她住在通县，路途要近两个小时呢！问我可否帮着找一间上班近点儿的住处。我是个学生，哪有这样的门路呢？
9月2日，在学校开学两天后，我经过20天的住院治疗，花了近79元钱（几乎等于当时工厂里六级工的一个月的工资），终于康复出院了。
常副指挥
我说的是1968年夏天，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随着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大张旗鼓地开进了我们大学校园。
社论提出，“宣传队”要领导一切，那时也是“老九”最臭的时候。不久，有位北京重型电机厂的“造反派”负责人－－第四把手，1958年的复转军人，有点文学口才的“三级工”。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发表了口气严厉的讲话：
“我听到，有的学生在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两报一刊社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时候，说什么叶公好龙念错了，应该念‘涉公好龙’－－”这时，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突然提高了调门儿，加大了音量。“就是念‘叶’！叶公好龙！永远念叶公好龙！”他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这句话，并最后恰当地中止在最高音阶上。
他的坚定地向“臭老九”斗争的立场，鲜明的“政治”表现，赢得了“宣传队员们”的喝彩，受到上级的赏识，立即被提拔为学校宣传队的“副总指挥”。
他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中也很卖力。在全校广播大会上，他来传达“文革小组”的讲话精神，当讲到“某帅”拍桌子，拍断了手指，他再一次“表现”了他的“鲜明的阶级立场”，用他的最高的声调，扯着嗓子用尽可能大的音量突然间喊了一声：活－－该！我当时真怕他挣破了喉咙。
“常副总”大号－－常治国，在大学殿堂里为了显示他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身份，经常在大学生们面前卖弄他的“真材实学”。
人们先后听他讲过两个有关诗的故事：
有一年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皇帝老儿看着这宫墙里边一片白茫茫的景色，顺口诌了一句：“大雪纷纷落地”。官员们听到了，奉承地接了一句：“都是皇家瑞气”。宫外的财主们听到了，悠闲自得地摇头晃脑：“下它三年何妨”。百姓们听到了，看着这下个不停的大雪，愤愤地说：“放他娘的狗屁！”
这一年的九月份，早已过了毕业时间的学生们，开始匆忙地走向个自的工作岗位。当积压了几年的大学生（全部的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毕业生），陆续地分配，离开校园后，他带着未分配的七O级学生到门头沟煤矿参加劳动。
有一次，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又开始“编排”这帮“老九”们：
北大文学系的一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到十三陵附近参加农业劳动，下地前，老教授布置了“作业”－－给上联“石狮子戴铜铃铜铃不响”配句下联。
学生们下地了，一边干活，一边嘟囔：石狮子戴铜铃铜铃不响……，带领他们干活的女社员听到了，好奇地问他们：你们说什么呢？他们重复了一遍老先生布置的作业。她想了想，顺手一指蹲在陵墓享殿房脊上的吉祥守护，说道：“金头兽张大口有口无音”。收工后，老先生发现学生们竟然对答出来了，水平还挺高。
追问之下，学生们只好如实回答。教授接着还问了女社员的样子。他想了一下又说：我这里还有句上联“黑姑娘戴红花犹如炭头冒火”，你们务必转告她，让她对幅下联。
第二天，同学带回了女社员的答案，教授接过答案一看，顿时，脸都气白了。原来，女社员对的下联是：“老教授举蒲扇好似叶底藏瓜”。
在今天看来，“常副指挥”也应该算个“知识分子”了！就算是自己拼命挤进来的吧。
快过春节了，学生们纷纷拿着家信、电报找常副总请假回家，他一个都没批准，大家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
一个学生说：“眼看快到除夕”；第二个学生接着说：“电报封封加急”；第三个紧跟着说：“申请回家探望”；几位同学异口同声地接了下去：咱们的常副总说了－－“放他妈的狗屁！”
其实，那个年代，凡是在我们学校学习、工作过的学生、干部、老师，都能讲出几件有关他的“精彩故事”。
大概是1969年二、三月份吧，人们都在悄悄地传说：“准备召开‘九大’了”。一次，在礼堂召开的全校大会上，会议的主要议程已经进行完了，下边“轮到”常副总“表演”了。
他郑重其事地坐到发言席上，弹了弹麦克风，“我下面念个条子，”他此时开门见山，不紧不慢地开始了他的发言，“条子上问‘九大’什么时间召开？”声调不高，他抬起头来，扫了一眼台下坐着的一千多人，此时恰到好处地停了几秒钟，见到会场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一个人那里，“我正要找你呐！”他逐渐蕴集了底气，“你对什么时间开‘九大’这么感性趣，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他不断地提高了调门，这“牛气”，这“霸道”，这“逻辑”，让在台下的所有的正常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他却“天真”地以为，这一席话，就把台下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常副总此时真以为自己可以“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了。
是啊，时世造英雄么！十年浩劫就造就了一批惯于“表演”的像常副指挥这样的人。他们不亚于科班出身的舞台表演“艺术家”，很会演不同的“角色”，并且与时具进地改变着颜色。退出学校之后，听说就在那个“钻头”的提协下，混进了北京市工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在北京日报副刊上，看到一篇介绍他刻苦好学的文章，当然，他在“宣传队”的绝妙表演是决不能涉及的，但是那所大学的几千名干部、教师、学生们能忘掉吗？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