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龙
第十二章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三月，上级派我到南羊同村下乡。我下乡的公开身份是基点助理员，调查农业生产情况，实际身份是情报员，搜集群众对党的各项政策的反映、意见以及接受情况，每月的初一、十五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告，直接邮寄到省委政策研究室。
当时县里共设有五个基点村，分别是南羊同村，助理员是我；东叉子村，助理员吴合云；西留营村，助理员张文才；周家庄村，助理员崔振路；南关村，助理员赵青义。下乡之前，定县专署和县委组织部召集我们五个人开会培训，有五六天之久。我们基点助理员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待遇，那就是凡是召开区委区长会议，我们都有资格参加，平时看到的报纸、文件也比其他干部看到的要多。
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内的反动势力更加猖獗，中央、省、市纷纷开会，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定县地委召开了为时三天的会议，要求各县的公安局、武装部配合政策的落实。
一天,公安局的韩顺和周国才两位同志背着行李进驻到南羊同村，他俩到了以后，和我住在一起，重点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首先调查摸底，发现了潜伏在村里的国民党团长杨增瑞，他当年曾开着飞机炸延安。解放郑州时，国民党军失利，他趁乱钻进一个鞋铺，换了身衣服，戴上礼帽，摇身一变，成了店掌柜的，侥幸逃脱。郑州解放之后，他回到村里当了老百姓，由于他文化程度高，在村里做民学教员。他的弟弟叫杨增荣，是个小学教员，文革是死在了贾木村。
此外，调查出的汉奸有杨经川（敌人密侦）和杨经绪（驻玉亭炮楼汉奸班长）。
所有的事实都调查清楚后，县里决定逮捕杨增瑞。可是韩、周二人总以时机未到为理由，迟迟不肯下手，我心里则很着急，怕他发觉后跑掉。
杨增瑞有个外甥女，是他姐姐家的女儿，害了眼病，来找他商量看病的事，杨增瑞带着外甥女到邢台去看病了。可是带的钱不够，又返回来拿钱。那天我在村东口，远远的看见他回来，赶紧跑到家里通知老韩他们。当时大家正在吃饭，我说：“老韩，别吃了，杨增瑞回来了！”他一听放下碗问我：“你确定吗？”我说：“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他回来的。”他又让我到家里去确认一下。于是我又到杨增瑞家，他见了向我打招呼说：“来了，老赵，有事吗？”我说：“向你借把剃须刀，刮刮胡子。”他说：“剃须刀我没有，倒是有把洋刀。”我说：“我不会用洋刀，只会用笨刀。”说完抽身出来了，向老韩他们汇报了情况，大家都相信了，决定马上采取行动，防止他得了消息，一走不回来。
那时村里连个自行车也没有，我跑步到县城公安局，开了逮捕证。回来后找到村支书杨老胖，杨老胖立即召集了人召开群众会议，商量具体的逮捕措施，最后决定让杨老可去通知杨增瑞，告诉他县文教局来人了，让他来谈一些关于学校的事情。杨老可是村里的民政委员，人出了名的老实，所以派他去，杨增瑞不会起疑心。
杨老可走后，我们在这边简单布置了一下，屋子西边是个土炕，炕下靠墙有一张方桌，方桌两侧各放一把椅子，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一边一个坐在那里，我和其他几个村干部坐在炕沿上，地下专为他“预留”了一个座位，他进屋后只能坐在那里，这样就好抓他了。过了一会儿，杨增瑞来了，彼此打过招呼，他果然坐在了那个座位上。老韩说：“增瑞，群众反映你书教的不错，我们今天过来和你谈谈，准备好了吗？”杨增瑞说：“这有什么好准备的，早就准备好了！”他的话音刚落，坐在方桌旁边的公安局的两位同志迅速的一人抓住他一只胳膊，反靠在背上。他丝毫没有心理准备，大吃一惊说：“怎么是这么个准备？你们干什么？”老韩马上大声宣布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不是文教局的，今天来是逮捕你的！”
杨增瑞被捕后，被拷上双手，带到学校。支书杨老胖在喇叭上通知开全体村民大会，会上正式宣布这一消息，同时公布了他的罪状，他都一一承认。
会后，把他移交到了县法院。不想事隔一天之后，县法院要公开枪毙十个反革命分子，杨增瑞的家属得到消息后，披麻戴孝，抬着棺材，一路哭嚎着进城收尸去了。
我听说后赶紧去追，追到了城北马凹村北处，看见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上前说：“我在县法院还有几个熟人，先去帮你们打听打听。如果这十个人里面有他，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如果没有，大家就都回家，怎么样？”
他的家属当然愿意，于是我急匆匆的赶到法院。那时候由于我的特殊身份，政府机关随便进出。我找到法院院长张国昌说：“张院长，今天枪毙的这十个人中，有南羊同村的杨增瑞吗？”张院长说：“没有，他刚抓来，还没来得及审问呢！“我得了消息后，又赶紧返回到马凹村北，告诉他的家人说：”把孝摘掉，把棺材退掉吧，没有他。”他的家人这才放下心来，把孝摘下，抬着棺材回去了。
最后经过审讯，杨增瑞被判刑二十年，在保定监狱服刑。由于他开过飞机，懂得技术，在监狱纺织厂里面修理机器，每月还能领上工资。
汉奸杨经绪是漏网之鱼，解放后回村当了普通社员，还蒙混入了党，在摸底过程中有群众举报，说杨经绪当年当汉奸时，向百姓强行索要东西，并故意刁难人。大家都知道他的“笊篱里盛香油，袖筒里送桴”的故事，就是香油要装在笊篱里给他送去，盖房用的桴要装在袖筒里给他送去。其嚣张跋扈的气焰引起的民愤极大，在这次镇反运动中，杨经绪被群众揪出来，被开除了党籍。
二、“镇反”的扩大化个案
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搞得轰轰烈烈，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但也出现了官僚主义倾向和扩大化。
东寺村的乔凤举，退伍前是部队供给处的副处长。镇反时村里分了两派，其中一派举报他是“地主反攻”。当时政策非常严格，凡是“地主反攻”一律逮捕，严重者枪毙，于是乔凤举被错捕错杀。杀他时我在现场，他一个劲儿地喊冤枉，并破口大骂举报他的人。一名战士上前，用刺刀在他嘴里搅了几下，立刻满嘴流血，连话都说不了了，随后被执行枪决。
1953年甄别镇反资料时，查出乔凤举一案是冤假错案，期间其家属也不断向上反映情况，县里决定给予平反，但是当时的领导人要受到一定的牵连。因为当年镇反时，批准逮捕一个人要经过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决定。县委副书记陈永玉为了推卸责任，谎称开会当天自己下乡，对此事不知情。县委书记常玉衡命令档案馆查档案资料，结果资料上连当天陈永玉坐的几号椅子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下他没了话说，常玉衡当场批评了他。乔凤举一案平反后，县里对他的遗孀按规定每月发一定的补助。
一天晚上，我到县城开会。去了之后，时间还早，就到法院张院长那里坐一会儿。当时的法院在政府跨院，我进屋之后，看见方桌上放着一堆布告，就随手捡起一张闲看，上面写着：刘琴，刘磁沟村人。罪状一、夺回贫下中农的三亩半地；罪状二、夺回一头驴；罪状三、夺回半拉子车。结论是地主反攻，立即枪毙！
我和刘琴一个村，具体情况我比较了解。我看了布告后说：“张院长，你这个布告有问题。”他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材料不实，你们又要犯乔凤举案的错误了。”然后我针对布告上写的三条罪状一一给他解释说：“首先，那三亩半地分给了刘小娃家，他家地本来就不少，家里又开有做挂面的作坊，比种地还挣钱，人家不想种，就找到刘琴说，你愿意种还种吧，我没时间种。这样，刘琴又种了那三亩半地。其次，那头驴分给了一户贫下中农，但是他有变天思想，不敢要，就把驴偷偷给放了，那驴认家，又回到了刘琴家。至于夺回半拉子车，根本没有的事，纯属诬告。”
张院长听了我的话后，派审判员刘建业调查此事，调查结果和我说的基本一致。我的几句“闲话”救了刘琴的命，本来布告上写的隔一天要枪毙他，结果改成判十八年徒刑（因他还有另外的罪行），在衡水监狱服刑，种了十八年水稻。
三、在省财调团的日子
1951年的夏天，拔完麦子后，我们这批基点助理员被调到省财委会经济调查团，简称“省财调团”。那时河北省的省会在保定，我们住在保定西关路北的一个大红楼内。
到了省财调团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到唐山市调查营业员的服务态度。去时每人发了一条毛巾，每人每天一块钱的下乡补助，而当时的普通标准是每人每天四毛钱。我们吃不了那么多，剩下的钱还能买盒烟。到了唐山之后每天的工作也非常轻松，就是转两个门市部，到了之后，问问这个，拿拿那个，就是不买，看营业员的态度如何。
有的营业员还行，有的就没有耐心，说话不好听，嫌我们烦，“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走！”我们把这样的营业员的工号偷偷记下来，汇报给领导，由领导来处理，通常是批评教育一通。然而时间久了我们的行踪目的就被她们知道了，再去了之后，要什么给拿什么，问一下午也不嫌烦，还一个劲儿的冲我们笑。就这样干了半月的时间，又回来了。
1952年的春天，我们陪同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到邯郸魏县下乡调查。这次下去对外宣称是调查当地的生产情况，实际是调查高利贷问题。到了之后，首先是县委向杨主席汇报工作，杨主席听了之后，派自己的秘书下去调查核实，如果有虚假汇报的情况，不管当着谁的面，首先拿县委书记问罪。我亲眼看见他当着一屋子人的面狠狠的批评县委书记，那书记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后来县里就想方设法的讨好我们这些随从人员，招待的及其周到，车接车送的，指望着我们在杨主席面前给他们说好话。但是杨主席脾气很耿直，我们如果插话，说不定还要受连累，所以人家的好处我们受了，好话也没有说上一句。
在魏县调查完了之后，返回途中，经过石家庄地委，当晚住在了招待所。次日吃早饭的时候，杨主席突然说：“今天咱们到无极县看看去。”石家庄地委得了消息，早准备好了车，饭后，有地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坐车到了无极县。
无极县委得了石家庄地委的电话，早早的准备好了要汇报的材料。我们到了之后，杨主席根本不给县委说话的机会，也不听他们的汇报，直接对县委书记说：“你到下面村里找两个支书来汇报一下工作。”那书记听了，赶紧去找，一会儿功夫领来了俩支书。杨主席让他们介绍介绍村里的情况，他们主要讲了当地的生产和抗美援朝的发动情况，杨主席听了之后还比较满意。
汇报完工作后，时间将近中午。县委书记说：“饭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吃饭吧。”这时杨主席说：“你们去吃吧，我自己有饭！”说着从包里取出秘书早为他准备好的午饭——烧饼和扒糕，有滋有味的吃起来。
杨主席的这一招不光无极县委的人吃了一惊，我们这些人也很是吃惊。因为大家一路走来，从没有分开过，不知道秘书什么时候给他买的这些东西。杨主席不去，我们只好和县委的人到招待所吃饭去了。杨主席吃了自带的烧饼和扒糕，喝了碗水，一顿饭就这样解决了。当时的省主席就是这样如此的朴素。和他下乡也是轻松愉快的，他是爽快脾气，没有半点官架子，和谁说话都是嘻嘻哈哈的。
四、亲历“三反五反”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起“三反五反”运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逮捕并枪决张青山、刘子善二人了。
1952年二月十日的早上，我们正在吃饭，突然接到通知，让饭后到体育场开会，处决张青山、刘子善二人。
我们财调团共一百多人，去的晚了些，会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我们只能站在后面看。主席台坐西朝东，上面挂一条幅，写着“公审大贪污犯张青山、刘子善”。会议开始了一段时间后，张青山、刘子善二人被一辆军用卡车拉到了会场，他们二人一人穿黄呢子衣服，一人穿深呢子衣服。与主席台相对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台子，上面放有桌子和板凳，他二人下车后就坐在上面。当时我们也顾不得开会了，都扭过头来看他俩。
由中共河北省组织部部长兼河北省副省长薛信（女）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他二人听后往起一站，说：“我们有意见，要请示中央！”于是又往北京打电话，过了有一顿饭的功夫，薛信说：“毛主席批准，立即执行！”他二人听了，把头一低，再无话可说。由于我们去的晚，站在了后面，反倒离东边的台子很近，所以他们说话都听得很清楚。薛信说完后，立即有当兵的上前，把他二人押送上车拉走了，我们也就散会回到了单位。过了一会儿的功夫，从保定东北角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
随着运动的深入，河北省政府组建各个工作组，赴地方检查工作。我和几位同事被分配到邢台眼科医院，调查医院领导等人的情况。
一天傍晚，我和医生朱玉甫到外面散步，看见三个瞎子在医院门口唱“瞎子戏”，有拉胡的，有打板的，有唱的，我俩便停下来听，过了一会儿，朱医生指着其中的一个瞎子轻声对我说：“老赵，我刚才观察了一会儿，这个瞎子的眼能治。”我说：“那你帮他治治呗。”他摇摇头说：“不行，我是大夫，不能管太多闲事。”我是个好事的人，接过他的话说：“你不方便说我来说。”
我两步走上前，对那个瞎子说：“瞎先生，你愿意治好你的眼，看见东西吗？”他说：“我做梦都盼着呢，只是生来就是瞎子的命，这辈子也治不好啦！”我问他说：“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吗？”他说：“不知道。”我说：“这是河北省眼科医院，你在医院门口唱戏呢。你若是想治好你的眼，明天到医院挂个号，让大夫帮你看看。”他说：“我这都多少年的瞎病了，还能治好吗？”我说：“治好治不好的，让大夫看看就知道了。”
他们听了我的一番话，当晚就住了下来。次日一早到医院挂了号，大夫检查后说能治，但是得做手术，需要二十元手术费，但是三人一共只凑了七块六，钱不够，手术做不成。我心里惦记着这三个人，早早的就过去找他们，了解到情况后，对那名大夫说：“大夫，你也看到了，他们唱瞎子戏的，确实拿不出这二十块钱，我看这手术费就免了吧。”那大夫说：“不行，我做不了主。”我说：“那好，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找徐校长和侯秘书去。”
徐校长和侯秘书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正好他二人都在，我先和侯秘书谈，把事情讲明白之后，我说：“你开个条把手术费免了吧，瞎子也不易，你们就当做好事救人了。”我和侯秘书说话，徐校长只是冲着我笑，最后看在我是工作组的人的身份上，徐校长点了头，侯秘书开了个条，把费用免了。
我拿着条找到大夫，交给他说：“这下你可以做了。”他三人非常高兴，手术顺利进行，做的也非常成功。三天后拆线，睁眼看见了屋顶的檩条，高兴坏了，刚要说话，大夫赶紧说：“千万别笑！一笑眼睛仁受了影响，手术就白做了！”他一听强忍住笑，也不敢说话了。在床上休养了三天，才下地走动。
眼睛治好后，三个人给病号们唱了两天戏。医院里的气氛本来很消沉，因了他三人而热闹了两天。第三天，他们找到我说：“打扰了你们这么多天，我们今天要走了，太感谢你了。”我说：“大家这么喜欢听你们唱，就再唱两天吧。”他们不肯，执意要走，我也就不再强留，走之前又说了许多千恩万谢的话。
我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不料几天之后，他们突然带着一群人，敲锣打鼓的，给医院送来了一个大匾，还带了半扇子猪肉和许多馒头。伙房里赶紧接过来忙活去了，医院领导们也纷纷赶来，吃过了饭举行了隆重的挂匾仪式。
1954年我到邢台下乡，医院工友们看见了我还说：“老赵，你可为我们医院办了件大好事，那块匾现在还挂着呢！”
“三反五反”期间，抗美援朝战争正打的火热，邢台眼科医院住进来许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眼伤病号，大概有六七十人左右。其中有一位张连长，被炸弹炸瞎了一只眼，用白纱布缠着。这些当兵的平时在外面跑惯了，这会儿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呆在医院里养病，哪里能呆得住，听说外面有唱戏的，就想去听戏。可是医院里有规定，为了更好的养眼，不许出去。他们就在晚上偷偷的溜出去，到南关去看戏。那天晚上我也跟他们去了，等戏散回来后，收发室的老头却不给我们开门，任凭我们怎么叫，就是不开。我看这门是叫不开了，就说：“张连长，南墙里面靠着个木梯子，咱们从那爬进去吧。”
张连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于是一群人又来到南墙，先有一人踩着人爬上去，把梯子放到墙外，大家才翻墙进去。进去后张连长咽不下这口气，说：“不能饶了这老头，非揍他一顿不可。”我在旁边赶紧劝阻说：“这黑灯瞎火的，算了吧，别去了。”张连长不听，带着大家到了收发室门口，冲着里面喊道：“老头，为什么不给我们开门？你给我出来！”
那老头听见了外面的动静，吓得他把门顶的死死的，任凭我们怎么叫喊就是不开。张连长叫不开门，更生气了，放下话说：“好，你今晚不开，明天吃过早饭再来凑你！”说完带着大家走了。
次日早饭时间，张连长果然领着几个残废军人要打那收发室的老头，老头远远的看见了，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秘书办公室，寻求侯秘书的保护。侯秘书也是个风趣的人，了解了情况后，知道军人不好惹，残废军人更不好惹，对随后赶到的张连长说：“老张，我出个主意，来解决这件事，你看行不行？你们既然来了也别白来，不过他这么大岁数了，别打坏了，你轻轻的打他三下吧。”
张连长并没有想把老头怎么样，只是想教训他一下罢了，见侯秘书给他台阶下，就同意了。那老头见侯秘书这样说了，也没有办法，只好站在那里，让张连长打了他三下，这件事才算了结。
从此以后，晚上他们再出去看戏，无论多晚，只要回来喊一声“开门！”里面问“谁？”外面答“老张！”老头赶紧出来开门。
工作组在邢台眼科医院期间，查出了医院的账目有问题，调查出是会计造假，后会计被开除。
工作组的任务结束后，我们又返回保定，依旧在财委会工作，有时候也到其他部门去帮忙，哪里需要就到哪里。记得当时省政府决定开通省府至车站的一段公路，涉及到居民拆迁的问题，让我们去做动员工作。需要拆迁的大概有三四百户的样子，我们十几个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动员，大部分人家都搬走了，剩了三十一二户，无论我们怎样做工作，就是不搬。他倒不是嫌补偿款少，而是思想保守，舍不下这片老宅子。当时政府是按面积补偿，砖木结构每平米三十六元，土木结构的还要少一些，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而当时我的工资为二十二级，每月四十元。后来我们实在没有了办法，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搬，我们把情况向省委书记林铁作了汇报，林书记听了之后，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辛苦了，先休息休息吧。”
书记让休息，我们也就不再过问这件事了。过了几天，书记从保定飞机场调来了两架飞机，在道路两侧撒了两条白石灰界限，然后又调来了一辆大铁链子车，我也不知道那车叫什么名字，“轰隆隆”的从这头一直推到了那头，所到之处，不管搬了的或者没搬的，房子都被夷为平地。那些不搬的住户一看这阵势，疯了似的往外搬东西，我们几个人刚好看到了他们慌张狼狈的样子，来来回回的跑，把东西都扔在了路边上。
“三反五反”搞得热闹的时候，各地都揪出了许多人，关押在一起，开设了许多临时法庭，随时可以提审犯人。一次，省财政厅的马厅长命我们看守省农林厅的几个犯人。一天早饭后，一个犯人趁我们不注意，把手里的一块怀表吞了下去。我恍惚看见他的手在嘴边晃了一下，当时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赶紧跑去找到马厅长说：“马厅长，一个犯人吞了东西。”他问：“什么东西？”我说：“我也没看清楚，只是看到他的手在嘴边一晃。”“马上到省政府叫车！”马厅长命令道！
找来车把他拉到省人民医院，剖开肚子，那个怀表还在肚子里“滴滴答答”的走着呢。至于那个犯人犯了什么罪，为何要自杀，我就不清楚了。
有时候我们也到省委组织部帮忙，时间长了大家都混的很熟，说话也就很随便，彼此还开些玩笑，不过都是善意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上下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我记得有一次组织部开会，部长薛信在主席台上讲话，她的旁边站着个警卫，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挎着盒子枪，很是威风。我们几个就在台下议论这个警卫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单从外表看还真看不出来，议论了半天也没有确定。散会后我们几个走到警卫旁边，问她说：“这位同志，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见我们这样问她，看了一眼说：“你们问这个干什么？”我们说：“你若是个男的，跟着薛部长要出问题的；你若是个女的，看着也不像呀。”她听了我们的话很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是个女的，你们真是多管闲事！”我们也不恼，笑嘻嘻的说：“这可不算多管闲事，我们是关心薛部长，怕她犯错误。”说完我们都哈哈的笑了。如果是现在是没人敢开这样的玩笑的。
1952年秋，我们工作组的大部分人被调到了唐山当干部，我们几个因为工作积极，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于是舍不得放我们走。一直等到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石家庄地区只剩了我和另外一人，才对我俩说：“把你俩调到唐山当副区长吧。”另一人不愿意去，和我商量说：“咱别去那里了，唐山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去了之后，工作也不好开展。而且又刚刚解放，社会治安也不好。”我被他说动了，于是也决定不去唐山，我俩找到领导说明了意思，领导听了，想了想说：“那你俩还回定专吧。”
于是我又回到了定县专署，找到人事科科长高文报到。高科长是行唐县中伏流村人，在咱们县做过副县长，与我很早就相识，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你先回家休息吧，等什么时候歇够了，再来找我，只是别忘了领工资就行。”
我在家里闲了一个多月，没有工作干，浑身不自在，心里发慌，就去找高文。他见了我很高兴的说：“老赵，你来的正好，咱们行唐刚刚成立了卫生科，你回去当个副科长吧。”我说：“行，只要有工作干，做什么都可以。”于是高文给我写了任命书，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行唐，当上了卫生科的副科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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