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一）残冬
1960年元月24日，天空灰朦胧阴沉沉的，乌云弥漫，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墙角还残存点点积雪，乌鸦缩着头在枯树上凄凉地叫，几个便衣警察在食堂外来回地走。
上午八点多钟，“右派”们接到开会通知后一个个走进食堂，便衣警察站在食堂门外瞧着，犹如一群狼瞅着一群羊，空气异常紧张，我料定发生了什么事。人员到齐后，我被叫到前面，几个公安围了拢来，宣读逮捕令，宣布对我执行逮捕，罪名是“反抗改造罪”，命我在逮捕令上面签字。其中一名公安将我一脚踢得跪下，五花大绑，如生擒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我仰起头来，一眼就看见了肖生琴，他趾高气扬地瞪着我，我对他横了一眼，我愤慨。我被押解着迎着刺骨的寒风，从窑坡渡一步步向轮渡走去。
我不过在党的号召下，说了几句实话，现在已成了共产党的驯服工具－－牛马，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凶神恶煞对待呢？以言治罪，现在居然又有了“反抗改造罪”，我十几岁离家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进了看守所，对我进行搜查，身上一元多钱、（我一月14元生活费交了12元伙食，剩下的）一支钢笔和一根军用皮带都被收走了，然后将我投入了牢房。这些被搜去的东西我投入劳改后一直未还给我。
这是1960年元月24日，这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离春节还有五天。这年我28岁。
我被推进牢房。牢房很拥挤，约十平房米的地方关了十几人。牢房“小号”横着眼对我说：“到那边去坐下！”我顺着他指的地点，坐在木地板上，一眼就看见了彭月娥的大哥彭松尧，他微微地向我点点头，表示认识。彭松尧在这里已关了一年多。他白胖胖的，是浮肿，脸色如白纸。眼脸都是泡泡的，他是这间牢房的“大号”。所谓“大号”、“小号”是牢房的两个头目，因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长，懂监规，可以管理新来的犯人。天气冷，我将脚伸进别人被子里，“小号”对我一吼：“老实点！”似乎犯了他什么法。其实这“小号”称这积极对他来说也没实际意义了。
晚上，李克明替我送来了被子，牢房死一般寂静，狱警在外来回踱着步，钟声“滴嗒滴嗒”地响着。隔壁牢房一女人，突然撕肝裂肺的大哭大吼。狱警的吼叫声也压她不住。她叫道：“我犯了什么法呀？”“我冤枉呀！”声音嘶哑而惨厉。这女人吼一阵、哭一阵、又歇一阵。听声音，她很吃力。
其余几个牢房，时常牵几人进来，又叫几人出去。这些速进速出的是“流窜犯。”我蹲的这间牢房，又进来一个青年，被责令挨我睡下，他没被子。我叫他同我睡。我轻轻问他干了什么？他说：“偷一部自行车换饭吃了。”听声音他是石门人。他问我偷了什么？我告诉他我什么也没偷，他用怀疑的眼光瞧着我。我想，他也属那种“流窜犯”之例。
这个晚上，钟声敲了几下。狱警一声吼“睡觉！”大家睡下了，牢房一百瓦的灯炮照着，通明雪亮。我睁着眼睡不着，牢房外，警察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闹钟滴滴嗒嗒响声、犯人的喃喃呓语以及深深的叹息声使我不能入睡。隔壁的那个女人又吼了起来，哭声悲切，使人恐怖。那偷自行车的青年紧紧挨着我，他抓住我的手问：“你睡不着呀？”我轻轻嗯了一声，他哭了。
我思念父母，思念靖辉和我可怜的小波。我想，人可能在悲惨境地更加思念亲人。人在孤独、恐怖、无助时要寻找精神的支撑。
我家在农村，姊妹多，父母年过半百，划右前我每月寄回去10元钱补贴家用。这两年来，我不但没钱寄，连信也未写过一封回家。每年春节父母总是盼我回家，现在又临春节，他们怎知我落入这悲惨的陷阱？他们如知我的情况，会悲痛欲绝的。
我困倦极了，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我梦见了母亲，她向我走来，我拼命向他跑去，但怎么也迈不开脚，我急了。我大声呼叫“妈”！
“妈”！全牢房犯人被我叫醒，一个个问“什么事？”“什么事”？警察大吼：“干什么？”“我梦见了妈妈。”“睡下！”他这一声比前声柔和多了。
牢房又静了下来，我昏昏欲睡。我感到身上痒痒的，似乎有什么在身上爬动。我用手摸出去一看是臭虫。这臭虫真多，第二天白天一看，它们在地板上成群结队爬动。
早晨放风、倒马桶，在警察枪杆底下，在院子里跑几个圈又走进牢房。九点钟开饭，“大号”彭松尧将一钵钵饭接进来，又在每钵饭上面，舀点白菜。这是“双蒸饭”，大约二两米。再要等到下午五点才有这么一钵“双蒸饭”、几片白菜进肚。原先我只听人家叫贪吃的人为“饿牢里拖出来的。”我这下，知道了它的真正含义。
现在我进入到这饿牢了，是真正的饿囚。
（二）悲惨的春节
公安局家属炒花生的香气扑入牢房。我们感觉他们是过年了。外面在喊拜年，互道恭贺，夹杂着鞭炮声。我们听到这近在咫尺的声音，却仿如隔世，如相距万里之遥。这个年我们同平日一样过，一钵双蒸饭，几片白菜叶，也是两餐。囚徒们一个个表情凄然，我想他们也同我一样思念亲人。我想念我的父母，他们对过年是非常重视的，家庭再困难，过年也要多备点食物。外出的人，再远也要赶回来，而且有很多的禁忌。
我想起我的童年，在大年三十晚，小朋友都穿着新衣喜气洋洋，提着灯笼到邻居家送恭喜，祝贺来年兴旺发达。邻居大婶大叔，也喜滋滋，将一些花生蚕豆之类赏赐给小朋友。那时虽都不富裕，但人与人之间都非常亲近，互相关爱。邻里之间互以兄弟相称，这多好啊。现在人与人相互间只存在陷害与提防，人人都如风雨中站在悬崖边的危石上，随时会坠落深渊。此时的人际关系是多么险恶啊！我怀念我生活贫困但人情淳朴的童年。
我不知父母这个年是怎么过的，大食堂是怎样过年的，靖辉与小波这个年怎么过的，我万分思念她们。这孩子的疳疾愈来愈严重，这下更难了，她们母女已成为孤儿寡母。在这个时代，人遭受劫难，没有人同情，没有人怜悯，只有白眼，更多的是岐视，加上贫穷，真是岁月难度啊。
在牢房里听到外面的鞭炮声、拜年声，感到内心非常伤感，看到同监囚徒沉重的脸，心情特别凄苦。如一群待宰的绵羊在听天由命的任人捉弄。
我睡的地方渐渐离马桶远了。牢房里过年也有进出的。牢房十几人一个马桶，却很少有人坐上去。大便一星期也难有一次，小便也不多。吃的少，也就没什么可排出来的，即使排出的大便也是颗粒如石头般坚硬，因此排得非常困难。
那偷自行车青年过年后出去了，走时，他久久地瞧着我，想说点什么，狱警一声吼：“快点！”他匆匆走了。这里不是表达情感的地方，我默默祝愿他平安。我估计他是被释放了。他毕竟只偷了一辆自行车，换了一餐饭吃，出监没有捆绑。
二十多天后，“小号”被叫了出去，五花大绑捆着走了。再也未进来了，有经验的犯人说这是去枪毙的，回不来了。果真再没见他回牢房。
从木栅栏向外看去，“流窜犯”进进出出更加频繁了，牢房已满了，我蹬的这间牢房是问题较重的犯人，一般“流窜犯”不被关进这间，有时别的牢房满了也扎进来几个，第二天又出去了。
我被提审了两次，我的案情很简单，就是交待说了些什么，并不是交待干了什么，所以也不必劳他们逼供。说了什么，我都说出来，想了什么我也说出来。其实，我说的这些并不是犯法的言论，没说打倒谁，更没说推翻什么，只是说了眼前的实事：如“劳动时间太长”、
“肚子不得饱”、“我们‘右派’各自好好改造，不要搞汇报去狗咬狗。”之类。
一次我被叫了出去，没有捆我，要我在牢房外围墙上写大标语。当时监狱在建设路，现在“三完校”南对面。写的内容是“打击流窜犯，维护社会治安”之类。没有武装看守，只一名便衣公安站在我的后面。
我想见见熟人，又怕见到熟人。我仰着头在墙边站着，眼睛常看着街心走过的人群，人在失去自由时，才真体会到自由的宝贵，心里十分羡慕自由的人们。虽然那个年代谁也算不了真正的自由人，心灵都被禁锢着，任何人不能接触，什么话不可以说，这根弦都是紧绷着的。所谓自由也是有限的，只能相对而言。
三月四日下午，我被叫出牢房，狱警用绳子将我捆绑后便走了。我站在牢房木栏外，呆了快两小时，狱警将我押到了工商联会议室开宣判会。一进去就看到了砖厂那些被改造的“右派“们一个个神态惊恐地瞧着我。
我仰着头站在台上，扫视所有的人，也让难友们好好看看我。这是一个杀鸡给猴看的宣判会，公安将我的头按下命我低头。
我在想，人在这社会的舞台上，都是一名“演员”，有演暴君的，有演打手的；有演挥霍吃喝的，也有演饥寒交迫的；有演富贵人，也有演贫贱人的……时间向后推移，下了这个舞台就都平等了。我今天是演的一个“囚徒”，是一名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囚犯”。
我被以“反抗改造罪”判刑五年。宣判结束，我被带进牢房，我真不知我这几句言语有这么好的价钱，换五年徒刑。
同监的犯人，轻轻问我：“是判了么”，“判几年啦”，“这下好了，判了马上会投入劳改”，“投入劳改后，可吃三餐饭了，饭也多些了”。他们好象在羡慕我走进了“光明大道”，进入了一个“理想的出处”。
彭柏尧瞧着我，眼里挂着泪花，他轻轻靠近我，“哎！我这身体，能活着出去么？”他心中没底，不知何时可以作结论，也被宣判。
我无言以答，也流出了泪水。
（三）学艺
1960年3月5日，这天是进牢房的第41天，我被送到津市新生工厂。这新生工厂在津市汪家桥河边。前后有两栋平房，进铁门不远是接见室，再进去是制索车间，犯人的伙房与制索车间紧挨着。我穿过接见室，到了制索车间。这里的犯人都是老头、小孩和残疾人，他们见我背着被子进来，停了手中活瞧着我。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干脆跑到我跟前来，像大人一样问道：“身上虱子蛮多吧？”“那一定罗，身上洗干净，换了衣再进监房。”他像是命令我。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呢？”其中一个答道：“我也蹲过那地方，只住一晚就是一身虱子”，他像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般自豪而得意。
几个老头在叫他们去干活，这些孩子全不在乎，笑嘻嘻的，似乎很好玩，打打闹闹走开了。
这天我洗了澡，全身衣也换了。被子晒了晚上才进监房。这是一间大房间，几十人睡着大通铺，也同牢房一样没窗户，一张门进出，外面一把大铁锁锁着，彻夜大电灯泡照着，厕所也在里面。
我在一个小孩手里接过一块小园镜，照了一下自己，我不敢认识自己了。颧骨突起，脸形瘦削，苍白无血色，象棺材里拖出来的一具僵尸。我估计当时体重不足40公斤。
这新生工厂除制索外，还有一部红炉，一个木工车间。这栋屋的后面是食堂，开饭时，犯人都到制索车间吃饭。我认识了木匠李师傅，我一见他就喜欢，他似乎很和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第二天队长安排我去红炉打铁，我走到红炉边，师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见他一脸横肉，脸上“乌焦巴公”。我觉得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很难受，他姓王，我第一印象就不喜欢他。
当时是打板车腿，原料是方方正正，砣砣毛铁，要将它锤成园条。八磅的大捶举起来非常吃力。我想：我这样的体质，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干这种重体力活儿，我一定活着走不出监狱，一定会死在这里。我从现在起，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王师傅将通红的毛铁从炉中夹出来放在铁钻上，他的小锤“铛铛”几下，我举起大锤，头晕眼花，使劲向铁钻甩去，却没打在要打的地方，打在铁钻子上。接着又一下、两下，不偏不倚打在现地方。王师傅将“毛铁”往炉中一送，火钳一甩，气冲冲埋怨“又白烧了。”他责怪我没打在铁上，我申辩说是对准铁打的，不知为什么老打偏。
吃饭的时候到了，犯人们忙走来，开箱声（每个犯人随身带，一个小木箱既当凳坐也可放碗筷，晚上睡觉都背进监房）、碗筷碰击声响成一片。两个小孩奔走飞快，挤在队前领饭，口里还喊着：“给大钵，给大钵。”其中一名犯人头肿得很大，开饭前，他倒来一大碗冷开水摆在凳子上，然后去领来那钵饭，坐下来慢慢地一口水，一口饭，他认真地享受这顿美餐，他吃得很香，这是一钵双蒸饭（米蒸半熟后，滤干，再上水蒸，这样饭多，叫双蒸饭），菜一般是澧南粉厂的枯饼，里面还掺些油菜，犯人们很喜欢，因为吃枯饼数量多，每人一大钵，能饱肚。
吃饭时，李木匠师傅来到制索车间，我轻轻对他说：“我想跟你当徒弟。”他点了点头。几天后，队长来了，王铁匠师傅喊了报告：
“报告队长，他不行，他老打钻子，铁钻会被他砸烂。”看来他不喜欢我这个徒弟了，我暗自高兴。
我赶紧说：“我头晕眼花，确实看不准，我到木工车间会合适些。”过了两天，安排我去了木工车间。
做个木匠，是我久盼着的。我如有命活着出去，就依靠木匠手艺谋生。李师傅他也喜欢我这个徒弟，当时做板车，板车的轮子也是硬木做的，还做幼儿床，我做他的下手，杀料出复墨，剜板车轮子弯渐渐地可以出料、打眼。李师傅夸我进步快，一个多月后，李师傅要我单独做张幼儿床，自己下料，出材料，划墨，我做好后，李师傅帮我打了几个楔，经漆工刷过漆，居然卖出去了。我真高兴，觉得我将来有了谋生的技能。
我安慰自己，五年徒刑，只当学了五年徒弟。后来，我知道，我太天真。
一日，有人通知我家属接见。我走进接见室，靖辉，她瘦多了，后面跟着一女人，她说是运规姐。第一次见到运规姐，是在这种地方，我非常悲伤与难堪。当初我与靖辉恋爱，她菊哥、菊嫂就不同意，百般反对。运规姐就写信来，鼓励我们自由恋爱，批评她菊哥的作法不对。这下我没为她争气，我没有为靖辉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灾难。
靖辉为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册毛泽东选集。她告诉我小波已送老家去了，交母亲抚养。小波两岁了，还不能走路。我听到这些情况，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我害了妻子、害了小波，又害我的母亲。家乡也是吃食堂，将要为母亲带来不少困难，这漫长的五年，不知如何过去。我对靖辉说：“你还年轻，你可以去寻找你的幸福，不必管我了，听天由命吧。”
靖辉说：“不，我等着你，你好好改造。”
运规姐也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一切会过去的。”
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来。判刑后两个月以来的悲伤，这天全都发泄出来，泪如泉涌。五年啊，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能否活着出去啊？
队长喊时间到了，我走进了工厂。
（四）一件帆布夹克
已近傍晚，队长选了四名犯人，其中有我。由一名狱警押着去送一名被打成重伤、已动弹不得的犯人。这个犯人家住澧东，是以保外就医名义出去的，他睡在竹篙绑的担架上，我们四人轮流抬着他，在路上他不停地哼哼。我只记得好像是走的去澧县的大堤上，现在我已全不知具体地点。
天黑很久了，堤下面有一个档头开门的茅棚，狱警径直的就走进这棚子，像是他知道地点，并没问谁。茅棚走出一对老夫妻，老头身材很高，一脸浮肿，行动非常吃力，看见儿子回来，呆呆地瞧着。这老女人走近担架，俯下身，揭开被子，老泪纵横“儿啊！怎么搞成这样了啊？”儿子躺在担架上，眼泪哗哗流着，他看见母亲，试着爬起来，几次没成功。这时我才看见他，浮肿的脸，肮脏的衣服，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狱警给了一张纸给老头，“这是保外就医证，交大队治安主任。”我们将这人抬进茅屋站在门外，狱警向着我们四人：“这是法律，他拿出一根绳子，命我们其中的一人，将我们三人穿上马褂”（用绳子搁在背上）然后他将最后一人也“花上”，连成一串，狱警说：“不要怪我，这是执行公务。”
我们能怪谁啊，怪又何益？我老在想着这家三口人，两个风烛残年、且带病的老人，这个儿子已是动弹不得了，三人形象印在我的脑际，至今挥之不去。
走到一个食堂，警察走进去要他煮了两斤米饭，还炒了一大钵盐菜，分给我们四人。回到新生工厂，已是很晚了。
大跃进还在热火朝天。社会上掀起了技术革新高潮，公安局很多人来做革新物件，如洗碗机、扫地机之类。我们更是忙不赢，在李师傅的指导下，杀料鉋料为这些革新者服务，这些革新完全是为了响应号召，跟风起哄，没一件可以实用，纯属劳民伤财。后来还有几件革新成果，做好后并没运走，丢在废料堆里，大概运动已经过去了。
犯人越来越多，现有的监狱容纳不了这多“阶级敌人”。在原长郡小学，现武装部的地方，又修了一栋监狱。我与李师傅，还有几名犯人，常被派去做工。吃了早饭去，晚上归监，来去狱警押着。每天午饭在工地吃，饭后休息，狱警将我们带进一个棚子里，这棚子是挨墙的偏屋，上面盖着小瓦，矮矮的。赤日炎炎，晒得滚热，屋内如蒸笼，将我俩塞在里面，狱警将门一锁，我们躺在地上喘粗气，他在凉爽地方打盹儿去了。
囚徒！囚徒已不是人了，只是一群能说话的动物。其实还不如动物，在这工地干到监狱能关人后，我们就没来了，大约有两个多月。
在木作车间的东头有一部缝纫机，有一名犯人裁缝，他替干警做衣，也替犯人补衣，他是一个残疾人，叫丁梅生，我与他睡觉的铺挨着，天气渐凉了，一日他对我说：“我替你缝件夹克吧！”
我说：“用什么缝呢？”
“那块军用帆布呀！”
原来，监狱通晚100瓦灯炮照着，他看见了我那块帆布。我将帆布交他，又将一床棉被撕去一半用来做夹克的棉絮。夹克做好了，穿了很合身，这件夹克我一直穿到出狱。
我同他的关系，渐渐好了，这里连我只三个木匠，他一个裁缝，人不复杂，我们也经常说说话。一次，我问他“你一个残疾人，怎么进来的呢？”他低头，叹口气，迟疑了一下，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
他家是富农，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不能在家里做事。父亲要他学了裁缝，他的手艺远近有名，事做不过来，他带了一个女徒弟，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生活过得非常幸福。大队支书勾上了他的妻子，要培养她入党，早被他发现。他对妻子说，不要搭理他，我们手艺人入什么党，我家又是富农，入不得的。
一天鬼使神差，他在别人家做事，忽然要回家拿东西，正碰上他们俩大白天在床上干那种事，他一气之下，拿起一把锄头，使尽全身力气挖去，支书腿骨挖断了。这支书又是副乡长的表弟，他就被抓了进来，判了12年刑，罪名是“阶级报复，伤人致残”。已进来三年多了。
我问他：“你妻子呢？”
“孩子呢？”
“归她带着，”接着他告诉我，他父母已60余岁，还有80余岁的祖母，他声音嘶哑了，流下了泪。
“祖母我是再见不到了，她最疼我的人。”
这时，小三与混混抬着一个箩筐来了。他们替伙房检木渣的。这两个孩子一来，就热闹了：
“今天中午吃什么菜呀？”
“老苋菜煮菜饼。”
“多不多？”
“多，一人有一大钵。”
这两个小东西，根本不遵守什么监视。东跑西跑，狱警对他俩也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他俩不走出围墙，一般不管他们。他们常帮伙房做点事，如到木作车间检木渣，伙房的人也关照他俩，在吃饭时，或多舀点菜，或将大钵给他们，他们比成年人多些优待。
这小三裤裆撕开了，丁梅生见了，“小三来，将裤子脱下来，我替你扎一下。”他钩下头，看了看裤裆，轻轻地说：“明天扎。”
我问小三：“你什么时候可以新生回家呀？”
他说：“我没家，回去干什么？回去了也没饭吃。”
丁梅生告诉我，这两个小孩都没父母，也没上过学，老在外流浪。偷到什么吃什么，小小年纪已流浪两三年，去年被送到这里来劳教。他们在制索车间谁也不怕，想干就干，甚至还欺侮老年犯人，抢他们的东西吃，狱警不大管他们。他们究竟还小，他们似乎很快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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