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5、音乐艺术
“文革”初期，正式的文艺演出基本绝迹（除了几个“样板戏”），但大街上随处可见“革命小将”、有表现欲的“革命群众”随便找个地方拉开场子表演的歌舞，内容大多是语录歌、献“忠心”、批判“黑帮”、“牛鬼蛇神”的舞蹈之类（有首歌开头就这样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里的“黑帮”并非“走资派”，有些就是被“走资派”支持的早期“红卫兵”打死的），热情很高，但水准很低，大多数都是清唱，顶多有个手风琴伴奏一下，假如有几个人在一旁吹吹笛子、拉拉二胡，那就算演出阵容很强大了。
很多人以前可能都羞于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话，“五音不全”，一唱歌就跑调，跳起舞来跟木偶似的，可“文革”一来，其中不少人居然敢跑到街头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好在那时群众的“觉悟”也高，以受教育为主，演出水平就不大计较了。
后来就有在剧场、礼堂演出的节目了，有些演出者本身就是文艺团体，他们是专业的，自然与街头那些“群众艺术”大不一样。有些即便仍属业余，但经过精心排练，也有较高水准。当时重庆两派组织中都有这样的文艺团体（称之为“文艺宣传队”）。
我们在大学礼堂看过一个以义和团打八国联军为内容的重庆方言话剧《红灯照》，这出戏情节很简单，就是美化义和团，丑化洋鬼子，人物非常概念化，类同于滑稽剧（好像也跟“造反”扯上了关系），我们都觉得好看，所以这出戏当时还轰动了一阵。还看过某派宣传队表演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反映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舞蹈，背景音效是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这时演员要翻跟斗越过一人多高的一块木板（表示突破敌人设置的障碍），前面几个翻过去了（赢得满堂彩），后来一个的衣服在围墙上挂了一下，结果摔下来，脑袋在地板上砸出很大的声响，躺在那里就一动不动了。这时有人跑上去拉开侧幕遮挡把他抬走了，报幕员赶紧说这是表现战士受伤的场面。表演没有停，那个人后来不知怎么样了。
那会儿最流行的文艺形式就是唱歌，人们唱得、听得最多的是“语录”歌，其次就是对伟大领袖献忠心、表热爱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收音机里没完没了的放，人们在各种场合没完没了的唱。这些歌的歌词把领袖比喻成太阳、雨露、大救星、北斗星、指路明灯、比亲爹亲娘还亲……把自己比喻成葵花、小草、星星，不厌其烦的喊“万岁”、“万寿无疆”。还有就是“红卫兵战歌”之类，内容主要是紧跟伟大领袖、狠批“黑帮”、“牛鬼蛇神”……特点是杀气腾腾，大喊大叫。有一首歌在结尾时干脆就这样喊道：“谁要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造他娘的反！就滚他妈的蛋！”如此填词水平，可见“革命小将”的文学功底实在是太差了。
进入1970年代，“文革”三年多来积累的新创作歌曲已经不少，其中献“忠心”、表热爱、呼“万岁”的歌是主流，那些火药味很浓、破口大骂的“造反歌”基本听不到了（彼时“革命小将”们都被打发到农村修地球去了，心灰意冷，估计也没心情唱这类歌曲）。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1970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上刊登了聂耳、冼星海作曲的《毕业歌》、《战斗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几首“革
命历史歌曲”，按理说“文革”前的文艺作品都是“毒草”，更不要说解放前的那些东西了。这几首歌的曲调基本保留，但歌词作了不小改动，以“集体”署名。而其曲调、歌词都与那些“革命歌曲”大相径庭，不知道是要释放何种信号。
后来又有几首老歌被重新填词后得以重见天日（《大路歌》、《到敌人后方去》）。还有5首“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其中至今仍能听到有人唱的恐怕只有那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了。
在1972年出版了一本新的歌曲集：《战地新歌》（副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歌曲集的编辑者竟然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后来改为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可见规格之高），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集里（封面上并没有标注是第一集）收集101首“革命歌曲”，开头的就是《东方红》（这歌在中国“红”了将近三十年，“文革”时达到巅峰，几乎要代替“国歌”了，因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已经被打倒的、所谓“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写的）、《国际歌》，然后是“文革”以来诞生的新歌，每首歌都有简谱，便于大家学唱，“深受工农兵群众的欢迎”。那10首“集体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革命历史民歌”也收录于其中。
后来这本歌曲集每年出版，收录一年来产生的新歌，到1976年一共出了五集（1977年出的那一集改名为《十月战歌》，然后就停止出版了）。
这套歌曲集收集的歌曲，主基调还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歌颂领袖的革命路线，其大部分已经湮灭，只有少数几首传唱至今，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红星照我去战斗》（唱这几首歌的李双江也因此红遍全国）、《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还有几首儿童歌曲也不错，堪称典范的就是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了。
一些老歌被翻唱的同时，一大批被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销声匿迹了几年的歌唱家、音乐家（郭兰英、马玉涛、马国光、李光曦、李德伦、吕其明等）也陆陆续续被“解放”（意思是其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恢复工作，可以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了），有的重新登上舞台一展歌喉（其中也有一些“后起之秀”，其代表人物当属李双江、吴雁泽、张振富、耿莲凤、邓玉华、朱逢博等。但王昆似乎一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才出来）或拿起指挥棒，有的人“文革”前的作品又可以重新演奏。
京剧改革，算是“古为今用”吧，很早就搞出成果了，而“洋为中用”的作品，是在1970年代初期出现的。
钢琴是西洋乐器，当时还很年轻的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别出心裁的用其为《红灯记》伴奏（这样他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弹钢琴了），几位京剧演员穿着戏里的服装，在钢琴的伴奏下，演唱《红灯记》里的主要唱段。
交响乐作品则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并非全剧，只是主要唱段），戏曲演唱者并非样板戏里看到的那几位演员（他们用京剧唱法），还有合唱队伴唱（西洋唱法），伴奏是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队，京胡、锣鼓家伙成了陪衬，这样的组合真是中不中，洋不洋，有些不伦不类（不知老戏迷们听了后作何感想），所以“文革”一结束，这些“作品”立刻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这几部作品当年还拍成了舞台艺术电影上映，广为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是“文革”期间创作出来的一部堪称经典的音乐作品，1970年首演。
1975年是聂耳逝世四十周年、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位左翼音乐家，10月、11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演出曲目中有聂耳、冼星海作曲的独唱、合唱，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卖报歌》、《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和《黄河大合唱》，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按原词演唱，小部分是“集体重新填词”（估计是因为那时词作者还未“解放”，比如贺绿汀），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还有一些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则是第一次听到。
还有一部创作于“文革”前的管弦乐作品，在“文革”后期得以解禁，这就是吕其明作曲的管弦乐《红旗颂》，这确实是一部经典之作，听了让人热血沸腾。
当年举办的那些运动会上，运动员入场时的伴奏音乐《运动员进行曲》、给运动员发奖时的伴奏音乐《团结友谊进行曲》，也都是经典佳作，几十年来始终被演奏或者播放，几代人对其耳熟能详。
我觉得那个年代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音乐作品的，迄今为止再也没有看到超越它们的作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有一档叫做《每周一歌》的节目，每天中午播出，教唱新歌，我那时也跟着学过几首歌，不过都忘了。
“文革”后期还经常举办群众歌咏大会，一般都在五月（“红五月”）、七月（“党的生日”）、十月（庆“国庆”），有市里举办的，也有各区、各系统自己举办的，地点多在体育馆里。
1976年5月，“文革”发动十周年，全国各地都搞了隆重热烈的纪念活动，最多的就是群众歌咏大会，主打歌曲是一首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大合唱（歌曲作者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曲调照例是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唱的人也是声嘶力竭，歌词写得很烂，到最后干脆就是喊口号，以“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结尾（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会儿就有了）。不过这个“就是好”唱了还不到半年，“四人帮”就垮台了。
前些年某市大唱“红歌”，看着那些场面，我真的恍若回到了“文革”年代。
“文革”期间给群众表演文艺节目最多、也最活跃的文艺团体，是“文艺小分队”（有的地方也叫“文艺宣传队”，与部队的文工团还不是一回事）。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形态的组织了，但当年可是主要的群众文艺团体，很多企、事业单位、学校都有，有的已经成了半专业性的，比如当年的南京“小红花”，就是由一些在校小学生组成的，水准颇高，经常为来访的外国友人演出，成为当时江苏的一张“名片”，名噪一时。
那时任何单位都可以组建这么一支“小分队”并且外出演出，也不需要办什么“许可证”（当然这些演出基本也是免费观赏的）。大多数的“小分队”只是组织起一些形象较好、喜欢唱唱跳跳或者吹拉弹唱的小青年演唱几首当时的革命歌曲，来上几个歌舞表演唱、乐器独奏之类，难得有专业人士的指导和训练，水平也参差不齐。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些“小分队”经常到工厂、农村去为群众演出，对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我读高中时，学校有一支小分队，成员大多跟我是同一年级的，都集中在一个班，该班被称作“文体班”（还有一些男生是校排球队成员），自然俊男靓女不少，老师去那个班上课时都是眉开眼笑的，经常听到他们班上课时发出的欢笑声，引得我们十分嫉妒。不过这支小分队的水平在我看来并不太高。
最有名的“小分队”叫“乌兰牧骑”（是内蒙古地区一些小型文艺表演团体的代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它在形式上或许就是后来的“小分队”的“鼻祖”，当然其成员全是专业演员，和我说的那些“小分队”还是有区别的。
1970年代中期，家父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中华牌206电唱机，所以那阵子我听了不少唱片。那种电唱机本身没有喇叭、音箱，需要与电子管收音机连接起来，才能播放唱片。
“文革”期间新出的唱片绝大多数都是36转的，材质也变成了塑胶（新的78转胶木唱片很少，我只听过两张，一张是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文工团来华访问演唱的歌曲，一张是阿尔巴尼亚某文艺团体来华演出的歌曲），直径比78转的胶木唱片小很多，因为太软，只好平放。而且只有市区几家大的书店才出售唱片，购买唱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新唱片的内容都是1966年以后创作的歌曲、音乐作品，还有样板戏。
跟看那些“毒草”旧书一样，“文革”前的唱片也关上门偷听过。这也是拜家父的工作所赐，他那个部门有许多封存的旧唱片，他便挑选了一些拿回来欣赏，记得有《梁祝》、《我的祖国》、《骑兵进行曲》、《送你一支玫瑰花》。外国的很少，估计是家父怕惹麻烦没有带回来吧，只记得听过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钢琴曲《火之舞》，还有一首好像是《五月之夜》，这两首钢琴曲，我经常在有月亮的夜晚，关上灯，让月光照进屋子，然后躺在床上静静的欣赏。
这些歌曲、音乐比那些所谓的“革命音乐”可要好听得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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