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北大荒人当年用手检日本碉堡砖头，建成的西岗大楼五十年后依然屹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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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垦区改组成立东北农垦总局，这对北大荒建设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首先大力精简管理层次，下放经营权力，各农场直属总局，并把许多三级农场改为二级场，撤消分场一级。作为过渡，在距总局较远的虎林、密山、萝北、饶河等地成立四个分局作为总局的派出机构，但几年后其它三个分局都先后撤消，只留下了一个虎林分局。其次、在各农场内部也收缩了战线，把部分农场中一些地势特别低洼、生产条件很差的耕地甚至整个生产队予以撤并，并形象地比喻为“先吃好白菜心”。这些做法对纠正北大荒前期开发只求铺摊子、一味大开荒的偏差真可谓是对症下药。而且措施的力度很大，整个虎林分局扔掉的耕地达四十万亩。1963年连我原来工作的整个八五一农场也全部撤消，该场已开垦的十万亩耕地全部放弃扔给了农民，人员和设备大部撤并给了云山农场。不仅如此，还大力加大科技投入，在全总局挑选了100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作为机械化生产示范队，进一步加强农机配备。并在距佳木斯较近的友谊农场兴隆乡筹建总局科研所，取名为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人们习惯称为红兴隆科研所。这些大刀阔斧的措施确实是针对北大荒前期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大量扔地和撤点在我们这些老垦荒看来实在有些心疼，因为那是汗水浇出来的土地啊！但对北大荒的建设来说又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整治效果，使垦区走上了正常的建设轨道。
我是1963年2月底接到农场组织科的通知：局里调我去红兴隆科研所工作，让我先到在虎林的牡丹江局留守处去办理调转手续。接到通知我非常兴奋，因为能搞科研是我的一个梦。据人说是原农业处赵柏处长调我去的，他现在是总局农业处副处长，主管农业科研与技术培训。尽管正遇我前妻高淑慧即将临产，我还是只简单安排了一下就兴冲冲地从虎头搭车去虎林县城办手续。心想先把调转手续拿到手，待小高产后再去红兴隆也行。谁知赶到虎林原牡丹江局组织部，却被告知调令改了，要求我立即去位于西岗的虎林农垦分局报到，还必须立马就去，家里有事自己跟分局说去。那时组织决定就是命令，根本无条件可讲，只得悻悻然拿着一纸调令下楼，凑巧在门口碰到赵柏处长，才知道是虎林分局局长余友清交了一张名单要组织部给分局调人，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所以就把我扣下了。余友清是原八五○总场场长、老红军、老师长，据说过去还曾当过王震的班长。现在由他来组建虎林分局，他要的人谁都得让三分。此前我对这位老场长并不熟悉，他也未必知道我，听人说只是因为我常在农垦报上写些技术性文章，有人就把我推荐给他了。真是，一个人的命运也不知道那只脚就迈对了，那只脚又迈错了！
分局机关设在西岗。距虎林县城3公里，就是原八五○总场场部大楼。该大楼是余友清1954年率部进军北大荒时，在日本鬼子留下的废墟里一块块拣砖头搭建起来的，有三层楼、几千平米，巍然竖立在虎林县西侧，周围谁都知道这座西岗大楼。他对此楼更有着特殊的感情，一定要把分局机关设在这个楼里，占一层楼，楼下仍是原来的八五○农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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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局报到不两天就接到电话，3月10日我大女儿晓玲在虎头出生了。
虎林分局所属范围原来有五个总场、现划并成为八个二级农场，1963年又撤了八五一农场后只剩七个农场。当时共有耕地一百余万亩。因为分局只是总局的派出机构，主要任务是：“上传下达、督促检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机构十分精干。开始时机关干部只有三十几个人，设政工处、生产、经营管理、和办公室等四个处室。我们生产办公室共有十人，主任是个转业军官，其余都是技术人员，包括农业、机务和畜牧。精简的机构和精干的人员，要求人人都能担当一面，工作干起来倒也比较顺心。更主要的是总局的管理作风也全变了，再不像以前那样成天打电话、下指示、催进度。经验证明，种地本来就是农场自己的事，上面管得越多只会越管越乱。因此分局生产办除了设人每天收集各场的农情汇总后转报总局外，还真能独立做一点技术性工作。
我在虎林分局生产办分工负责全局生产技术措施，还担任过虚职的农业组组长。由于生产办主任是位转业军官，对具体技术业务过问较少，总局业务部门和虎林分局主管生产的张振声副局长，常直接找我们具体技术人员安排工作。当我和总局主管生产的王正林副局长（原合江农垦局局长）及总局农业处刘岑处长的几次接谈中，使我深深感到他们那种深入实际、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原来牡丹江局领导那种颐指气使的作派，形成鲜明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我发现他们在技术思路上，总是从宏观角度牢牢抓住一些战略性问题来思考。例如当地的作物构成和品种布局、基本技术体系和技术管理制度等等；即使讨论研究具体措施时，他们也似乎更注重该项措施的运用条件以及和前后措施的配套组合，我们通常称其为技术组装和运用，相反却似乎并不过多地注重措施本身的技术细节。这种和一般技术人员看似不同的技术思路，引起了我的注意，并逐步体会到这恰恰正是指挥高度机械化的大垦区，负责全局性农业技术管理的关键所在。它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门更高层次的技术。因为在大型机械化生产条件下，想在技术上指挥和管理一个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亩耕地的大垦区，实际上就和指挥一场战役一样。首先需要从战略布局上调节农时、充分发挥机械效率，做好前后措施相互衔接；确保机具、人力在使用上的周年平衡，不至于忙闲不均或窝工浪费；手里还随时掌握着各项应变措施的准备，才能战胜老天爷，取得生产的主动。相反如果只注意抓一个个孤立的单项技术、甚至只是它的某些技术细节，而忽视了大的布局与基本制度的建设，那就只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准吃大亏！
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主要是个战略问题，战略布局不当，技术再精也会满盘皆输。这正是我们做具体技术工作的人经常缺乏的认识。
在这一思想启示下，也结合自己在学校时对作物栽培理论的那个模糊思路。我就充分利用虎林分局的工作条件做了几件事：首先是组织各农场气象站详细整理当地农业气象资料。由于当时北大荒是部队转业开垦，各农场气象站的技术力量还比较强，多数站长是空军气象员转业，观测工作十分规范和认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农场里他们是孤家寡人，业务上没人管，场长就知道要一个天气预报。如果分局能有人出来组织他们整理历年资料，开会研究讨论当地的农业气象参数、低温与旱涝规律以及分局和各场的农业气候区划等等，他们都非常高兴。何况这些事单个气象站即使想做也是很难做成。于是我每年冬天组织开一次气象分析会，会期4-5天。讨论今年的议题并写成材料，同时研究明年的工作内容。当时农场气象站的资料年限较短，一般仅8-10年。为提高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后来我们把虎林县气象站的同志也请来了，他们也非常高兴。因为农场原本就在他们县界内，只是系统归属不同，资料无法交流，现在有了这种合作他们也可以得到当地农场的许多气象资料，所以也非常乐意前来共同参与研究和讨论。
其次，就是自己在农场跑。那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分局机关只有两台旧美式吉普，除非和局长一起下农场我们技术员是不可能有车坐的，主要就是靠两条腿走。好在有一条农垦铁路横贯分局，但从车站到农场，从农场再到生产队就全得靠自己用脚量了，一般半天走30-40里地我还是不在乎的。就这样在三年的时间里全分局90多个生产队我走过了六七十个。真还别说，正因为多是自己的脚这样一步步量出来的，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土质条件、农时特点等印象特别深刻。结合上述对全局气象规律和气候分区资料的掌握，使我能很快对分局内各农场、以及该农场内的不同区域具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结合日常和农场技术人员的共同讨论与研究，对不同区域内作物的品种布局、以及当时实施的以秋翻为主的土壤耕作制度及在不同旱涝年份下的措施应变积累了一定的基础。这对我分工负责全局技术措施的拟订，给分局领导和总局业务部门提出参考性建议都有很大帮助。
这种看似“无形”的宏观研究对全局生产确实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比如：我们根据当地总的气候规律是“早春地涝、晚春初夏旱、雨季雨量集中、秋季多涝”的自然特点。在总局指导和各农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调整了大豆和小麦的种植比例，由大豆占80%调整为小麦面积达到50%左右，做到“一年一熟、一年两收”。并且为了争取雨季前的作业农时，还制定了不同地区合理的早熟小麦品种比例，虽然它的田间产量通常低于晚熟品种。但由于充分发挥了机械的作用，极大地扩大了秋翻地的面积，确保了全年生产的全面主动。对大面积机械化农场来说，生产战略上的主动，其作用决不是某个单项技术的改进所能比拟的。
此外，下农场“跑片”时，我仍然充分利用大田的自然对比随时进行单项技术调查。特别是每年麦收和秋收前，除了自己调查外有时还组织农场技术人员共同进行技术调查工作。我总认为在上百万亩大田中蕴藏着丰富的生产对比材料，甚至比研究单项试验田的试验处理还要丰富，不但有单项的还有复合的。当然这需要掌握正确的调查方法和对比条件，应该说这一思路还是跟原牡丹江局赵柏处长那儿学的。这种调查虽然从精确定量上不如专门布置的小区试验，也不能进行数理分析，但是由于面积大、综合性强、视野开阔，从宏观定性的角度看趋势，则比小区试验更有其独到的长处，某些方面是小区试验根本无法做到的。比如，过湿耕作肯定是错误的，破坏土壤后患无穷。但虎林分局多数耕地地势低洼，白浆土透水性又不良，如此大的面积要想全部适耕实践上又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切实查清湿耕到底对耕层那些部位造成了破坏、不同条件下湿耕的破坏程度有何区别、当年和翌年应采取那些补救措施才能取得最好效果等问题，不但是教科书上找不到，也是小区实验做不了的。为此我和农场的任铁铮同志曾对此专题做了近一个月的田间调查，收获不小。
就这样，无论是对地区宏观资料的整理或是专项技术调查的总结，每年我都可以写出几篇材料，除上报外并在总局报刊上发表。这也符合分局主要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职能要求。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言多必失。虽然我吸取了农大的教训，回避政治，所做所写的可以说全都是纯技术性问题，但总喜欢发表点个人独特意见的我，又不会审时度势，没有想到在那个年代即使技术观点也有个当讲不当讲的问题。1965年总局党委为了想提高大豆产量，解决历年都有相当面积大豆草荒的情况，号召大豆锄草要“早上人、多上人”。对此我原本没什么意见，因为当时垦区还没有化学除草，以机械为主适当辅助人工锄草是完全必要的。总局的号召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早”是早到什么时候；如果是为了纠正有的农场仅在麦收前才上人砍砍大草来说那是完全正确的。但中国干什么事都喜欢刮风，尤其上面有个号召下面为了要表示紧跟上级指示，常不求实效。5月下旬我在农场看到许多生产队大豆还没有出土就开始上人拉夹板锄，以便每天向上级汇报，本单位大豆除草上了多少人，锄了多少亩，甚至早起晚睡全连大突击，以显示贯彻总局指示的声势。其实这样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必要的人力浪费，因为这时如用苗耙和机械中耕效果可以做得比这还好。为此我向农垦报写了一篇稿子《大豆人工锄草什么时候上好？》在肯定人工锄草增产作用的同时，着重指出机械化农场人工锄草的辅助地位，重点应该在充分发挥前期机械锄草作用的基础上于六月中旬解决苗间草。此稿农垦报当即刊登并还加上编者按开辟了专栏讨论。随即有好几篇反对我意见的文章跟着发表。虽然其论点有些强词夺理、断章取义，但仍尚可归属于技术性讨论的范畴我并没太在意，还想做进一步反驳呢！幸好被当时在分局的社教工作团团长总局机务处张处长劝住了。到1966年文革开始，分局机关内有人就把我这篇谈人工锄草的小文章定性为“反党大毒草”，揭发说竟敢在报纸上和总局党委公开唱反调！并且把我这个小小的技术员定性为一贯反党的“反动学术权威”，发动了全分局机关的围剿。回想起离开农大时卜省三曾劝我“今后别人没说过的话你千万别说”的临别赠言，对我可真是一语中的啊！我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国家里，连技术人员进行纯粹的技术讨论也绝不能和领导说半句不同的意见，否则就是十恶不赦！把言路控制到如此程度，委实可悲！当然这又是后话了。其实当年（1965年）冬天总局农业处在全垦区抽调了五位技术人员到总局去编写几本专题技术手册。处长刘岑还专门指定我负责独立编写《大豆综合除草技术》一书，我编写了这本三万多字的小册子，并以总局农业处的名义和其它几本小册子一齐印发到了全总局各生产队作为技术普及资料。这也等于说明至少总局业务部门在当时也是同意我在综合锄草上的技术观点的。
应该说从1963-65年这三年里，北大荒的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农场的产量逐年增长，生产和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也在这三年时间里、在虎林分局真正做了点技术性的工作，不仅熟悉了这块土地、熟悉了不少农场的同志，对自己也有一定的积累与收获。三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屈指算来在我这动荡颠簸的一生里，有这么塌塌实实的三年，允许我尽心尽力地做点与国与己确实有利的事情，应该说已经是很珍贵的回忆了。
知识分子的最大愿望，不就是希望能允许他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好好做点事吗？为什么仅仅为实现这么一个善良的愿望竟也会如此之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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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虎林分局的人员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作为派出机构的分局根本没盖家属宿舍。1963年晚春我把妻子高淑慧和刚满月的大女儿接到分局时只能住办公室，小高还没有工作可做，只得停薪留职在家，仅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着全家生活。后来八五○农场给了个仓库，分局机关临时间壁一下，才给几户分了一间每户12平方米的房子。1963年初冬，分局搬到虎林县城原牡丹江局的一栋办公楼里，办公条件是改善了但是住处仍然很小，家属工作也仍无着落。65年6月分局好不容易为高淑慧在八五○农场的医院里联系到了一个卫生员兼助产士的工作，月工资28元。为了小高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我把家又搬回西岗。虽然面积仅有10平米，家里只有一个灶一个小炕，但至少小高能上班了。我则每天由西岗步行3公里到虎林上班，后来才有钱买了辆自行车，上下班方便一点。
图：1965年我家分到西岗10平米的日本营房喜出望外
小高将近三年没有工作，全靠我每月六十元的工资养着全家三口人；除了房前一点小园子外，分局也没有什么自留地。我不是蹲点就是出差，一年里常有半年不在家。高淑惠十分勤俭，除了带女儿外把整个家务活，里里外外、挑水做饭、缝缝补补全都弄得井井有条，住处虽小但窗明屋净。北大荒的生活水平原本较低，大家都艰苦惯了，也就以苦为乐，日子过得还相当和美。从八五一农场搬到分局时，按当时北大荒的习惯我们做了两个黄菠萝木箱，这也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房子小，我就在小炕上用小木方子自己钉个架子，把箱子放在架子上，睡觉时脚就伸在架子下面，一个不到四平方的小炕连放东西带睡觉，三口人也就挤下了。再找一个包装箱立在灶边的架子上，钉上几块隔板，就成了我家的碗橱，虽简陋但实用，生活得好象还挺有滋味的。1965年她上班后就更辛苦了，特别是助产士的工作没有白天和晚上，当时北大荒基本上都在家里分娩，各家各户随叫随到；有时遇到难产常需要白天晚上连着转，可她总毫无怨言、竭诚服务。在西岗地区前后工作近三年时间里，由她独立接产的孩子有二三百个，从无发生任何差错，深得当地职工家属的好评。
上图：1964年的高淑惠和大女儿晓玲
总之那时候，无论分局机关或农场人员的精神面貌都比较好，大家的工作兢兢业业、奋发向上，谁都没有计较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为了北大荒的建设嘛！似乎这些都是应该的。同事间甚至出现对有限的涨工资名额相互推让等情况，那种可贵的情谊和风格令人怀念至今，直到1966年又搞起了政治运动，才破坏了分局机关这种和谐与宁静。
那时候我也真没有多少时间能顾这个家，因为除了以上这些面上工作外，这期间我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蹲点搞样板队。当时总局提出要“抓基层、打基础”，机关人员下去蹲点是各级、各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各位局领导都要安排自己主管的办公室搞一个点。我们生产办当然就要搞一个高产的样板队了。那时虎林分局的小麦平均亩量只有一百多市斤，当时生产成本很低，小麦亩产能超过一百三十市斤就可能盈利，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过黄河”的指标是要亩产超过四百斤，黑龙江省离黄河较远，省里自己规定只要超过三百斤就算上了纲要。主管生产的张副局长选了一个条件较好的云山六队，指定由农机组组长高静海和我两个人负责在该队蹲点，任务是要搞到全队小麦平均亩产三百斤、大豆二百斤，实现黑龙江省上“纲要”的指标。
云山六队是总局100个机械化生产示范队之一。有耕地12000亩，漫岗缓坡不受涝，土壤属于暗棕壤、土层较厚，在分局内产量历来较高，小麦亩产多在二百三四十斤。1963年春分局用卡车拉着高静海和我去云山六队蹲点，车上装着帐篷与行李，因为那时生产队的条件很差，没有住处，我们在靠近队部的地头上把帐篷支起就是我们的住处。帐篷很小打下两人的地铺后，连一张小桌子都放不下。春播、夏锄、麦收、秋收几个关键季节我俩从虎林乘火车到红星，再徒步60里走到云山六队，和职工同吃同劳动，并且帮生产队在生产措施上当好参谋，对机务人员作好培训。我们着重抓了措施的规范化和各项作业的标准化，果然当年产量就有较大提高。蹲点使我自己在基层生产作业组织上也得到了实践和锻炼，因为毕竟要实际组织一个万亩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全过程，绝不是看看书就能掌握的。两年间我们和六队的干部、职工相处得很好。我俩断续在帐篷里住了好几个月，北大荒的夜晚清凉如水，小帐篷里又没有灯，我和静海夜晚经常坐在地边，在万籁俱静中数着满天的星星，度过一个个寂寞之夜。但那时候没人想到什么叫艰苦，能有个帐篷住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在云山六队经过两年蹲点，靠着全队人员的共同努力，1964年就实现了原定的蹲点目标，全队8000亩小麦平均亩产310市斤、4000亩大豆基本达到200斤。张副局长很高兴地召开了全分局现场会议。但在会上也听到了农场里有些人并不服气的声调，有人认为云山六队土壤肥又不涝，上纲要并不希罕。这使得张副局长下决心要再搞一个难点，决定从1965年开始让我和机务技术员孙宝山转战到八五○农场四队蹲点，想再搞出一个低产变高产的样板生产队来。
八五○农场四队历来是局内一个典型的低产队。它曾经是个分场场部、土壤贫瘠，一万六千多亩耕地全都是低湿白浆土，易旱易涝，在当地有“破大家”之称。这种条件下，想仅仅依靠抓标准作业就使产量有大幅度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好在该队交通方便，就在凉水泉火车站边上，又有住房，不用像在云山六队蹲点时走那么多路和住帐篷了。尤其1964年垦区来了许多城市知识青年，四队分配有二十多位北京青年，他们有文化、有朝气，极大地活跃了生产队的气氛。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和其中不少人还成了好朋友。为缓解他们文化生活的匮乏，我每次从县城到队里去总要从虎林县新华书店捎带百多本图书供他们选购。从65至66年我和孙宝山在该队蹲了两年点，66年春已经调入东总科研所的农大同班同学张天惠也前来支援，在当地进行小麦渗灌的生产试验。虽然通过不到两年的努力，最终也没能达到全队平均亩产300斤的目标，但是该队的产量还是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应该说这期间整个垦区产量也都在逐年增长，不但抚平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伤痛，农场的建设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北大荒的建设者们更是精神振奋、不怕流血流汗，一心要把祖国最大的垦区建设好。但是，手握中国人民生杀予夺大权的伟大领袖不甘心寂寞，好不容易刚刚安定了几年，我和北大荒一起又都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摧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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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味起来确实应该说我没能真正吸取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特别是没能摆正自己的政治地位，完全相信所谓“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何况自认为自己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组织，早已和家里几乎断绝了关系，因此思想上丝毫也没有觉得自己实际是属于“另册”中的人。虽然我也承认应该接受改造和锻炼，甚至可以认同比起那些出身好的人应该更加努力、更刻苦，走更长的路，但也仅此而已。这种思想状态的优点是尽管我遭受了多次运动冲击，但始终没有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像我们在白区斗争时爱唱的歌词中说的：“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而已，可也正因为如此，在工作和待人处世上就常常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1963年3月5日全国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后全国逐步掀起了学雷锋运动。到1964年后这个运动已进一步发展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这些活动我也都积极参加了。由于在团校时就较为认真地学过《实践论》和《矛盾论》，自己对哲学有些兴趣，在学毛著中也就更多地爱看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的东西，包括有关战略战术的应用等著作。当时我正在云山六队蹲点，结合自学写了好几篇共有两万余字学毛著的心得体会。基本主题都是在生产组织中如何运用毛的哲学思想和战略战术等，比如在晒场管理、麦收组织等方面的灵活组织措施、以及生产中运用农业技术措施的条件性和两面性等等。对此自己还似乎有点得意，在办公室汇报蹲点工作时还当作自我学习内容作了简要汇报。
已如前面所说，在虎林分局这几年里我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无论是面上还是点上都能较好地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领导的信任。由于担任着虚职的农业组长，并分工负责分局农业技术措施的草拟与总结，局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找我的时间也就相对较多。可我又不是真正的行政负责人，办公室原就有一位转业军官是主任，但他不懂技术业务，显然在这情况下原本就会产生许多复杂的人事关系。分局主管生产的张振声副局长年青气盛，20岁就曾任虎林县县长，工作中说话常较严厉。但对我却比较信任，他要的材料常指定要由我来写，有时办公室内别人给他写的材料他不满意又布置给我重写；甚至在他开会作报告说到一些技术问题时，有时在台上还当众向下喊一声：“小蔡，是不是这样？我说得对不对？……”。机关里一度传说着张副局长有意要提拔我担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的流言。中国的人事关系历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东西，尤其在机关里更甚。往往如司马迁在《史记》所说：“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可我听到上述流言后却未去冷静的分析，想想当时农业组共有六名农业技术人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有毕业比我早、专业资历比我长的、还有家庭出身好根红苗正的，按我的情况自己本应拿面镜子照照自己的出身根底，说话办事加倍小心，夹紧尾巴、千方百计注意和大家搞好关系，恰恰我最不会的就是这套本事，可我却毫无警觉，依然故我，心想革命队伍嘛，那有这么多讲究，认真干好自己的工作没什么错。结果只能如三国时代的李康在《运命论》中说的那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了。
中国人历来讲的是中庸，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标榜是革命的队伍也应该如此。这话看似不对，实际不错。特别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更不应该努力工作（？）甚至“冒尖”。必须随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履薄冰，摆正自己的位置和脚步。
1965年分局机关开始进行点上社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虽然运动的重点是所谓“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不许整群众的禁令，一般干部只是查成份和思想洗澡，但显然我这个澡洗得就不是很轻松。特别原来我的家庭出身都按“五反”时军代表王益奋告诉我说的，我父亲属于资方代理人，就一直是这样填报的。可社教队说没这个成份，这就闹腾了一顿，最后确定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才算了事。有趣的是我家在国内六个兄妹，就我的是资本家，其余都是职员或工人。
当轮到当权派做检查时，由于张副局长性格较焦躁，年轻气盛，机关里部分同志平时对他就有些意见，这次社教运动针对他贴的大字报也最多，有些大字报里也借此把我和某些其它人捎带烧了一把。诸如：“看张振声重用的是什么人”啊，“不依靠贫下中农”、“不依靠共产党员”啊……。虽然大字报里都没有公开点出群众的名字，但字里行间让人一看就知道这话指的是谁。而我学毛著的笔记，就更在“洗澡”时被有些人评为哗众取宠，甚至是亵渎毛著的行为了。因为当时认为学毛著首要是要学习对毛泽东的阶级感情，背老三篇、听党的话、安心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才叫真学；偏就你别出心裁地搞这些知识分子的花花肠子！什么战略战术？条件性和两面性！贫下中农都听不懂，岂不是有哗众取宠之心？看来我真是弄不清自己的身份位置，又出演了一场可笑的紧跟悲剧。对此、生产办公室的党小组长在社教中还语重心长地找我个别谈了一次话。主要意思是：根据我的家庭出身和大姐在台湾等社会关系情况，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改造世界观可不能搞花架子。还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据我的出身要过好这一关，对我来说可是不容易云云。总之，他说得慷慨激昂，我听得却有点似是而非：“不是说改造世界观吗？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不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内涵吗”！这社会主义革命到底要怎么个“革”法？我究竟要怎样做才能是对的？！……，迟疑间、1957年反右以来对我国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论述，更何况这次社教又把我的家庭出身明确定为资本家，再次在我头脑里飞快地旋转着，像一个沉沉的磨盘越旋越大，迳直压向我的心间，觉得从政治上来说我的眼前真是一片迷雾茫茫。
不过除了以上这些事情外，总的来说，社教运动对我还没有构成多大冲击，也许可以说：它只是在机关里、在群众中，围绕着我和某些人，初步制造了一种政治氛围，使紧随而来的十年浩劫对我有了一个风暴的初始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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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65年在虎林分局的这三年里，给我留下了许多亲切的人生回忆。它使我能较正经地搞了三年业务，不仅较为熟悉了完达山南麓、穆棱河流域那一大片土地，认识了不少农场的同志；而且对北大荒大型机械化农业的技术组织与生产布局有了一些起步的认识，对农场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在技术视野上对今后如何从自然生态角度着眼于大农业的措施运用与体系布局有了初步的锻炼，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里使我对农业措施的条件性与两面性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各项措施的运用和考虑上也就显得较为宏观与灵活。而所有这些应该说对我都是十分宝贵的技术知识积累。同时也使我更加热爱了北大荒这块土地！有工作能放手让我死命地干，这也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和满足！
不仅如此，应该说还值得怀恋的是那三年里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境界，总的来说大家都是那样纯朴和奋进，没有人计较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更没有人算计着奉献和报酬的比例。有的只是建设国家的愿望，和尽快开垦这片广袤富饶的北大荒的憧憬。尽管荒原生活十分单调和艰苦，但机关里的工作却热气腾腾，谁都怕落在别人的后面。这也是第一代北大荒人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没有那两派的分裂与胡闹，个别同志间即使有点看法或意见，原本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运动历来就是离间各种人际关系的强力发酵剂。它总是像童话里那个丑陋的女巫那样，到处极力寻找同事间存在的任何微小的不和与怨恨，发掘着人们灵魂中所有的肮脏和丑恶，一有机会就充分加以利用和扩大，使虎林分局机关的三十多位同志，在历经了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四年“内战”后，同事间的情感遍体鳞伤，最终于1969年12月在“斗批散”的锣鼓声中抱憾而散！
这一期间，也是我和小高清苦而又和美的家庭生活中值得怀恋的四年。尽管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家当和积蓄，但我们有着齐心勤恳的工作，有着相互理解和关心，有着活泼懂事的女儿晓玲，到1966年7月我们的儿子又出生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也就在这时，由历史女神导演的一场家破人亡的惨剧，正在前面路口上，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这个勤俭而又宁静的家庭！
回味起来我的一生也实在可怜，生活上我从没有更多要求，只希望能允许我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习和工作，没想到这点期望也这么难！农大四年各科全优，被认定是白专道路；在虎林分局努力工作，又成了被领导重用的“坏人”！而且历史给我放手工作的时间又那么吝啬，仅仅只有短短的三年！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三年的工作、这三年的时光，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准确讲，东北农垦总局及其虎林分局在名义上都先后存在有近六年时间。自1962年11月中央决定组建东北农垦总局起，到68年6月18日批准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才标志北大荒“东总时期”的正式结束。但实际上我印象中真正能代表“东总时期”的只能是1963-65这三年。因为1966年以后，整个中国都像一匹疯狂的野马向着灾难狂奔，一场长达十年的血雨腥风不仅卷得我本人家破人亡，也最终埋葬了那个相对辉煌的“东总”时期，还极大地摧残了北大荒人那一心为事业、一心为祖国建设而献身的美好精神，留在我亲切记忆中的东总与虎林农垦分局也从此完全进入了历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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