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61．狗拿耗子的乌托邦
我之所以有幸被党选择送到北大荒和新疆受“改造”，是因为我在五七年成了二类右派分子。五○年参军时我才十七岁，到了五七年也才二十四岁，承蒙组织上“看得起”，不嫌我年轻，就在五八年春把我送到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的乌托邦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最新贡献。这预示着日暮西山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叛徒们的末日为期不远。中国的吹牛卫星一个接一个上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国共产党在英明伟大的领导下全都发了疯。
我大弟弟因为我的牵连只好入盐城师专上学。他有幸不准读书而要去大炼钢铁。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当了光荣的炼钢铁的人材，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奇就奇在苏北里下河地区一无铁矿，二无焦炭，三无耐火材料。但当时发了疯的中国人在疯子们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不是没有铁矿、焦炭和耐火材料吗?
这难不倒巧媳妇们。巧媳妇可做无米之炊。盐城师专的“学生”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到民间去“取”这些原料。他们见到谁家屋里没人就把人家喂家畜家禽的泥盆瓦罐拿走用碾子碾细了当耐火材料。更缺德的是当时农村草房多，农民为了防龙卷风把屋顶上的草刮走，一般都用破缸压住屋脊两端的茅草。他们就爬上屋顶也把这些“耐火”原料偷了下来。光有这些破缸破瓦不能大炼钢铁，还得有钢铁才行。他们就到处找钢铁，反正那时吃食堂，每家每户做饭菜的锅也就成了多余的。那时社会上因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小偷也没了，每家的门户也就用不着上锁了，因而锁门的门鼻子和锁本身也就是多余的了，全是大好的大炼钢铁的材料。至于没焦炭可用别的燃料代替，可用木材烧木炭，这下树木、门窗、床板和装死人的棺材通通都能用得上。就这样，师专的未来为人师表的人们先当“小偷”、“土匪”和“强盗”后，就炼出了“钢铁”向党报喜了。结果我们的党报上又多了一颗启明的新星。在苏北平原水网地区一无铁矿，二无焦炭，三无耐火材料，学生娃娃们就能炼出钢铁，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能有这样的人和能做出这样的“奇绩”出来吗？！我弟弟那两年什么师范课程也没学上，但如期毕业后照样当老师上讲台，这不是误人子弟还能有什么别的说法？
我当时去了北大荒，因为是右派，没资格像我弟弟那样为党“信任”去大炼钢铁。而是在“八五三”农场的田地里干农活。因为麦子地里积水，所有收割机械皆很难下地。收割麦子全靠人海战术。而农场地多人少，就要让大家一天等于二十年地干活。因为我们是右派，所以一天要等于不止二十年。每天醒来之后先到地里割一阵麦子，等早饭送到地里才能吃早饭。中饭送来之后才能吃中饭。许多人坐在麦捆子上一边吃着馒头一边就睡着了，馒头滚到地上也不知道。一直割到天黑也要摸黑割。这时蚊虫向人大举袭击。会吸香烟的和不会吸的人嘴上都被逼都叼着一支八分钱一包的“跃进”牌纸烟为了驱蚊子。好多原来不会吸烟的就在那时学会了。“跃进牌香烟”最廉价，八分钱能买二十支。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最省事，放几个吹牛卫星也就进了。可全国老百姓倒了八辈子霉。到了五八年下半年就有些地方开始饿肚皮，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清汤寡水，许多地方开始闹粮荒。再往后许许多多地方大批地饿死人。安徽无为县饿死的人太多没人埋。就连新疆拜城过去粮食运不出去的地方也开始饿死人。王恩茂书记让打开粮库救人。解剖饿死者的尸体时小肠已薄如蝉翼。
当时我在号称北大仓的北大荒也开始挨饿。北大荒冬天地里到处都是堆的黄豆，可我们不敢动，我们就挖老鼠洞。老鼠比进入共产主义的人们有办法，它们不搞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储存的粮食不但品种多，而且质量好，在它们的仓库里存放整齐，数量足够它们传宗接代吃到新粮入库。我们每挖开一个老鼠洞，老早守在人们身旁的狗们就趁火打劫追着逮老鼠开洋荤。人们一般总是说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可我们挖老鼠洞时的狗拿耗子根本不是多管闲事，而是与我们目的相同，是一个目的的“战友”，我们想吃粮，狗们想吃肉。而且狗还立了大功，对粮食生产有功。狗们每吃掉一个老鼠，就会使被吃掉的老鼠除本身被消灭之外，还要它断子绝孙。说狗们是多管闲事太不公平！
我们挖老鼠洞的收获很大，大家都想找到老鼠洞挖。因为饥饿难忍，我们希望这世界上都是老鼠洞该有多好！我们非常“感谢”鼠们为我们准备的经过精选的粮食。但感谢归感谢，我们还得抄它们的家。这和后来文革中抄别人的家在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不仅要耗子的粮，还要耗子的命。文革中抄家也是不仅要别人的“罪证”，也同样要别人的命。不过要别人命的不是狗，而是不如狗的两条腿的牲口。狗不过是为了吃肉。而两条腿的狗们的目的却不像狗的目的那么单纯。他们要在别人的尸体上向上爬以谋取更大的权位。狗与他们不同处是狗们不会说谎，不会制造什么官冕堂皇的“理由”，而他们都会说自己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才抄别人家的，是遵照最高指示才抄的。这一点是狗们望尘莫及的。
因为北大荒有老鼠洞可挖，而且任何人加不上偷盗或是抢劫，或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等罪名。而且挖到一个老鼠洞等于发了许多公斤粮票还不用钱买。在饥荒年代给饥饿的我们，老鼠们确实是尽了最大的贡献和牺牲。有人看着狗们吃老鼠肉气不愤：老鼠洞是我们人挖开的，它们趁火打劫吃得挺美！于是有人试着烧鼠肉吃。当地老鼠是在粮食堆里喂肥的，按理也非常干净，吃了不会毒死人。有人敢试着吃，而吃了又没事，结果应是狗嘴中的美味转到了人的肚子里。老鼠是地上跑的都能吃，那么天上飞的也应当能吃。我本人就爬过树掏过鸟窝炖过乌鸦打牙祭。难怪在那饥荒的年代有人说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板凳不能吃之外全都能吃。这就是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
尽管我们想留在北大荒多挖老鼠洞，但北京一纸调令，将我们原二机部的右派们给了新疆。而且事前并未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在新疆接我们的人到达农场之前一丝一毫信息也不知道。尽管我们非常留恋老鼠洞，也只好在六○年秋天跟新疆人离开了北大荒。当时我们没有许多全国通用粮票，在万里路途中有钱也免不了挨饿。当时铁路营运有规定，若旅客乘车超过一天时间可免粮票供应一顿饭，因而不够一天路程的旅客也购买一天路程的火车票（大概是八小时以上），为的就是能买一次不要粮票的饭。
我的朋友张子玉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给新疆。他是山东牟平人，学校怕他们回家后不去新疆。所以不让他们回家，学校为他们按供应粮的标准发给了干粮，直接送他们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当时车速很慢，而开始时干粮很多，火车上气温高，干粮长了霉。他们饿了就把干粮外表的霉皮用小刀削掉吃里面的。路远干粮越来越少，最后他们把原来用刀削下的霉皮也吃下了肚。奇怪的是谁也未因此生任何病。
我们到了新疆后，我被分到新疆轴承厂基建科坐办公室。每月粮食定量二十多斤，又没有老鼠洞可挖，每天要忍饥挨饿。科内有个北京人赵诚同志，他上半月就把全月的口粮吃光了，下半月就干瞪眼挨饿。我们也因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爱莫能助。后来看我这个右派坐办公室不合适，下放我去副业队劳动，口粮从二十多斤一下提到四十二斤。我是因祸得福谢天谢地。
我在基建科时曾有一次到伊犁霍城口岸取一台从西德进口的“轴线仪”。我们厂的书记给我写了一封信找农四师的政委。我住进了农四师司令部招待所。他们每天仅收定量的粮票，但可以随便让进餐者吃饱饭。我在那里美美地过了好几天饭瘾。这是我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唯一的一次能连续几天吃饱肚皮的日子，所以至今记忆尤新。
一九七九年底我终于从新疆复职回京到北航六一二软件实验室当副主任。继任的正主任是罗燕京同志。他曾在北大荒当过知青，开过拖拉机和康拜因。我与他闲聊天的时候谈到因为饿肚子挖老鼠洞的事。他说他们当年在北大荒也挨过饿。饿得没法就扫康拜因，残留在收割机内部的大豆还真不少。可每个农场康拜因有限，绝对没有老鼠洞多。
他还告诉我一件使我都意外的事。他们当时馋得想吃油饼子，连粮食都很少，到哪里去弄油？结果他们就用开拖拉机的柴油炸油饼子吃，我问能吃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能吃！”
人饿了，馋了大概什么东西都可吃。他还很有“根据”地解释说：“柴油是石油制品，石油在几亿年前也是由有生命的尸体在地球深层衍化而成的，属生物脂肪，所以可吃！”对这种解释我自然很不情愿地同意他的说法。旁听者却一个劲地摇头觉得不可思议。用柴油炸油饼也算是大跃进中的一种特产吧！
62．老贾与李涛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在那饥饿的年代，却不是一顿不吃饿得慌，而是每顿吃了都饿得荒。粮食定量少，油少，菜少，根本见不到肉。我们劳动强度又太大，吃点窝头或是喝点稀饭根本饱不了。要不大家为啥要去挖老鼠洞与耗子争粮吃，最后连耗子也要吃。浮肿的越来越多。大家平时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说话也没劲。可农场各队的高音喇叭却劲头不减，一个劲地老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觉悟。反动派要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我们都拿着自己的碗或盆正等着喝稀饭，高音喇叭刚唱完。喇叭底下有一个右派分子就一边敲着饭盆给自己伴奏，一边接着高音喇叭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的人民肚皮吃不饱……”
右派们当中当然有想早摘帽子“觉悟高”的人要检举揭发唱“反动”歌的人。指导员就找此人谈话。这位也不赖账（想赖也赖不掉）如实承认是他改了歌词唱的。问他为啥要乱改。他说是根据实际情况改的。什么实际情况？他让指导员回去问问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问他们吃饱了没有。要是他们吃饱了，他就认错，要抓要杀听便。若是吃不饱，他唱得很对，他什么错也不认。这位指导员是位有良心的农场干部。他再没说啥，连连叹了几口气就走了。那位打小报告想捞点什么的右派什么也没捞到。我们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右派是反右前的北京电力工业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贾明克，他们的学校归电力工业部管。解放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山东一个地区的书记。他说当时他只要批个条子就能枪毙人，可见权力之大。进了城之后他们都成了国家和党的大干部，权更大。可他不忘本，还是解放区带来的小脚老太婆当老婆。可许多人在进城后都换了老婆，换了城里的，年轻的，漂亮的，扔了过去共患难的乡下老太婆。电力部里也有这样的领导干部。老贾看不惯，就说共产党内出了一大批新陈世美。他说上梁不下梁歪，这些人所以敢换老婆是受更高干部的影响，是上行下效。老贾不仅把矛头指向了部领导，而且还不指名地指向了中央，能不把他打成右派吗？
老贾不愧是位好干部，他生活极简朴。他平时吸烟用刮脸刀片把纸烟切成三段用小烟锅分三次吸，一点烟头都不丢弃。他在北京家中养鸡，下的蛋仅给自己吃，没孩子们的份。我为他的孩子们打抱不平，认为他太小气连蛋都不给孩子吃。他说我年轻啥也不懂。孩子们有饭吃就行了。他是一家之主，是重点保健对象。若他身体挎了，孩子们到时连饭都会吃不成。他自然是有点道理，但我在感情上不愿接受他的这种道理。
因为我调到伙房做豆腐，就离开了我们原来的组。我们初到北大荒时是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们到了荒无人烟的西大林建设一个新分场。粮食有得吃，黄豆更多，但没菜吃。让大家想办法改善生活。于是大家想到了做豆腐。偏偏我会做，就让我筹建一个豆腐房。我自己一个人做成了西大林分场的第一块豆腐。这在当时对没菜吃的我们，真是件大好事。平时农场不让大家休息，总是干不完的活。农场很精明，我们这些右派的生活费都是中央自己给钱，不要农场发工资。而且农场也知道我们这些右派迟早要离开农场。不要钱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用迟了用晚了就会用不上，因此就把我们往“死”里用。有不少人也果真死在了那里。后来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把全部在北大荒的右派们调出了北大荒。死去的右派也就白死了。他们在北大荒的时间也不过二年左右。
但是在国庆节时全民放假，连监狱都要放假庆祝，我们这些右派才能得到休息。那时右派们都发生活费。国庆节大家就买酒喝。喝醉了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就要骂人。因为右派们每个肚子里都是一肚子委屈，平时不敢说不敢骂。但喝酒喝醉了就敢说敢骂。因为我不在现场，是听别人说的。大概是老贾骂开了共产党的陈世美们，他就是为此而打成右派弄到北大荒的。他骂他们部里的人也就罢了，可他骂得太凶太出格。他也是高级干部，知道的内幕比我们多。骂来骂去他骂到第一夫人头上。骂她是戏子，是婊子。骂臭猪头还有馋菩萨收。下面的人就是跟他学的。这下闯下了杀身大祸，想捞一把的右派们自然要报告。农场也害怕，赶快一级一级向上报，一直报到中央。骂的人酒醒之后也傻了眼，但后悔已晚。就等着上断头台了。可左也等右也等，就是等不到下来抓人。后来听说骂人的家属从北京来信告诫自己的亲人，再不要乱喝黄汤胡说八道。幸亏周总理批示喝醉酒说的话不算数，这才笔下超生，想捞一把的人也没立上功劳。可这下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再逢放假或过年时会喝酒的和不大会喝酒的以及不会喝酒的人都花钱买酒喝。会骂和不会骂的，醉倒的，半醉的和清醒的都一起骂。这下没人汇报了。全都骂，还汇报谁！弄得不好大家齐心反咬你一口，说不定自己先下汤锅。这时农场干部也离得远远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费那么大的劲北京说醉话不算数，也就懒得管闲事了。其实人家也知道这些当时骂人的人能有几个真醉的。但农场也没办法在当时能把真醉、半醉和未醉的人区分开。一是农场没有区分的办法与手段，再说上级也未布置做这种事，也就拉倒让他们骂好了。只要走远些自己听不见就行。让他们自己骂自己听，自己哭自己笑自己闹好了。
更有人更“傻”更聪明。他们不装醉，而是用一种常人想不出的主意和别人闹着玩。我们在开镰割麦前，每人给一把镰刀头，让自己装把子和开刃。有位仁兄到林子里挖棵小树，将根部的一端用小刀精雕细刻成镰刀把子装上了。可他不磨刀开刃。这把刀把子虽好但未开刃的镰刀根本不能割麦子。可他就是用这把镰刀到地里“割”。他哪里是割，而是连拔带拽，弄得麦子地里像狗肯似的。他“割”的麦子全带根和泥巴蛋。指导员实在弄不懂他为啥割得如此糟糕。就到他割的地方仔细看，发现肯定是刀不快。果不其然，他的刀根本就没开刃。当然要说他，批评他的刀不快。但他对指导员说，他的刀虽不快不好，但他的镰刀把子是非常好的，经过精雕细刻。树根部份还刻成了龙头形，既好看也好握。不信请指导员找几个人的镰刀把子来比比，保准是他的好。指导员对他说：“我是说你的镰刀不快，未开刃不好使？”并且又着重说：“我和你谈的是你的镰刀头！”。可他也十分着重地对指导员说：“我可是向您介绍我的镰刀把子！”一个偏要说镰刀头；另一个偏要讨论镰刀把子。两个人就为镰刀头和镰刀把子搅和了好一阵子。谁也不让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位老兄实际上是不想割麦子乱搅和。搅和的时候他当然就割不了麦子。指导员被搅和了好半天才发觉他是故意搅和人也就被气走了。
晚上总结一天割麦子的工作时，指导员点了他的名。指出他故意不开镰刀刃拒绝批评，实际上是拒绝改造。拒绝改造当然就改造不好了。这位老兄就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李涛同志。他是哈尔滨人，全国解放前在东北财经学校学习，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在市财政局当干部。三反五反时他负责保管没收资本家的金银财宝和首饰。他是穷人家的孩子，对这些东西不内行，等到给资本家退赔时因为当初没收时未估计到退赔，未进行仔细分类登记。到退赔时弄不清谁是谁的东西，只好让人家自己认。这下砸了锅，资本家本来有唯利有图的本性。尽拣好的贵的拿，后面被退赔的资本家当然不干（因为价值悬殊太大），要政府赔。再去找那些先拿的资本家，因为手续本来就不清楚，李涛自己也说不清楚，人家哪能肯认账。结果可想而知，成了一笔糊涂账。但因李涛本人没有贪污，也不好处分他。只是批评他失职。但他不服，因为收缴这些东西时连上级自己也未布置将来会退赔要还给人家，让李涛分别登记造册过。
他因对文字改革有兴趣，本来就不想在财政局干下去，又碰到这件倒霉的事。他申请调文改会工作。可那时到处缺干部，武汉不放。他就自己到北京，到文改会工作。因为武汉没批准调动，档案没放。等于在文改会新参加工作，至今他也未被承认是离休干部。
他在文改会写了一些东西要出版。有领导对他说，出版可以，也要把领导的名字写上。他不但不答应，更火冒三丈；说人家领导不是共产党，而是土匪和强盗。敢骂党的领导人是强盗还能不打成右派?
于是他成了当然的右派和我在一个组。我们俩在树枝茅草的席梦思床上睡觉时紧挨着。每人的宽度不超过四十厘米，冬夏皆很热和。当时我年纪小，对文字改革一窍不通，就老向他讨教。他回北京退休后对安子介的学术观点很佩服。他们一些人自己办了一本中国现在唯一的一份民间杂志《汉字文化》，专门和语委会对着干。好在如今已今非昔比，某些人再无权乱打棍子和乱扣帽子。他晚年也能平安无事。这确实证明如今的中国社会比棍子和帽子满天飞时要进步多了。
谁也没想到头天晚上指导员指责李涛说他改造不好之后。仅过了一夜他自动消失了。一个大活人没了，这怎么行！再说这千古荒原上有狼，有黑瞎子（熊）等野兽，孤身一人危险很大。领导怕挨批，只好让大家停止割麦子到树林里和荒原上找人。大家割麦子腰都受不了，这下不让割麦子到处遛达能直着腰走路，大家甭提有多高兴。大家到处走到处喊遛达了一整天连人毛也没找到一根。大家都是北京一起来的右派，前些时还有一位姓朱的电力部的老会记在西大林子里上吊死了。他生前见我这个小右派老实心眼好，曾许愿回到北京后将他的女儿许配给我。他想当我的老丈人未成却去了西天。后来我们在订的北京报纸上看到一条一家老小吃腐败的西红柿中毒的消息。这家就是老朱家。他上吊死了，他北京的家就失去了经济来原，就要吃腐败的西红柿，就要中毒。可右派分子的家属们受到的牵连的何止这一家。
大家什么地方都找了个遍，也找不到李涛，兔死狐悲。刚开始找人的欢笑声没了。有些女右派开始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她们不是为李涛而悲哀，而是好像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未来。整整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指导员等领导心里发了毛，也只好向上级报告失踪了一个右派，起因是指导员批评了他。这事非同小可，这些右派都是北京中央机关送来的，不明不白少了一个人，农场怎么向北京交待。大概指导员为“改造不好”这句话受到了总场的批评与指责。也是，若改造不好，中央还把右派送到北大荒来干什么？
后来知道李涛天不亮就遛了。不到中午时份他到了劳改队割麦子的地方。因为有当兵的荷枪实弹押着这些穿黑衣服的人在割麦子，当时劳改犯都穿黑衣服。适逢劳改犯们开饭，反正一九五八年，吃饭到处不要钱。当然更不要粮票（当时还没用粮票），李涛解下自己带的饭盆就要和犯人们一起打饭吃。拿枪的人不让，问他是干什么的。李涛说是来劳改的。这就奇了：没有人拿枪押着自己自动跑来劳改！战士立即喊来了领导。领导当然知道他不会是劳改犯，因为没人通知他要来新犯人。李涛说他自己要当劳改犯；因为领导说他在右派队改造不好。他为了要改造好就自愿来劳改了。劳改队的人说他条件不够。他问劳改要什么条件才够。让人家指明一下，如杀人、放火、强奸等哪一条够，他马上去办去实现。劳改队的干部一听这话当然不敢指明他去干，去实现，赶快报告上级，上级又向上级报告。最后总场政治部把李涛“请”到了总场。劳改队的犯人们很稀奇，北京的右派居然要自动争取劳改，这家伙大概准是脑子有毛病犯了神经。总场政治部把事情弄清楚之后请他回右派队。他坚决不回，说他认为指导员说得对，他在右派队就是改造不好，要求自动升级到劳改队才能改造好。要不指导员说的话岂不错了。指导员是党的干部，岂能说错话。既然这里党的干部万一能说错话，那别的地方也就可能有这个万一，北京也可能错，那怎么行！领导上不是让我这个右派继续怀疑党的干部的正确性？那还能改造好！
一边是让他回原队，一边是非要到劳改队。就像在麦子地里一样，一边说的是镰刀头，一边非要说镰刀把子，总场政治部也没着。总场到这时才接到通知，说分场失踪了一名右派，让大家留心找。这时三天已过去了。马上电话通知分场，指导员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发狠心等李涛回来非好好教训他不可。可万万没想到过了两天总场领导来了电话下了死命令：李涛回去以后谁也不准批评他！谁批评他当以军法论处。当时农场是兵团，一切都军事化，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错了也得服从。
李涛终于好几天连一根麦子也没割，还用汽车把他送了回来。大家都认为他非狠狠挨批斗不可。有些想捞一把的右派们也磨拳擦掌准备“战斗”。可等了很久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悄悄告诉他要小心，这大概是大战前的兆头，不可等闲视之！他让我放心：他在总场谈好了条件才回来的。若是谁还批评他，他还要跑，而且要跑回北京。
果不其然，真有右派跑回了北京。单位问他为啥要跑回来。这位右派还顶嘴：你们整天整日和老婆孩子们在一起。我也是人，我回来看看老婆孩子不行吗？单位领导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只好马上发电报给农场替他请假。还要劝他早些回北大荒，还要给他买车票。如果当时全体右派都像李涛等人，北大荒和北京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子。很可能是全部进劳改队。
李涛回来后真的谁也没批评他。他干活还是老样子提不起劲头，所以不少本来就不太愿意出力气干活的人也悄悄跟他学，但也太平常无事。有时指导员看见了也只当没看见，这就是李涛“造反”的影响。
每年中央国家机关党组在国庆节前要派员到北大荒看望在那里改造的右派。农垦部对右派们也有不少特殊照顾。
我们都是住的草房。因蚊子多，都要用蚊帐。而右派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知识的人就要看书读报学文件。不学如何能改造思想！白天要劳动，只好在晚上学。晚上要点灯。当时北大荒初去时连人都没有当然没电，只好点油灯。油灯有时会弄翻会出事。若烧着帐子火苗就会立即窜上房顶。房顶全是矛草立马就着。当时根本没有消防水源，火上房顶也只好眼睁着看房子烧完而无法抢救。
有一次我大概是拉肚子没出工，相邻的一栋茅屋失了火。我听到房里有婴儿的哭声，当时只是房顶上往外冒烟。我立即冲进了屋将婴儿抱了出来。当地里的人跑回来已经不能往里进人，否则保准会烧死。可孩子的母亲几次要往里冲被别人死拖住不放。当我把婴儿送到她怀里。她立即抱住孩子死看了一阵子，当确信是她的孩子时她把孩子往地下一扔，又要往火里冲－－她要进去抢她的东西，当然被我们死死拖住不放。当时农场经常发生火灾。连总场柴油发电机站都被烧个精光。
经王震部长批示，北大荒的每个右派队都配备了一台捷克产的移动式柴油发电机组。当时在北大荒的原野上，右派队的电灯如繁星闪烁。而其它队是没有这个福份的。因而有不少人发牢骚，说上级太偏心眼，不是偏向人民群众。而是偏向右派，怪不？
在中央国家机关考察团将来的时候，农场就要做些表面文章，放几天假让大家休息洗洗脸、刮刮胡子，补补衣服。总之要把外表弄得好看些免得右派们的娘家人见了寒心。可李涛不理这一套。他早留了大胡子，领导上让他刮，他说胡子与改造是两码子事。胡子刮掉了思想不见得就好。不刮不见得就不好。例如马克思就一脸大胡子，思想就非常好，要不怎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大思想家和无产阶级公认的领袖。可领导还是一个劲地劝他刮。最后他说他要向世界无产者领袖学习。若你们动员马克思把胡子刮掉他就刮，否则就不必动员他刮。他死心踏地先要让领导先给早死了的马克斯刮胡子，然后他才肯刮。领导上有办法能让早死了的马克思刮胡子吗？死人的胡子当然谁也刮不了，李涛的胡子也就一根少不了。
领导上让他补补衣服，因为他衣服上窟窿太多。他说这好办，他保证把窟窿很快全消灭掉。领导终于说服了他能做一件想让他做的正事。他也不笨，开动脑筋，用工地上修排水渠拉直线用的细铁丝，把他身上穿的衣服上的大小窟窿，全用一截截的铁线拧成了大大小的疙瘩，破洞确实没有了。可他走起路来，他身上许许多多的大小疙瘩一纠纠地上下左右老不停地抖动和嘟噜，好像戏剧舞台上的小丑，谁见了也都忍不住笑。别人笑他也跟着笑，就是领导上看了笑不起来。领导上问他咋搞成这个样子。他说是不折不扣遵照执行了领导的指示撤底消灭了衣服上的破洞。领导气得说没让他用铁丝拧。他说这是方法问题，目的是一样的，破洞没有了就行。李涛补衣服的方法在世界缝纫史上要算得上是“创举”。若是在今天应当享有知识产权专利。不过在他这种专利之前，我们不少右派曾用医用橡皮膏补过衣服或蚊帐。用医用橡皮膏补衣服费用太高，远远不如李涛用废铁丝“补”衣服既方便又省钱，因为水利工地上废铁丝很多不用钱买。
不难想像，当中央考察团来到之后看到李涛这副尊容不知要作何感想！
由于我们前二机部的右派在六○年调往新疆，离开了北大荒，和老李分了手。直到七九年底我复职回到北京，给文改会试投了一张明信片，很快收到了李涛的回信。难友重逢，悲喜交加，畅谈了别后的往事。
他告诉我，我们走后他们又一次进山伐木，饥饿一天比一天更厉害，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大概是总理追问了这件事，把全部未饿死的右派们全都调离了北大荒。他被分到辽宁黑山县委当哲学教员，给县上的干部讲授“矛盾论”等理论性课程。到了七八年全国统一摘帽子他要求落实政策回北京。他当时是单身汉，因为他原来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离他而去。按政策，单身右派回京优先照顾。
可文改会的一些头头怕他回原单位。二十年前他敢骂他们，现在受了二十多年委屈后证明他们没错再回来那还了得！他们动员李涛仍留黑山县。李涛当然不干，到北京文改会找领导严正申明：他这次回来上访不是求什么人，而是回来帮助文改会落实党的五十一号文件规定的政策。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些人本来就怵他。这下更不敢让他回来。他一气之下就对某人说：“我现在是单身汉，是一条命；你们家可不是一条命。”为了落实五十一号文件，他不惜用自己的一条命换他家全家人的命。但考虑到自己与他家的一家老小无冤无仇，请他立即报告公安局马上把他（李涛）抓起来，否则某人家的老小和某人自己一旦死于非命，他李涛在道义上不负责任。因为他事先已经把自己的报复计划告诉了对方。若对方不加防范，责任在对方。当然他在杀人之后会自动向公安部门自首顶罪。这事真是将了对方一军。向公安局报告先把李涛抓起来，公安局会抓吗?
不报告吧，凭李涛这个人的性子他完全有可能干这杀人报复的事。这事一触即发，不能等闲视之，李涛可不是吓唬人闹着玩的！
还是一位刚调到文改会的副手找李涛推心置腹地谈话。他负责把李涛弄回北京，但请求李涛在回来后与某人井水不犯河水行不行。某人也不是非让李涛不回来，而是怕老李回来找他麻烦。这位副手保证若不把李涛弄回来，听凭李涛自由行动。
李涛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为反右的事也不能完全怪某一个人，而是当时党的错误造成的。也不该找某一个具体人报复。因而他保证回来之后承诺不找任何人麻烦。李涛不愧是位男子汉，阴谋诡计都不搞，而是一诺千金，某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慢慢平静下来。
他回到北京多年，仍然是个单身汉。大家多次劝他，并为他介绍对象，都被他拒绝。他原来的老伴找过他想回到他身边。他劝她要好好对待他不认识的那一位，人家也老了，替她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很不易。人老了正需要人照顾，为人不能坏良心！他一个人过惯了让她放一百个心！
大前年他突患急性盲肠炎，疼得受不了，终于一个人自己爬到电梯间被邻居送进了医院检了一条命。他检回一条命并不十分高兴。反正迟早将离开这个世界，迟走早走都一样，没啥可喜欢的，也没啥可后悔的，更没啥可留恋的。唯有我这位朋友时不时还想着该去看他了。因为他出门会头晕会摔倒，故一般很少出门。近几年总是我去看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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