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姥姥家
我姥姥家，在村西面约两里远的李家（各）江村。那也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穷村。走遍全村也见不到一处高房大院。也就是说，单从住房条件来看，没有哪一家称得上“地主老财”，因为没有一间四面见砖的大瓦房。抗日战争年代，从山西过来的八路军，就在这个村里建立“保垒户”，县大队的工作人员经常住在这个村里，开展抗日活动。
那个时期，姥姥家就是可靠的保垒户。
直到1949年的秋天，我们全家回原籍时，我才有了对姥姥家的第一次印象。那时我六岁，是刚从北京回到老家的那阵子。
记得，我跟随母亲穿过屯里的整条大街，从村东头一直走到西头。一出村西口就是一段下坡路，然后走过一小片树林，树林那边紧挨着田地。母亲指着远方的村落告诉我：“那就是江村，你姥姥家就在那个村。”
我们走的是一条木轮大车常走的土道，车轮碾出来的车辙歪歪扭扭的，不直也不平整。两条车辙中间，有驾辕的牲口踩过的蹄印子，更显得坑洼不平。紧贴着大车道的右边是两米多宽、半人来深的“道沟”。听大人们讲，那是打日本时，八路军动员老百姓挖的。当年村与村之间都有“道沟”相连通的。
在平原地带，一望无际，只有地里的高梁、玉米每年到七、八月份蹿起“个”来的时候，敌后武工队才便于跟鬼子周旋。可在平时游击队如何活动呢？
日本鬼子修炮楼，在他们据点周围挖深深的壕沟，企图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八路军就组织老百姓挖道沟，以便县大队、武工队在道沟里活动，而不被敌人的炮楼发现，即使地里的庄稼收割了以后。当年的道沟既是走人的，也可以走大车，运送公粮什么的。你千万别小看它，当年起得作用可大了，现如今早已荒废了，只剩下一条明白的遗迹。
虽说离姥姥家只有两里来地，又有我和四岁的二弟跟着，还是要走老半天。
江村的村头有一个小学校，其实只有三间北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从那里传来学生们大嗓门儿的读书声。
姥姥家在街北的第二条胡同里，我们走进了这窄窄的胡同，靠西侧，从胡同口数起第二个门就是。
推开有简易门楼的大门，穿过窄窄的门洞向右一拐，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子。抬头见到的是三间北房、两间东房和一间盛柴草的西房，全是土坯垒成的，又小又矮。
一进屋，首先见到的就是舅舅，舅舅个子矮矮的，跟母亲差不多高。他嘴巴周围有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样子很不起眼。
“雪，是谁来了？”东间屋里传来老人的一声问话。
“琴来了，带她的小子看你来了。”舅舅大声回答。
母亲带我们赶紧走进里屋，这间是每一家的长者住的地方。屋里暗暗的，光线被东房挡去了大半。母亲第一个走上前去，主动去拉还盘腿坐在炕上的老人的手。
“娘，你身子骨儿结实吧。”
我却生生的看着这位老人，她脸瘦瘦的，布满了皱纹，眼窝已塌陷，嘴唇泯着，满口牙已掉光了。她向前伸出手来，下巴微扬着，很显然她一点也看不见了。
炕上放着一架纺车，旁边搁着几根尺把长的蓬松的棉花卷儿，还有几个纺成的白线“棰儿”。看得出来她刚才还在纺线。
“快叫姥娘！”母亲拉我到跟前，催促着我说。
老人摸着我的头，用干枯粗糙的手轻轻地摸索着我的脸，她的声音呜咽着，就象自言自语：“日子一晃，真快，孩子都这么大了。”
“咱们去吃酒枣”舅舅拉着我和弟弟，走到外屋。他从墙角搬出用黄泥封着的一个小坛子，他小心地除去了泥封，一股甜香立即弥漫开来，顿时满室飘香。他盛出了满满的一碗，放在桌子上。我看见那枣子是鲜亮的紫红色，个个都是圆鼓鼓的，很是丰满，和平常见到的干枣很不同，不再象老人一样爬满皱纹的“脸”。我不声不响地拿了一个，小心地咬了一口。那股香气马上进入我的身心，直入脾腑，我看见枣子里面跟城里的黄酱一样的颜色，浸透着油润和喜兴。抿着那沁人的香甜，这真是一种我从来没尝到过的美味。
舅舅见我们吃得那么得意，又从东屋抓来一大把干胡罗卜。那是他在收胡罗卜的时候，挑捡出来没长成个的小罗卜，特地凉干了，收藏起来的。这罗卜干看着不起眼儿，有手指头长短，比筷子还细。乍吃起来，好象没有什么特殊味道，只要你含在嘴巴里慢慢地嚼，那自然的甜味就逐渐地扩展开来，越嚼越觉得很有滋味。
二章嫂那年月还未进城，就住在西间屋里。她也是矮矮的个子，不爱说话，大部分时间在一旁不声不响地看着我们，抿着嘴笑。
母亲一直在忙碌着：烧水，为姥姥洗头、捉虱子；洗衣服、拆洗被褥。这应该算她在尽她的孝心了。
姥姥家有两棵枣树，就在房背后的小场院的边上，一棵大的，另一棵小些。那是两棵婆枣树，它结出的枣子，就象上小下胖的小人头，这大概就是叫它“婆枣”的来由。它的肉厚，口感好。我第一次去就尝到它的美味，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我长大些了，在秋天，赶上枣子刚开始红了的时候，我就悄悄地爬上那棵大树，坐在大树杈那里，自己采摘红了的枣子吃。
别看枣强离北京也就有五六百里地，那里的称呼与北京略有不同。那儿长辈叫晚辈直呼其名，一般人把名子再加上排行，如大春、三可、四伏，还有的是名子加上称呼：如老坦婶子、涛舅、涛妗子、兰姑、玉环姐……。我去姥姥家，可结识了不少的亲戚。
1950年4月初，节气到寒食节（清明）的时候。按村里老人们的规矩，这时候本应该连着三天是不动烟火的，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叫介子推的古人。可是我们家却从来没有过“寒食”、吃冷饭的习惯。
这几天，各家各户都忙着给亲人上坟。我跟着母亲“走”姥姥家，带着从集上买来的点心、“纸钱”（是一种草纸，土黄色，用借来的制“钱”的工具，垫着木头，在黄纸上冲出“铜钱”的图案。）
我随着舅舅、母亲，到了村南姥爷的坟上，舅舅和母亲在坟前摆了一碟子点心，并倒满了一碗酒，让我随着他们跪下来，接着点着了“纸钱”。火从黄纸的一角点起，在阳光下你看不见火苗，只看见那纸从一角开始变黑，慢慢地“荫”开来。火逐渐大些了，燎着了旁边的几棵枯草。母亲随手找来一截树枝，拨弄着那一小堆火，看着纸钱完全化为灰烬，直到连那最后一缕青烟都消失了为止。
舅舅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你在那边过好！嗯。”也不知我的未曾见过面的姥爷是不是听见了。母亲也在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在一旁的我没听清楚，看来，就连她自己也并不相信，埋在地下的老人能听见她的“叨念”。
之后，母亲首先站了起来，用铁锨给坟头培培土，算是“告诉”周围的人，有亲人来过了，上过坟了。
为姨姥姥送葬
1952年的晚春时节，清明只过了不几天，舅舅到我家来了。他告诉母亲：姨姥姥去世了,她老人家无“后”，葬礼由村里头出面操持，至于摔盆、打幡儿只好由他来承担。他打算让我去磕头，去参加送葬仪式。
母亲想到：舅舅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表哥能替他担当此任，又正在北京工作，不可能为此赶回去；就是发电报也来不及赶回去了。母亲对我说：“你替你舅去吧。”母亲可是个好说话的人，一口答应下来。
葬礼就定在第二天的上午进行，我特地在学校请了假。那天一大早，就去了舅舅家，随同舅舅一起出了村，往西北方向赶去。
我从来没去过姨姥姥家，也没听说过有这门亲戚。我倒知道：姥姥家的村西边、北边，是冀县地界了。其实，县界并没有什么标记，我们梁家屯北面的地，就跟冀县搭界，而且我家就有块地的尽北头，就紧挨着人家县的地块。
那村子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是恍惚记得好象穿过了一个小村庄，大约走了四、五里路吧，就到了。也是个跟小屯相差不多的小村、穷村。
人们见我们舅甥到了，立即有操持丧事的老人向我交代仪式的步骤。要求我在出殡的时候，围着灵柩磕头－－要按方向连续磕四十九个头。
棺木被人们简易地抬到了大街上，放在那事先绑扎好的木架子中间。姨姥姥的棺木挺大，只是它的颜色有些发黄、发暗，似乎做成之后，放置了很长时间。在我们那儿，年过七十的老人，时兴事前准备好棺木。
我一个刚满八岁的孩子，就在几十位围观的陌生的目光注视之下，象一件拉线木偶，被人在幕后操纵着木呆呆地“表演”着。对周围环境一概陌生的我，竟然成了那个场面的中心。我右手提着个新瓦盆儿，左手握着纸“幡”，心里倒没有想到一点心虚，也没有慌乱，不紧不慢地按照“步骤”进行着。
我如是地按顺序要求磕拜着，都按一定之数，拜四方。最后，终止在棺木的正前面。面向棺木，我把瓦盆举过头顶，用力向“杠头”摔去，“啪”的一声，瓦盆斜摔在那横木上，碎了。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我听到了惊叹声，也听到有人悄悄地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
仪式结束的时候，我再一次听到了老人们的赞许：“这孩子记性真好！只磕错了一个。”
八个年轻的大小伙子，在一位老人的指挥下，一起抬起棺木，在送膑队伍地引领下往墓地走去。那坟墓坑就挖在村西不远的地块当中。
至于下葬的详细过程，我都不记得了，唯有这磕七七四十九个头的情节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古铜色的红月亮
记得，那是1952年的秋天，可能是农历九月十五吧。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得差不多了。天气很晴朗，这天晚上，本应是皓月当空的日子，可院子里却是黑洞洞的。吃过晚饭以后，招呼几个小伙伴，一起跑到村南的地里玩耍。
紧靠着村子东南角的我家的那两亩地，谷子已经收割，全运到场院里去了，地里光秃秃的，只留下了“谷苲子”还成行地立在那里，今天跑在地里磕磕绊绊的。
反正粮食已经进场了，柴禾等腾出手来再慢慢地收拾吧。只有地头儿种的几棵扫帚草，还像黑面大馒头似的依然立在那里。
“你们看看那儿”不知是谁首先叫起来。
我在天空里找，努力地在天空里寻找。
噢！我找到啦！在东南方的半空中，现在正悬挂着一个红月亮，一个古铜色的红月亮。他像一个大铜盘，不！像一个锈迹斑斑的暗红色的大铜钱。真奇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颜色的月亮。今天这是怎么啦？
从村子里传来敲打铜盆的响声，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没有醒过味儿来。一两里地外的村子也隐隐约约地传来这同样的响声。
那时候，在农村一般说来，洗脸、洗衣服都用里面涂有浓重的绿釉的瓦盆，它们是又厚又重的。爷爷奶奶家用的是个黄铜盆，外面蒙了一层灰绿色的铜锈，里面也不亮堂。搪瓷洗脸盆那是进了北京后才开始使用的。
我们在天空里没有都发现什么有兴趣的现象，红月亮静静的挂在那里，除了特别暗淡之外，并没有什么与以往不同之处。
回到家里，我见到母亲轻轻地拍着小弟弟，哄他睡觉。弟弟们很快就睡着了，我小声地问母亲，关于红月亮的事。
“那是‘拾’月亮呐！”母亲简单地回答。她也不可能对我解释日月蚀的科学道理。母亲没上过学，她一辈子不识字，除了钱，再就是知道后来的粮票、布票几斤、几尺，充其量也就是认得上面的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而已。真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车，这一车之中，还包括我家的姓－－李。
几年后，我在一篇语文课文里才明白了日月蚀的发生机理，也知道了农村在发生月蚀时有敲铜盆的迷信作法。
五婶儿
五叔林春是位复员战士，可能是1948年复员的吧。他在五弟兄之中，年龄是最小的，比我行四的父亲小三岁。
听人回忆起，那一年我们村从战斗部队复员下来三个人。老汪、五叔和另一个同村的小伙子。
老汪是南方口音很重的中年人，瘦瘦的，个子不高，满脸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坑”。他文化不多，参军好多年了，也没当上干部。他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负了伤，在枣强县养的伤。伤痊愈后，全国的长江以北，已经基本上解放了，上级动员“荣誉”军人（当年对革命战斗中负伤的解放军指战员的代称）复原。他不想回老家四川的山沟了，领了二等残废军人证，就在我们村落了户，跟区妇女主任结婚成了家。“土改”时，村里分给他三亩地、两间砖房。
他家我去过，在村西头的谷家大院。进一条宽大的胡同，尽里头，靠东边是一个青砖漫地的院子，不太大的两间一砖到顶的南房，给人的印象不错。那时还只有一个孩子，大嫂依然是区干部，公家每月配给小米，日子过得还算不赖。
1962年他和妻子带着三、四岁的孩子，来北京看病，就住在我家。孩子的上嘴唇长了一个良性肿瘤，影响到了说话、吃饭，当然更影响容貌。在北京的整形医院作整容手术，为了节省很不易攒下的几个钱，住熟人家就节省下了住旅店的钱，在加上自己开伙做饭，又节省了饭钱。听老汪说，他带着“荣誉军人证”找到内政部，就解决了孩子看病的医药费报销问题。
听五叔讲，他的那次受伤不重，部队刚从前线后撤转移时，他还并不觉得。跑了十几里地后，停下来休息，别人提醒他大腿上有血，他一见到血，腿立马就软了，而且再也站不起来了。卫生员过来一检查，发现是一块弹片击中了小腿，简单包扎了一下，就送往战地医院了。
他没有“吹”过英勇战斗的情节，也很少谈起在部队的生活，我只有一次听见他顺便提起部队生活的的场景。
在我们那村子里，农闲的日子，也有吃饭时许多人端着碗，凑在胡同口，边吃边聊的风俗习惯。吃中午饭了，五叔就举着他那大“海碗”，里面盛着冒尖的饭菜，端到大街上吃去了。那个大碗是当地常见的，出大力的农民都喜欢使用。盛得特多，不用反复的去添饭。它顶平常大粗瓷碗的三个大，据说盛面条可以盛一斤。这样吃一大碗就基本上饱了。
有一次，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刚好听到他在讲“故事”。我好奇地停下来，看见他的大海碗里盛着满满的“打卤面”。
“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很少吃面条。碰上一次，北方人都高兴得很。我们吃饭的碗可没这么大，盛不了很多。我就边吃边讲：有的人吃面条，稀鼻涕流得挺长，哎吆！都过‘河’了，连面条一起扒拉进去了！”他下意识地停顿一下，瞅一眼大伙儿，接着洋洋自得卖弄“有人就恶心地吃不下去了，我不在乎，照吃不误，吃完一碗，再去盛一碗。”
五叔复员后不久，爷爷、奶奶就为他娶了妻子。五婶个子中等，人很耐看，就是身子骨不大结实，她娘家不远，在村东距离不到半里地的大金村。
1952年春，五叔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五叔自然乐得合不上咀，这下可苦了五婶。她本来身体就弱，平时说话慢声细气的，孩子奶水不足，只好由奶奶在白天帮她带着，饿了添加点面糊糊凑合，不过，孩子长得倒很大气，这一点特象五叔。还好，有奶奶跟他们一起过，这在兄弟们分家时就商议好了的，“养老腾宅”的约定也加强了这种联系。
奶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嫩芽已经长满枝头，那上面的花蕾还只有花生米大小，离开放的日子还早得很，还得等个十天半月的。
五叔正发脾气：“你别唱了！”听起来象是对五婶发的，那两间东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悄悄地站在那屋前的石榴树边，好奇地想听清楚五叔发火的原因。安静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刻，轻轻的民间小调又从里屋传出来，是五婶。五婶病了很长日子了，我半个多月来一直没见过她的面，就连她的声气都没听到过。可现在，她唱的是我没曾听到过的，声音低低的，有些软弱无力，可吐字却很清晰。我听得出来，那里边饱含着她对青春生命如此短暂的无耐，又似乎浸透了她对家庭的眷恋和深情，还充满了她对不能亲自把孩子抚育成人的愁怅。
“别再唱了！”五叔大声吼道。听得出来，五叔的心也烦躁得很。歌声没有一点儿停歇下来的意思，她依然无行我素地哼着。
我猛听到五叔噔、噔、噔重步窜到外屋，顺手抄起一件东西，大力地敲打着什么，听清楚了，那是菜刀剁案板的声音，他似乎是在恫吓鬼魂，恫嚇那人们心中深处的索命无常。那如幽灵似的歌声终于停了下来。
东屋里静悄悄的，也就不过几分钟的工夫，五叔又轻轻地呼唤五婶的名子，长时间没有听到回答。
“娘！快来！赶紧帮着穿‘装裹’（北方对死去人的衣服的叫法）”五叔急促地喊正在北屋里的奶奶。
奶奶急忙挪动着她的小脚，三步并作两步的，连跑带踮的来到东屋。
一阵忙乱之后，五叔平静地从东屋走了出来，象一位刚刚放下重担的挑夫，又象方才送走出远门亲人的归客。那是一双失神的眼睛，直愣愣地、没有任何焦点的瞪着。他从奶奶房里拿了一沓子“纸钱”，匆匆上土地庙“通报”去了。（按当地的习俗，谁家死了人，都必须立即到村里的土地庙门口烧“纸钱”）
这时间，母亲一直在同院的西屋，陪着父亲。我想他们也一定听到了东屋所发出的响声和“故事”。那响声对一位长期躺在床上的重病人来说，应该是很凄凉的。
院子里又平静下来，五叔刚回来不大一会儿，顶多有一支烟工夫，东屋里传来五婶“醒”来的谈话。
北屋里的奶奶不声不响地向着灶王爷磕头、祈祷；母亲依旧陪伴着父亲；五叔在那里搓着双手，不知所措；我不明白这事儿有什么“说道”。
不是“乍尸”，没有猫狗跑过；不是闹鬼，大白天的，她睁开眼睛，心里明白地要口水喝。
总之，五婶她又活了小半天，在终于真的咽了气。
五叔又到村子中间的小庙，烧了纸，再去通报了一次。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低声地对我们说：“老五家‘走’得可不好，她走到半路又回来了。”我当时一点儿也没弄明白那句话的含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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