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作者1993年在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北京联络处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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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本性难移”。本来应该是退休后的一种填闲；或者像卡伦霍妮说的是一个心理调适的机会，因为联络处对我并没有任何工作指标的要求，甚至连上下班的时间也较为随意。但事情一干起来，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总是刹不住车。有时甚至为了联系洽谈一个项目，星期天也不休息。张逊笑我：“你这哪像退休的样子”！这一干又是七年。七年里、我利用知青和同学等关系，这些关系随着我在北京活动的开展，圈子也越来越大，几乎跑遍了专业上与垦区相关的北京各科技和教学单位。并把收集到的信息先后以联络处名义向垦区编发了26期科技与经济信息。同时参加了总局科委下达的《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的课题研究，根据在京收集到的市场经济信息，结合垦区实际，于1994年编写了一份《就市场农业的发展态势、垦区实施‘两高一优’农业的战略分析》的调研报告，全文共两万字。着重就当前全国市场农业的发展态势、‘复关’前景、农产品专用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垦区产业结构与种植结构存在的问题、及战略调整方向等方面提出建议，受到了相关人员的好评。
在技术引进上，我一向接受并赞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虽然当时农场的领导们对投资项目更感兴趣，但我认为就企业来说，单纯的投资只是输血，而技术创新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正如古人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由于北大荒地处偏僻，垦区又是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系统，所以长期与外界较为隔离，信息闭塞。通过技术引进，不仅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且可以增强企业实力，比单纯引入资金更具长远意义。我在京先后收集并筛选了百余个可供垦区利用的项目，逐项调查、当面洽谈，并向垦区相关单位详细介绍、无偿推荐。先后为垦区引进了多位专家以及富硒粉、转光膜、降解膜等试验材料。期间还为总局在北京市农产品期货市场建立了期货交易席位；为总局驻京联络处联系了意大利客商并成立了合资的恰好公司；为农垦科学院引进了种衣剂等整套生产技术并取得了政府500万元的低息项目贷款。当1998年信息科配置了计算机后，为便于项目资料的检索和查询，我还通过自学Access编制了一份科技项目信息数据库，包容了当时收集到的所有项目信息摘要和联系人，并设置了按行业、按内容、按单位等多个检索入口。
然而总的来说，虽然我尽了很大努力，七年里取得的实际成效却很小。这里当然存在着体制、方法以及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力等种种问题。但无可否认的是：“形势终究比人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垦区正经历着内部深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历程，不少单位领导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去向和任期。尤其初涉全面市场经济改革，固有的观念对技术信息常表现出某种淡漠和迷茫。那时整个社会风气也使一些人急功近利又浮燥；不甘心做实在的功夫，总希冀一锄头下去就能挖出个大金娃娃来。热衷于追逐外来资金的投入，缺乏对技术改造的认识和热情。尤其对那些需要自己投资、甚至还要花钱买技术的项目，更是疑虑重重、十分淡漠。部分干部甚至官气难消，在项目洽谈中、特别在酒桌上满嘴大话，说完就抛诸脑后，从不重视自己的信用。如此等等，经常把我夹在当中，十分为难。最使我难堪的几个重要例子，如：
1997年我通过辗转渠道，认识了与上层人士有广泛联系的孙xx女士。她又将当年驻美大使的弟弟介绍给我。这位先生一直住在美国、和美国企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很认真听取了我有关垦区的介绍，还索要了资料，并表示这么大的垦区有着巨大的资源潜力，一定尽力帮忙在美国为垦区寻找合作项目。当时垦区（总局）的局长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我和联络处主任立即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他也表示很感兴趣，要亲自见见面。于是当会议结束后，在某酒店安排了一顿高档晚餐，由局长宴请孙女士和那位先生。席间他提出了垦区发展玉米深加工和高档奶酪生产两个建议，局长也表示十分赞赏，当即商定由他回美国后立即寻找和落实合作意向单位。举杯祝酒时局长还说：“我8月份将要去美国芝加哥访问，希望到时候能在美国具体洽谈”。对方的回答是：“那太好了！我尽量把他们也邀请到芝加哥去”！宾主均十分高兴，当晚尽欢而散。临别时局长还说：“有进展可和联络处老蔡联系”。7月初，那位先生从美国将合作单位和项目的相关资料用传真发给了我，我也立即转发给佳木斯总局机关办公室，并请速交局长过目。当时未见回音，我想：既然是局长当面亲口委托对方的涉外大事，必定会在垦区组织有关人员研究这些材料，拟订谈判方案，直接给对方一个意见或回话会商，甚至不需要我再夹在中间了，我的联络角色已经完成。到7月底，对方从美国又发来传真，问我们的局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芝加哥，洽谈项目的日程如何安排？望速告！我一看急了，赶紧给局长挂长途，可就是联系不上，总局办公室的回答是，“局长下农场去了，不知道现在在那里，秘书的手机也没有开”。而且经查询，办公室收到我传真资料后早就交给了局长，从此对办公室也没了下文，如何回复必须要问局长本人才行。可在美国的那位先生却十分认真，此后几乎每天给我发一个传真，催我回话，真快把我逼疯了。只得整天守在电话机旁，通过总局各部门找局长，直到第三天才接到局长秘书打过来电话，说：“局长今年不去美国了，这事就这样算了吧”！我气坏了，一个堂堂的管着三千万亩耕地的总局局长，竟对涉外信誉抱着如此‘轻松’的态度？前后有近半年的时间为什么不早给对方回个信？这种官僚架子，不仅丢够了垦区的脸，也把我的信誉，连同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联系认识的孙女士等各种关系，损失殆尽！因为我再也没脸去见他们了！
也许在那位局长看来，再过两年他也要退休了，虽然是国家驻美大使的弟弟，但和他退休后的安置倒也不存在什么关系！今后也用不着他们！
北京农业大学李金玉教授的种衣剂，是我国九十年代初对农业生产有重要实用价值的专利生产技术；借着我是北农大校友，在垦区时还和农大现任校领导有过一点来往，我和总局的王副局长，他也是北农大校友全都看上了这个项目，并一起和李教授商谈此事。正好当时农垦科学院成立有农药厂，不少设备可以兼用，通过几次洽谈，项目很快定下了。李教授对我们很支持，不但引进了种衣剂的整套生产技术，共同商定了适应当地的农药配方，还帮我们代为办理了500万元政府低息项目贷款，真是皆大欢喜。谁知刚生产了两年，由于药厂管理制度不严，98年所生产的种衣剂被厂内同时生产的除草剂所污染，导致数十万亩大豆严重烧苗，成了垦区著名的“假农药”事件。为赔偿农民损失，药厂破产倒闭。由于种衣剂商品标签上还贴有“北京农业大学专利技术”的字样，李教授听说后大为震怒，要求为北农大也为他的专利技术澄清名誉，还说：全国技术转让这么多家，没一家搞成你们这么个德性的！
这一下连我的母校北京农大我也再没有脸去谈项目了。
类似例子还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例如我费了很大劲，在交易座位已满的情况下，凭着大垦区的优势几经交涉，96年总算挤进了北京市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为总局买到了两个交易席位。希望能通过期货交易平衡垦区粮食市场的季节性销售，对解决当时垦区卖粮难的情况能有所帮助。交易市场管理方生怕我们垦区的大豆产量太多，曾担心并向我再三告诫不能操控市场。结果总局派来了一位交易员，实际是为了对他迁京安置，拿着席位成天只炒南方的花生期货，实际是在搞个人投机，根本和垦区的产品销售不发生任何关系，最后把席位转卖了事。至于在其它方面为下属农场等单位联系的一些项目，其情况就更不用提了。个别的甚至发生签好合同后让人家加工部件，最后既不提货也不给钱，对方成天打电话跟我来要钱……等情况，如此等等，今天，还是“别提他了罢”！
这里似乎有点把垦区说得太糟了！不！我丝毫也不想贬低或抹黑垦区改革开放以来，在生产建设和粮食产量接连翻几翻的巨大成绩！应该说、上面这些事情只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段里，垦区在市场转型中的某些侧面。我又着重把这期间曾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事例在这里集中起来了而己。“瑕不掩瑜”、但却是我又是我实实在在经历的遭遇，它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长期在封闭体制下运行的荒原垦区，在市场转型初期与首都的巨大社会落差；说明从上到下、从体制到思想、从干部到群众又需要经历多少个不适应？！
偏偏正是让我遇上了这些不适应，并遭遇了七年的困扰。不过，这七年里我自己倒也有不少收获。除了对市场经济下的信息意识、企业运作等许多对我来说同样是新鲜的知识外，还另有不少特有的体会。许多是我来北京前从未想到过的：
我一直在基层工作，虽也曾负责过一个摊子，但仍属技术工作的领域。对上层机关、特别对官场生态，了解得十分浮浅。某种程度上，还多少保留着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通常具有的，对领导部门那种仰视和尊敬的心理。总认为既然叫上级，肯定在品德或见识上要比我们强，且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然又怎么能当领导呢？待到这次到了总局驻京联络处，作为顾问、在冷眼旁观下过了七年，既看够了弥漫在官场酒宴上的奢华与奉承；也亲见了国家级部委公然的权钱交易，包括那时间曾盛行于各部委的各种批条和配额交易；亲自参加了联络处每逢中秋和新年都要用几个车皮的“贡品”来“跑部钱进”；甚至有的“公仆”还根本看不上我们扛到他家去的那点农产品，认为它既不值钱还占地方；长期蹲在荒僻的北大荒，到了北京才更真实地感受到了：心目中曾如此神圣和高贵的中央，原来是这个样子！在车水马龙中，更懂得了“不进城里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的民谣。局长每次来京照例需要请政府“关系单位”吃饭，每顿饭少说也得吃掉六、七吨粮食的钞票，相当那时北大荒几十亩地的产值。面对那满桌山珍海味，我眼前忽然浮起了局领导在三伏暑热天对着汗流浃背参加麦收职工的谆谆教导：“为了国家建设我们要珍惜每一粒粮食，力争颗粒归仓，粒粒皆辛苦啊……”，两者成了鲜明的对照。送往迎来更是联络处日常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众星捧月的喧闹中，从阵势大小你就能立即感觉出这位领导官阶的高低……。总之，所有这些对我来说，虽然没有达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程度，但应该说是在北大荒的荒原上从不了解、甚至是从未敢想象的事情。并且和在垦区几十年来一贯宣扬并奉行的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原来上面是这样子？北京的衙门就是这样的！我不知恁地，老觉得它和我们在基层学习的理论以及几十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信仰显得那样异样。什么时候我们党、我们政府成了这样子？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只是自己没看见；还是这就是“初级阶段”的特色……？在基层、总认为上面是多么圣洁，做的一定是和电视里讲的、报纸上说的一个样，可等到真的看到以后才知道原来不过如此！其实，区区一个联络处能有多大视野，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然而我更为自己几十年来的天真、无知、以及那种十足的乡巴佬或学生腔的认知，感到一种莫明的悲哀……。
当然，总局驻京联络处的七年，是我从北大荒过渡到北京的第一个驿站。除了上面这些思想上的收获与认识外，七年里终究使我较为熟悉了已经阔别三十多年的北京。不仅较为熟悉了它的人文社会、街道风貌，还使我重新寻找或恢复了不少同学及朋友的联系，重又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人际活动圈子。从而较顺利地完成了由北大荒到北京的两个过渡，即：连人带心终于“远距离移栽”到了北京，较好地成活了，还完成了进入正式退休生活的心理调适。这也应该算是我一项很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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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科学院和总局驻京联络处，是我退休前后工作过的两个单位。正好每个单位都是七年，前者是退休前七年（84~90年），后者是正式退休后返聘工作的七年（92~98年）。至于中间的1991年，则是我从科学院离职、移交并迁移到北京的过渡。
这15年中无论我的工作、思想，还是我的家庭，都经历了巨大的“跳跃”。由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农村（辉崔）迁到了城市，又由中小城市佳木斯进入了首都北京。工作上更从主要是自己搞课题，变为技术行政，又更改为搞经济信息服务。
然而应该说这15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15年，也是各种利益驱使下社会激荡变化的15年。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在1984年前主要还是以农村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话，那么以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城市，转向了全面的市场化。而我正是在1984年由辉崔到科学院工作的。
但农垦科学院毕竟还在农垦系统、还是在北大荒。因此我对波澜壮阔的城市经济改革感受并不深。甚至如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89年震动世界的“六四”风波，我主要还是靠听上级的报告、看中央的电视、或报纸得到些灌输下来的信息，佳木斯既没有学生游行，更没有自由化宣传，仍然囿于北大荒那种封闭的社会环境。对形势的认识既干瘪又片面，实际并不真正知道中国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更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许多事情，正决定着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化究竟会向那里去？直到又是20年后，在对历史的重新回味中，我似乎才有了那么一点点零星的感受。
也正因为如此，下面这些有关改革中问题的回味感受就有相当的局限性。虽然它完全基于一个基层百姓在那个激荡年代里的某些亲身经历。
前面说到在农垦科学院任作物所所长那6年里，所经历的科研体制转型的冲击，应该说正是自己亲历的一段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无可否认，改革在取得经济发展等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多大的社会视角，但除了前面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地要求各科研所创收等问题外，更突出地感觉到在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各级政府和领导部门借机甩包袱、尽力减轻自己负担、甚至放弃原有的领导责任，实际走向了某种不作为的倾向。似乎一个“包”字就解决了全部工作。记得有次我和垦区规模最大的友谊农场场长闲谈，这位统管着150万亩耕地、二十多万人口的大场长，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可轻松了，每年只需考虑场直这一块两千多人的工资和福利就行了，别的都包下去了，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不用我操心”。需要说明的是他一直是一位对事业兢兢业业的场长。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我科学院也有类似的存在。农垦科学院由于其体制上的特殊性，院内各所的专业组成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在一个大院里包括了农业、农机、测试、电算、农产加工等各种专业研究所。我一直认为：如果院里能把各专业所的人才和资源统一组织起来进行科研攻关，那肯定能发挥出其它研究机构无法匹敌的力量。当然，这需要做极其复杂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但院里完全没这样做，而是简单地分别承包、各过各的日子。一个综合性的科学院实际支解成了一个个基本独立的专业所，院里只关心每年给他分配多少创收和上缴指标，就似乎完成了全部工作。于是，尽管测试中心拥有当时令国内人羡慕的高端仪器，我们作物所在课题研究上却用不起，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也是对外招揽项目挣钱，在那种体制下这原本也无可非议，电算中心的电脑也是一样，以至到89年我不得不在所内自行成立简易的化验室和购买电脑。不仅资源重复、而且远远赶不上测试和电算中心的设备能力，至于农艺创新和农机改装相结合等项目研究就更无法实施了。然而，最实用的科技成果恰恰需在多学科结合上才能取得的，而我们科学院明摆着的这么一个特有的优势却偏偏没能很好发挥。
这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一股风，不能怪科学院，整个总局也是如此。前面说到的期货市场席位就是一个例子。3000万亩耕地的大垦区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自己的整体规模效益和集团经济优势，听凭各农场甚至生产队以脆弱的个体在市场大风浪中挣扎，以至当时部分农场曾一度出现卖粮难，有的农场甚至出现给职工分配卖粮任务等情况，这正是丢弃了自己最大的优势。为此，我1994年在联络处编写的《就市场农业的发展态势、垦区实施‘两高一优’农业的战略分析》的调研报告中，曾专门提出了此项建议。
当然，这同样不能怪总局，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就在那几年里，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把教育、卫生、社保等许多公益性事业都以改革之名推向了市场，实行所谓的产业化。政府的负担是轻了，但百姓的负担却重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性的财政支出竟远远落在了全世界许多穷困国家的后面，排名竟在第140位的乌干达之后，实际走的是一条“国富民弱”的道路。尽管国家在这段时间里积累了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这个钱实际是给美国在用，即购买美国国债，创造这笔财富的多数中国百姓，生活虽然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依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应该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其主要部分并没有给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老百姓，由此延续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所说的新的“三座大山”，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付出了20年的时间，方才得出了“卫生和教育改革基本是不成功”的断言。对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放弃了“以民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然而，由此却又能对我们亲历的国家发展历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现状等方面，品味出不少东西来。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一个比发展本身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吗？
和不作为倾向相对应、但却更为丑陋的是各级公仆的权力寻租。据说这是爆发“六四风波”的主要原因。在科学院，我还只接触到双轨制价格体制下国拨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转轨寻租，最终承担这巨额价差的当然是最底层的种地农民，这已不仅仅是剥削而是公开的掠夺了。92年到了联络处，更亲自见证了各种官倒，炒卖钢材等生产资料、进出口配额等等。甚至我还亲自接触到这样的公务员，利用自己的亲戚开公司，公仆们可以很关心地向你介绍在哪里能买到配额，真是既大把赚钱还不犯法。值得提上一句的是：在项目接洽中，我还亲自遇上了陈※的女儿、更听有的当事人和我详细谈了他亲自经手的李※小儿子在深圳走私汽车的故事。可见权力寻租不仅仅公仆本人，而是“一人得道、全家借光”，人们常说的“太子党”早在这时已在积累自己的财富了，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六四”以后的事，可见六四风波没能制住官倒。至于社会上更多反映的通过权力寻租圈地占地、以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问题，我听到的故事不少，这里也就不说它了吧！
可以说，不作为和权力寻租，只是我在这段时间中亲自接触到的两个侧面。它应该不是改革的主流，但谁又能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至今突出存在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过大、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改革已经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等判断，难道不正和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吗？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问题却几十年都得不到纠正呢？
我们经历了历史，历史究竟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如何体现改革中的发展与公平？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时刻深思的问题？难道“白猫黑猫”理论，真的最终要把我们引向的是一个某种现代化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吗？
至于张逊办回北京的过程，也是对我俩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不仅阅历了不少人情世故，也破除了我们以往头脑中对党、对政府不少神秘的认识。由于长期生活在北大荒，在那种特定的人文环境下，几十年来真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满脑子装的还是五、六十年代对党、对政府、对红头文件那种崇敬和神秘，惟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真是傻之又傻。直到历经两年波折，亲自一步步把那些文件中的“字面下”变成了“字面上”，每一步都看似“非法”、每一步审批又都确实“合理”；在堂皇的外衣下，每一步又都有那么多“弯弯绕”时；这才有点恍然大悟：“噢！原来事情是这样办成的”！真没想到，自己需要在年过花甲后，才开始学习怎样认识社会、怎样认识党，怎样认识政府的红头文件，以及怎样来认识政府对百姓的宣传和说教，又怎样去适应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社会”；进而着手清除几十年来灌输在自己头脑里的积垢，重新开始政治上的独立思考。虽然这一切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启蒙，后面的路很长，但终究是我思想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开端。
此外，也许由于我一直是做技术工作的缘故，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类命题，确实打心眼里拥护和赞赏。但经过在联络处为引进技术项目奔波七年后，却对这个命题产生了怀疑。是的，科学技术可以是生产力，它确实能极大地推动社会、企业以至国家的发展。但这里必须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那些掌握着社会或企业，乃至国家生产资源的人，他们或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主、或许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官员，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并且愿意为发展科学技术动用或投入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只有这时候科学技术才能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否则再好的科学技术、再高明的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空中的楼阁、纸上的成就，最多可以说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而己！因此，不解决社会体制、官僚作风等上层问题，空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换句话说，仅仅科学技术本身或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自封为是先进的生产力，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把技术变为生产力的社会资源。无论是旧中国“科学救国论”的悲哀，还是建国以来、国家或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我亲历的牡丹江科研所的遭遇，都早已反复地说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反右或是文革对科学技术的摧残及扼杀了。从这里也可使自己，对知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地位和作用，重新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点的认识。
可惜的是，以上几个认识，对我来说清醒得都实在是太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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