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龙
图：赵增福老人与儿子、儿媳（拍摄于2010年4月18日）
附记：我的家庭
我是1942年农历十月份结的婚。
我妻子叫鲍香芹，小名香妮，北庄人。家庭条件比我家略好，她从小丧母，父亲给她娶了个后娘，但是二人关系并不好，后娘就想尽快把她打发掉。那个时候鬼子经常扫荡，老百姓每天东躲西藏的，他家里也嫌领着个闺女不方便，万一被鬼子发现抢了去，就把闺女糟蹋了，于是就托人给她找个人家。
我家前面那户人家，当家的叫郭老友，认识他们一家人，也熟悉我家的情况，就做了介绍人，跟我家人说了，我家人觉得可以，就同意了这事。
当时我在沟北，爷爷托人捎信来，让我赶紧回家，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我以为是家里出了事，就赶了回来。到了家才知道，原来是要给我娶媳妇，日子就定在了第二天。因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事让我觉得既惊讶又好笑，但是旧时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牵线，双方家长都商量好了，我也就从命了。
由于敌人扫荡的厉害，不敢放炮，也没有唢呐锣鼓家伙，家里什么也没有，只准备了我俩每人一床被子。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来了顶轿子，新娘子从郭老友家上轿，沿着街转了一圈，就抬到了我家门前下轿。没有酒没有肉，煮了锅小米饭，熬了锅白菜汤招待客人，就把媳妇娶回了家。
当时我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只剩了间东房，结婚当晚就在那里入了洞房。
由于平时我就住在这间东房里，晚上区干部来了，不能叫门，我们规定的暗号是：用砖敲墙，每次敲三下，一共敲三次。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赶紧出去开门。不巧结婚当晚，就闹了个笑话。
我俩刚睡下，就传来敲墙的声音，我一听是自己人，赶紧起来开门。那天区里来了两个人，他们不知道我结婚，一进门看出来了，非常不好意思，尴尬的站在地下。想在这里睡吧，人家是新婚之夜，不在这里睡吧，这么晚了，也没有去的地方。就在他俩犹犹豫豫的时候，我笑着说，“你俩就在这睡吧。人家是两口子入洞房，咱们就来个四人入洞房！”说完我掀起媳妇的被子钻进去，把我的被子扔给他俩，说，“来，我俩盖一个，你俩盖一个，睡吧！”他俩见状，也就这样睡了。睡到天快亮时，我们四个背着被子就走了，防止鬼子在早上搞突然袭击。
后来我媳妇拿这事说了好几次，每次都说，“别人结婚，两个人入洞房，你倒好，四个人！”每次我都呵呵一乐，说，“特殊年代，没有办法嘛！”
1945年，我的大女儿出生，母子平安。一年后的一天，女儿突然全身发热，我在瓦仁开会，家里的事情全靠媳妇一人张罗，我并不知情。本家一位二奶奶，很热心肠的一个人，听说孩子病了过来看望，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听来的偏方，给捉了三只大蝎子，说拿这个熬汤，喝了就没事了。
当时家里也没有别人，她是一个老长辈，经验多，以为没事，就听了她的，结果上午喝了蝎子汤，天不黑就中毒死了，埋在了村南的地里。
1947年七月，我的大儿子出生。那天我在董磁沟村下乡，晚上回家，媳妇躺在床上，把被子一掀，说，“给你生了个儿子。”我才知道这事，爬床上一看，小家伙挺壮实。后来陆续又有四个女儿降生。
1989年农历十一月，我在县委开党代会，突然接到通知，说我媳妇病重，让我赶快回家！下午我急匆匆赶回家中，用一辆手推车拉到上碑卫生院，医生检查时，已经没了血压。院长对我说：“赶快送县医院！你要有准备，凶多吉少。”我一听赶紧想办法送县医院，二十多里地，总不能也用手推车推去吧，我一出门，看见院里停着一辆车，是林业局的人来上碑办事，局里的人我都认识，也很熟，跟他们一说，马上就答应了，帮忙拉到县医院来，可是到底也没有抢救过来……
我离休后一直住在村里，乡里乡亲的也热乎。晚年就守着这个独子过，也不用跟他分家，他也没有兄弟，唱不成“墙头记”。四个女儿都已嫁人，大女儿婆家左市同村，现在在河北省地方铁路办公室工作，二女儿婆家吴磁沟村，三女儿和四女儿都嫁到了贝村，她们三个都是农民，在村里务农。
后记：把自己放在最低洼处
2008年六月，我从河北科技大学毕业，出于对文学的长期热爱，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决定申请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半年之后，申请失败。过完并不愉快甚至有些压抑的2009年的春节，在家赋闲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其间为了自己的工作和前途，每天过着痛苦的生活。
2009年四月，报上登出石家庄市部分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家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极力劝说我报考，然而根据招录规则，“每人只能报考与自己本专业相关的岗位”，我的专业是给水排水工程，我在报上查到的对口单位是石家庄市房管局。我本已不想干本专业，有意往中文方向发展，然而耐不住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劝说，他们给出的理由大体是“曲线救国”，我本人虽十分反感甚至于厌恶这样的劝说，然而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决定一试。之前父亲曾几次劝说我考公务员，而我亦无意于仕途，喝茶看报更是对生命的浪费。在家的时间，为此事我俩争执不断，甚至于大吵大闹。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底层，工农兵学商，除了没当过兵，什么都干过，苦苦支撑这个家，老人的心我能理解，他想让后辈不再吃他当年的苦，那么，跳出农门最保险的莫过于“吃皇粮”了。
之前，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向父亲表达我的观点，我有信心保证考过，你能保证我考上吗？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父亲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他没有深厚的社会关系，更没有足够多的能使鬼推磨的money。每次面对我这样的提问，他总是说，试一试吧，一次不行两次、三次，说不定哪次运气好，就考上了呢！父亲俨然已经把考公务员当成了买彩票，我无话可说。
在经过几次与父亲的争吵和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妥协，向父亲妥协，也向现实妥协，报考石家庄市房管局的给水排水职位。这次我决定报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证明给父亲看，我有能力考过。虽然这次考试不是公务员考试，但是所有的流程都与公务员考试一模一样。
我借来两本书，买回几套模拟题，在老家的土屋土炕上复习了一个月的时间，笔试成绩下来后，我考了本专业第一名，一周后面试，当场出成绩，我以0.01分（满分一百分）的差距位居第二，我们专业共录取三人，无论如何这三人里都会有我了，我在石家庄给父亲打电话，说我考上了，过几天体检，体检后就可以上班了。次日网上公示，我的综合成绩是本专业第一名。
笔试、面试由全市统一安排，体检下放到各单位负责。那天我们共五十三人在石家庄市房管局集合，报到后到对面的交通医院体检，我各项合格，只是在测眼睛时，查出有色弱（注释：我在大学新生体检时方才知道自己有色弱，因为是先天性的原因，且从事的专业与这个没有关系，所以就没有在意），那位大夫见我有的图案说不出来，便往后翻，让我多看几页，并嘱咐我仔细看，我仍然不能全部准确的指出来，便对他说：“大夫，我在大学就检查出有色弱，不用再看了。”大夫看我一眼，在那一栏写下了“色弱”二字，事后证明，正是这两个字，使我之前的努力全部归零。
几天后，我接到石家庄市房管局工作人员的电话，由于色弱，我被拒绝了。我心里明白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给我的大学系主任打了电话，询问他色弱是否影响本专业的工作，他说毫无关系，在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他们只是在推辞你罢了。”
几天后，我又赴市里找到房管局的有关领导询问相关情况，他们说资料已经上报到市人事局，没有了回旋的余地，我不死心，即刻赶到市人事局，由于在房管局等领导等了太长的时间，我赶到人事局时，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我下午再去时，门上贴一纸条－－出差。
两天后我又赶赴市里，来到人事局，这次总算是见到了“真佛”，他们说尊重用人单位的选择，但会努力劝说用人单位接收我。他们让我留下了电话，说有了消息会通知我，便让我走了。我知道事情已经结束，然而最让人难过的并不是你知道了事情的最终结果，而是你明知道了结果，还要装作不知道，并配合着他们的演出。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2009年七月七日，因为当我走出市政府大楼时（注释：人事局在市政府三楼），看到一群新华区的居民扯着白布在市政府门前上访，好像是关于拆迁的事情。人群嘈杂，警灯闪烁，我远远的观看，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人民警察便完成了清场任务，所有的上访人员被塞到一辆依维柯里拉走了，市府门前即刻恢复了平静。动作之迅速，令人咋舌。这时，一辆流动警报车从市府里面缓缓开出来，一路拉着防空警报，驶上了中山西路。旁边一个小男孩问他的奶奶，这是什么在响，老太太回答说不知道……
最终，我也没有等到市人事局的电话，根据招录规则，体检不合格，出现职位空缺不再递补，所有招录人员要在网上公布七天，我最终没有在网上找到公示名单，所以并不知道我被刷下来后，是否有人递补了我。后来一想，又觉得自己太天真了，即使递补，它又怎会公示在网上？
此前我已经听过太多此类的故事，不承想在自己身上也应了验。这件事以后，父亲就很少再提考公务员的事情了。
我并没有因此事而受到太大的打击，因为本身我并没有强烈的报考意愿，今天之所以写出来，只是要把自己的这一段小小的经历“记录在案”！我知道这不会对现实有丝毫的改变，然而我还是要写下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渺小而放弃了呐喊的声音。如果你不能喊出来，就请写出来吧。
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这时，我想到了县文化馆，那里应该有我成长的土壤和空气，恰巧我的一位亲戚和馆长很熟，七月下旬的一天，他领着我叩开了馆长室的门，馆长的专业是绘画，听说来了一个会写东西的人，看都没看我之前的作品，就痛快的答应留下来，条件只有一个：义务劳动。
我也痛快的答应了这个条件，当天就投入了工作。当时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整理工作正在劲头上，上面催得很紧，可是馆里没有专人来负责。现在想起来我很感谢馆长对我的信任，他把这一大块的工作交给我负责，而且放手任我去干，他转为幕后，为我工作的迅速开展提供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保证了《行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一书的顺利出版。
一天，馆长交给我一个大文件盒，我打开来，里面有我写的一些非遗采访计划和其他的非遗资料，在文件盒的最下面，我发现了陈连群老师写的《行唐名胜－－清凉寺之说》一文。
我第一眼看到它便被深深地吸引，待读完了一遍后，脑海里便有了要为这座曾经在行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清凉寺写点什么的想法。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想法愈加强烈，愈加清晰。我打听到陈老师的联系方式，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文中大部分资料来源于刘磁沟村一位叫做赵增福老人的回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的最初印象是这是位村中普通的老者，因为长寿所以经历的事情多，随着其他长辈和同龄人的离去，他成为了当年那段历史的唯一见证人。当时为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我决定去采访老人。
现在想来真是冒昧的很，我第一次去探望老人，竟是空手而去。真正的原因是囊中羞涩，自己没有工资，也不好意思向家里开口，所以就那样冒冒失失的、毫无礼数的敲开了老人的家门。
赵增福老人已经八十九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当他听了我的来意后，很是高兴，向我回忆了当年的点点滴滴，并亲自绘制了清凉寺布局图。谈完后，我提出想到清凉寺遗址看看。我的本意是让老人指个方向，我自己去，不料老人却说：“走，我带你去！”
老人拄着拐杖走在前面，出门后往右一拐，说：“我们走小路，这儿近。”这是人们下地干活为图方便踩出来的一条小径，由于清凉寺遗址以及周边已被人们挖成了大坑，所以要到遗址中心，还要下一个很陡的斜坡。下坡时，我正欲上前搀扶，老人却拨开我的手说：“不用，我自己行。”老人缓慢稳重的下了斜坡，我在一旁舒了口气。
我之所以想到遗址看看，是想亲自感受一下当年的气场，在心中留下一个具体的印象。我来到这片土地上，如果不是老人的带路，你绝对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有一座高大威严的寺庙，在历史的长河中存在了近千年，现实已经没有了他的任何蛛丝马迹，连断壁残垣都不曾有，外来者取走了它的最有价值的核心部分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把它的一砖一瓦一木统统拉走，还在原地挖地三尺。好比一个人，在他的灵魂死亡之后，又把他的肉体大卸八块，骨头磨成骨粉，肉送入口中，连血都喝的干净，最后还不忘清扫战场，把那沾了鲜血的泥土都清扫的干干净净。
我站在这片低洼的土地上，久久无语……
回来后我写了电影剧本《清凉寺》，稿子投了出去，也没有报太大的希望，每天依然面对自己的工作：下乡采访，整理资料。直到有一天，陈老师来到馆里找我，问起此事，我把写好的剧本给他看，他又向我介绍了赵增福老人的其他一些情况，我才渐渐明白，原来老人并不仅仅是农村里的普通长者，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干部，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虽然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平凡，但正因为是亲身经历且不可复制，所以才显得更加的珍贵起来，于是我又萌生了给老人写回忆录的想法。
当时已是2010年的四月初，冬去春来，大地回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拎着一件薄利，踏上了前往刘磁沟村的班车，那天恰巧陈老师也在，老人正在给他回忆当年《白毛女》在上碑公演的盛况，我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当我把来意向老人讲述了之后，他很高兴，也很乐意与我分享他的一生。为了我的采访方便，经刘磁沟村有关干部同意，我搬进了村委会的一间小屋，于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白天对老人进行采访录音，晚上睡在村委会。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位近九十高龄的老人进行长时间的对话，老人丰富而略富传奇的经历令人惊叹。虽近九十高龄，记忆力丝毫不逊于年轻人，那些过往的人物和事件，如刀一般清晰地刻画在老人的记忆里。采访中，凡是亲身经历的事情，老人极少说“不记得了”这样的话。
在老人慢慢的讲述中，那个动荡、狂热的年代渐渐的变得更加真实起来，它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大事记”，读来枯燥、呆板，而是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故事中的人未经任何的艺术加工，有血有肉有灵性，也食人间烟火，也懂贪生怕死，于是回忆录的题目便出来了－－《听爷爷讲故事》，这里的故事是大家在电视电影里司空见惯的故事－－除汉奸、杀鬼子；这里的故事又是最真实的故事，它会颠覆你脑海中固有的思维习惯－－“我们的人”在生死面前也会害怕，汉奸居然可以“视死如归”。读了那些故事你就会发现，原来当年的省主席下乡时可以“自带干粮”，现在已然绝迹；原来拆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一个难题，而政府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原来那时的腐败与反腐败已经针锋相对……你可以说这里的故事不具备代表性，老人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一生中只有很少的时间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但是这里的故事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抗日时期后方人员生存的艰难，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老人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干部，都有其亲身经历。
老人文化水平不高，对于许多事情没有高谈阔论，大加评议，只是诚实的把事实回忆出来，我作为一名记录者，更不敢妄加评论，因此，你在书中不会看到大段的议论以及心理描写。
通过对老人的采访，我仿佛稍稍触摸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民间历史，那一段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最光明而又最黑暗的历史；最欢乐而又最痛苦的历史；最富有而又最贫穷的历史；最理想而又最现实的历史；最令人充满希望而又最令人绝望的历史，从而使我对口述史，尤其是普通人的口述史，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在我的采访以及整理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几欲放弃，但是内心又有太多的不舍，就这样磕磕绊绊、断断续续的写了下来，到现在终于也完成了。不论这本小书对于老人和我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怎样的一件微小的事情，微小到如尘埃，风一吹便散落不见。我们往往容易夸大自己的作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我们什么都不是，与其到那个时候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不如从现在开始，就把自己放在最低洼处。
杨云龙
2010年9月9日
（续完）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