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平
文革记事（一）破四旧
小时候，在离我家不到100米的街旁，住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已有70来岁，从未见过他有子女，头发已全白，年岁大，身子已缩骨，加上有点儿佝偻，看上去一米五左右。右手上着一环墨绿色的玉镯，露出衣外褐色的手臂或小腿，肤皮绷紧发亮，隐隐约约爬着不规则的裂纹。只是他的脸有点暗红，但又不是那种健康的红，加上脸上的粗皱纹，看上去象颗贮藏已久的红枣似的。我上学放学从他家门口过，常见他自个儿吃饭，白胡须上时而沾着一些饭粒。
他住的的地方是个沿街砖木结构低矮的二层楼房。楼上有一扇老式的木窗，看上去暗暗的，不知上面放些什么东西。楼下是店面，老头经营一些香烛、银纸、鞭炮等一些祭祀用品，大概他就以此为生吧。
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风起云涌，高唱战歌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此扫荡之风，很快地波及到龙岩城。那年暑假，龙岩城的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身着绿军装（当然不可能正宗的军装），胳膊箍着红卫兵袖章的年青人，他们走家串户，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风雷激荡，横扫四旧。
一天下午，家门外街头一片吵杂声，我赶忙出去看热闹，老头店前围着一大堆人，走近一看，只见其中十几个人，有的穿着绿军装，也有没穿绿军装的红卫兵，正对老头的二层房屋内外大搜寻，几乎把屋内的东西翻个遍，除大件的床和桌椅及炊具外其余的物品都搬了出来，门前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堆成锥形似的小山。物品中最多是线装古籍，我也不懂是什么书，有大本、小本，有的纸质发黄，有的页面残缺。此外大多是银纸，八卦图和其他我看不懂的古懂画（大概称之为封建迷信物品吧），还有一些瓷器、烛台、鞭炮等。其中有一个瓷器是我从来未见过十分精致的弥勒佛，约二十公分高，底座近三十公分宽，底瓷洁白如雪，其色泽鲜亮，釉质细嫩，拭其尘埃，竟不见瑕斑之处，盘坐着张口大笑的弥勒佛衣襟下边嬉戏着五个扎着总角的小孩童，十分生动可爱。
老头穿着旧蓝袍呆呆地站在一旁，眼光无神，毫无反抗地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而手上的那个玉镯子却不知那儿去了。这时一个红卫兵手捋着袖子用方言对围观的人群更对老头大声喝道：“这些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全部都要烧掉、敲烂！”一个红卫首先冲上前去，两只手抓起那尊瓷弥勒佛，举过头顶，狠力往地上一摔，清脆地咣当一声，瞬间变成大小不一的几十块碎片。另一个红卫兵紧接上去引火点燃了古籍。由于天气热，搜寻出来的藏屋之物又干燥，一会儿古籍、老画卷、及其他物品燃烧的火便呼呼往上窜，那鞭炮则四处横飞噼里啪啦乱响。隐约中听到一位年纪较小的红卫兵说道：“真可惜，鞭炮留到过年时自己玩该有多好。”那老头依然站在一旁，毫无表情地注视自己的东西被砸碎被烧毁的全过程，火焰灼热着他，脸上老汗直淌。该烧的烧了，该毁的毁了，最后红卫兵勒令老头把剩下的灰烬和碎片打扫干净。
第三天，全城举行对那些封、资、修、地、富、反、坏、右及臭老九装到一部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以展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果。在第三部卡车的车头上我又看到了那个老头，矮矮的身子，暗红的脸，年老站不稳，直往下垂，须两个红卫兵架着他。他头上的高帽几乎和他身子一样高，白纸高帽上用黑墨写着，“封建卫道士陈开柏”，其姓名还打上了红叉叉，至此我才知道这个老头的真名。那一天“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后，我再也没看到这个老头了。
文革记事（二）批斗走资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1966年的下半年至1967年间，全国各地大张旗鼓掀起揭批走资派的狂潮，一时间，造反派气冲霄汉，当权派人人自危。龙岩城乡也是如此，大字报铺天盖地，小传单到处飘洒。天天可见走资派头戴高帽，脖挂牌子，游街示众。在我读小学时，那个疯狂年代批斗走资派的片断自今记忆犹新。
片断一。1966年深秋，龙岩白沙集镇上。一天下午约四点多钟，听到哐——、哐——的阵阵锣声，我好奇出去一看，一个走资派在游街，戴高帽，挂牌子，后面跟着七八个造反派。这人四十来岁，身穿洗得发旧米黄色的卡叽布中山装，印象中好象是公社供销社的负责人，叫吴长镰。游街到了集镇的尽头，队伍停了下来。开始造反派中的一个人指挥围观群众唱革命造反歌曲。歌名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唱完之后，又由另一个造反派小头目，勒令走资派自己敲一声锣，自己骂自己，哐——“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哐——“我和革命群众作对”哐——“我不得好死，让革命群众踩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哐——，……结束后，这个走资派自己卸下了高帽，摘下牌子，突然走到我面前轻轻捏下我的小脸蛋，原来他是我父母的熟友。那时我心想这个走资派真好玩。
片断二。1966年寒冬的一个夜晚，在龙岩城区的中心市场，又是造反派揪斗走资派。只见造反派押着十多个穿着蓝色或黑色棉袄的走资派，没戴高帽。上批斗台前，造反派逐个对走资派糊牌，即用一个旧芦花扫帚，在木桶搅动着用地板上扫起来的木薯粉、地瓜粉、面粉等冲煮的浆糊，扫帚沾满糊后，对着走资派的胸脯的棉袄上横竖划了七八下，直至糊匀，我走得很近，见到那袄上的浆糊有尘泥、有未煮化的粉团子，然后，把一张写有打上了红叉叉走资派姓名的厚纸黏在其胸前。标签贴完后，走资派站成一排，接受长时间的批斗，革命群众一个个义愤填膺地上台发言，我也好奇地从头到尾地听着。夜深了，气温更低了，突然右边第二个叫王兆祥的走资派“啪”地一声，面朝地面直挺挺地扑倒下来，此时有几个人赶紧把他拖走。这个走资派我多次在不同地点见过批斗，后来情况如何一直未能得知。
片断三。1967年夏天，龙岩中山公园，造反派召开几万人的群众批斗大会，批斗龙岩专区的大走资派。一个是罗炳钦，时任龙岩专署专员，1934年入党；一个是邱锦才，时任龙岩专署副专员，1938年入党。文革前，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这两个老革命的故事，以他们为榜样激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西门的红岩照相馆还摆着一框放大的邱锦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照片。就是这两个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此时正在台前临时搭起的架子上接受批斗。让我感到揪心的是他们脖颈上垂挂特别大的木牌：罗炳钦挂的是，约2米长，0.5米宽，2.5厘米厚的一扇门板；而邱锦才挂的是由木材厂锯开的约1.2米长，0.5米宽，近10厘米厚的松木板，更让人感到残忍的是，造反派不是用绳索挂，而是用一根较粗的铁丝来挂！远远往台上望去罗炳钦瘦骨嶙峋，邱锦才胡须花白，他们用手托着大木牌，从上午的8点多钟一直站到中午12点，其痛苦何人可以想象！
片断四。1967年秋。我母亲单位有个干部，名叫吴锦尉，大概是县粮食局相当于副科级职务的小领导，漳州人，长得高而清瘦，他两个儿子和我同住一个大院，大家很玩得来。他平时待人和蔼，连我的外祖母都很客气地打招呼。一次他胳膊上别着袖章带队挨家挨户检查职工厨房防火安全工作，印象中既热情又认真。文革开始了，他这个级别也列入了走资派行列。刚开始时，每次批斗他都很配合，有一次要游街示众前，他一边和造反派们点头，一边主动地往自己由造反派设计的怪帽上一根又一根地插着写了字的小绿旗。后不知什么原因，他不敢在龙岩呆，带着一家人到漳州老家躲了起来。到了这年秋天，单位一再催促揪斗，不得已，他只身回龙岩的单位。回来时，单位的造反派，到火车站“隆重迎接”。一下火车，不仅戴高帽，挂牌子，而且还在他的双手用墨汁涂至胳臂，谓之为黑手。当晚，在我家职工宿舍对面的三楼会议室上进行了批斗。我是小孩，没在场，听大人们说，批斗时下跪的地方铺满了玻璃碎碴，膝盖的鲜血阵阵从碎碴中渗出来；脖子上还圈了一根绳子，只要他回答的问题不满意，造反派就用力向前把他扯倒，就这样，一个大男人不时悲屈地哭出声来。当晚，他就住在三楼。第二天，天刚亮，三楼下来一个和他隔壁住的职工，想对人说话，但张着嘴，用手指着楼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人们觉得事情不对，赶忙上楼打开姓吴走资派的房门，大家呆了，他已上吊自尽了。入殓的棺木，在大院角落里放了二天，后才移到山上，现在想起这事心里还感到怵怵的。据一个当时在场的老职工说，他家人得知此事后，从漳州赶来，到山上打开棺木时，死者鼻中即刻淌血，应验了民间“死者亲人见之则出血”俚语。
文革结束近四十年了，这些童年带血的记忆永远无法抹去。一直让我弄不明白的是，从人性的角度上看，绝大多数的造反派和这些走资派无冤无仇，为什么他们下手就这么狠。
文革记事（三）学习语录
《毛主席语录》狭义上是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泽东主席名言警句选编本。发行量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广义上只要毛主席写过的东西、说过的话都属于毛主席语录。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遍及社会每个角落，占据人们的灵魂深处，已是人们一切生活、工作中的主旋律。
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和现在一样每周也有升旗仪式，唱的不是国歌，是东方红，而后由一个学生干部带领大家读5—10段的毛主席语录（下简称语录）。语文课的内容也有不少是语录，课后要求默写；算术应用题也要引用语录，谓之先解决思想问题，再解决算术问题。如有那位同学能把76页语录和老三篇都背下（相当于现在的骨灰级），便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那上不上学无所谓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独自一人到处游荡，经常看批斗走资派，每次批斗前，造反派照例组织围观群众有针对性地学习语录；遇到不同派别的造反派展开辩论时，相互间都引用语录来攻击对方，小时的我真纳闷，怎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会相打架，到底那个是战无不胜？
翻开报纸，每天的报纸头版右上侧便是一条语录。布票、肉票等供票券上也印着语录。赠送礼品，首选“红宝书”（语录）；结婚拍照，新婚青年须双双胸前手握“红宝书”。
要看连环画，只要到文化站背一段语录即可借阅。想听歌吗？可以，除了文革红歌外就是语录歌，广播、收音机、电影、课堂、工厂、田间到处可听到语录歌，有的语录歌还有多版本谱曲的。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有通行版本的，还有新疆维吾尔族曲调版本的，两种版本我都会唱。有一部反映阿尔巴尼亚国家艺术团访问中国的纪录片，其演员在开演前要学习语录，表演时也要唱语录歌，印象中是一个大胖子音质浑厚用拗口的汉语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时大街小巷、房前屋后，等各种场所都写满或张贴语录。有些语录还很有针对性。水库大坝上写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仓上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医院上写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食堂里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猪圈上写着“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有一则事，在当时看来绝对是正经之事，毫无他意。我的表舅新婚，我走近洞房看新鲜，只见新床垂挂着精美的帐眉，其底布质地上乘，洁白如雪，左侧精工刺绣着庐山风光，配有苍松云海，右侧则是恭敬剌绣着毛主席手书，“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款帐眉其实在他处我也多次见过。来祝贺的客人已觉平常事，没任何不妥之处。时光荏苒，闲来和几位同年代的朋友聊天时，回忆此景，都忍俊不禁，按现在看来这可是雷人雷语的黄段子。
文革记事（四）跳忠字舞
党的九大召开前后（1969年至1970上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红旗、红歌、红画、红宝书、红色政权，连地名能改有红字的都尽量改。当时我工作过的龙岩红坊公社的十二大队全部改名，印象中是红村、红进、红埔、红东、红邦、红安、红阳、红坑、红卫、红岗、红合、红远。当时最为风行的还有跳红舞即忠字舞。
忠字舞的跳法简便易学。先制作忠字牌，忠字牌略大于现在的A4纸面，牌上方绘有光芒四射太阳中的毛主席头像，中间写着“忠”字的美术字，下方是朵朵葵花向太阳。伴奏的舞曲大都是“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人们手握忠字牌，踏着舞曲的节奏，进三步退一步，在进退中转个圈就算一套动作，此动作不断循环，便缓缓前行，以配合游行的队伍。现在想起来，那才是最正宗的街舞。
跳忠字舞可是一个全民政治任务，出乎意料的是这项政治任务人们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官兵不分、男女老少齐上场，中小学生不用说，就连那些从不跳舞的中老年人都乐此不彼，许多上班族下午都巴不得早点下班，好去学舞。我母亲是最不爱跳舞的，自从参加这项活动后也着了迷，愈来精神。夏日的一个晚上，我母亲和三个邻居学跳忠字舞，年龄最大的是我母亲，年龄最小的是与我同龄的小姑娘。那时没有音响设备，他们四人就自唱自跳地从21时学到近23时。还有一个职工是年近退休的老头，大家叫他老翁，平时少言寡语，默默地做自己的事。在跳忠字舞热潮中，他象换过一个人似的。一天下午下班后，我见老翁独自一人在大院里手作握忠字牌状，嘴里轻轻地哼着：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生硬的舞步中他进三步退一步，到了墙头前，转过身来继续再跳，其状旁若无人，十分投入，全不在意我们在笑他。
到1970年下半年后，跳忠字舞的热潮渐退，但还是有不少大人以此自娱自乐，上面说到的老翁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劝他不要这么累好好休息，他却说，自从学跳忠字舞后老年腰痛好多了，如停下来会很不习惯，担心腰痛又会复发。
文革记事（五）买豆腐
文革期间人民群众生活物质匮乏，许多生活物质凭票供应。那个年代有布票、粮票、肉票、烟票、糖票、肥皂票、单车票、拖鞋票等等，不一一列举。全县只有一个豆腐加工厂，群众日常吃的豆腐都很紧张，幸好，不用票，想吃时却要起早排长队才能买到。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冷冬，家里好久没吃豆腐了，外祖母又叫我排队买豆腐。我要上课，须起大早排队。这天早晨，我五点多钟天未亮就起床。临行前外祖母点给我的一张壹角纸币和几个伍分硬币，我自己又仔细算了一遍，整整五角。我把钱揣怀在里，穿着并不很厚的冬衣、摇甩着小竹篮，在散着晕圈昏黄的街灯下一路向东门豆腐店铺小跑。到了店铺前，暗蒙蒙中已排置了几十个篮子，我把竹篮放到最后一个位置。那个年代大家倒是挺自觉的，不象现在有“插哥”、有“黄牛党”。店铺要六点才开，天气冷，看见先排队的人燃着一堆火，我只得凑上去，边烤火边等开铺。
六点整，大家赶忙排队。这时，来了两个二个中年男子，腰上都系着一方又脏又湿的粗布围裙，拉着两板车的豆腐，其中一人麻利打开0.5米见方的木质旧窗门，豆腐买卖开始了，按惯例每人最多买十块。窗内，一个负责数点豆腐并递放到顾客篮中，一个负责收钱。我随着队形一点一点往前挪。不到六点半，终于挨到我了，我个子不高，用双手把小竹篮从头上举到窗内，用稚嫩童音往里叫：“豆腐干十个”，同时急忙从怀内抓出所有的纸币和硬币踮着脚尖放在负责收钱人的手心上。那时未挤压水的豆腐称豆腐，而压挤出一部分水的豆腐叫豆腐干；豆腐四分一块，豆腐干五分一块。不知是我没说清还是数点豆腐的没听清或是收钱的没留心，数点豆腐的在我竹篮里边放十块豆腐边说“下一个”。我提着篮子高兴往家跑，心想中午有豆腐干吃，家人又高兴，上学又不迟到。
走到大路口，看了看篮子，不对，外祖母要我买的是十块豆腐干，怎么篮子里全是豆腐；既然是豆腐，应该是四角，收钱的不该收我五角，应该退还我一角才是。这一角可多买两块豆腐干，两斤空心菜，一支高级铅笔，想到这里不仅感到亏了，更怕回家挨大人骂，于是又折回店铺，向卖豆腐的要回那一角钱。
买豆腐的队伍还在长长地排着，我挤上木窗前对卖豆腐的说；“叔叔，我买豆腐你多收了我一角钱，能退还给我吗？”那收钱的态度不冷不热，一边收钱一边对我说：“你等着，要到卖完之后，盘点看看有没有多出一角，有的话就退还给你。”我很自信，觉得有希望了，为了这一角钱我必须耐心等下去。已是早上七点半了，队伍终于越来越短，有几个买到豆腐后还想多买些的，又重新排队再买。约八点，豆腐卖光了，其他人也散尽了，我忐忑地在窗前又问：“叔叔，有多一角钱吗？”“你没看见我们在点钱吗？”卖豆腐的没好气地说。我只得硬着头皮站在窗外，下巴嗑着窗沿眼勾勾地看他们数钱，耐心再等。钱数完了，卖豆腐的头都没抬说：“没多出钱来，刚好。”我懵了，这、这、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但又拿不出证据，无理可争，只得低着头拖着步子回家了。
这天真郁闷，一大早起来的结果是：豆腐干没吃到，亏了一角钱，挨了大人的骂，上学迟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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