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上图 1954年位于肖聚庄的大一部只有一栋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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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能上大学，对我此后一生的路程有重要提升作用，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那时团校机关里不少被认为得力的干部都因工作需要为由，申请后反而没被批准报考大学。而我选择农业作为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从此也就具体安排了自己今后整个人生的实际路程，当时我也同样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就是人生规划。几十年来，曾经遇到不少亲朋好友都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报考农业”？问讯中总是夹带着些许疑惑、惊奇，甚至遗憾或是惋惜！因此也引发自己多次反思。是的！我一直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可以说根本不知道农业是一项什么样的职业；何况，当年高考时我的考试总成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不仅仅得益于早先清华中学的教学功底；还沾了三年团校工作的光，使我在政治和语文两科应试中比一般考生显得游刃有余；临考前西南团工委又组织被批准报考的机关人员集中突击补了一个月的高中数理课程，请了老师给我们集体复习辅导；更何况作为调干考生还有额外的优惠加分。因此、尽管我高中没有念完又在团校工作了三年，在解放后热火朝天的革命热潮中，高中的课程都早已淡忘，特别是我的理科成绩更差，但我本来或者确实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或者更好的专业的。
很多问题脱离了具体时代背景总是难以理解。我当时对大学志愿的选择确实充满着如此磅礴的政治热情和浪漫的幻想，这也正是时代特征和自己激情思想的反映。以至当我在考场中打开试卷看到当年的高考作文试题是《我的志愿》时，仅略加思索，就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近两千字的文章。在试卷上，我首先描绘了一幅阡陌相连、风景秀丽的田野，金黄色的稻麦在和煦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幅图画就是我想象中的农业；接着我又以豪迈的口气阐述了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农业科学遗产，极待人们去总结和开发这个世界宝库；我还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的名言：生物运动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比物理、化学运动更复杂得多，能够投身于这样的科学研究真是不虚此生；最后我还落实到农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而我们更将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里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肩负着向科学进军的历史任务，以及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建设繁荣祖国的壮丽前景……。说实在的，到今天，我竟然还能如此清晰地记得五十多年前一篇高考作文的内容，主要是因为那正是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可以说这篇作文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从自己心里流出来的！热情而又浪漫。它是解放初期我国一个热血青年、怀着满腔的时代激情，响应党向科学进军、全力建设祖国的号召，再加上自己天真幼稚的梦幻，意气风发地奔向大学深造时的心理写照。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既是可贵的、当然也有着某些虚浮的成分。
就这样，我以第一专业和第一学校志愿被北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录取了，由此决定了今后一生献身给了农业。录取通知书寄到重庆西南团校，团校还专门为我们这批被录取的人员开了欢送会。领导当然免不了要再讲一番为祖国努力学习、为人民读好书、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希望在你们身上等种种嘱托，更增添了我们向科学进军的豪情。就这样，1954年9月我走进了北京农大，这个中国农业的最高学府，成了一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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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是我母亲的老家，但我从浙江出生经上海到四川，23年一直在长江流域生活，这是第一次到北方。当时由重庆到北京还没有直通火车，需乘船由武汉上车，偏偏1954年夏天长江遭遇大洪水，京广铁路中断，需从武汉换船到孝感，再乘火车到北京。
一出北京前门火车站，就受到了学校组织的热情接待。当时北京农大校址在罗道庄、位于玉渊潭北，正拟搬迁到北郊肖聚庄，界于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农机学院之间，该处现属北京林业大学范围。并在肖聚庄建立了“大一部”，把当年各系的大一新生和一些基础课教研室、实验室都临时集中在那里。由于是一个准备建设的新校址，实际只有一栋综合楼，楼下是教室，楼上就是学生宿舍。我们农学系五十多位男生都集中在三楼一间大宿舍里，住双层铺。许多实验室也是类似工棚的临时平房。但是，那时候无论谁都不会计较这些的。作为一名调干生，我每月有十七元五角的调干助学金，其中十一元五角交伙食费和杂费，剩下六元就是我的零用钱。由于我和家庭早已断绝了一切经济往来，每月就靠这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开学后进行一周的专业教育，包括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组织建设等。我们农学专业学生最多，一年级入学时有103人，分4个班，我在二班。也许因为我是由西南团校来的，而且在调干学生中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又相对较高的缘故，我被指定担任二班的学习班长，同时还是全年级四个班长的召集人，有人因此开玩笑叫总班长。其实并没有总班长这个称谓，也就是为老师跑腿通知一些事情，以及全年级上大课时叫一声“起立”而已。此外、1954年农大首次接收6名外国学生来校学习，其中农经系有越南来的男留学生5名、园艺系波兰女留学生1名。大一部又分配我协助农经系的同学一齐照顾越南留学生，共同交朋友，避免他们感到寂寞或生活上的不适应。
一年级主要是学习各门基础理论课，课程较重。物理、化学等比高中课程深许多，尤其如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我在高中时根本没有学到过。好在所有课程内容均是自成体系、从头讲起，只要自己认真听讲和课后复习，在循序渐进的讲授下自己觉得还是能够跟上来的。
一方面是自1951年以来，自己离开学校已有三年多了，现在重又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感到十分可贵；另方面是前面所说的当时那种向科学进军的激情和幻想，也确实对自己的学习劲头起着很大推动作用；更何况，这和过去我在中学时的学习不同，那时自己头脑里没有任何学习目标，而现在则是要当一名新中国的农学家啊！我的脑海里甚至还浮起了少年时代留下的爱迪生、富兰克林等著名科学家的故事，不是说祖国的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遗产吗。所以，当时的学习劲头特别高，除了认真听讲和课堂笔记外，为响应学校提出要“创造性学习”的号召，每一个章节结束，我都要把全部内容按自己的思路整理成一个自我小结。可以说，在我的学生生涯中还从没有如此认真和刻苦学习过，再加上在团校养成的打夜班习惯，几乎每天的晚自习都经常拖得很晚。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个调干学生理解能力可能比应届同学要好一些的缘故，我的各科成绩都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上。
除了课程学习，我依然喜欢看小说。当时全国都处于向苏联“一边倒”的热浪中。不仅我们的课程全部采用苏联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就是我们看的小说和电影也基本都是苏联的。除了如《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等英雄故事外，我还喜欢看一些和农业有关的小说。如《被开垦的处女地》、《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等等，并且被书中所描绘的故事及人物所陶醉。至今我都记得有本名叫《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的小说，描写的是苏联青年开垦库页岛的故事，里面有段话说：“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来、而不能仅仅只是冒烟”，“党不仅需要你的头脑和双手，党还需要你的全部热情和你的心”……！觉得十分激动和引发共鸣。总之，无论当时的社会气氛还是电影小说，使我始终是在激情的包围与熏陶中，对生活的憧憬热烈而又浪漫。这既是那个时代的旋律，也是从团校熔炉里延续下来的热情。
但在农大我却找不到如清华地下组织或在团校时那种无所不谈的同志情谊，对此心中不免感到有所失落。此外作为学习班长当然要关注班里同学的学习情况，全年级大部分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另有十多位调干学生，除调干生中有四位是党员外，多数同学都是团员。我按照自己在清华中学和在团校时形成的对党群、团群关系的传统认识，认为既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作为学生的党团员就应该在学习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学得比别人努力、成绩也好。并按照自己的体会，多次在班会上提出：学习是否努力、这反映出我们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学习动力到底够不够。现在看来我这种提法确实有些偏激，容易伤人自尊；但一向性格直率、不会做人、喜欢锋芒毕露的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特别我们班里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党员，由于原有文化基础较差，学习跟不上，考试考查经常不及格，我就很不以为然，觉得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学生党员就应该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但总体来说，我和同学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课下常互相进行某些课程内容的讨论，或对有些同学在学习中的问题主动给予一些帮助或解答。
一个学期过去了，我每门考试成绩都得了“五分”。第二学期开始后的某天，在路上碰到负责大一部学生工作的老师齐大姐，这是当时大家对她的昵称。她突然站住脚挺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档案到了，我都看了，你怎么有这么多事呢”？！
我愕然，从参加革命以来，自己历次向组织上写过的有关家庭、社会关系、每次政治学习运动的思想总结、自我检查交代……，在我头脑里飞闪而过。
“对你的反映也不少！”没容我解释，齐大姐紧接着又说：“带头不遵守作息时间、晚上回宿舍很晚，还谈恋爱，对党员也不尊重”！
“自己好好想想吧！”她声色俱厉地甩下这几句话转身就走了。看来她并没有打算听我作什么解释或和我作进一步的交谈。不久，我们年级的小班作了重新调整，将原来四个班合并为三个班。公开的理由是：经过一个学期学习，部分同学因病因事停学或退学了，人数减少了。具体做法是：除个别人员调整外，撤销了我所在的二班，人员分入其它各班。我和部分同学被分配到现在的三班（原四班）。
由于事先有齐大姐那一番话，我心中当然明白，这次调整分班是和我有着某种关系的。但我也不想去找齐大姐进一步问个明白，有什么好问的？又能怎么问呢？档案里的东西都是自己过去写进去的，白纸黑字。大学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应届高中生，他（她）们没经过什么政治学习和运动，档案肯定像张白纸一样，相比之下我当然“鹤立鸡群”，成了一个十分复杂和显眼的人物了，尤其自解放以来几年中自己还在向党交心下，写了那么多思想检查、检讨装在里面，这又能怪谁呢？何况公开宣布的是学生少了，就得撤一个班，又没有公开说你有什么问题。还想去问什么？难道还想厚着脸皮去问为什么不让我当班长了吗？
到学校主要是来学习的，我对这个班长真觉得无所谓。至于齐大姐其它的话，能是谁去告的状呢？一向性格孤傲、凡事大咧咧的我当时确实没更在意，因为学校并没有对这些生活问题或作息时间等方面有什么的硬性规定，我想可能主要还是自己档案里的事引起的吧。这时团支部又分配我负责全年级的黑板报编辑与出版，加上原本下学期的课程要比上学期重得多，事情还真够忙的。
1954年是农大首次对主要课程实行口试和四级评分制，即五分制的考试制度，老师和同学都很紧张。第一学年结束，我两个学期所有各科考试都取得了五分。这是我从小念书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也是自己入学前没想到的。
此时还有一条消息是：周总理亲自过问了农大的校址问题，学校决定还在罗道庄扩建，就在1955年内要把肖聚庄的大一部师生全部撤回罗道庄。校本部的设备和图书馆显然是大一部无法比拟的，而且离各课的老师也近了，要想问个问题也方便了……，我当然高兴。
总之、天还是那么蓝，心也还是那么热。也许，真没人知道，蓝天的后面常常就有暴风雨来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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