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小秋
雨果夫人说：“一切事情过眼即逝，只有所受的创伤除外。”（转引自李亮《常青藤》，天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题记
如果是在细雨蒙蒙，柔和惠风中策马于一望无垠的绒毯似的草原，那该是多么舒畅，多么让人心醉啊；但如果是在疾风劲雨抑或狂风暴雨中行走在峡谷野径中呢？
一
我是1952年考入进山中学初中部的。
太原进山中学（后一段时间改名为“太原六中”）创办于1922年，首任校长是阎锡山。建校之初，学校就以“为救济天资聪慧学行皆优之贫寒之子”为办学宗旨。1941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赵宗复（山西省主席赵戴文之子，三十年代初我父亲吴秋野曾和他一起在北平搞过一段地下工作）出任校长，提出了“民主办学”“劳动教育”“平等观念” 等一系列办学主张。“七·七”事变后，进山中学随二战区机关部队迁徙到晋西，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太原。我入进山时，太原解放刚刚三年。与进山中学齐名的只有上马街的太原中学（简称太中，即现在的太原五中）。后来风靡全省的十中（即现在的省实验中学）、十二中当时尚未成立，成成中学（太原三中）是解放前的私立三晋、云山两所中学和成成中学合并的，当时名声还不是太好；大约因为解放前的私立学校比较松散，又是纨绔子弟就读之处吧。
进山中学位于新城街。据传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汾河决堤，城内西南低凹处顿成泽国。旧时满人聚居之地叫旧满城，位于城西南低洼处，积水丈余，房倒屋塌（刚解放时，那里还是一片水池，我和同伴们曾在那里游泳戏水）。满族居民和城中旗兵，只好临时迁居府城贡院（今起凤街铁路宿舍），聊以栖身。翌年春，才购得西起文庙、崇善寺，东至山右巷南口泰山庙，迄至东南城墙根下的一大片土地，重建满城，修栅盖舍，取名新满城，也叫新城街。学校在文庙东北，西边有条三五米宽的小巷，巷子西面是森森的高墙，几十米长的小巷，没有一处门窗，东边是学校的围墙，西边高墙里面就是文庙了。巷子北面尽头处向西一拐，就是如今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崇善寺，这是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当时寺院还很冷清，没有人焚香拜佛。每天路过时，我总能看到一个长老坐在庙门前，一只手不停地颤抖，双目微闭，嘴里在反复念叨着“般若波罗”“揭谛”“菩提”。而平台上的一片空地总是干干净净，即使到了秋天也很少见到落叶。年幼的我感到有点神秘，走在庙前，步子总要加快一些。后来见得多了，出于好奇，也凑过去问长老一些问题。长老的回答总使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有恐惧又莫名其妙。初中毕业时，我又去看了一次长老，他还为我的小本子上提了八个字：“清静无为，远避祸福。”我似懂非懂，这“祸”应该避，“福”为啥也要避？后来。我也没把它当成回事。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再也没见到那位和善的长老了。
三年的初中生活，子曰诗云、声光化电大多忘却了，而那长老颤抖的手和潇洒的八个题字却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1955年我考入本校高中。学校大门坐北朝南，仿佛大户人家的院门。进了大门是个小院，正中是个不大的小水池，中间有座小型拱式桥，各色花卉点缀在水池四周，漂亮而又雅致。水池中的各色游鱼游来游去，怡然自得。小院中有棵参天大树，浓荫蔽日，筛下一地斑驳陆离的倩影，清凉宜人。过了小院北门又有一个稍大点的四合院，四周是类似总务处、库房之类的房间，从有拱式桥的小院转进，顿觉宽敞明亮。再穿过这个二进小院才是个敞开的院落，大院西面有个豁口，进入豁口是体育场。二进小院的正北有两排教室，拐出教室院子的东门，跨过一条小径，向东走几步又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一律是大屋顶、灰瓦墙，教导处就在这个小院的正房。在这几间教室和教导处小院中间有一条通向北面的小路，走不多远右手是一排一排的宿舍区。宿舍区的西北角又是个小院。看样子，整个学校是由多所满人住过的院子圈合而成的。
教导处小院南面是较为开阔的活动场所，升旗、集会、课间活动就在这里。再向东是个六七十公分高的平台，有零星几棵树点缀其中。茶炉房、孩子们玩耍的罗汉架、几间旧房舍由北向南一字摆开。后来南面的罗汉架和旧房舍拆除了，盖了一座高中教学楼，这就是我高中三年呆的时间最多的地方。
二
上了高中，我才知道宿舍区的西北角的小院是图书馆、阅览室。从借书窗口望进去，就像望着深邃莫测的知识殿堂，一排排从未见过的各种书籍摆满了层层叠叠望不到头的书架。
我第一次去借书时，漂亮的出纳员阿姨推荐我读读巴金的书，我对她不屑地说：“我不爱看外国人写的书！”
“哈！哈！哈哈！”阿姨大笑，边笑边说：“巴金是中国著名作家，他的著作年轻人最爱看。”
我的脸觉得热辣辣的，心也怦怦乱跳，嗫嚅道：“那就拿一本他的书吧！”生怕人家笑话我的无知。
阿姨就把一本厚厚的《家》从窗口上递了出来。坐到教室，才看了几页，这本书就紧紧吸引了我：觉新、觉民、觉慧三人鲜明的个性语言，封建家庭制度的森严，鸣凤的聪慧、温柔多情，到后来又了解了他们的不同命运，鸣凤投湖自杀的悲惨结局，这一切搅得我课堂上常常走神，晚上睡觉，这些形象也常常进入我的梦乡。
《家》开启了我课外阅读的兴趣：巴金的文笔非常流畅，巴金的作品感情丰富，情节引人，形象丰满。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灭亡》《新生》《憩园》《寒夜》《第四病室》 …… 巴金的著作成了我最爱阅读的精神食粮，凡能找到的他的作品很快就让我读完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著作也引起了我的兴趣。高中三年，我焚膏继晷地阅读着，几乎到了三年不窥园的迷恋程度。郭沫若、茅盾、田汉、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曹禺、老舍、蒋光慈、殷夫、张恨水、叶圣陶、冰心、赵树理、马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只要学校图书馆能找到的现代文学名著都读过了,还阅读了《水浒传》《红楼梦》《三言》等著名古典小说;又涉猎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 。每天下午体育活动时间，我至少用两个小时泡在阅览室读各种杂志，什么《人民文学》《火花》《萌芽》《处女地》《星星》都要依次翻过。作家成了我最为崇敬的对象，当个作家成了我坚定不移的理想。同时，我也跃跃欲试，开始写一些很不成熟的短诗、散文。
三
上高二不久，同班同学宋贵生约我到校外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家在文庙南面，距学校也就二百多米，屋子很低，逼仄暗黑，长长的一溜，也就十来平米，好像地下室似的。一见面，他就不好意思地笑笑：“租的房子，用不了几个钱。”后来知道这个朋友叫陈大熹，在太原南门外大华汽车修造厂当工人夜校教师。小屋内堆放着很多文学书籍，我随手翻了几本，有破旧不堪的徐志摩的诗集，契诃夫、屠格涅夫的小说，华生的探案集，还有一本至今都记得，好像是徐潇潇的《鬼恋》。好多书籍都是学校图书馆见不到的，于是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以后但凡宋贵生去陈大熹那里，我就和他相随而去。有时还借本书回来。
在陈大熹家有时还见到同班或同年级的几个同学。1956年冬季，盾生给陈大熹、宋贵生来信，建议在同学中建立一个文学创作小组，互相交流，切磋写作方面的事。盾生我不认识，据说是我们上几届的同学，当时正在重庆士官学校服役，在军旅作家峭石先生的帮助指导下，已有一些诗作在《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盾生的建议激发了我们文学创作的热情，很快以陈大熹、王晋源为核心，由十二位同学参加的“文灜社”诞生了。起名“文灜”是因为当时太原休闲活动的地方只有海子边（就是现在的儿童公园），那里有个小湖叫文瀛湖。当时多数同学都是十七八岁，就连陈大熹也不过20 刚出头；既没有生活阅历，也没有社会经验，只凭共同的爱好凑在一起。但大家热情很高，每人都把自己的习作拿出来，互相观摩交流。
有一天，不记得谁冒了一句：“把咱们的作品装订起来不就是杂志吗？我看与公开出版的比，也不逊色多少。”
“这个建议很好！”陈大熹一拍大腿，竖起大拇指连连说：“高！高！”当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久，文艺界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新的文学期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在场的同学也都表示赞同。于是分工合作，有的收集资料，有的设计版面，有的绘画封面，有的编排目次……都想尽其所能，无忝所学。很快一本装饰精美的像模像样的杂志编辑成功。记得我在第一期上也抄了稚拙的习作。有一首短诗是这样的：
雨
断断续续，淅淅沥沥，
滋润着龟裂的大地，
多么像那白发苍苍的教授，
用知识的语言，
指点着生命的真谛。
过了几天，我又忐忐忑忑地拿出一首较长的诗，因为这不是创作：
听着风声雨声度过这恼人的清明，
愁苦之中草拟了葬花悲文瘞花铭。
这分手的路旁绿树成荫密密层层，
楼前垂下的柳丝摇动着寸寸柔情。
春寒料峭三杯淡酒送我进入梦境，
片时春梦又被这杂乱的莺声唤醒。
天天把园林亭台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依旧要欣赏这风雨过后的新晴。
蜜蜂一次次地扑向系秋千的索绳，
莫非她荡过秋千的素手余香仍浓？
让人惆怅的是再见不到她的踪影，
幽静的石阶上一晚上就苍台丛生。
“一首很好的爱情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但好像见过哪位古代诗人写过这样的内容……噢，‘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陈大熹看完后沉思道。
“是南宋吴文英的《风入松》。我只是一字一句生硬的翻译。”
“古诗词翻译也好，这是又一次创作！”陈大熹决定采用。
其他人的小说、诗歌我都仔细地看过，大多反映了大中学生的生活。宋贵生写了《童年旧事》《小巷忆旧》等散文。有几首小诗，我至今还能背诵：“悬瓮山下绿如茵，揽月追风穿阁云。远眺登台迷醉眼，万般景象在汾滨。”这是游晋祠后写的。
这本手抄本杂志的作者除在校的几个同学外，还有北大二年级的在读生、山西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当时幼稚的我觉得能和这些大学生平起平坐了，心里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957年夏于进山中学后右是作者
事隔60多年，许多细节都忘却了，但第一期《文灜》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灜社前后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对当时的活动，200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宋贵生文集》和2017年出版的《国风文集》中都有记载，这里就不详细记述了。
四
1957年夏天，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流沙河、邓友梅、刘绍棠、宗璞、王蒙、刘宾雁、从维熙、艾青、邵燕祥、公刘等我热爱的作家、诗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右派，看到那些批判他们的文章，我真不明白怎么能说明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我专门找来他们的作品：《草木篇》《在悬崖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美丽》《红豆》《吻》《迟开的蔷薇》……仔细阅读了这些诗文，反而更激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每到下午活动时间，我必定在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被批判的诗文，觉得人就应该像《草木篇·白杨》中写的那样，活得要有骨气：“也许一场风暴会把它连根拔掉，纵然死了吧，它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而极其厌恶《草木篇·藤》中纠缠着别人，陷害了一个又盯上另一个的卑劣小人。艾青的《礁石》也深深的吸引着我：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的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末，散开，
它的身上和脸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批判者说，白杨和礁石是资产阶级的化身，它们不肯向党弯腰，对广大革命群众非常蔑视。但我心里却不这样想。谁说这些诗文是反动的？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这样坚韧不拔的个性，它是正直无畏、坚持真理必备的条件；如果一味顺从，摇尾乞怜，那只能是犬儒。一个民族应该有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纷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些诗文确实给了我不少精神力量，我思想、性格的形成，它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无论诗人在西湖碰到的“笑我痴兴浓如酒”的船娘，还是“捧着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一饮而尽”的热吻，无论是苏州小巷深处的两根长辫子上结着花手帕的姑娘，还是生活在野外、沙漠里“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的仙人掌，无论是希望能贴着心爱的人的胸膛枯萎的那朵“迟开的蔷薇”，还是从山头到山坡长满洋槐丛和玫瑰丛的西苑湖畔，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并永久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注1）
反右结束后，我的父亲也被划为“右派”。他可是1927年加入地下党，后因单线联系人牺牲，失去组织关系的。父亲为党作地下工作前后十几年，做了许多有益于组织的事（关于他的情况我曾写过《革命革成了反革命、右派》，发表于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一贯追随革命，要求进步，为什么也是“右派”？对当时的运动，我很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不过运动也“教育”了我，那就是要“谨言慎行”。所以，后来我很少再去“文灜”社，独来独往。算起来，前后参与“文灜社”活动的时间不足半年，手抄本刊物一共出了几期，成员都有谁，其实我不很清楚。
以后，一有时间仍泡在阅览室读书。要不就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郭沫若成了我最崇敬的诗人。
（注1）这些都是当时受到批判的“右派分子”邵燕详、陆文夫、流沙河、公刘、宗璞等诗人、作家作品中的形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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