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庆成
工矿，《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工业和矿业的合称”，一个极简单极普通的词汇，普通到新词新语层出不穷的当下，大部分媒体上已很少见到这两个字。然而四十多年前的上海，准确的说是1968年的下半年，这两个字却牵动了几乎所有上海家庭的神经。
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本应在这一年毕业的66届初、高中学生，包括应在67年、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也就是后来名扬四海的老三届，顿时陷入了无书可读无课可上的境地。于是各走各路分道扬镳，有的加入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成天忙着喊口号刷标语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有的自拉山头独树一帜，三五人一个战斗队，七八人一个司令部……学校里来来往往的满是那些戴着各式红袖章的红卫兵，个个意气风发气宇轩昂，好像真的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还有一些黑五类子女和家庭成分中性（比如教师、职员等）的同学，则躲进小楼成一统，宅在家里当起了逍遥派。其中的大部分不是不想革命，而是不准革命。
这样糊里糊涂混了一年多，到了1967年10月，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69届、70届初中生开始进入中学，红小兵升格为红卫兵。但是，新入学的只有初中生，没有高中生，因为其中出现了断层，本应通过考试进入高中或考试不第走上社会的66、67两届初中生，此时还留在学校里继续他们的初中生涯。这其中也包括我这个67届初中生。高中不再，遑论大学，所以，梦断高考的66、67两届高中生，也只能滞留在学校里，延续着他们早该结束的高中岁月。扛着复课闹革命的大旗，糊里糊涂又混了将近一年，到了1968年的下半年，老三届终于面临毕业。这个时候，66届初高中学生已超期服役两年多，67届也留级了一年多，唯有68届毕业正当时，虽然正常上课的时间还不足一个学年。说是毕业，但是既没颁发毕业文凭，也没举行毕业典礼，甚至毕业庆典活动中最经典的全班师生合影也没操办。当然，校方也没有堂而皇之地说过这是毕业，充其量只是把我们这些早就该走出校门的老三届送上社会。所以，说是毕业分配还比较恰当。如何分配？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连续三届初高中学生同在一个时间段毕业，人数之多、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尤其是我们这批老三届初中生，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初，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千头万绪，百废待举，政府鼓励多生育，人多好办事的观念深入人心。若某户家庭多生小孩，大门上会被贴上“光荣妈妈”的红色奖状，以资精神鼓励。这就导致老三届的入学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以至于1958年前后新建了许多小学都难以抵挡汹涌的入学大潮，于是依靠民间力量又兴办了许多民办小学。曾风靡江浙沪地区的著名沪剧《鸡毛飞上天》，讲述的就是民办小学的那些事儿。我家的隔壁当年就是一所民办小学，一栋三层楼的花园洋房，一楼两间客厅，二楼两间卧室，三楼一间很大的储藏室，改造成五个教室，可容纳四五个班级，阳台则被用作教师办公室，近百平米的花园则理所当然成了学校的操场。因为仅隔着一道竹篱笆，学校的左邻右舍不仅每天能听到体育老师立正稍息的口令声和尖利的哨子声，透过稀疏的竹篱笆，还能看到学生们课间休息时的追逐打闹。当年还有一条鼓励入读民办小学的政策，在入学年龄上予以放宽，可以提早一年。当时小学入学的规定年龄是七周岁，以每年的6月31日为界，在此之前满七周岁便可进入当年秋季开学的小学一年级。于是便有了小月生、大月生之说，比如同样是1950年出生的，生在6月31日之前，1957年便可入学，之后的就只能等到来年的秋季入学了。我是1950年10月出生的，小月生，1958年入学。1964年进入中学后，同班同学有三种年龄，50年、51年和52年。前两种居多，50年的小月生和51年的大月生，基本对半开，52年的同学很少，那就是民办小学的毕业生了。当然也有极少数52年出生却入读公办小学的，据说当年父亲或母亲是小学教师的，可享有此等优惠。读书的时候几乎没人关心彼此的年龄，多年以后，尤其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青春不再、两鬓染霜的老同学聚会时，年龄和属相成了最初的热门话题。“你是属龙的？”“对，52年的。”“民办小学？”“是啊，进了中学后，班里我是年纪最小的。”“能进工矿运道好啊！”“是啊，阿拉老娘80多岁时还老在念叨，幸亏读了民办小学，否则就要像66届的姐姐一样插队落户了。一家两个插队落户，真真吃不消啊！”要知道，当年公办小学的学生，似乎总有些傲视民办小学的学生，而民办小学的学生，则多多少少有点小媳妇心态。哪像今天，能读得起收费不菲的民办学校，才是令人刮目相看、艳羡不已的非富即贵人家。
60年代中，光荣妈妈的儿女们陆续走出小学进入中学，一座座崭新的中学教学楼拔地而起。我家所在的虹口区，新建了不下十所中学，不过全是初级中学，以容纳更多的初中新生。我就读的上海四平中学，因为是解放初期建设的完全中学，相比其他新建的初级中学，初中学生的数量还算少的，但仅仅67届初中一个年级，就有十个班五百多名学生，据说初级中学一个年级十几甚至二十几个班的也不少见。于是本着先来后到的原则，66、67届初高中学生的分配先行一步，68届暂时押后。也正是这么一押后，68届的学生与四个面向擦肩而过，成了一片红的开路先锋。这里面有个时间节点，在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之前，四个面向是大学、中学毕业生毕业分配的基本原则，最高指示发表以后，就只有“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个面向了，也就是所谓一片红。
曾在网上读到很多上海以外城市的老三届回忆知青生活的博客或帖子，不少人对当年上海老三届的毕业分配居然还有进工矿企业的，感到大惑不解，甚至有些愤愤不平：什么我们这里的老三届清一色上山下乡，上海却有分配到工厂的？也有外地的朋友与我聊起过此事：你们上海真的很特殊，在文革那样的年代里，全国的老三届都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唯独你们上海的老三届可以进工厂当工人，可以去商店站柜台，是不是中央给的特殊政策？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真的一无所知。其实，我也是很晚才知道，当年除上海以外许多城市的老三届，毕业时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但上海是不是全国唯一有分配到工矿企业的，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特殊政策，我就真的知道了。我很想知道，却无从查考。我也曾与一些同龄人聊过这个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当年的上海是全国的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劳动力需求非常旺盛，正常情况下，每年都有大量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落榜的学生进入工商业系统，老的退休，新的进入，形成新老交替基本平衡的人力资源格局。突如其来的文革打破了这种平衡，从1966年年中到1968年年末的两年多时间里，上海工商企业的老职工陆续退休，新人的进入却几乎断档。上海的工商企业大多是解放前留存下来的，老职工多，那时一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必须回家颐养天年，绝无返聘一说。如此这般，企业用工上的青黄不接就在所难免了，因此亟需新鲜血液的输入。这样的说法貌似合理，却找不到公开的官方文件的支持，比如通知、细则、条例之类。或许真的只是地方性的政策，并无特殊政策之说。反正在最高指示尚未出台的1968年12月22日之前，按四个面向的原则搞毕业生分配，政治上绝对可靠，大方向始终正确。
四个面向首当其冲是面向农村，上海的66、67两届毕业生分配，便顺理成章地从上山下乡开始。当年不知道是谁将这样的顺序归纳为先农后工，并很快在66、67届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中传播开来。至于什么人应该先农，什么人可以后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似乎并没有太清晰的概念，事实上直到今天我都没能搞得一清二楚。只大致知道，被分配的对象有弟弟妹妹的，一般都要去农村。另外，一个家庭中若有两个66、67届毕业生，一个铁板钉钉要去农村，另一个基本可进工矿。同样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将这种并不白纸黑字公诸于众却被后来证实基本属实的政策，归纳为一工一农两丁抽一。
我家就兄弟两个，哥哥是66届高中生。他就读的复兴中学是上海市的市级重点中学，有部分学生试行五年一贯制的中学教育，也就是不分初中高中，整个中学教育从中一到中五一气呵成。哥哥读的就是五年制，否则他就与我同属67届了。不过就当时的毕业分配政策而言，即便这样对我们家庭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一个66届一个67届是两丁抽一，两个67届也是两丁抽一。然而对有些家庭就影响深刻且深远了，比如我的一户邻居，家里三个小孩，老大67届高中，老二原本是67届初中，因为初中一年级时患急性肝炎住院隔离了一个月，出院后又病休了一段时间。这位原本与我同届的邻居，平时功课不错，在家病休时也自学了一些课程，按理说期末考个及格应该没问题，但他的知识分子母亲觉得初中的基础一定要打得很扎实，于是主动要求留级，这样就留到了68届。初一读了两年，基础确实是扎实了，只是到老三届毕业分配的时候就悔不该当初了。他的哥哥去了黑龙江农场，到他毕业分配的时候，两丁抽一成了并不遥远的回忆，于是光荣加入一片红的知青大军，插队落户去了安徽。
我哥哥报名去了上海市郊崇明的农场。虽然农场是按月拿工资的，当时很舶来地称之为农业工人，但毕竟也是农村，面向农村的大方向无可挑剔，这也就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工矿的大门。光荣榜贴出来以后，哥哥领到了几张购物票证，一床棉毯，一顶蚊帐，一个草绿色的水壶，一双长筒胶鞋，等等。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凭票供应的。哥哥他们是上海老三届毕业生分配最早去农村的，记得是1968年的初夏。送走了哥哥，我又陆续送走了几位去云南、江西、安徽、吉林等地插队落户的同班同学。火车站台上的话别，车窗那边的同学对着车窗这边的我，几乎都会说相同的话：你开心了，马上就要成为工人阶级了，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插兄插弟哦。
先农热潮进入尾声，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锣鼓声渐渐平息。1968年11月下旬，我拿到了后工的通行证，被分配到上海第六印染厂。父亲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到通知单看了许久，完了只皱着眉头嘀咕了一声：“印染厂啊。”第二天，父亲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去打探坐落在杨浦区昆明路上的这家印染厂。回家后面露喜色：“我去看过了，这家厂蛮大的，问了门卫，说有一千多人呢！”后来才知道，我家弄堂口的宝安路上有一家洗染工场，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块空地，空地上杵着许多用粗毛竹搭成的三脚架，三脚架与三脚架之间牵着粗绳子，上面晾满床单、枕套、工作服等，十来个穿着高筒胶鞋戴着胶皮围兜的工人，蹚着满地的污水忙进忙出，把晾干的衣物收下来，再把洗好或染好的衣物挂上去。这种洗染工场上海人称为汰衣裳作，大多是集体所有制的小作坊，工人不仅工作辛苦，收入也较低。在轮船公司做财务的父亲，从来没接触过此类工厂，想当然地将印染与洗染混为一谈，以为我去的工厂也像弄堂口的汰衣裳作一样，难怪要皱眉头了。至于父亲因打探到一千多人而面露喜色，是因为在当年上海人的心目中，职工数过千的工厂已经是很大型的企业了，福利待遇一定不会差。当时的上海虽然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但数以万计的工厂大多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中小型企业。公私合营前，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小工厂、小作坊也不鲜见。像外省市那些新兴工业城市中职工数动辄过万甚至数万的特大型工矿企业，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屈指可数，且大多是解放后兴建的。至于上海的宝钢、金山石化等特大型央企，则是文革末期和改革开放后的事了。如果说一千多人只是个数字概念，那么，企业的官本位级别更能说明问题。我所在工厂当年是县团级单位，也就是说，厂长和党委书记享受的是与县长和团长相同的政治待遇。政治待遇无非是能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能阅读什么级别的文件、能有多大的人事任免权等等，这些对平头百姓而言显然很遥远，且当年的上海人官本位意识本来就比较淡漠。于我而言，对县团级最直观的认识和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那张购买机票的专用介绍信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后期，我被调到新组建的经营科，有了一些出差的机会，也开启了我空前不绝后的乘飞机经历。那时购买飞机票是要凭单位介绍信的，而且出具介绍信的一定要是县团级及以上级别的单位。不达标的小企业，就只能去官大一级甚至两级的上级主管单位开介绍信了，正应了老上海人的那句俚语：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在那时的所有企业都流传有绪，亲缘关系绝对清晰可靠，通常是企业上面有主管公司，公司上面有主管局，局上面有主管部。比如我们印染厂，上一级是上海印染工业公司，再上一级是上海纺织局，通天就到纺织部了。拿着盖有厂长印鉴的购买机票专用介绍信，我购买过几次机票。记得有一次拟去广州参加广交会，购买机票的介绍信已经到手，后因故取消了出行，那张未使用的介绍信就留在了我手里。前几年清理书柜时曾见到过这张三十多年前的已略微泛黄的介绍信，厂长的印鉴依旧鲜红，而我曾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却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就已黯然谢幕。凭专用介绍信购买机票的规定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购买机票就只须凭身份证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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